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隐派，是红学中的一个十分特殊的派别。作为一个学派，无论是它的学术思想，还是治学路数，都实在叫人不敢恭维。一些索隐著作中，把《红楼梦》这部小说所塑造的完整艺术形象撇在一边，而对书中的某些字句或情节做猜谜式的处理，用来牵合比附某一历史事件或某一历史人物的活动，然后得出结论：《红楼梦》是写某势家豪族的家事，甚至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等等。
这样的研究，一些人觉得很古怪，甚至荒唐，而另一些人，则仍然兴味饶然不断地去索书中之隐。这个事实，的确也是红学史上一桩有趣的公案。非议者无论如何非议，索隐者照旧大索其隐，乐此不疲。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个学派甚至还颇成一番气候。不仅一般学者写出若干索隐之作，而且连蔡元培这样的一代大师，也在这方面大下功夫，作有《石头记索隐》，成为索隐派的代表人物。
为什么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个中必有奥秘。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学派，这也是在力求探究《红楼梦》的底蕴。如果，把这个学派思想和方法的形成，放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环境中去察看，就不难发现：这个学派的产生，还是中国一种文化现象的必然。
一
《红楼梦》是一部奇书，研究者如何对待它，却各不相同。索隐派的做法，尽管人们认为那是把小说看作一道颇难索解的谜，此谓“探赜寻微”，不过是在破打谜底。但索隐者认为，《红楼梦》一书，含蕴深微，“铺叙之语，无非假语；隐含之事，自是真事”。“不求其真，无以见是书包孕之大；不玩其假，无以见是书结构之精。”[1]在小说中，作者“为存一代史事，故为穿插”，索隐者却将其“完全证出，成为有价值之历史专书”[2]，意义何其重大！
索隐者之所以有如此这般的见解，其中最直接的缘由，自然是小说本身的特点。从小说看，无论是全局构成，还是书中的某些情节和语言，都确实有诸多闪烁含隐之处。这就不能不引起读者去追究个水落石出。
小说的卷首楔子（或者说，脂砚斋在卷首总批中转述作者自云创作缘起），开宗明义，作者径自宣称，小说中“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书中的两个人物：甄士隐和贾雨村，也正是指明这层纲领性的含义。这样，就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疑问：这隐去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真事？
这个问题，刘梦溪在《红学》一书中曾做了论述。他引了全书楔子的整段文字后说：“既然作者自己说，他写这部书的时候已经‘将真事隐去’，书中的两个人物甄士隐和贾雨村具有象征意义，那么，‘隐去’的‘真事’究竟是什么？由不得动人寻根问底之想。”
的确是这样。要探究一部作品的含蕴，还能有谁的话比作者的自白更值得注意呢？所以，读者由此而引起各种各样的猜测，那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这段“作者自云”，并不仅仅是孤立地存在于卷首，而那层关于真真假假的意蕴，可以说是贯串全书。在《红楼梦》中，大至总体布局，小至情节人物，都时有透露。如小说既以主要笔墨写都中贾家两府的活动，又不时顺笔带及金陵甄家；既正面着笔写男主角贾宝玉，又通过小说人物的对话，侧面写甄宝玉。这“甄”（真）家“贾”（假）家，若即若离，遥相映照。尤其是太虚幻境牌坊的那副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把全书内容的真真假假，概括得又是明确，又是迷离。
说它明确，这在于它点明了书中所写的人物和故事，不过是一种假托，而这些假托的人物和故事，又有真人实事的依傍，应该看作是真；但那笔下所及的，即使说是“甄”（真），也仍然是假托。这就无异于告诉读者：书中说的无论是真还是假，它的背后，都还别有一番真情实事存焉。那么，这背后藏隐着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真情实事，始终令人感到深微莫测。所以说，这又是迷离的。
