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关于“历史上的中国”的讨论持续至今，但并没有得出一个完善的结论，以致“何以边疆”“何来中国”依然是当今学界热议的议题。回顾以往的讨论，聚焦“中国”概念而将讨论带入了“以谁代表中国”的误区，不利于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中国”是争夺“正统”的需要而被强化，“天下”才是指称王朝疆域的概念。“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是少有的能够跳出误区的专论，遗憾的是未得到学界关注。在“整体性”视角下“中国”和“边疆”共同构成了“天下”，并不存在谁加入谁的问题，“中国”与“边疆”的关系及其共同缔造多民族国家中国的过程，可以用“水系”来比喻，历代王朝(中国)是水系的干流，非历代王朝(边疆)则是支流，共同构成“水系”整体。

关 键 词：“天下”  “中国”  “边疆”  “中国历史的发展的整体性”  “历史上的中国”讨论

如何认识“中国”与“边疆”本是在诠释中国历史时困扰我国史学界的一大难题，而当今随着政治学、民族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学者介入边疆研究，“何以边疆”“何来中国”却成为不同学科学者热衷讨论的话题，相关专题的讨论会不断见诸各种媒体。回溯历史，实际上类似的讨论在“中国”和“边疆”概念出现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而且相关争论不仅在东晋南北朝、辽宋金的大分裂时期，就是元清两代实现中华大地的“大一统”时期都曾经掀起过讨论高潮，严重影响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历史的走向。源自20世纪50年代的讨论虽然围绕“历史上的中国”范围展开，但如何定位历代王朝和边疆及边疆政权在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则成为争论的问题，实质则关乎对多民族国家中国属性的认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下，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赋予了“中国”与“边疆”的讨论更丰富的内涵与更重要的意义。

本文试图在回顾“历史上的中国”的讨论基础上从“天下”的视角就“中国”与“边疆”的关系谈点粗浅的认识，希望有助于认识“历史上的中国”讨论的意义及研究存在的误区，进而为客观认识“中国”与“边疆”在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中的不同贡献提供一个新视角和新方法，助力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大业，同时也助力于中国特色中国边疆学“三大体系”建设。

一、“历史上的中国”讨论的意义和研究误区

“中国自古就是统一多民族国家”，不仅是得到很多中国人认同的观点，更是在众多论著中经常可以见到的表述，①但是多民族国家中国是否是“自古”就有在学界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因为尽管存在着被称为“二十四史”的所谓“正史”系列古籍，但如何认识和诠释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在我国历史学界尤其是中国民族史学界还是存在比较大的分歧，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出现过两次争论高潮。②

第一次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1951年5月5日，白寿彝先生针对如何确定中国历史的叙述范围，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一文。文中提出“我们在本国史上怎样处理祖国国土的问题”有两个办法：一个方法是以“历代皇朝的疆域”作为不同时期中国“国土的范围”，但这一范围在不同时期会有“变更或伸缩”；另一个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范围为基础，“由此上溯”依据“有历史以来，在这土地上的先民的活动”再来确定范围。文中白寿彝先生最终认为后一种是“正确的办法”。[1]因为历代王朝叙事体系是我国史学界的传统做法，白寿彝先生此文引发了国内学界的广泛讨论，以《光明日报》和《文汇报》为主要载体，翦伯赞、吕振羽、何兹全、孙祚民等众多前辈学者纷纷围绕白寿彝先生提出的如何确定“历代国土范围”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可以将此次讨论视为第一次研究高潮。遗憾的是，这次讨论因“文革”的出现而中断，而从当下依然有学者坚持历代王朝叙事体系看，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和起到应有的作用。

第二次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1981年5月，中国民族研究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组织的中国民族关系史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议题是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但因为也存在一个需要确定叙述范围的问题，“中国疆域范围”由之也成为与会学者聚焦讨论的重要方面，其中“民族关系与疆域问题”是白寿彝先生大会发言涉及的一个重要内容，而谭其骧先生大会发言的题目则是《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由此引发了学界对“历史上的中国”的讨论热潮，相关论文纷纷见诸不同报刊。

