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书评专家，仅从书评读者的角度谈点浅见。总体的说，大陆史学刊物基本以论文为主，其书评部分不仅质不高，量也太少。我们当然不一定要像西方学刊那样刊载书评的篇幅多于论文，但以现在史学书籍出版的数量和速度言，各刊物的书评部分所占篇幅仍然远不足以反映以书籍为表述形式的学术成果。最近虽然有基金会对史学书评的支持，但量和质两方面均似尚未见到明显的改善。这可能与我们书评产生的方式有一定关系。西方学界的常规作法是出版社将新书寄给相关学术刊物，由各刊物约请特定领域内的专家撰写书评（有时专家又转请高年级研究生撰写），这是各杂志书评的主要来源；虽然仍有一定数量的个人主动投稿，但比例不高。窃以为这一作法值得考虑借鉴。如果我们的出版界与刊发书评的学术刊物之间建立起相对衡定的类似常规流程，则可以保证新书能得到及时的介绍和评论，而目前基本由著作人请熟人写书评这一实际影响书评品质的现象也会逐渐消逝。

说到书评的品质，恐怕比数量更令人不满，最需要进行切实彻底的改革。过去的书评多空话而少务实，尤其吹捧之风极盛。这两年《近代史研究》和《历史研究》都已有意识地努力改进这一倾向，但有些书评又呈全面批判之势，稍有矫枉过正之嫌。各相关刊物试图强化学术规范以转移今日学术风气的苦心甚可感，惟以现在史学书籍出版数量和书评数量的悬殊比例看，若真是全无价值可言的书籍，似尚不必占据我们学术刊物本来不多的书评版面（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偏见）。在刊物的书评篇幅未能大量增加之前，或者仍以评介品质较高的书籍更能推动或引导学术的发展。而且，刊发几篇强烈的负面批评文章，虽给人以清新之感，却并不能因此“平衡”其他更多书评仍以吹捧为主这一实际现象，后者的改进也许是刊物更应关注的问题。

书评品质的改进特别需要注重学术规范，提倡敬业精神，以建立相对客观而具“了解之同情”的学术评论风气。敬业精神首先就体现在认真二字之上，在今日急功近利的世风之下，书评本算不得什么学术“成果”，只有内心真正敬业才可能认真而非随意撰写劳而少功的书评。所谓客观，即努力“自然化（to naturalize）”评者与原作者的当世人际关系，尽量淡化双方之间的个人色彩（后现代主义者最反对将人“自然化”，这里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国情”而言；实际上两方面都“化”不了，但能有意识地去“化”或会好些）。所谓“了解之同情”，即尽量设身处地，思作者之所思，而努力了解其所欲言。清儒朱一新说：作者著一书“必有一书之精神面目”，评者必理解此“精神面目”而后能下笔；也就是陈寅恪所说，必与立说之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

若说具体批评一书之是非得失的实践，则文无定法，书评亦然，不过仍可有些起码的要求。从书评读者的角度看，一篇书评大致总应有介绍和评论两部分。学术刊物所评之书理应为新书，许多读者或尚未看到，若从头到尾评而不介，则没看过原书的读者便常有不知所云的感觉。故即使是短到千字左右的书评，仍应包括书籍内容的介绍，且在可能的篇幅内愈详细愈好。至于评论，最好能注意局限于学术范围之内，戒说“功夫在诗外”的空话、少用个人色彩较重的语句、慎下定性的评语。

再具体一些，则究竟什么是该书作者之所欲言？作者是否搜集和运用了较多的第一手资料？作者怎样安排材料及怎样论证其所欲言？其所用材料及其论证是否能成功地支持其所欲言？作者之文字表述是否能做到“辞达意”？在该书所讨论的题目或领域里，作者是否及怎样利用、反驳、和发展了既存研究成果？该书是否已经基本解决了其所讨论的问题？是否提出或提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当然不是说任何一篇书评都应依次回答，而是从一个读者的角度表述希望能在书评中看到的信息。如果评书者在撰写书评时不仅注重原作者之所欲言，且能兼顾（书评的）读者之所欲观，或者更能充分肯定所评书籍的贡献及发现和指出其不足的一面。若是带研究性质的专题长篇书评，则评者能与原作者进行不低于原书层次的真正学术对话更是读者所希望看到的。

原刊《近代史研究》1999年1期，收入罗志田：《变中前行：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掠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