这样说来，所谓“将真事隐去”非徒空言，而是大有深意。因此，读者着意去“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就很可理解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书中这些迷离扑朔的话语，本来不算是什么破解不开的哑谜。无论是“作者自云”的“真事”与“假语”，对联所概括的真真假假，还是全书时有所及的“甄”（真）家和“贾”（假）家，都是有线索可循的。如果，从小说艺术的一般规律来说，无非是说明书中的艺术形象与生活素材之间正常而又特殊的联系而已。作为小说艺术大师的曹雪芹，他与古今中外其他大师一样，文思和灵感都是根植于生活现实的土壤之中，当他进入艺术创作的时候，并非一空傍依，而是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作为艺术构思的凭依和起点。拙著《红楼梦纵横谈》中的“假作真时真亦假”“甄士隐与贾雨村”等篇，对此也曾有所说明。总之，从生活素材和艺术形象之间的关系来说，《红楼梦》中的真真假假，究竟指的是什么，本来是不难索解的。
可是，所谓生活素材与艺术形象的关系云云，却是现代小说理论中的问题。在曹雪芹的时代，还没有什么理论著作对这些问题做过明确的阐述。尽管，在中国小说史上，作家在创作实践中都时而需要处理从素材到艺术形象关系中的问题，但作者和读者能从理论上明确这些问题，却是很晚近的事。长期以来，读者接触到某一部小说时，往往只能从传统小说的观念来认识小说中的情节和人物。因此，当作者曹雪芹在书中提到一大堆真与假的问题时，读者就不免做出一些稀奇古怪的猜测。
二
为什么读者从传统的小说观念出发，会对小说做出某些古怪的猜测呢？
因为，传统的观念中，“小说”这个词语所包括的内容，与今人所指的这一文学样式，既有相关的含义，又有很大的差异。《庄子·外物篇》所说的“饰小说以干县令”，如果说还仅仅是这个词语的最初出现，那么从桓谭《新论》说的“丛残小语”[3]，到班固《汉书·艺文志》，到小说家的一类，著录其书，并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4]所谓“小说”的传统观念，这时已经初步形成。于是，后人遂把名人逸事、随笔、杂俎、掌故，还有相当于今人所指的小说等，都包罗到小说这个门类中去。因此，作者和读者，对于小说都以内容的真实为尚。不过，这里所说的“真实”，并非现代小说理论中的所谓真实性，而是指作品所写的是否实有其人其事。
中国小说的形成和发展，史传文学为其源头之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读者甚至作者，往往都不能清楚地区别小说与史传文学的分界。因此，对于小说人物的某些心理描写，有的读者难免诘问：“书中人当时如此这般的思想感觉，作书人怎么知道？”问题问得很幼稚。可是，从古代小说与史传一向纠缠不清的角度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诘问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小说所写的事件和人物，读者就不免要问个清楚，这是写哪一家、什么人的事？
小说，既然是“引车卖浆者流的街谈巷议”，对人事的叙述自与史传有所不同。一部小说作品，即使取材于某个真实人物的活动事迹，但写出来的人物或事件，不免与人事本身有某些出入，有时甚至还出现一些有意的回避或改易。如唐传奇《李娃传》中的荥阳郑生是谁？《昆仑奴传》中的“一品勋臣”指谁？还有《莺莺传》中的张生等，都曾引起人们去求个水落石出的兴趣，甚至还各曾有不少争议。认起真来，这些争议都可以被看作最老资格的索隐。到了明清，《金瓶梅》中的蔡京实际上指的是谁，还有《儒林外史》中的诸多人物，也都各有所指，如杜少卿是小说作者吴敬梓自况，庄绍光指程绵庄，虞博士指吴蒙泉，凤四老爹指甘凤池，牛布衣指朱草衣，马二先生指冯粹中，等等，也都曾有人探究。这些探究，说是这个时代的索隐也未尝不可。这也可以说明，作者在创作中有所隐蔽和回避，论者从中点破其中的底蕴，也是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一种传统。因此，红学史上出现索隐派，本身不算是新奇的创造，更不是不可思议的怪现象。
三
红学史上最初的索隐派，着眼点也都是在探索《红楼梦》这部小说究竟是写谁人的家事，只不过是各家的意见不同，有傅恒、金陵张侯、明珠、和坤以及含糊其词的“康熙末某勋贵”等说法。其中，“明珠家事说”流传最广。也许是此说带有“钦定”的性质，乾隆皇帝提到过《红楼梦》写的是明珠家事。赵烈文《能静居笔记》载：
谒宋于庭文翔凤于葑溪精舍，于翁言：曹雪芹《红楼梦》，高庙（按即乾隆皇帝，庙号高宗）末年，和坤以呈上，然不知所谓，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为明珠家事作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
这里，“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语，亦有所本，舒敦《批本随园诗话》提到“乾隆五十五六年间，见有钞本《红楼梦》一书。或云指明珠家，或云指傅恒家。”之后，道光间张维屏，同治中孙桐生、张祥河等，都取明珠家事说。可见此说流传的状况。