通过两次大规模的讨论，白寿彝先生提出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为范围“由此上溯”的观点似乎得到了国内大多数学者的赞同，但是也不是没有不同意见出现，其中两种反对观点值得关注。一种是以当时孙祚民先生的认识为代表的观点。他认为匈奴、突厥、契丹、女真和蒙古等“这些民族国家对当时的汉、唐、宋、明王朝来说，还是外族和外国……在过去各该历史的当时，这些少数民族，还是独立的民族国家，还未成为中国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从而，它也就只能是一个外族的国家”，进而认为如果按照今天的疆域判定，是“混淆了历史上的‘当时’和现在的‘今天’，就必然把问题导向错误的境地”。[2]第二种是以其后葛剑雄先生的认识为代表的观点。他认为“能不能就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为范围呢？显然也不妥当。因为由于100多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中国已有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攫取。”[3]实际上针对讨论中出现的第一种意见，谭其骧先生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疆域》中已经做出了回应：“我们是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国’作为中国的范围”，进而提出应该以“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以前这个时期的中国版图作为我们历史时期的中国的范围”。[4]谭其骧先生的认识客观上也避免了其后葛剑雄先生所指出的以今天的疆域为范围所带来的问题，并成为其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绘制的指导思想。

综合分析两次讨论聚焦的问题，虽然分别是“历代国土范围”和“历史上的中国”，前者聚焦“国史范围”是为中国历史的书写确定一个明确的范围，后者则是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划定一个明确范围，但涉及的根本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即如何认识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的形成与发展，而其中的关键问题则是如何处理传统话语体系中历代王朝所代表的“中国”和当今多民族国家之“中国”的关系。谭其骧先生提出的主张虽然在中国历史的具体叙述中可以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疆域被蚕食鲸吞的问题做出回应，但似乎和白寿彝先生的观点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依然是在古人和今人“中国”概念的视角下分析问题，也没有从根本上回应孙祚民先生提出的问题，因为古人和今人所提及的“中国”概念不仅在涵盖范围上并不相同，而且性质上也存在巨大差异。今人的“中国”概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其疆域属于主权国家的范围，因此可以作为判定归属的标志，但古人的“中国”概念更多情况下是历代王朝“正统性”的标志，并不具有近代以来主权国家领土的属性，且没有一个明确的范围，无法作为判定归属的标准。正因为讨论最终并没有一个完善的结论出现，尽管以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为范围“由此上溯”的观点得到了国内不少学者的赞同，但相关讨论的文章依然不断见诸报刊，而历代王朝的疆域代表“中国”疆域的说法虽然很少再有学者坚持，但却换了一个新方式出现，即出现了将历代王朝视为延续发展的“中国”，边疆成为多民族国家中国的方式则被视为“逐步加入”的观点，本质还是历代王朝代表“中国”。

“逐步加入”的观点在国内学界有一定市场，但其判定标准却存在着时空错位的问题，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一般不会赞同“中国自古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观点，给出的理由是这种认识否定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并非是“自古”就有的，而是有一个发展过程，③更有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而或提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表现为“各族并非同时加入”，而是“不同时期逐步加入”[5]；或认为“在中国疆域形成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民族和政权主动嵌入正在形成和发展的中国版图之中”。[6]笔者曾经考察过学者认定边疆政权归属的标准也存在不能圆说和标准不一的情况，但历代王朝设置机构进行管理还是主流说法，④说明“逐步进入”在具体认定上虽然各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历代王朝依然是确定归属的重要依据，甚至唯一标准，体现着历代王朝代表“中国”的观念根深蒂固。

