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的宽度
陈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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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微观的个人际遇，还是宏观的历史情境，都是选择的结果。前者称之为个人选择，譬如我们选择当农民工而不是去当人民公仆，选择考大学而不是去当打工仔；选择钻营官场而不是去读书做学问；选择开私家车还是挤公交车上下班；选择在水塘里养蛤蟆还是养王八；选择奴颜婢膝卖身求荣还是选择孤高桀骜特立独行；选择匍匐在地苟活还是站立着为信仰殉道；选择他或她而非他或她为一生的伴侣；选择杀鸡过年而不是拎着刀子跑到街上去杀人……等等。后者称之为历史选择或者社会选择，譬如清王朝在列强欺凌下选择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而不是奋起反抗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历史选择胜者毛泽东当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败者蒋介石只能退败到到台湾岛上苟延残喘；国家间选择你死我活之战争还是平等相处之和平；中国选择走实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走实行私有制的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选择改革开放，而不是坚持“两个凡是”闭关锁国等待国家破产；企业选择布局海外还是主攻国内市场；城市选择以房地产为经济依托还是着眼于以科技创新作为支柱；乡村选择发展渔业还是发展牧业……等等。
可见选择对个体来说决定一个人一段时间乃至于一生的生存状态，对历史来说决定一个国家、一个王朝的兴盛衰亡。选择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事情。我们说“生活”，我们说“社会”，实际上都是在说选择。没有选择也就没有生活，更没有社会了。选择当然是多层面的，既有精神层面的，又有生存层面的；有生物学层面的，更有哲学、政治学层面的。无论哪个层面，选择都与自由度有关，我们说选择的宽度，实际上是在说选择的自由度。我们举例政治哲学层面：自由主义认为选择自由是个体自由的标志，失去选择意味着失去自由。换一句话说，自由取决于在个体生存中有多少选择是自主做出的，有多少是被强制的。这样说来，选择还真是一件极为重要、甚至重于一切的事情了。
或许正因为如此，人在选择的关头一般都不敢马虎，更不敢敷衍，只要是遇到需要选择的事情，总是费尽周章，琢磨来琢磨去，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性”。
一般来说，人类历史基本上都是在正常轨道运转的，即使在一段时间里出现某些波折坎坷乃至于“脱轨”，最终也会重新回到轨道上来。就像人类不会毁灭一样，历史也不会毁灭。同样，你也绝少看到有超出圈的人满大街奔走，或极为反常怪异的事情接二连三发生，这都是因为“选择”作为屏障，通过理性保护了历史，更保护了人类。
既然选择如此重要，在任何个体活动和历史活动中都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那么，出于想活明白一些的目的对这件事做一番考察，也就变得十分必要起来。跟“想活明白一些”有关联的事情很多，我们该从哪里说起呢？我想，还是应当从人的处境以及人试图改变各自处境的行为、心理说起，在我看来这是人所面临的最根本、最繁复，也最棘手的问题，是重于其他一切问题的问题，甚至可以说，其他一切问题都从属于这个问题。
当然，这也是政治哲学范畴的问题了。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1909-1997）在《自由的两种概念》（1958）中，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做了令人信服的解析和论说，如果把这两个概念引入我们的话题，那么就可以认为无论消极自由还是积极自由，都是通过选择将概念显现为某种社会样态的，也可以说，无论伸张自由权利的人还是限制、压制自由权利的人，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选择将他们的观念转变为社会实在的。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与反自由主义的冲突必定不可避免。这不仅是观念的冲突，在社会层面更表现为骤烈的强迫与反强迫、压制与反压制的社会冲突。与历史并行的自由之路从来都不是平坦的，这条路上撒满了追求自由的人的鲜血，它告诉我们，谈论选择或没有选择的选择，是极为严肃的事情，是无法也不能怠慢的事情。
选择，就字面来说有“选取”和“抉择”的意思，这里自然而然就会有选择的“范围”和“宽度”问题，而选择范围和选择宽度，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正是选择的条件，即：你是在何种条件下进行选择的？具体说来，无论选择还是没有选择，归根结底取决于“条件”，是“条件”决定着选择的自由度，自由度决定着选择的宽度，或者反过来说，选择的宽度就是人所拥有的自由的程度。
人面临选择的时候通常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拥有选择的自由，意味着你是自己意志和行为的主人，这里没有强制；二、不拥有选择的自由，意味着你正在受到奴役和压制，你不再是你，而是成为了某个人、某种力量的奴隶和工具，这意味着人或历史已经无处可退；三、没有选择的选择则意味着对限制选择的条件的一系列妥协和退让，这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说这是主体对自身的消解，而这种状态又是绝大多数人都在采取的生存策略，因此，我们又可以认为，人所做的选择通常都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我认为探索“人为什么会在没有选择的时候仍然要做出选择”这件事有更家现实的急迫性，因为绝大多数人都被困在了这种生存窘境之中，包括你，包括我，包括他。
