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梁武帝早年即受儒释道三教熏陶，后来对三家学说均造诣颇深，并运用到个人信仰和治国理政的实践上。他虽有会通三教的可贵思想，但对三教关系又颇为纠结，力图并存三教，并用三教，但以佛教为唯一正道，最终未能平衡三教关系；又以政治的力量凌驾于众臣和百姓信仰之上，试图以佛教为国教，建立政教合一的佛教帝国，但佛教在当时并不强大，并没有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职能，梁武帝也为奸人所用，导致亡国灭身，教训深刻。
梁武帝（464-549）对儒释道三家学说都有很深造诣，继位以后对三教都重视，晚年尤其虔诚信仰佛教，其《会三教诗》中叙述了由儒入道、最终向佛的思想历程：“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但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简单化。考诸事实，对三教的重视贯穿于他的一生，只不过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而已。不过，由于他未能平衡三教关系，加上各方面条件不具备，他建立佛国的愿望未能实现，却留下了历史教训。
一、崇儒
梁武帝早年从南齐大儒刘瓛的弟子游，服膺刘瓛的经术，博通六经。«梁书·武帝纪下»记载他“少而笃学，洞达儒玄”。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之士，他和沈约、谢朓、范云等七个人，一起游于萧子良门下，被称为“竟陵八友”。取得帝位建立梁朝后，他就重视儒学“开五馆，建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经各置助教云”。还自己亲自写«春秋答问»等书，解答大臣们的疑问，直接倡导了研读儒家经典的风气。天监二年 (５０３)正月，梁武帝下诏曰:“三讯五听，著自圣典，哀矜折狱，义重前诰，盖所以明慎用刑，深戒疑枉，成功致治，罔不由兹。”可见，他是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理政的圭臬。他于天监三年(５０４) 舍道归佛，次年正月，鉴于儒学受玄学冲击而致沦歇，下诏置五经博士各一人，以重振经术。同年六月，立孔子庙，天监七年(５０８)正月下诏:“建国君民，立教为首。不学将落，嘉植靡由......今声训所渐，戎夏同风，宜大启庠学，博延胄子，务彼十伦，弘此三德，使陶钧远被，微言载表。”“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应脱化于«礼记*学记» “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最能够体现儒家的政教精神。
这样，梁武帝就把儒家教育提到了议事日程，让皇、太子、宗室、王侯就学受业，以培养他们治理国家的能力。同时他自己“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宴语，劳之以束帛”。天监八年 (５０９)，下诏敦崇儒术，开馆兴学，培养从政人才，特别为史家所称道的是，他突破当时流行的门第观念，给了寒门出身的士人通过考试取得入仕的机会。天监九年(５１０) 三月、十二月，两次幸临国子学，讲学、策试胄子，天监十二年(５１３年) 下诏：“掩骼埋胔，义重周经。”中大通四年 (５３２年)，设«孝经»助教一人、生十人，专讲梁武帝所著的«孝经经义»。中大同元年(５４６)春正月，梁武帝下诏：“禽兽知母而不知父，无赖子弟过于禽兽，至于父母并皆不知，多触王宪。致及老人。耆年禁执，大可伤愍。自今有犯罪者，父母祖父母勿坐，唯大逆不预今恩。”这是自觉的把孝道运用在治国之中。
精研儒学之暇，梁武帝撰写了经典疏释二百余卷，如«孝经经义» «周易讲疏» «尚书大义» «孔子正言» «春秋问答» 等，虽然没有传世，但«隋书*经籍志»等书有载。他对礼制造诣尤深，曾多次于殿庭上广引礼书，决断礼制，把礼视为治国之纲领，命明山宾掌吉礼，严植之掌凶礼，贺瑒掌宾礼，陆琏掌军礼，司马裴掌嘉礼，尚书左丞何佟之总参其事修订五礼，他自己还亲自制旨裁断疑事。修成以后即诏示天下以此而行：“经礼大备，政典载弘，今诏有司，案以行事也。”北齐的奠基者高欢曾说:因为梁武帝专事衣冠礼乐，中原人士奉之为正朔。