面对长期的争论，有学者关注到了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以谁代表中国”：“学界对中国历史疆域问题认识不一，主要是在‘以谁代表中国’的问题没有形成统一认识，有人主张以汉族及其政权代表中国，有人主张以中原王朝代表中国，有人主张以中原统一王朝的疆域代表中国，也有人主张以清前期的疆域代表中国的疆域等等。”[7]仔细分析，“以谁代表中国”和如何诠释中国疆域乃至中国历史虽然有联系，但并不是同一件事情。因为即便是按照传统认识，历代王朝可以代表“中国”，那么除元、清两朝之外的历代王朝的疆域都没有能够涵盖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的所有区域，且“中国”不是表示王朝疆域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完整的行政区域，其含义更多地体现的是“正统”。也就是说，两次大规模讨论虽然针对的是“国史范围”和“历史上的中国”的空间范围，但实际上讨论的目的是解决中国历史阐述的视角与方法，而过于聚焦“中国”概念和“以谁代表中国”反而忽视了“中国”并非传统话语体系中指称王朝疆域，这种情况不仅制约着讨论的进一步深入，也将讨论引入了误区。因为在历代王朝统治者的疆域意识中，“天下”才是表示王朝疆域的用语，“中国”虽然有指称地域的用法，但更多情况下是表达拥有“正统”的要件之一。故而史书中，不仅有“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8]，[9]，[10]的记述，更有“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11]的认识。“中国”只是“天下”的一部分，并非王朝疆域的全部。中华大地上众多王朝对“中国”的争夺，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出于谋求“正统”地位的需要而提出，是各朝夺取“正统”的要件之一。即如宋人富弼所言：“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⑤当时的中华大地上存在着很多的政权，宋的“正统”地位直接面临着来自契丹建立的辽和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的挑战，但和东晋南北朝时期南朝丧失了对“中国”区域的有效控制不同，宋朝拥有对“中国”绝大部分地区的控制权，“中国”是证明其“正统”地位的有利条件，所以在富弼的话语中宋朝才是“中国”，是“正统”。

当今中国虽然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但历代王朝并没有一个将“中国”作为国号，即便是“中国”用于指称中原或汉代的郡县区域，历代王朝的疆域能够与之完全重合的情况也是不存在的。⑥也就是说，“中国”并非专指王朝的疆域，其适用的场景是中华大地上众多政权对“正统”乃至“大一统”的博弈，将其引入“历代国土范围”“历史上的中国”的讨论，和其性质并非完全吻合，不仅无助于讨论的深入反而极容易将讨论引入到“以谁代表中国”的误区，而现实情况却是中华大地上的历代王朝(“中国”)和非历代王朝(“边疆政权和族群”)共同缔造了多民族国家中国，二者合在一起才能完整地“代表中国”，缺一不可。聚焦于“中国”或许也是导致以往“何为中国”长期争论不休的深层次原因所在，因此如何诠释中国疆域乃至中国历史应该摆脱“以谁代表中国”的误区，寻找一个更完善的视角和方法。

二、未被关注的视角：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

回顾在延续数十年争论中出现的众多成果，尽管多民族国家有一个形成与发展的过程的认识似乎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多数学者依然是在“以谁代表中国”的误区中寻找着答案，鲜有能够跳出这一误区，从多民族国家整体发展的视角来审视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历史的论著，但方国瑜先生的《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就是其中的一个。

《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发表于《学术研究》1963年第9期，是第一次高潮期间参与讨论“历代国土范围”的代表性著作。虽然该文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但其视角和观点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下却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因为其跳出了“中国”概念之争的陷阱，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思路。方先生在文中指出其借鉴了吴玉章在1936年发表的《中国历史教程绪论》中提出的“我们应该把各民族的历史合起来成为中国历史”的观点，进而从中国历史的范围、中国历史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中国历史的整体性与不平衡性、整体之内存在差别而歧视是错误的等方面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做了有益探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和历代王朝话语体系不同的视角和方法。方先生在该文明确提出：中国历史既然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各族人民的历史，当然包括“他们全部”。“中国历史是有其整体性的”，统一和分裂“并没有破裂了整体”。这个整体的范围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12]5从表面上看，方国瑜先生对“中国历史范围”的界定沿用了范文澜先生的做法，但其“中国历史”的观察视角已经不再聚焦于指称历代王朝的“中国”概念及其变化上，而是真正指向多民族国家中国发展的最终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研究视角和传统做法已经显现明显不同，结论也自然不同。