有人说：“陈行之先生，选择或失去选择好理解，这‘没有选择的选择’是怎么回子事情呢？”
是的，一个人选择做什么和不做什么是瞬间决定的事情，哪儿有什么“没有选择的选择”啊？但人们往往忽略了，就是“瞬间决定的事情”，也是在衡量过“选择的宽度”、规避过无数限制条件之后才做出的。这种对选择宽度和限制条件的衡量和规避，有时候是有意识的，这就是人们经常说“让我想想”、“三思而后行”的原因。但是，人并不总是有机会“想想”，也并不是都有时间“三思而后行”，很多时候这种“想想”、“三思”都是在思维深处以潜意识方式进行的，只是没有上升为显意识被你感觉到而已。这就是说，我们面临选择的时候，明里暗里往往都要经历极为复杂的心理过程，这个过程又是与外界对我们有多少限制的思考和判定紧密相连，我们最终所做出的决定，即最终所做的选择，不过是这个心理过程的结果而已。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有理由认为选择的过程不纯粹是心理现象，它更是社会现象、历史现象。
我们对马克思的如下话语已经耳熟能详：“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852）他这里所说的“创造”，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我们说的“选择”；而“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选择的条件”，不同点在于，马克思着眼的是历史创造，我议论的则主要是个人际遇。两者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
本文意图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面临怎样的选择条件的限制？人是在什么情况下失去选择的？人为什么会在没有选择的条件下仍旧要做出选择？这些问题分置于不同层面，我将尽可能把它们连缀为一个整体，这意味着我有可能不将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或历史选择做严格的区隔，而是将着眼点主要放在它们共通的规律性的东西上面进行探索。
2
按理说，选择是每一个人先天享有的自由（即所谓的“天然权利”），这种自由是不可让渡的，这是因为“他是一个人，一个有他之生活的存在者。”如果“有人用迫害威胁一个人，让他服从一种他再也无法选择自己的目标的生活，关闭他面前的所有大门而只留下一扇门，不管所开启的那种景象多么高尚，或者不管那些做此安排的人的动机多么仁慈，都是对这条真理的犯罪。”（以赛亚·伯林：《自由的两种概念》）然而恰恰是在如此关键的问题上，远古人类由于受到对大自然认识的局限，是没有这种清晰认知的，他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向超级存在物让渡了这种自由，放弃了他们为自身利益进行选择的权利。
具体说来事情是这样的：在远古时代，人们无法解释自然界中存在的风霜雷电地震旱涝之类人类所无法控制的自然现象，于是在精神世界中就萌发出了源于“趋利避害”本能的鬼魅、神祗、图腾之类的超自然观念，试图给世界一个解释。既然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人而是由鬼神操弄出来的，那么，人们自然产生有人能够与鬼神对话，劝告鬼神别把世上的事情弄这么糟糕的愿望，于是通过神话——人类各文明体都有自己的古代神话，例如希腊神话、中国神话等等——图解这种愿望，创造出了许多半人半神的英雄（代表“善”），与同样是半人半神的邪灵（代表“恶”）进行搏斗的故事，藉此寻找精神慰藉乃至于作为行动指南。所有想象世界都是现实世界的翻版，神话世界更是如此。这就是说，“诸神”不仅仅是图解愿望这么简单，它折射并认可了人与人之间由于聚居而产生“社会”、又在“社会”形成“统治”与“被统治”的政治关系……我们大体上可以认为，这是各民族神话都是在人类社会早期，即奴隶社会的时候产生的主要原因。
中国古代神话不像希腊神话那样系统，中国的诸神往往是因为“有用”才守住牌位的，这也许和中国人归根结底缺少精神层面的宗教情结、活得更现实有关。中国很早就有了能够通达超自然世界并直接与鬼神对话的“上帝”（《尚书》：“昊天上帝”）、“天子”（老天爷的儿子）以及“王”之类的观念（插一句：在殷商时代，“上帝”还不是我们现在通常使用的宗教用语，其本意是“宇宙万物主宰”的意思，直到基督教东渐——据说最早是在公元7世纪，但已无文献可考——进入中国以后，《圣经》中“God”一词的中文译文才借用了这个古老观念），把他们作为与鬼神沟通的媒介或现实替代物来加以膜拜。
然而“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件事一旦开头，也就意味着再也没有人可以控制“神”，无法不让它沿着自己的途径发展了。用我们今人的观点看，“上帝”、“天子”和“王”当然全都是肉眼凡胎，免不了就会觉得被很多人膜拜这件事就像有人给丫挠痒痒一样受用，于是由着性儿强化人们的敬畏心理，动不动就装神弄鬼恐吓被他统治的人民，说：“你们得拜我呀，否则怎么办？我要是到老天爷那儿说你们坏话，看你们丫倒霉吧！”这就是人类社会中“君权神授”说法的动机和来源，这种说法在中国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不仅皇帝这么干，造起反来的农民也这么干，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和坐稳了皇帝的家伙们，基本上都是用装神弄鬼做舆论动员和统治合法性依托的。
