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最为精要的理论概括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观”，这一历史观由《史记》而确立其在中国史学中的主流地位。《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其撰著“述陶唐以来”，“自黄帝始”，即以黄帝起始的古代世系记述为根基，建立中国上古史的年代学坐标。这一古史系统的建立基于深厚的中国史学传统，其学术渊源可上溯孔子。

一

《史记·五帝本纪·赞语》说：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由上引文可见，司马迁撰《五帝本纪》，凡中国古史的开端及上古史系统的书写，均取自孔子所传之《五帝德》和《帝系姓》。太史公稽考《春秋》（实即《左传》）、《国语》等多种上古文献，并赴各地进行田野调查，采录口传历史资料，印证了孔子所传上述两种文献之可靠性，从而以此作为撰写《五帝本纪》的史料基础。

《五帝德》和《帝系姓》保存于《大戴礼记》中。《帝系姓》在《大戴礼记》中称《帝系》。将《史记·五帝本纪》与《五帝德》进行比较，可知《史记》所述黄帝史迹主要依据后者而稍有加工。《五帝本纪》关于颛顼、帝喾、尧、舜、禹的历史记述，亦与《五帝德》相类。《五帝德》和《帝系》还记述了五帝的统属关系，包括五帝之间的亲缘关系，其所载中国上古史的世系可简化为：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

由《五帝本纪》所载可知，自上古时代起，中国就是一个诸族共存而统一于中华文化的共同体。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记载中，皆认为五帝出黄帝一系。与《五帝德》相比，《帝系》有关五帝间世系关系的记载更为详尽。这些颇为后人所采纳，楚史的记载是很好的例证。《史记·楚世家》与《五帝本纪》一样，和《帝系》的记载若合符节，所异甚微。例如，都记载了楚人的先祖为承继黄帝的高阳氏颛顼，乃“黄帝之孙，昌意之子”。《楚世家》所说“陆终生子六人，坼剖而产焉”，显然是精简了《帝系》“鬼方氏之妹谓之女氏，产六子，孕而不粥，三年，启其左胁，六人出焉”的记述。楚史不但记载了楚人先祖所出，且涉及旁支族姓。

部分内容亦得到《清华简·楚居》篇的支持。

二

所谓“五帝德”，即“五帝”时期各历史阶段的主要文化特征和其对中华文明的一系列具体贡献。《五帝德》不仅记录史实，而且具有明确的史学思想。历史是特定人群生存与发展的历程。历史著作则是对这一历程的记录和解释。社会制度，以物质文明为基础，体现精神文明的成就，是中国历代史家关注的对象。孔子在《五帝德》和《帝系姓》中所传递的古史系统，充分注意到重要历史要素的记载，体现出孔子高超的史学思想。下面以对黄帝的记述为例略作说明。

《五帝德》对黄帝之“德”的描述，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少典之子”，述其所由生。

“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慧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述其个性特征。

“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豹虎，以与赤帝战于版泉（“版泉”《史记》作“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这段话的内涵极为丰富，兹略述如下：

“治五气”，《汉书·律历志》表述为黄帝起五部：“盖闻古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发敛，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起五部”者，颜师古注引应劭曰：“五部，金、木、水、火、土也。建气物分数，皆叙历之意也。”颜师古注又引孟康曰：“五部，谓五行也。天有四时，分为五行也。”这里的“五行”是否与后代所述“五行”这一著名的哲学概念完全一致，容当讨论，但其与历法相关，应无疑义。历法的制定是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志性事件。《史记》记黄帝“迎日推筴”，“筴”即“策”。《索隐》：“《封禅书》曰‘黄帝得宝鼎神策’，下云‘于是推策迎日’，则神策者，神蓍也。黄帝得蓍以推算历数，于是逆知节气日辰之将来，故曰推策迎日也。”由此可知，这一内容是太史公依据其他文献对《五帝德》“治五气”之说进行的补充和解说。2020年5月7日，郑州考古研究院公布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距今五千余年，正当史书记载的黄帝时期。遗址中，用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印证了其时中原地区文明发展的水平与史书记载相符。

“设五量”即制定衡量标准。《汉书·律历志》说：“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制定衡量标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衡量与交换提供了前提，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得以产生的现象。