阐述中国历史的传统做法一般是从所谓的“正统”王朝夏朝说起，不仅将开始于夏朝至清的历代王朝视为“中国”，而且也将历代王朝的疆域和历史视为今天多民族国家中国的疆域和中国的历史。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孙进己先生在《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13]中认为：“今天的中国境土是逐渐发展而成的，不是自古就这样大的，正是由于今天中国一些民族的祖先，在历史上加入于中国，并把他们居住的土地带入于中国，这些土地才成为今天中国的土地。这些土地不可能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是在不同时期逐步成为中国的，这样就有一个从中国以外转为中国以内的过程，而不可能自古就是中国的。”应该说，孙先生的这一认识是基于将多民族国家中国视为历代王朝所代表的“中国”发展而来的视角下审视中国历史而必然会得出的结论，代表着中国学界的一般认识。这种认识存在的问题是，“今天中国一些民族的祖先，在历史上加入于中国，并把他们居住的土地带入于中国”之“中国”应该是指历代王朝的“中国”，所以就有了“加入”的说法。但是，历代王朝并不能代表多民族国家中国是我国学界多数学者的共识，那么既然历代王朝不能代表“中国”，何来“加入”的问题，显见这一认识在逻辑上还是有待完善，也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

方先生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中的研究视角则超出了历代王朝的视野，虽然方先生在文中也关注到了因为历代王朝而导致的“统一”“正统”等，但是其并没有局限于“以谁代表中国”这一问题展开讨论，而是将在历史上存在于当今960万平方公里领土上的所有政权和生息繁衍在这一土地上的所有民族，都视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于是就有了如下的结论：“统一”是针对政权而言的，一个政权统治可以谓之“统一”。中国历史的发展，“政权统一是正常现象”，但也存在三国、南北朝、五代十国以及辽、宋与金的分立时期。“不论是统一政权与不统一政权的建立，都是在中国整体之内，都为中国历史。”[12]5-6方先生的“中国历史”“中国整体”之“中国”指称的是当今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即中华大地上存在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而非历代王朝为争夺“正统”而自称的“中国”。这是很明确的。与此同时，对于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内出现的所谓“正统”之争，方先生也给出了一个不同以往的结论：“自欧阳修作《正统论》以后，章望之有正统、霸统之说，方孝孺有正统、变统之说，余如苏轼、修端、杨维桢诸人都作了讨论，各有主张”，但只有在一个“整体”之内才会有“正统”“分立”“割据”等说法出现，“只承认一个政权为合法，反映了中国历史的整体性。”[12]7方先生的这一认识无疑是十分准确的。

应该说，这一不同以往的看法最大的贡献是突破了传统对“正统”之争的认识，对于我们理解历代王朝和边疆在缔造多民族国家中国过程中做出的不同贡献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因为在“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视角下，不论是被称为“正统”的历代王朝，还是不被视为“正统”的其他所有政权，二者合在一起才能构成“中国历史的整体”。“正统”王朝和非“正统”王朝之间是否存在政治隶属关系并不影响我们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其中的逻辑类似在传统话语体系中如何看待统一和分裂。如魏、蜀、吴是源自汉朝，虽然互相之间并没有政治隶属关系，但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并不认为它们是三个独立存在而没有任何关系的个体，而之所以将其称之为“三足鼎立”，视为一个完整的三足鼎，是因为背后隐含着一个完整的“天下”。尽管是三个分立的政权，但这个“天下”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反之，将历代王朝视为“中国”是“正统”论主导下中国传统历史话语体系的核心内容，而也只有在此视角下将获得“正统”之称的历代王朝视为“中国”，不仅不能客观完整地体现出中国历史的“整体”，也会得出存在逻辑问题的“逐步加入”的不完整的认识。