譬如，陈胜、吴广起义之前“又间令吴广之次所庞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汉高祖刘邦降生是由于“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晚近到清世祖顺治帝降生，“母孝庄文皇后方娠，红光绕身，盘旋如龙形，诞之前夕，梦神人抱子纳后怀曰：‘此统一天下之主也。’寤（睡醒以后），以语（告诉）太宗，太宗喜甚，曰：‘奇祥也，生子必建大业。’翌日上（皇上）生，红光烛宫中，香气经日不散，上生有异禀，顶发耸起，龙章凤姿，神智天授。”（《清史稿·世祖本纪》）还有一个例证，中国朝廷长时期以来都专设一个“礼部”，其重要职责之一，就是通过国家机构装神弄鬼来强化皇权，作伪证说皇帝不是一般人，是上天的星宿，具有超人的能力，丫是代表上天对人实行统治的。
这当然是欺骗，然而中国人被欺骗久了，也就不认为那是欺骗了，所以中国的“王”（秦之前）、“皇”（秦之后）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王权”、“皇权”
往往更加威严，更加蛮横，对老百姓也更具有威逼和恐吓的力量。在无所不用其极的恐吓和威逼下，即使是比较清醒的中国人，也只好相信那些从人格上说很操蛋的家伙们的说法，也虔诚地膜拜起朝廷和皇上来了。神话中的“神”终于降落凡间，变成了“皇”；作为超级存在的“朝廷”以及与之相对应的“国家”的观念，也就这么产生出来了。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制度设计中，有一个极为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家国同构”，“国”就是家，“王”、“皇”就是家长。中国人在极为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对此都没有提出过什么疑问，更不要说异议了。可怜的老百姓面对朝廷、皇帝时，出于“趋利避害”、“活着”、“活下去”的原始本能，脑子里总是回旋着《红灯记》李铁梅抱住李玉和喊出的那句台词：“你就是我的亲爹！”这种精神特征，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坚固的政治伦理基础，因之，李慎之先生总是强调说中国专制主义的根系特别粗大，是很有些道理的。文化大革命中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歌曲，歌中有“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歌词，就可可儿地印证了这种政治伦理是如何荒谬到“扯”的程度、把人从人的位置上移开的。
在我们的话题中，这意味着朝廷即“国”具有了无限的选择的空间，“民”则相应地失去了选择的空间，换一句话说，“国”每增加一分选择的空间，就意味着“民”丧失了一分选择的空间。这实质上是自由的增加与减少的问题。所谓“选择的宽度”，也是在这里说话的。
3
此种情形不独发生在东方，西方也是这么走过来的，并且走得同样也很野蛮，所谓“中世纪黑暗”说就是这种情形。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方式来描述这件事情：在文化上，中国和西方虽然有很多迥异之处，然而在一件事上走的却是基本相通的路径，在人类历史的某个时段不约而同制造出了一种超自然和超社会的对人具有约束性、强制性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权力。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经常使用几与“国家”、“权力”等同的“强力”的概念，在内涵上大概就属于这个范畴。中国古代典籍中“权”、“范”之类的词语，直接或者间接地表达的也是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在人没有从本质上获得解放之前，作为强力的权力只是极少数半人半神的“超人”的特权；权力既然带有神的意旨和属性，自然从来都是用来服从而不是用来违背、用来被抵制的，这意味着人（具体说是“民”）永远是权力的对象而不可能成为权力的来源，即使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没有改变政治运行的实际状态。
这是一种什么状态呢？一言以蔽之，是权力大于权利的状态，是权力压制权利的状态，是人被奴役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甚至不再是自己的主人——具体到选择的话题，你连自己的主人都不是了，还“选”他妈什么“择”？！这实际上是“选择的条件”的问题，我们所说的“选择的宽度”这件事，正好涵盖在这个问题之中。
英国思想家洛克对这种状况极不满意，他认为建立国家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个人对生活、自由和财产的自决权，凡是与此相违背的都属于非法。他曾经气呼呼地宣布说：“凡是图谋奴役我的人，便使他自己同我处于战争状态！”（引文自洛克《政府论》，1689年）用我们的话说就是：“草泥马！你他妈的想欺辱我？我跟你丫拼了！”虽然是一句气话，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家要求个体权利及与之相对应的人的解放的精神觉醒，反映了社会运动深处所涌动着难以遏制的自由主义的大潮。
顺便说一下，就在洛克气呼呼说出这句话的同一年，历经光荣革命洗礼的英国发生了开启西方宪政历程的载入人类史册的伟大事件，这就是英国国王威廉三世签署《权利法案》即《国民权利与自由和王位继承宣言》，根据这个法案，确定了英国人民拥有如下不可被剥夺的民事与政治权利，包括：国王不得干涉法律；和平时期未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维持常备军；非经议会同意，国王不得征税;人民有向国王请愿的权利；人民有配带武器以用以自卫的权利；人民有选举议会议员的权利；国王不得干涉议会的言论自由；人民有不遭受残酷与非常惩罚的自由；人民有在未审判的情况下不被课罚金的自由；国王必须定期召开议会……等等。
