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简称香港国安法）的实施，港人应该回归理性，在宪法、香港基本法、香港国安法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涉港法律所确立的法治轨道上，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香港社会治理新秩序。

“见好不收”迫中央出手

第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香港国安法完全是被香港非理性逆流形势逼出来的。

我注意到了，香港一些人认为国安法条文“相当辣，甚至是有意地辣”，从专业的角度来看，确实有些条文是针对香港“量身而作”，独具特色的。但所以然者何？

一是这次风波、暴乱中的主事者得寸进尺、得意忘形，与以往香港社会出现的见好就收的“抗争”大不相同。2003年因为特区政府要落实宪制责任，进行基本法第23条立法，香港出现大批市民上街游行，加上个别议员“临时倒戈”，特区政府作出让步，停止了23条立法工作，而香港社会很快就平静下来；2012年7月特区政府准备推动“国民教育”工作，几万人集会抗议，后来特区政府作出让步，停止了这项工作，香港社会也是很快平静下来。

但这一次与上述两次不同，特区政府2019年2月因台湾杀人案，启动修订《逃犯条例》工作，引发香港社会反对的风波涌起。当特区政府宣布撤回修例之后，按照以往的情况，香港社会应该逐渐平静下来。但事与愿违，这场风波不但没有随着政府的让步而消散，相反愈演愈烈。

如同施永青先生指出的那样，某些年轻人误以为，即使堵路、破坏交通灯、拆毁围栏、侵犯私产，掟砖伤人，都不一定会惹来法律后果。他们甚至会被誉为有理想的优秀青年，是其他年轻人的学习榜样。如此才导致有部分年轻人在参与“社会运动”时表现得如此肆无忌惮。这是回归以来所没有的新情况。

二是平时持中间立场的一些人放弃和平对话、和平游行的理性主张，对涉世不深、误入歧途的青年黑暴分子不但不加引导、阻止，反而在一段时期内默许纵容，直到殃及自身生活工作才感到大事不好，但已束手无策，不得不呼唤中央和特区政府出手相救。这也是回归以来出现的新情况。

三是蔡英文为了她的选举，打压承认“九二共识”的竞争对手，支持香港暴乱；美国反华势力为了保持其“世界老大”的地位，企图改变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遏制中国和平崛起；香港反对派为了在未来的选举中捞到选票，拚命在暴乱中“抽水”。这都是回归以来出现的新情况。

各种目的不同、但都想浑水摸鱼的水流汇聚到一起，成了香港社会自身再也无法自救、无法自拔的泥潭。实事求是地说，即使在暴徒之中，也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能够掌控这一疯狂的乌合之众，如同当年非法“占中”发起人最后也被狂热的参与者抛到一边般，反对派无人能够掌控暴乱局面，只能一味抽水。

为了救几百万香港同胞於水火之中，为了14亿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央不得不出手制定香港国安法。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过，人是目的，物是手段。事实证明，依靠香港现行法律已无法止暴制乱，所以，中央只能从香港实际出发，制定管用的法律，保护香港绝大多数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第二，期盼香港社会回归理性。所谓回归理性，就是要回到“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切实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包容共济促进和谐”的正确道路上来。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香港回归以来，尽管历届特区政府都积极努力地培育新的支柱产业，但一直效果不彰。没有新的支柱产业，年轻人的创新创业等上升渠道就堵塞了。

经济不增长，就业有问题；就业有问题，住房有问题。一系列的民生问题必然接踵而来。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途径不仅仅给困难群体“输血”，更重要的是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激发大众创新、创业的热情和行动，激活大众的“造血”功能。

国安教育要进课堂进教材

民主的实质是监督政府，选举仅是其中选项之一。一些人想倒退到港英时期，但英国人百多年来都不让香港搞民主。

现在不是不搞民主，而是要搞什麽样的民主。是要通过民主选举选出对抗中央政府的人吗？是要选出勾结外国势力、遏制中国和平发展的民族败类吗？是要选出不懂经济、不懂管理、只会搞民粹主义的变色龙政客吗？这些显然是不行的。

香港反对派中本来有些人是主张与政府对话、反对违法“抗争”的，但就是为了捞取选票而背离初心，落入疯狂的潮水中。民主应当理性，然而有时却会使人疯狂。

包容共济，就是开展对话，发展协商民主。香港素有“行政吸纳政治”的协商对话传统，香港反对派也不是没有尝到对话协商的甜头。现在尘埃落定，还是坐下来和政府协商解决问题吧。票决民主和协商民主如今是世界两大民主形式，香港不要死守一种。协商民主的精神就是社会各界、各方共建、共治和共享。

第三，积极实施国家安全和国民教育。香港大概是世界上唯一缺少国家意识的地区，许多报纸至今还是分为“香港版”和“中国版”；过去国家领导人到香港特区被说成“访港”，直到2017年才被纠正为“视察香港”；过去特区官员到北京述职，特区官员和中央官员面对而坐，似乎两者平起平坐，直到近年才改为中央主要领导人坐中间，主持述职，其他人坐在下方。这才体现了“一国”高於“两制”的原则。身教重於言教。

国家安全和国民教育的成功与否，关键是能否进课堂、进教材、进考试，关键是抓好教师的培训、授课资格。现在有了香港国安法，政府有依靠、有抓手了，绝对不能错失良机。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港英政府几乎从不任用华人担任高官。后来觉得香港回归不可阻挡了，才任命几个华人高官，但这些华人高官无权参与决策。

回归后实施“港人治港”，但管治能力总要有一个锻炼、提高过程。我们相信，香港特区政府会在风风雨雨中百炼成钢，成为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熟练水手。

郝铁川，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院长、华东政法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