从“整体性”的视角看待王朝国家疆域的做法由来已久，既有古人，亦有今人。古人如唐人李大亮，用“树”来比喻唐朝“天下”的人群：“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14]其中的“中国百姓”无论是从地域范围、政权指向，还是人群分布似乎可以对应传统话语体系中的唐朝所代表的“中国”，而“四夷之人”则对应的是非“中国”的其他区域，但是这种划分存在的前提是“天下”和“树”，即“中国百姓”与“四夷之人”共同构成了“天下”“本根”和“枝叶”共同构成了“树”，而“天下”与“树”则是完整的整体。李大亮“树”的比喻从一定意义上也印证了方先生“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实际的。

今人则如翦伯赞先生也是从“整体性”的视角看待中国历史。翦先生在其遗作《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一文中曾经认为：“由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有时是统一的，有时是分裂的。在统一时期，这些民族就纳入汉族或其他统治民族的统治范围之内，在不统一的时候，它们就摆脱了汉族王朝或其他支配民族所建立的王朝的统治，形成许多独立的王国，甚至一个民族还分裂为几个独立的王国。怎么能说它们和汉族王朝脱离从属关系以后不算中国人呢？在我看来，出现在中国史上的一些民族，作为一个民族，他们和汉族是属于不同的民族，但作为多民族国家的一个成员，不管在分裂时期或统一时期，也不管是纳入或未纳入汉族王朝统治范围之内，应该承认他们都是中国人。”[15]翦伯赞先生的上述叙述逻辑和方先生的“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可谓异曲同工。但是，针对翦伯赞先生的上述认识，有学者则引用孙祚民先生反对白寿彝先生观点的理由，将其视为“混淆了历史上的‘当时’和现在的‘今天’”，以此来质疑翦伯赞先生的这一认识，认为翦伯赞先生是用“今天中国的概念”去“去硬套”“当时尚未加入中国的各族”，“是违背历史的”。[13]实际上恰恰相反，存在逻辑问题的并非翦伯赞先生，反而是持有“加入”观点的学者“混淆了历史上的‘当时’和现在的‘今天’”。因为翦伯赞先生表述中的“中国”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其背后的逻辑也是历史上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之内的所有政权和人群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权和中华民族的成员，反而是质疑者犯了将指称历代王朝的“中国”等同于当今多民族国家中国的逻辑错误，所以出现了如下的错误认定：“由于今天的中国一些民族的祖先，在历史上加入于中国，并把他们居住的土地带入了中国，这些土地才成为今天中国的土地。”即他自己是用古人的“中国”概念去判定古代“中国的各族”“加入”到当今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完全忽视了历代王朝的“中国”和当今“统一多民族国家”并不等同，属于时空错位的做法。而从“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视角审视中国疆域和历史，根本就不存在“加入”的问题，因为历代王朝的“正统”和非历代王朝的边疆政权共同缔造和构成了“中国整体”，“加入”指称历代王朝的“中国”与否并不妨碍认定非历代王朝的边疆政权及其区域和人群也属于“中国整体”。也就是说，从方先生“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视角审视，翦伯赞先生的上述认识是完全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的，也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不论是被称为“中国”的历代王朝还是非“中国”的边疆政权及其族群都是在“我国国土之内”，“构成一个整体”。

由此看，不同认识的出现不仅仅是对“中国”概念的认定存在着差异，更在于分析问题的视角存在不同，而翦伯赞先生的认识同时也佐证了方先生“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视角适合诠释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方先生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之“这块土地”不加辨析地对接于白寿彝先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似乎也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定位难以做到完全吻合，存在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因为一方面这一范围的认定无法回应上述葛剑雄先生提出的近代以来多民族国家中国领土被列强的蚕食鲸吞，另一方面既然认为生息繁衍在我国国土之内的不同民族“构成一个整体”，[12]17那么认定“构成一个整体”的标准是什么，以及将其范围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的依据是什么等，方先生并没有做出进一步说明。如前所述，在中国传统话语体系中，用于指称“大一统”疆域的用词是“天下”，方先生文中“正统”论中所谓“承认一个王朝为正统，其余则为地方割据的政权”也是针对“天下”而言的，并非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故而，“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依然需要在传统的“天下”语境下进行分析，才能更符合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历史的实际。