这里有一种现象很耐人寻味：由于我们直到很晚很晚才接触到这些概念，这就使我们产生出一种错觉，感觉那些事发生的时间离我们似乎并不遥远；而同一年的中国即清圣祖康熙二十八年发生的事情，比如康熙爷正在为九子夺嫡的事情不胜烦扰，导致数百人被杀的文字狱“明史案”、“南山集案”更是出自这位“千年一帝”之手，离我们却似乎已经很远很远了，这与我们对世界历史内容的了解顺序有关，与我们的精神成长的年轮刻度有关……唉！这已经是另一个一言难尽的话题了，不说了吧！
没想到洛克们还真“拼”出了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欧洲国家经由文艺复兴运动（14世纪-17世纪）、光荣革命（1688-1689）和启蒙运动（17世纪-18世纪），终于导致“一座座火山爆发，一顶顶王冠落地”，压制人、奴役人的旧王朝瞬时间颓倾为一堆瓦砾，个人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解放，获得了空前的选择空间。这意味着自由不再是书本上的抽象词汇，而成为了切切实实的人生内容，人享受到了在过往生活中从未享受过的个体尊严。在更广阔领域，也就是在社会制度演变和历史发展层面，将普遍人权和自由主义理念通过必要的程序（所谓“三权分立”，所谓“程序正义”）终于把“国家”（王权、权力）关进了笼子里，社会政治运行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形态，历史终于开启了被誉为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的大门。这是人类自轴心期发生思想大爆炸以来最值得骄傲的精神觉醒，只要你承认人性的普遍性，你就不能不认为它完全有资格拥有“普世价值”的价值。
在遥远的北美大陆，甚至诞生了几乎可以被认为洛克思想范本的伟大国家美国。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通过《论美国的民主》（写作于1835年-1840年，正值我大清道光年间）一书，对美国民主制度（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对美国社会及美国人的影响做了全面考察，指出了激进的个人主义和纯粹的市场资本主义是美国之所以为美国的主因。他好像从来没考证过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的母亲是否被黄龙缠身而受孕，他降生的时候上天是否有异象，屋子里是否有紫光缭绕，趴在他妈怀里吃奶的这个娃娃是否从那时候起就开始思考美国人民和整个人类的命运……反之，美国的皇帝、朝廷在他眼里就是“一般人儿”，就是所有人群聚居时所共有的那种样态，这一点挺让人稀罕的。也正因为如此，托克维尔的考察和议论才带着难得的人间烟火气，很容易被人所理解，这本书也进而成为了人们争相阅读的佳作。说实在的，没有托克维尔的阐述，美国的光芒是不至于如此耀眼的，更不会具有如此规模的世界性影响。
当然，美国不是由于政治思想家议论才变得伟大的，一百多年来，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实践上，美国都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灯塔，它以其特有的自由精神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改变着世界。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想一想，如下文字曾经激动过多少还没有获得自由、正在争取自由的人的心灵：“我们坚信如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所有人都生而平等，他们被上帝赋予某些不可让度的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统治者者的同意而产生的。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对这些目标起破坏作用时，人民便有权予以更换或废除它，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引文自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仰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引文自美国《权利法案》，1792年）正是这些被后人称之为自由民主的理论、自由民主的文化、自由民主的道路，才把美国推到了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位置。即使是在托克维尔考察美国的那个年代，美国人的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也都镌刻在了骨子里，随后二百多年更是在不断强化着这种自信——最近五百年以来，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取得如此耀眼的成就，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科学技术上对人类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的建国先贤们留给后世的精神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瑰宝。
写到这里我想插一句：人类目前来到了又一个十字路口，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具体说，美国也在变，在当下它甚至已经变得让人认不出了——谁也没想到，有一天“民主”会把一个恶霸级的流氓、一个道德完全破产的疯子推举到大统领宝座上，目前这位大统正领带一群各自怀着野心的极端主义的政治流氓满世界撒野，极大地败坏着美国的名声；曾经让美国光耀天下的自由、民主似乎正在成为笑柄，谁也不知道未来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不过这已经是又一个更加复杂的话题了，我们不去管它了吧！