“与赤帝战于版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记述了黄帝通过战争取得统治权力的过程。古代的民族融合，战争是必要的程序，世界各民族皆如此。黄帝与炎帝战于版泉之野，是中华民族整合统一过程中的重要事件。

“黼黻衣，大带黼裳，乘龙扆云，以顺天地之纪，幽明之故，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故教化淳鸟兽昆虫，历离日月星辰；极畋土石金玉，劳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分别叙述黄帝制礼服、兴农业、订律历等方面的贡献。从文明的发展过程来说，由采集、游猎演为农业定居，是中国文明基本特征形成的关键。中国境内的农业考古发现，证明在相当于黄帝时期，中国境内已经有高度发展的农业文明。这些，都从侧面证明了《五帝德》所述有据。

“极畋土石金玉”“节用水火材物”，涉及制陶、冶金及石器（含玉器）打制等各种工艺的发明与材料的开发。与《五帝德》和《帝系姓》性质相似的先秦文献还有《世本》。《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著录有“《世本》十五篇”。班固自注：“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讫春秋时诸侯大夫。”《世本》原书已亡，现存明代以来多种辑本。结合《世本》的《作篇》所载黄帝时期的多种发明，可知《五帝德》“极畋土石金玉”涉及古代制度建立的许多问题，其中包含着乐器制造。乐器是礼乐文化操作系统中的必备要素，“土石金玉”原意为诸种乐器的材质，这里代指各种乐器。根据《尚书》记载，帝舜时，乐器体系发展为完备的“八音”，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等八类材质制作的乐器，其代表性乐器分别为：钟、磬、琴瑟、篪笛、笙、埙、鼓、柷敔。《五帝德》中有关上古礼乐文化的吉光片羽，提供了中国礼乐文化渊源追溯的线索。

上引资料有些在《五帝德》中缺载，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我们知道，《五帝德》是一种极为扼要的上古史叙述。孔子所传上古史的系统，在战国纵横、诸子纷争之时，有各种传承。《世本》就是其中之一。不仅《世本》，在《礼记·祭法》等先秦儒家文献中，也有关于黄帝的记载。

《礼记》一书的真实性，近代以来曾受到疑古学派的怀疑，甚至被疑为汉人所造。近年来，由于简帛文献的发现和解读，特别是《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出土文献的研究，证明《礼记》等绝非汉人所造，而是有着可靠的学术渊源。

在孔子思想的研究中，近代以来还有一种不正确的倾向，即忽视《论语》以外文献所述孔子学说。由《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民之父母》与《礼记·孔子闲居》对读，回顾《礼记·礼运》篇的内容，可知《礼记》所载孔子言论的可信度并不亚于《论语》。总之，《大戴礼记》《礼记》及《世本》有关黄帝的记载，说明了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所传上古史学内容丰富、传承有自。

三

现存文献显示，春秋时期曾存有丰富的上古史资料，孔子作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将之整合为《五帝德》《帝系姓》等系统的古史著作，并使之得以传承。纵观文献所载孔子有关上古历史的叙述与评论，如《礼记·礼运》篇所言“大道之行”与“三代之英”的认识，可知孔子的社会理想有着深厚的史学背景。《礼运》篇还提到，孔子欲观夏道，之杞而得夏时；欲观殷道，之宋而得坤乾。可见其对古代文献的掌握与对古代制度的研究非一日之功。

孔子在史学方面“转益多师”。最为著名的是他曾问礼于老子。考虑到老子的周王朝史官身份，可知孔子所问必包含史学内容。《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述少皞氏以鸟名官。“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礼记·乐记》记载孔子曾自苌弘处叩问有关《大武舞》的问题，这涉及商周之际的历史。凡此，皆为孔子精研古史的例证。

人们在谈到孔子对中华文化的贡献时，往往指出他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建立儒学），伟大的教育家（开创私人教育），伟大的哲学家（《易传》撰著者）。就历史学而言，自孟子以来，人们多注目于孔子“作《春秋》”。然而由《五帝德》和《帝系姓》之传承，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历史观，岂非由夫子树立？关于这一点，当代史学工作者应当深入研究。太史公在《五帝本纪·赞语》中说，治史须“好学深思”，否则难“心知其意”，信然！

（作者：姚小鸥，系聊城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