由于人们大都相信《红楼梦》是写某一家的家事，于是，那些“民族斗争”之弦绷得紧的人，遂进而引申出这是“诬蔑我满人”。梁恭辰《北东园笔录》述说了明珠家事说后，引了两条资料。其一：
满洲玉研农先生（麟）……尝语家大人（按即梁章钜）曰：“《红楼梦》一书，我满洲无识者流每以为奇宝……其稍有识者，无不以此书为诬蔑我满人。可耻可恨。”
另一是：
那绎堂先生亦极言，《红楼梦》一书，为邪说之尤，无非糟蹋旗人，实堪痛恨。
这些说法，都还只是零散的片言只语，着眼的，都是这部小说系写谁家的真事。到徐柳泉，又有了新的发展。
徐柳泉论及此说，见引于陈康祺《燕下乡脞录》，文曰：
闻先师徐柳泉先生云：“小说《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也。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即影姜西溟先生。妙为少女，姜亦妇人之美称，如玉如英，义可通假。妙玉以看经入园，犹先生以借观藏书，就馆相府。以妙玉之孤洁而横罹盗窟，并被以丧身失节之名，以先生之贞廉而瘦死圜扉，并加以嗜利受赇之谤，作者盖深痛之也。”徐先生言之甚详，惜余不尽记忆。
徐说虽然未尽展开，尚不足以形成一部专述，但他把明珠家事说推而广之，成为《红楼梦》系演一代政事说的滥觞。嗣后，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出现了若干种有影响的索隐专著。如沈瓶庵、王梦阮合著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以及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等等。这诸多的索隐之作，几乎都可以说是徐柳泉路数的继续。蔡元培直截了当宣称，“阐证本事，以《郎潜纪闻》所述徐柳泉之说为最合”。即如寿鹏飞，虽然对蔡氏有所否定，认为他未能超越徐柳泉的拘囿。提出了雍正夺嫡说。其实，这也不过只是一些枝节上的差异，按其基本方法，与蔡元培的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也超不出徐柳泉的路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批索隐之作，都比较集中地出现在民国初年。沈瓶庵、王梦阮的《红楼梦索隐》问世最早，1914年先发提要于《中华小说界》，1916年出版全书，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出于1917年，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出于1919年，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最晚，出于1927年。这些著作，在说法上有时差异很大，但把《红楼梦》作为反对清政府之作来研究，却是十分一致的。他们都认为书中的人物故事是影射清初的政事。
清末民国初年，反对帝制的民主革命往往与反满思想夹杂在一起，人们又重新提清初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红楼梦》是“诬蔑满人”的说法，本来是表现清统治集团中人对这部小说的痛恨，这时，正好引起民主革命派的注意，遂把这种说法接过来，大加引申，形成这样一些索隐之作。
这些索隐之作，通过探赜隐微，结果虽然各有某种差异，有时相去甚远，但都认为小说《红楼梦》中隐藏着清初的史事。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把一部作为艺术作品的小说，说成是一部变了形的清初历史。这其中，除了上面所说的时代政治原因外，更深远的恐怕还是文化思想原因。在传统的文化观念中，小说与史传总是纠缠夹杂在一起。小说，作为一部艺术作品，如何反映出作家所处的某个历史时代的面貌，本来是另外的问题。它与历史著作的变形本来是不相干的两回事，即使是取材历史事件或某个历史人物的事迹，也都不能例外。所以索隐派红学被视为古怪甚至荒谬，也正是由于没有把这二者区别开来的缘故。
四
在今天看来，索隐红学的那种方法的确令一些人感到它的荒谬，提出异议者代不乏人。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和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都曾先后提出驳议。由于持明珠家事说者以纳兰性德词中的“葬花”“红楼”这些词语来证明《红楼梦》写的是明珠之子纳兰性德和他夫人的事，王国维则从这些词语入手，说明文学史上作家用语的相同不是罕见事，凭几个词语是很难为证的。胡适则从作者身世的考证，说明小说是写作家自身的经历，并非影射。