正是在梁武帝的大力倡导下，儒学在南朝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南史*儒林传»载：“逮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功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至梁武创业，深愍其弊”，在采取一系列重视儒学的措施后，“怀经负笈者云会矣”，于是“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而陈朝儒学“盖亦梁之遗儒”。«梁书»赞扬他：“兴文学，修郊祀，治五礼，定六律，四聪既达，万机斯理，治定功成，远安迩肃。”
唐代贤臣魏徵也曾高度评价梁武帝“鼓扇玄风，阐扬儒业”之功：“泽流遐裔，干戈载戢，凡数十年，济济焉，洋洋焉，魏、晋以来，未有若斯之盛。”正是在梁武帝时期，儒学达到了六朝时的高峰。皮锡瑞认为，南朝以文学自矜，宋、齐、陈的儒学都无足观，唯有梁武帝崇尚经术，重用儒生，四方学者靡然向风。据方立天先生分析，梁武帝出于治理国家、调和宗室矛盾的需要而提倡儒家的孝，但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其目的并没有达到。
二、重道
对于道教，梁武帝自己也说过：“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隋书·经籍志»记载他早年“先受道法，及即位，犹自上章，朝士受道者众。三吴及边海之际，信之逾甚。”所谓“上章”是道教的消灾度厄之法，即依照仪轨，奏上天曹，请为除厄。据顾颉刚先生考证：梁武帝小名“炼儿”，说明他的家族是信奉天师道的，天监二年(５０３)，梁武帝设置了大小“道正”之位，以平昌孟景翼，字道辅，为大正，多次讲说道经，这是把道教和国家治理相结合了。
梁武帝与道士过从甚密，归依佛教后也未曾放弃，他早年就与陶弘景(４５６－５３６)交情深厚，陶弘景出身于江南士族家庭，幼学儒典，以才学闻名，后拜左卫殿中将军。武帝即位之初，国号未定，陶弘景根据图谶令弟子上书称“梁”字为应运之符，遂立国号为“梁”，后来梁武帝亲手写下诏书，屡次礼聘陶弘景出仕，但陶弘景不肯舍弃逍遥，没有应仕。梁武帝舍道事佛之后，陶弘景依然为他炼丹。陶弘景隐居茅山后，梁武帝时常致函咨问吉凶征讨大事，一月之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同时，梁武帝还敬信道教徒邓郁、 «南史·隐逸·邓郁传»云：“梁武帝敬信殊笃，(邓郁)为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岳楼贮之供养，道家吉日，躬往礼拜。”
无论是个人修养方面，还是治国理政方面，梁武帝都重视道教，受道教、佛教影响，他一向少私寡欲，一天只吃一顿饭，不食鲜腴，只有豆羹粝食，如果因为事务繁忙，吃饭时过了中午，便嗽口补过，穿的是布衣，床上挂的是木绵帐，一顶帽冠戴三年，一床被子用两年，克勤克俭，五十外便断了房事，六宫之人都很节约，不饮酒，除了宗庙祭祀，即使大型聚会、宴席、法事，都不作乐。
三、奉佛
据汤用彤先生考证，萧齐时竟陵王萧子良在西邸进行的一系列佛教活动，对梁武帝信仰佛教有重大的关系，天监三年(５０４)四月八日梁武帝下了一道«舍事李老道法诏»，表示皈依佛教，发愿来世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并亲率僧俗二万人在重云殿发愿信佛。
这个诏书的发布是他皈依佛门的标志，梁武帝的舍道事佛代表着东晋南朝士族信仰的转向，陈寅恪先生曾经指出，东晋南朝的许多门阀士族原本都是信奉天师道的世家，他们对于佛教的态度有三种:一是卫道排佛，如著«神灭论»的范缜，二是舍道事佛，如梁武帝，三是守道采佛，如南齐的孔稚。)