三、“天下”与“水系”：整体的视角

当今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是经过了数千年的发展才形成的，表面上看“以谁代表中国”的争论目的是为中国历史书写明确一个客观恰当的空间范围，尽管空间范围的讨论少有学者给予关注，但讨论聚焦的关键性问题则是如何定位历代王朝和边疆的关系及其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而这也是相关争论持续近百年的原因和讨论的现实价值所在。鉴于“中国”含义的复杂性，且并非指称王朝疆域的专门性用语，具有地域含义的“中国”区域和非“中国”共同构成了表述王朝疆域范围的“天下”；而类似的情况在描述水系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也经常出现，如黄河水系由被称之为“黄河”的干流和没有被称为“黄河”的众多支流构成。受到方先生“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的启发，笔者试图用“水系”来描述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一方面有意摆脱“王朝国家”和“民族国家”视角对有中国特色中国历史话语体系建构带来的困扰，另一方面则期盼寻找一个符合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形成与发展阐述的视角和方法。

当今的多民族国家中国是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族群共同缔造的，就政治格局演变而言，在传统的话语体系中有一个被称之为“中国”的王朝系列，即夏、商、周、秦、汉、三国(魏、蜀、吴)、晋、南北朝(南朝：宋、齐、梁、陈；北朝：北魏及其后的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梁、唐、晋、汉、周)、宋、辽、金、元、明、清等所谓的“正统”历代王朝。这些王朝由于是“正统”争夺的获胜者和宣示“正统”的需要而不仅被今人视为历代王朝，记录其历史的史书也被称之为“正史”纳入传统的中国历史叙述体系之中，构成了今人撰著中国通史的主体框架。而在历代王朝之外的中华大地上还存在过更多的政权，不仅有实现了局部统一的匈奴、鲜卑、高句丽、突厥、薛延陀、回纥、渤海、南诏、吐蕃、西夏、大理等未能够列为“正统”，就是匈奴、鲜卑、羯、氐、羌进入中原地区建立的汉(前赵)、成汉、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后秦、西秦、后凉、前凉、南燕、北凉等政权则被称之为“五胡十六国”，不仅不在“中国”之列，且其在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被视为“乱华”而加以否定。在这些政权中，并没有一个以“中国”为国号，但“中国”却是“大一统”政治体系的核心标志，用于指称“王”(皇帝)理想和现实中直接管辖的区域，经过了指称“京师”“郡县”等发展过程，“中国”取代“天下”称为指代具有主权国家疆域性质的多民族国家则是具体体现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朝和俄国签署《尼布楚条约》中。条约中不仅出现了“将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为界，河之南岸属于中国，河之北岸属于鄂罗斯”等表述，而且清朝的谈判大臣也直接称之为“中国大圣皇帝钦差分界大臣、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16]，体现着清朝疆域从传统王朝国家向多民族国家疆域属性的转变，“中国”成为多民族国家的简称。也就是说，出现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政权，也只有少数的被视为“正统”的历代王朝具有“中国”的身份，其他政权虽然最终的流向也是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但没有此殊荣。