王国维、胡适等人的研究，其得失如何，那是另外的问题，但提出了一些艺术作品研究中的重要问题。艺术形象本身才是研究的主要着眼点，要联系作家本人的经历身世，等等，都是有见地的。从这一点说，红学自身也是在发展前进。起码，他们都看到了这种猜谜式的研究失误在什么地方。
但奇怪的是，这种猜谜式的研究仍然流风不绝。前面提到的几部索隐专著，却是分别出现于“王作”和“胡作”问世之后。这前后，相反出现了索隐的一次高潮。这似乎也是一桩可怪的事。
其实，说怪也不怪。“索隐”这种方法，如从它的状况看，在中国文化史上，或者说在经学史和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有其自身存在和发展的传统。也就是说，以文学作品去附会一代政事，并非红学始。如果追溯起来，可以上溯到汉人解经，甚至更早的“赋诗言志”。
汉人解经，这里主要是指汉人对“诗三百”的内容做出新解。《诗》或称《诗三百篇》，在汉代被抬高到儒家经典的地位，此后，则被称为《诗经》。既有这样一个神圣的头衔，其中许多情歌，许多表现男女之间相互爱悦的民间恋歌，在一伙“正人君子”看来，都是些有伤风教的淫奔之作，是万万要不得的。于是，经过经师们的解释之后，统统走了样，都成了堂而皇之的政治诗。如《邶风·静女》：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三章诗，写得活泼轻灵，意趣横生。本来这是男女约会的情景，可是解释者说：“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这样，就硬加上与诗本身风马牛不相及的政治内容。又《卫风·木瓜》解诗者则以为：
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服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
又《秦风·蒹葭》解者却认为是：
蒹葭，刺襄公（按指秦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
又《郑风·褰裳》解作：
褰裳，思见正也。狂童恣行（按指郑诸公子争国），国人思大国正己也。
以上这些诗，属于恋歌是毫无问题的。但都被说成是针对当代政事而发的政治诗。从《诗》大序到各篇的小序，几乎都是如此。《诗三百篇》之所以成为经典，当然也确实有不少涉及当时政事的篇什，但更大量的是本来写情爱而被牵强附会，解释成政治诗的。
汉人解《诗》，这种不顾作品本来面貌，而硬把它拉到政治事件上去的做法，也不是向壁凭空构想出来的。起码它是在以下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这就是：
其一，除了《诗》本身，也确实有不少是属于政治诗。同样有很大影响的《楚辞》，以香草美人寄托政治内容，这是公认的事实。于是，人们自然对一些爱情诗也想到是有什么寄托含义的。
其二，是春秋战国以来外交场合“赋诗言志”的习惯。在那个群雄争霸的时代，各诸侯国之间频繁的外交活动中，政治家往往通过“赋诗”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即景即事，有那么一些字句与事件相关即可，至于原意如何，也就管不着了。孔老夫子对他儿子孔鲤就有“不学诗无以言”的庭训，这似乎也是指将来当外交官或在其他官场活动中通过赋诗来发言。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诗》的内容被解释得走了样。但是，它一旦成了儒家的经典，被尊称为《诗经》后，这种走了样的解释也随之而显得最神圣不过了。于是，还从中引申出所谓“寄托”的理论。其实，这也可以是作品的艺术形象与作家的创作命意之间脱节的理论。后来，这就逐渐成了诗人的创作原则。本来这是一种牵强附会的解释，由此却成了诗歌史上的传统。关于这一点，白居易的诗歌理论表现得尤其明显。
白居易的《与元九书》特别注重“兴发乎此而义归于彼”，并以此否定了诗歌史上许多名作。这当然不是白居易个人的独见，而是整个诗歌史上的主流理论。诗人在创作中，凡是要继承《诗经》以来“风雅比兴”的传统，几乎都搞“兴发乎此而义归于彼”这一套。
举几首我们都很熟悉的诗。
朱庆馀《近试上张籍水部》：
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朱熹《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这一类型的诗，如果题目不标出，谁能知道它是别有所指。