天监三年 (５０４)四月十一日，梁武帝又敕门下，指出只有佛道才是正道，周公、老子、孔子等，虽然都是如来弟子，但“化迹即邪”所宣扬的仅仅是“世间之善”，号召臣民舍邪归正，归依佛教。这实际上就是把佛教定为国教，方立天先生把梁武帝大力提倡佛教的行为总结为七个方面第一即是把佛教几乎提高到国教的地位，其余六个方面则可视为具体的措施：(１) 建佛寺、造佛像、办斋会。(２) 多次舍身为寺奴。(３)严格戒律、制断酒肉。(４)亲自讲经说法、围剿“神灭论”。(５)重视译经。(６)撰写论著，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梁武帝从经济到政治，从宗教理论到宗教实践，使佛教变为了国教。
据«续高僧传·慧约传»载，天监十八年(５１９) 武帝“发弘誓心受菩萨戒，乃幸等觉殿，降雕玉辇，屈万乘之尊，申在三之敬”，从慧约受菩萨戒，受戒之后，严持戒律，朝臣上书称为“皇帝菩萨”。这一称号表明“皇帝”和“菩萨”这两重身份在梁武帝身上得到了统一。他开始把个人信仰与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促成政教合一模式，此后，“皇储以下爱至王姬，道俗士庶咸希度脱，弟子著籍者凡四万八千人”， «魏书·萧衍传»亦曰其“令其王侯子弟皆受佛诫，有事佛精苦者，辄加以菩萨之号”。可见武帝要求公卿百官舍邪人正，皈依佛法，带有明显的强制色彩。据«梁书·江革传»载:“时高祖盛于佛教，朝贤多启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谓革不奉佛教，乃赐革«觉意诗»五百字，云:‘惟当勤精进，自强行胜修......’又手敕云:‘世间果报，不可不信......’革因启乞受菩萨戒。”
“皇帝菩萨”是梁武帝政教思想的核心，是中国的“圣王” 思想与印度的“转轮圣王”思想的统一，既有深远的象征性，又有实质的政策性意义，他不仅以此理念一统僧俗，还希望借此把长期分裂的南北朝廷统一于佛教帝国。
建寺造像是梁武帝敬奉佛教的首要之举，他不惜动用国库，以各种名目，建造了一批宏伟壮丽的佛寺、佛像，据统计，梁朝的半壁江山就有佛寺多达２８４６座僧尼有８２万余人，仅建康就有佛寺５００余所，僧尼１０余万，这极大地加重了国家和人民的负担，正如李德裕说：“梁武所建佛刹未尝自损一毫，或出自有司，或厚敛氓俗，竭经国之费，破生人之产，劳役不止，杼柚其空闰位偏方，不堪其弊，以此徼福，不其悖哉! 此梁武所以不免也。”
奉佛敬僧的梁武帝，对江南塞北、中土西域的名僧都礼遇优厚、尊崇无比，如尊法宠为“上座法师”不呼其名，供养车牛人力，衣服饮食，四时不绝，名僧法云，除了备足车牛吏力，还可出入诸殿名僧智藏，也可“宫阙恣其游践，甚至还可入金门，上正殿，踞法座”。梁武帝还立“家僧”，待遇优厚。
梁武帝在位４８年，先后四次舍身佛寺 “为奴”，并以“皇帝菩萨”自居，当住持，讲解经书，普通八年(５２７)三月八日，梁武帝第一次前往同泰寺舍身出家，日后返回，大赦天下，改年号大通，大通三年(５２９)九月十五日，第二次至同泰寺举行 “四部无遮大会”，脱下帝袍，换上僧衣，舍身出家，九月十六日讲解«涅槃经»，二十五日由群臣捐钱一亿，向“三宝”祷告，请求赎回“皇帝菩萨”，二十七日还俗，大同十二年(５４６)四月十日，梁武帝第三次出家，这次群臣用两亿钱将其赎回，太清元年(５４７)三月三日梁武帝又第四次出家，在同泰寺住了３７天，四月十日朝廷出资一亿钱赎回。
他为了严格戒律还拟自任白衣僧正，后因僧人劝阻而止，其后他依据«涅槃经·四相品»等大乘经文著«断酒肉文»，誓言依王法治问饮酒噉肉寺中的僧众，及各种披如来衣不行如来事的“假名僧”。本来佛教«十诵律»中是允许僧人吃 “三净肉”的，即“不见” “不闻” “不疑”之肉。即没有看见、没有听闻和没有怀疑是为自己杀生的三种肉。而梁武帝为了发展佛教的戒律，改为禁吃一切肉，并严厉处罚吃肉的僧人，这样，自梁武帝提倡后，汉传佛教的僧尼们便不能饮酒吃肉了。
他还经常讲经，史书上记载他常在同泰寺、华林园、寿光殿、占云馆、扶南馆、法云殿等处，主要讲说«大般涅槃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和«金字三慧经» 等，听经的人数，最多时竟达３０余万，此外，还经常召开无遮大会、救苦济会、平等法会、四部大会、无碍会、四部无碍法会、无碍法喜食宿、盂兰盆斋会等规模巨大的法会。