传统话语体系中的“天下”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区域界定，但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则对“天下”给出了一个范围：“中华民族的家园座落在亚洲东部，西起帕米尔高原，东到太平洋西岸诸岛，北有广漠，东南是海，西南是山的这一片广阔的大陆上。这片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形成一个地理单元。这个地区在古代居民的概念里是人类得以生息的、唯一的一块土地，因而称之为天下，又以为四面环海所以称四海之内。这种概念固然已经过时，但是不会过时的却是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17]这一地理空间，不仅是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家园，同时也孕育了黄河和长江等水系，尤其是黄河被称之为“母亲河”。中国古人对黄河的关注虽然可以追溯到很早，但对其源头的探查则一直持续到清朝。史载：乾隆四十七年(1783)，乾隆皇帝“命馆臣编辑河源纪略”，“遣大学士阿桂之子乾清门侍卫阿弥达前往青海，务穷河源，告祭河神，事竣复命并据按定南针绘图具说呈览。据奏，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语阿勒坦即黄金，郭勒即河也。此河实系黄河上源，其水色黄，回旋三百余里，穿入星宿海。自此合流至贵德堡，水色全黄，始名黄河。”⑦黄河虽然在贵德堡段因为水色变黄而始称“黄河”，但发源于青藏高原的扎曲、约古宗列曲和卡日曲是其源头则似乎是共识。也就是说，扎曲、约古宗列曲和卡日曲虽然不被称为“黄河”，但其属于黄河水系。而自贵德堡段后的黄河一路蜿蜒，途径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九省区，在山东入海。黄河从源头到入海口，干流全长5464公里，流域面积达75万平方公里。“黄河支流众多，从河源的玛曲曲果至入海口，沿途直接入黄河的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支流共219条，组成黄河水系，使其成为我国的第二大河。支流中面积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有76条，流域面积达58万平方公里，占全河流域面积的77%；大于1万平方公里的支流有11条，流域面积达37万平方公里，占全河流域面积的50%。由此可知，较大支流是构成黄河流域面积的主体。”[18]也就是说，虽然都是黄河水系的组成部分，但只有从源头到入海口全长5464公里的干流被称为“黄河”，而多达219条的众多支流虽然属于黄河水系，但也并没有“黄河”的称号，这一点和中华大地上的历代王朝被视为“中国”与其他众多王朝或政权不被视为“中国”的情况非常类似。

笔者觉得用类似黄河水系的叙述方式来类比描述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似乎更吻合，也更有助于理解方国瑜先生的“中国历史发展整体性”：被视为“正统”的历代王朝既然被称为“中国”，而“中国”最终又成为多民族国家的简称，那么其在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历史中的地位类似于黄河水系的干流。而被排除在“正统”之外的其他更多政权，虽然没有“中国”的名号，但最终的流向却是多民族国家的组成部分，其在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历史中的地位类似于黄河水系的众多支流，虽没有名号，却“构成黄河流域面积的主体”，二者都是多民族国家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这一表述不仅有助于理解方国瑜先生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也有助于认识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历史上的中国”讨论出现歧义的原因，更有助于中国特色中国历史话语体系的建设。

在这一视角下审视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方国瑜先生在中国历史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中国历史的整体性与不平衡性、整体之内存在差别等三个方面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做了分析，笔者认为似乎还可以从三个方面做调整和补充。

(1)在地域空间上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是在“天下一体”或“天下国家”观念的基础上呈现从局部统一到“大一统”的发展轨迹。“天下大同”是传统“大一统”的主要内容和最高政治追求，但在具体实践中即便是实现“大一统”的王朝，除清朝之外的其他王朝疆域主要是实现了对“中国”所代表的腹心区域的统一，和理想中的“天下”也往往难以实现完全的重合，在更多情况下实现局部统一的数个或多个政权并立于“天下”是基本常态，“有疆无界”是突出特点。但是，“有疆无界”的状态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随着《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清朝的疆域具备了“有疆有界”的主权国家疆域特征，“中国”与“天下”在空间范围上实现了重合。

(2)在社会空间上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是在“华夷一家”观念的主导下呈现从“五方之民”，经过“华”与“夷”二元结构的持续磨合，最终凝聚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发展轨迹。中国、戎、夷构成的“五方之民”是先秦时期形成的人群划分观念，但这种划分方式在秦汉以后出现了变化，一方面演变为“华”与“夷”或称之为“中国百姓”和“四夷之人”的两大群体，另一方面“华”与“夷”也被赋予了政治含义，用于指称“正统”与“地方”，影响着人群的凝聚和整合。元朝和清朝则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较大创新，前者用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重新整合人群，后者则是在“满洲根本”的前提下试图消弭“华夷中外之分”，引导着“天下”人群的凝聚。但尽管存在各种观念，“华夷一家”观念却是被广泛认同的，且在中华大地上出现的王朝和政权基本都是多族群共存的，而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视角下不同族群之间关系的发展呈现持续交往交流交融的趋势，并最终以中华民族“一体”的身份完成了凝聚交融。