4
人的解放对人所面临的选择的宽度很重要么？不言而喻，很重要。
最近我们国内有一位叫金什么的先生，到处鼓吹西方文明是因为率先实现了工业化才在近四五百年以来走到世界前面的；小日本敢于侵略欺辱中国，也是因为他们先于中国实现了工业化。而金先生反复做这种强调，归根结底是为了说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唯一的原因是由于中国赶上来，也实现了工业化，金先生由此断言中国取代美国只是时间问题……当然，他很聪明地在这里预设了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我们内部不出问题”，至于“我们内部”出不出“问题”？有可能会出什么“问题”？极聪明智慧的金先生嘿嘿嘿，顾左右而言他，不再细说。我理解，是他实在不好细说，也不敢细说。
说实在的，我不觉得金先生的观点有什么错讹，反之，我认为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见识历史的视角，是很有价值的，然而我强烈质疑这种把生产力发展强调到历史发展主要甚至是唯一推动力的观点是否全面？是否准确地反映了历史事实？或者干脆说，如果忽略人类启蒙思想大爆发的社会运动，忽略源于个人主义的人的精神解放，忽略通过亚当·斯密式的市场——所谓“看不见的手”——在没有国家作为中介的条件下建立起社会秩序，忽略一整套国家制度和政治运行机制相应发生的调整和改变，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是否就因为搞了工业化就能够必然发展？工业化的实现难道仅仅是冷冰冰的大机器生产所导致的结果吗？难道仅仅是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带来的结果吗？我不这样认为，世界历史也不这样认为。没有“人”的精神觉醒和解放，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中国明清两朝就是这样错失至关重要的历史机遇，从而与工业革命擦肩而过，沉坠到几乎亡国灭种的凄惨境地的。西方国家以及金先生曾经提及的日本，不是都提供了许许多多令人深思的与中国遭际完全相反的例证和证明么？不说欧美，就是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近代不是也曾经成为中国精英先进思想的来源之一么？我们就连明治维新那样的思想成果也从来没有收获到，我们曾经的五四运动，呼唤的不也正是这种我们所严重缺失的东西么？这种令人尴尬的现实，我们不该闭上眼睛假装没有看到没有听到呀！
我们还是回到关于选择的话题本身。
选择条件对人的选择限制有很多很多，其中最重要、最直接的，是权力的限制，这种状况几乎与全部的中国历史相伴相随，中国传统文化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以及“三纲五常”等观念，都把“民”固化在了权力对象的位置，两千多年以来都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我以前说过，中国政治过于早熟——有人考据说，早在夏朝时期中国由“酋邦”向早期“国家”的演变中就含有了皇权专制的因子——中国也因成熟而滞重，中国传统文化中拖带着太多太多的精神负累，其中最核心的负累是将权力神化成为一种哲学，这种哲学不仅是观念性的，更是制度性、体制性的，具有灵活的与时俱进的可操作性。
如果往前渊源，我们尤其应当注意到春秋战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管仲（前725年－前645年），这位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宰相的先生提出“利出一孔”的概念，对皇权统治的机理做了极为精准的描绘，或者说，给君主提出了一条极为阴鸷歹毒的建议。丫是这样说的：“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羡，隘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语见《管子·国蓄》）
什么意思呢？意思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权益必须由国家（朝廷、政府）统一掌控，如果国家守住了利益唯一输出者的位置，那么这个国家想不强大都难。那要不是这样，而是由两个机构掌控和分配利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管仲说，那你的国家力量就将削弱掉一半。假若发生了更严重的情况，譬如由三个机构（如现当代的“三权分立”）掌控和分配利益，那你这个国家也就完蛋了。管仲先生接着论述说，以前的君主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总是尽可能限制民众获取利益的企图心以及获利的途径，以达到只能由君主输送分配利益的目的，这就是说，君主说给你就给你，君主说不给你就不给你，君主让你丫贫困你就富不起来，君主要是想让你富足起来，你就是啥也不干也会锦衣玉食住高宅大院骑高头大马。
这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设想：你被圈养起来，你获得食物维持生命的唯一途径是主人手里提的那桶泔水；你不能叫，不能随便哼哼，否则就让你饿饭，或者遭受辱骂和毒打；你更不能思索自己的处境，主人会警惕地想：“猪都开始思索了，还有我们的安生日子吗？”你同样得挨打，甚或在你的脖子上多加一条绳索，为此你既屈辱又苦闷，哀叹说：“这哪儿他妈是人过的日子啊！”问题是你根本就不是人，自从你被圈养起来那一天起你就不再是人了，哀叹有个屁用？！