他还注重经论的纂集、注疏、论释。据«续高僧传»卷一«释宝唱传»记载，天监四年(５０５)到七年(５０８年) 这三年间，梁武帝敕撰的佛教典籍就有«众经要抄»８８卷、«义林»８０卷、注«大般涅槃经»７２卷、«续法轮论»合７０余卷、«法集»１４０卷，这一时期，在梁武帝的主持下，中外名僧选集、注释的佛教经典达７００余卷，僧祐撰的«出三藏记集»，是我国较早的完善的经录，就是梁武帝第三次敕编的佛经目录，武帝本人也为«涅槃经» «大品般若经»«维摩诘经» «三慧经» 等佛经撰写“义记”，有数百卷之多。
同时，武帝还制佛乐以为“正乐”，«隋书·音乐志上»载：“帝既笃敬佛法，又制«善哉» «大乐» «大欢»«天道» «仙道» «神王» «龙王» «灭过恶» «除爱水» «断苦轮» 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
综上梁武帝晚年真可谓以佛治国。
四、梁武帝处理三教关系的经验教训
梁武帝提出了“三教同源说”，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他的«会三教诗»就是要表达自己会通三教的思想，但是，他的所谓“会通”，如«敕舍道事佛»中所表达的观点，是把佛教看作唯一正教，道、儒两家都是邪道，三教是同源于佛教的，他反对将三教分别开来，以为三教之源无二，只有佛教是源头，道、儒源于佛教，不能与佛教相提并论为圣、为英，这就违背了基本的历史常识，正如龚自珍在«定庵续集» 里所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道、儒两家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底蕴深厚，逐渐形成了中国文化中儒道互补的基本结构，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佛教产生于印度，是后来才进入中国的外来宗教，当然不会是道、儒的历史源头。
应该看到，梁武帝所崇信的佛教，在内涵上还是具有儒学精神的，从他的«释孝经义» «孝思赋»«净业赋»等著作，及为死去的父母修建了大爱敬寺和大智度寺等事情上看，他对父母的感情无疑是真诚的。但以建寺院的方式来表达，实际上是儒家孝道的体现，敬僧侣、立寺院，改素食，这些都是佛教的形式，梁武帝本意是以此来践行孝道，即以佛教的形式服务于儒家之道，印度的佛寺本是僧众供佛、修行、渡人的道场，梁武帝继承了东汉以后帝王在宫内把佛当作神灵祭祀的传统，又使寺院增加祭祀祖宗的功能，这显然是儒佛融合的积极探索，在«敕答臣下神灭论»一文中，他提出儒、道、释三教皆云神不灭，举«礼运» “三日斋，必见所祭”，也是梁武帝以儒家思想对佛教进行改造、使其中国化、用佛教的形式实践儒家的思想以巩固社会伦理秩序，进而强化政治统治的表现。
如前所述，总体上看，梁武帝在治国方面还是以儒术为主，在他统治下的４８年的时间里仍不废郊祀、明堂、庙祭及其他山川祭祀之礼，他有这样的认识和作为难能可贵，只是没有很好地坚持以儒治国的根本方针，另外，梁武帝也并未真正舍弃道教，也是尽量加以利用，梁武帝的“三教同源说”一面贬低儒、道，一面又以佛教包容儒、道两教，是对魏晋以来儒学式微、道教发展、佛教大炽、三教冲突融会过程一次理论和实践的总结。尽管其说多有违背历史、扞格不通之处，但这种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一方面可以促进儒道佛三教和谐，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佛教获得在中国文化结构中的定位，体现了中国文化吸收和转化外来文化的胸襟、气魄和技巧。
结语
南北朝时期，三教关系错综复杂，从梁武帝的言行来看，他对此也颇为纠结，他虽然力图并存三教、并用三教，但终因过分佞佛而导致三教关系失衡，特别到晚年个人信仰走极端，又以政治的力量凌驾于众臣和百姓信仰之上，试图以佛教为国教，建立政教合一的佛教帝国。然而，由于不具备历史条件，佛教也并没有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职能，反而使得梁武帝本人神魂颠倒，正邪混淆，为奸人所用，导致亡国灭身，令人唏嘘，教训深刻。
原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