(3)在文化空间上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也是呈现由“多元”到“一体”的发展轨迹。“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礼记·王制篇》)不同环境造就了不同文化是先秦时期就已经清晰的认识，司马迁在其《史记》中依据物质文化的差异有“城国”和“行国”的划分，尽管文化的“多元”呈现多种样态并存的状况，但“一体化”是其发展趋势，秦朝“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19]是历代王朝“一体化”努力的突出代表。

值得特别说明的是，“黄河水系”只是一个用做比喻的对象，并非是将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其他水系内存在的政权排除在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之外。在“水系”视野下审视“中国”与“边疆”的关系，二者不仅仅是简单地构成了一个传统话语体系中的完整“天下”，而且在不同时期“中国”“边疆”及其相互关系呈现不同的样态，至清代以清朝和俄国《尼布楚条约》的签订为标志，“中国”不仅成为清朝多民族国家的代名词，而且也具有了指称清朝主权国家疆域的属性，在政治地理空间上“中国”和“天下”实现了重合，多民族国家疆域实现了从传统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的转变。⑧当今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则是在近代殖民势力对多民族国家疆域蚕食鲸吞后的结果，因此“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不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土”为范围，而应该以康熙二十八年(1689)《尼布楚条约》的签订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的清朝疆域为范围才更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只有这样，中国历史的“整体性”才能够得到完整体现，由此而构建起来的话语体系才能完善，不仅是对习近平主席“四个共同”理论的完美支撑，也有助于“四个与共”意识的实现和巩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是新时代我国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采取的重大举措，而客观诠释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这也是众多学科的学者关注“何以边疆”“何来中国”的直接诱因。在这种情况下，回顾和总结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历史上的中国”的讨论不仅有着非同一般的现实意义，更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因为持续至今天的讨论依然很少有学者能够跳出“以谁代表中国”的误区，认识到实际上指称传统王朝疆域的用词并不是“中国”而是“天下”，因此需要有一个视角的转变，在“天下”这一传统认识下审视“中国”与“边疆”及其关系，而不是将其对立起来。方国瑜先生提出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视角不仅有助于将我们的讨论回归到“天下”这一历史本真语境之下，更有助于我们客观认识“中国”与“边疆”之间的密切关系，二者不是对峙的独立个体，而是共同构成了“天下”这一整体，以此审视学界颇有市场的“逐步加入”观点，其认定标准是存在时空错位的，并不适合诠释多民族国家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因为在传统的“天下观”中“中国”与“边疆”自始至终都是“天下”的组成部分，并不存在先后“加入”的问题，而是不断持续加强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只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的范围应该从传统王朝国家向主权国家转变的视角来定位这一“天下”演变而来的区域，即康熙二十八年(1689)《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清朝的疆域为其范围。

①在中国知网以“中国自古就是统一多民族国家”为题进行全文检索，可以得到24205条文献数据，既包括硕博学位论文，也包括了众多期刊论文，体现着这一认识具有普遍性。访问时间：2022年6月20日。

②两次大讨论的代表性成果，分别被辑录于《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③参见张旋如：《民族关系史若干问题的我见》，《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

④参见李大龙：《如何诠释边疆——从僮仆都尉与西域都护说起》，《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7期。

⑤[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戊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640-3641页。

⑥有关“中国”概念的使用，亦可参见胡阿祥：《吾国与吾名——中国历代国号与古今名称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历代王朝的政区情况，可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

⑦《清高宗实录》(23册)卷1160“乾隆四十七年七月己酉”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版，第544b-545a页。

⑧参见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李大龙：《“中国”与“天下”的重合：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史轨迹——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理论研究之六》，《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