中国皇权专制主义的参天大树不只“利出一孔”这一个枝干，你比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件事，不是早把等级有序的政治结构恒定在那里了么？既然你做人的资格都被“纲”了出去，你当然也就不再是人了，所谓的“臣”、“子”、“妻”当然也就丧失了其作为个体生命的意义，变成了“非人臣”、“非人子”、“非人妻”，成为了符号。同样，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之类的维护等级秩序的信条，不正是维系和支撑这棵大树的筋脉么？不正是套在人们脖子上的一条条枷锁么？只能用一个孔道呼吸的人意味着失去了选择、失去了自由，而失去自由的人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做人的资格，变为了可资利用的器物。在如此严峻窘迫的生存环境里，皇权重压之下的老百姓除了拥戴君主为日月、将君主视为父母一样的至亲之人之外，丫还有别的道儿可走吗？！两千多年以来，“利出一孔”成为历代君主的治世法宝金玉良言，成为所谓的统治秘籍，实在不是偶然的呀！
然而无论是谁，无论他的地位多么卑微，谁会愿意这样活过自己的一生呢？于是人们就反抗，就斗争——如前所述，这就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由西方社会发轫、在全世界范围内普遍发生的事情。历经数百年血与火的考验，人类从根基上瓦解了“君权神授”的谎言，收回曾经不得不让渡给强权的自由、重新夺回选择的权利以后，对所谓“国家”就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与见解，有了关于国家以及国家的对象“民”的各种各样的说法和辨析，譬如“人是目的本身，而不是手段”（康德）、“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马克思）、“国家是必要的恶”（托马斯·潘恩）、“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列宁）、“国家是掠夺别人并防止别人来掠夺的工具”（陈独秀）、国家“对人的定义加以足够的操纵，自由就会包含着操纵者所希望的任何意义”（伯林）等等，近年来关于“国家主义”、“威权主义”的思考和讨论也很热络，真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些言论让人类洞见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即使推翻了“君权神授”的观念，在权力没有被完全关进笼子里之前，人在很多种情况下也还不是自己的主人；即使是在启蒙运动使人获得充分解放以后的近现代、甚至于当代也是如此——“鬼神”消失了，国家利维坦却又横空出世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在某些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从历史运动中得到的那些东西，是有可能重新丢失的，或者说，从来没有得到那些东西的人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会与那些东西渐行渐远，以至于人在世界中的位置不是变得越来越清晰，而是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于变到云里雾里完全看不清楚真实处境的程度……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就可以认为人的自主性消失了，自由消失了——用我们这篇文章的语境表述，就是人失去了选择的权利，选择成为了没有选择的选择。
自由主义思想家很早久意识到这是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不约而同对人类发出了提醒和警告：
“如果说篡权是行使另一个人有权行使的权力，那么便是行使越权的、任何人没有权力行使的权利，这就是指任何人利用他所掌握的权力，不是为了处在这个权力之下的人们谋福利，而是为了获取他自己私人的单独利益”（洛克）；“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订出足够的法规来规定人们的一切言论和行为……人们有理由去做自己的理性认为最有利于自己的事情”（托克维尔）；“迫使一种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是它（国家）对人类的掠夺”（密尔）；波普尔强调国家是必要的祸害，既要发挥其保护公民自由的职能，又要时时提防它为非作歹；哈耶克则从经济学角度反复强调，垄断是对自由的限制与打击，国家垄断比私人垄断对自由的打击更为严重；在一个竞争的社会，人们的选择自由基于这样的事实：如果某个人拒绝满足人们的愿望，那么人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但是如果人们面对的是一个垄断的组织，那就只能选择惟命是从。（转引自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2002年）
事实证明，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警告是对的，是反映了人类真实处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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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已经解答了“人面临怎样的选择条件的限制”、“人是在什么情况下失去选择的”问题，那么，人为什么会在没有选择的条件下仍旧要做出选择呢？
我们还是从这些问题所涉及的共通的规律性的角度进行探讨。