前一首，从艺术形象看，写新婚夫妇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婚礼后的第二天清晨，新嫁娘梳妆已罢，准备上堂拜见公婆。这时她问良人：这样的打扮还算入时否？当时的情景、新嫁娘的心态，都写得细致入微。题目却告诉读者：这是朱庆馀去应进士考试之前，对自己能否录取没有把握，遂询问文坛前辈张籍：我这样的文章有无录取的希望？
后一首也是如此，写的是清澈的山塘景色，波光水影明净如镜。所指却是读书，是读书与作家内心修养和艺术表现的关系。
此外，更大量的是在诗题中没有标出，也引起许多人的种种猜测。如韦应物的《滁州西涧》：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很显然，这是一首写山村渡口的风景诗。溪流岸边，细草丛生，黄鹂在林树的枝叶深处鸣叫。向晚的潮润空气，急雨欲来；渡口的小船，因没有人而横着漂浮。诗写得极美，极有情致。可诗论家们把它解作是感叹朝政的政治诗。涧边幽草，指小人在位，鸟鸣深树指才智之士不得施展才能，急雨欲来指时局岌岌可危，野渡无人指朝中无才士当政，舟自横指朝政混乱。韦应物写此诗的本意如何，无直接资料可据，难做判断。但诗论家做这般解释，所谓“言此意彼”的搞法，或者说汉人解经的那种穿凿附会，后人是认起真来了。
这种状况下，在李商隐诗的解释中，尤为突出。隐晦，可以说是李商隐诗的艺术表现特点之一，因此有“义山诗谜”之称。不仅清人冯浩把李诗一一做了政治性的解释，而早在李商隐在世的时代，似乎也已经有人搞那套深文周纳的名堂。因此，他写了首《有感》：
非关宋玉有微词，却是襄王梦觉迟。
一自高唐赋成后，楚天云雨尽堪疑。
诗写得很有趣，后人对他的诗，有猜不完的谜，仿佛早在料中。他说的是人们对宋玉作品的误解。说明宋玉作品有寄托之作，但后人把所有作品都疑为有寄托，实际上是人们解诗的一个共同性问题。
由于汉人解释《诗经》撇开诗作本身的艺术形象，而去寻求与之无关的另外寄托，然后在整个诗歌发展史上成为传统。因此当人们接触到一部艺术作品时，置艺术形象本身于不顾，而去另外探赜幽微，寻求言外之旨，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如果在这个前提下，去认识红学中索隐派的形成，许多不可思议的问题，都可以于此中得到比较明白的解释。那些索隐之作中的许多古怪问题，也就不足为怪了。
五
前面我们说的汉人解经，但举到的仅是《诗》这一经。因为《诗》比较特殊，它成为儒家经典，又做出那番密切联系一代政事的解释，对后世影响极大，可以说影响到整个中国诗史和诗论史的面貌。索隐这种研究方法的形成，又不只《诗》这一经。而涉及所有的经和整个“经学”。
中国最老资格的儒家经典《易》和“易学”，不仅在各经中具有特殊地位，而且在我们探究红学中的索隐问题时，更是不可忽视的。《易》本来是古人用来占卜举事的吉凶，决释疑惑，本身就有它的神秘性。故《易·系辞下》说：“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这就说明《易》作为一部经典本身的神秘性。它对外在世界的解释说明，特别是这个世界运转的千变万化，《易》能起着“探赜索隐，钩深致远”的作用。这一点，对于整个华夏文化，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又如《春秋》，出于大圣人孔老夫子之手，在各经典中更是非同小可。它的写法，既有“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又有“一字褒贬”。所以《穀梁传》（庄公三十二年）说：“讳莫如深，深则隐”，也同样表现这部经典本身具有含隐蕴微的特点。
因此，研究者和读者，要明了经义，必须钩稽幽微，探索含隐。《尔雅》本属辞典性的著作，属小学范畴。后来升格为经，也许如作疏者邢昺所说的，这是“先儒授教之术，后进索隐之方”，引人注意的似乎也在于“索隐”。
旧时代的文人，往往把一生的道路归结为“青春作赋，皓首穷经”。所谓“穷经”者，即竭尽全力，参透经典的奥秘。大概探索含隐，钩稽幽微是“穷经”的一个重要方面。
人们在这种文化环境里生活，自幼受经和经学的熏陶，当他接触到一部文学作品的时候，不免要寻根究底，下一番寻微索隐的功夫。红学中出现索隐派，如果从传统的文化心态，从汉人解经的牵强附会而形成的诗歌史和诗论史的事实，从中国文化上史传和小说的纠缠不清等方面去理解；如果把这一切看作传统文化心态在小说创作和研究领域的表现，那么索隐派的出现，索隐流风始终不绝，就很可理解了。
（《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1辑）
[1] 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提要》。
[2] 同上。
[3] 《昭明文选》（卷三一），江淹《拟李都尉从军诗》李善注引。
[4] 班固《汉书·艺文志》各分类说明，其实是取刘歆《七略·辑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