我们首先设问：“人的自主性消失”、“人失去自由选择的权利”、“选择成为了没有选择的选择”究竟是好还是不好？这要两说。你要是从省心的角度说，也没什么不好，失去选择，被关在圈里豢养自有被豢养的幸福——子非猪，焉知猪之乐？到什么时候你都不能下断言说卧在泥窝子里等待喂养的猪不幸福，猪不会同意你的看法，猪会说：“事情其实都是被你们丫有事没事吵吵起来的，哪儿那么严重？”而我要说的是，自从“权力”作为精神物象出现在人们的大脑里，人的选择也就被迫接受了非我（即不能被我所控制）的条件约制，从这一刻起，所谓选择自由当然也就不存在了。所谓“没有选择的选择”，正是从这种约制中归纳和总结出来的。
在我看来，“没有选择的选择”是一件极为严重的事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事情荒谬到了即使你失去选择的条件，你还必须得做出选择，这就好像一个人按住你的脖子，强迫你管他叫爹一样，是一件很屈辱、很没面子的事情，阿Q兄弟就遭受过这样的待遇。我们还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说这件事情：一件事被认为极为严重，一定涉及如下两个方面：一、在性质上它是必须引起警觉的；二、在量级上它是不能被忽视的。“没有选择的选择”这件事恰恰满足了这两个条件，它甚至关乎本文标题“选择的宽度”包含着的最核心意旨。
我们前面已经论及，在皇权专制主义状态下，“民”只有相对于“帝”、“皇”才表现为某种形式的实在；同样，“选择”只有在失去选择的情况下才表现为某种形式的选择的“自由”，这里所谓的“自由”当然也就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了。这种情形通约于人类社会的几乎所有阶段，并且随着权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不断扩展。譬如金钱也是一种权力，并且是更通用、更强大的权力，资本主义社会（我们通常所谓的金钱社会）在某种意义上也属于我们正在议论的关于权力话题的范畴。
毋庸讳言，在权力话题的范畴之内，尽管人类经历了精神解放运动，但是随着时间的延展，人们惊讶地发现，截至目前，人类的处境不是变得更好，在一定的社会状态（权力万能的极权主义社会、金钱万能的资本主义社会）下甚至变得更糟了。在这样的状态下，人失去选择而又不得不接受失去选择的处境，这并非只是某一社会阶层、社会团体或者社会个人的困境，而是广泛的社会现象，甚至可以说，是所有社会形式都具有的社会内容，是人类的普遍境况——话说到这里，我们已经部分地进入到存在主义哲学的领域了——这种境况甚至可以被我们这些处在社会生物链末端不太追问存在的意义的人感觉到，说明无论在“质”还是在“量”上，它都很严重很普遍了。
唉！人怎么就落到如此憋屈的境地了呢？人是如何做没有选择的选择的呢？
我们说一个常识。
除非遇见鬼，物体的运动一定是某种作用力的结果，物理学如此，社会政治学也是如此。你比如一个人这个样子而非那个样子，必定有他的缘由，这种缘由大体上由两种因素构成，一是爹妈给的，即遗传的因素；再就是社会给的，即社会塑造的因素。如果有人拍着胸脯说他聪慧绝伦天生就是当领袖的料，或者是神使他成为了救世主，成为了最有钱的人，那么你就可以毫不犹豫地判断丫是一个骗子，政治骗子、宗教骗子或者经济骗子。
我们常说人是精神的容器，人无论多么卑微，在他的灵魂世界里都喧嚣躁动着精神活动，没有一刻钟的停歇。人难免会在某些特定的时候起一些玄想，问自己：你怎么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了呢？你小时候曾经想过你最终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吗？你现在这个样子是自身发展的结果，还是某种非你所能控制的社会矫正的结果呢？你满意现在这个样子吗？如果有机会来世上重新走一遭，你会再重复一次你走过的人生之旅吗？琢磨来琢磨去，甚至“为伊消得人憔悴”，人竟然是找不到答案的，这就是说，这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
一般来说，极难回答的问题一定含有耐人寻味的东西，而耐人寻味的东西一定含有未曾被发现的道理，所以思考很难回答的问题是很有必要的，哲学的发现、人生的顿悟、生命的体验之类，往往源自这种看上去未必有用的思考。结果，一些思想先行者发现，构成一个人内在本质的东西，源于社会的要远远大于爹妈给的。这就是说，你之所以成之为你，既不是爹妈所能掌控，亦不是你自己能够把握的，你只是环境即社会综合作用于你的一种结果——这话有点儿拗口，我们用自己的语言这么说吧：伟大领袖、乱世枭雄都是一定条件下的社会产物，爹妈生他的时候，绝对想不到怀里这个六斤多的粉嫩肉体，将来会成为大救星带给人民无尚的幸福，或罪恶滔天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所谓“时势造英雄”涵括的就是这个道理——既然时势可以造英雄，造精英，那么时势当然也可以造狗熊，造庸众；更可以造枭雄，造奴隶，这就要看历史的意愿了。
就绝大多数人来说，既不是英雄，亦不是狗熊，更不是枭雄，而是在寻常世界中讨生活的寻常人而已，人走的路是绝大多数人都在走的路，此种情形似乎通约于所有朝代。这里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形，除非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一种社会情态往往不是直接的社会强制的产物，这就好比河流里出现一块足以改变河水流向的岩石，直接触碰到岩石并改变方向的河水只是河流中的极小部分，绝大多数河水都是在没有直接触碰到阻力的情况下随着前面的水流改变流向从而造成整条河流改向的。如果我们将这种情形引申为某种政治情态所导致的社会情态变化，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作为个体的人的迷失——也可以称之为社会异化——往往不是直接的社会强制的结果，而是一种经由某种形式的“自主”心理过程所做的自我矫治，是“我”出于安全和生存的需要，或者说，依据古老人性中“趋利避害”的本能，根据客观情势所做的自然而然的自主选择，即没有选择的选择。
社会领域中没有选择的选择来得既深入又持久，甚至可以说，决定人们“选择”的事情，绝大部分都是在“没有选择”的隐性条件下实现的，这就决定了某种社会样貌的出现，要远比人们从表面上看到的来得深刻和复杂，人的处境要远比人们所感觉到的更加困窘和难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艾希曼的辩护——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一书中，令人信服地描述了这种往往被人忽略的社会样貌和与之相对应的人的处境，不过她主要着眼的是人类中与之相关的另一种情形，即失去选择的人往往会与强制他们进行选择的人共生共在，甚至于彼此打情骂俏，从而在社会层面大面积制造所谓“平庸的恶”。这一点我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
我前面说过，这种匪夷所思的境况，甚至可以追溯到到茹毛饮血的远古时代，人类出于生存和延续后代的需要，就是用接受失去选择的办法来办这件事情的；这件事已经具有了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生物学问题的色彩——人作为一种生物，尽管他很高级地脱离了动物界，他也无法摆脱自身在大自然中的处境，无法摆脱因这种处境而产生的的精神特性。
权力——皇权或者金钱——不仅制造了“社会”，更制造了一种看上去很自然的“自然生态”，所有人都将各归其类。当然，如果有人抬杠说：“我就不是这样的人，我依据本性活着，凭什么要看限制我的那些东西们的脸色？”我也没办法，我只能说，这个家伙太高看自己了，你想成为的那种人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换一句话说，如果有一个人真的能够如此天马行空，无边无垠，他也就不太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下去，早就“死”掉了。
人类的宿命有万千种，最普遍也最无情的往往就隐藏在每一天看似平常的生活之中，种种莫辨其形的威胁与人如影随形，种种来自于灵魂深处的恐惧使所有人试图安安静静地活着都成为了奢望，人就像蝼蚁一样随时都会被强力碾压为齑粉，美国黑人弗洛伊德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白人警察“跪杀”的，“戊戌六君子”就是这样为信念付出生命代价，将一腔热血顷撒给大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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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必须强调一种不能被忽略的情景。
你不要以为没有选择的选择是很痛苦的事情，事实上，在精神瞽蒙的状态下，没有选择的选择是很快乐甚至是很幸福的；你也不要以为感觉幸福快乐的仅只是少数人，无情的事实是，绝大多数人都是活在这种状态之中，你只要稍微关注一下人们的精神状况，就会发现人在幸福与快乐中消泯了作为主体的个体感觉，将主体融化到了作为强力的客体之中，这当然意味着“我”消失了，行走在人间的，就是生物，就是器具，你没有办法的。“强力”对于人的精神屠戮，往往来的更加残忍，更加绵长。这种屠戮甚至让人感觉不到痛苦，人们往往会在极度舒适中死去，直到死去了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陕北插队的时候，就曾经遇到这样一种触目惊心的景象：明明由于实行带有乌托邦性质的集体生产导致饿殍遍野，甚至于整个村整个村集体逃亡外出讨饭，或者因为强制、或者因为身体原因没办法出走的人却还在整天开会批判资本主义道路，用最决绝的语言宣称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在点着煤油灯的黑黢黢的窑洞里，在烧玉米芯子的火盆的烟火缭绕之中，看着那些衣衫褴褛面有菜色站在台子上生涩地使用报纸语言发言的庄稼人，初谙世事的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形了，都扭曲了，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不辨其貌的鬼神般的力量，将人变成了眼前这个样子。当然，我是在以后很久很久才意识到那种力量究竟是什么力量的。
“人世间没有一个权威因其本身值得尊重或因其拥有的权利无可侵犯，而使我愿意承认它可以任意行动而不受监督，和随便发号施令而无人抵制。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以决定一切的权利和能力时，不管人们把这个权威称做人民还是国王，或者称作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或者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播下了种子，而且我将设法离开那里，到别的法制下生活。”（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任何人都不要清高地以为“我”不是这个样子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人置身于这片山林的时候，是无法产生作为精神的容器的人的感觉的；人就是一株草，一片碎石，一只虫豸，人只能像草石虫豸那样感觉世界，只能像草石虫豸那样感知“自我”——即使是“自我”，也是被鬼神使用鬼神手段替换了的，那不过是草石虫豸的自我，一种不存在的存在而已。
人聚合成为水流，水流在并没有直接触碰到岩石的情况下，却全部改变了流向；如果这仅只是个人悲剧的话，还是可以忍受的，问题是实际情形比这要严重得多：由于水流改变了流向，于是导致了整条江河的流向都发生了改变。长此以往，如果整条江河成为了这个世界上的异质物，一种特殊到让人害怕的异质物，那才是最可怕的。
我们从中国漫漫两千多年皇权专制主义历史和世界性的民主危机中，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情景。
2020-6-25，端午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