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科学在中国是舶来品，它由一批留学欧美的学者引入，并因应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变迁建立起相应的价值导向、学术规范与研究群体。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目标是揭示研究者所在社会的面目，这一定位注定了中国社会科学一定会踏上寻求本土化的漫漫征途。但百年来探寻本土化之途的艰难促使人们反省这个目标是否适当。文章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需要在本土化的普适社会科学范式建构与本土化的绝对经验描述之间，确立社会科学之服从科学逻辑的普适原则，以及基于中国经验的可证伪的社会科学研究 范式两个高度关联的研究目标，籍此走出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焦虑，引导中国社会科学朝 向严格的社会科学健康发展。
关键词：中国社会科学；舶来品；本土化
社会科学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动力，固然与中国的现代转变紧密相连。但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上讲，这一思潮／运动一者与中国的留学运动相联系，二者与中国紧迫的自我认识相关，三者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需求相贯通，四者与新兴社会科学研究群体与组织建制相关联。因此，中国社会科学自始便难以摆脱世界化与本土化的张力。世界化是由中国现代化转型与社会科学的舶来性决定的，而本土化则源于中国的历史传统与 现代转型的自我筹谋性质。这是一种难以协调的张 力：它既是中国社会科学成长的动力，也是与中国社 会科学如影随形的压力。取决于前者，中国社会科学的现代特质在初创时期就格外凸显；受制于后者，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理想成为其成长的重要目标。但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并不因为后者便成为一个易于实现的目标。原因很简单，本土化的最低目标不必倡导，本土化的最高目标殊难企及。实在地讲，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理想，是一个亟需重新思考的问题。
一、社会科学的自西徂东
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理想这一论题，首先提示人们，中国的社会科学是外来的，而非本土自产 的。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社会科学是由西方传入的现代学问。在西方，社会科学的兴起，是一个标准的现代事件。因为，社会科学是随科学的兴起与繁荣而创生的。在科学的主导地位在各种研究共同体中得到承认之后，人们尝试将科学的理念、方法与共同体规范用于研究社会问题，催生了社会 科学的知识体系。在其前史阶段，17、18世纪致力于探究社会重大问题的学者，诸如霍布斯、哈林顿、洛克、哈奇森、亚当·斯密、孟德斯鸠等人，就已经将刚刚兴盛起来的自然科学理念与方法引入社会研究领域。尽管这样的尝试，与 １９世纪后期正式兴起的 “社会科学”在旨趣上明显不同，但却奠定了以科学 方法审视社会问题的基调。以“社会科学”自称 的知识体系于 １９世纪正式诞生，研究者试图借助科 学方法但又与之划清界限，由此凸显探究社会现象及其背后联系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性。这在孔德介入当时“何谓科学”的广泛争论时，展现出科学地研究社会的知识面目。从总体上讲，“社会科学很严肃地对待科学的理想，而且即使这种理想如所描述的那样未能实现，它也保持了一定的规范力。例如，‘科学的方法’尤其为那些追求‘真正的’科学的控制力和确定性的社会科学家们所青睐。对自然科学方法的讨论也多少受到这些社会讨论的影响和规范，尽管科学家们通常使用这种方法去解释为什么社会学科不是科学的。历史学家们和科学哲学家们通常会正确地坚持，在实际的科学实践中找不到类似一种严格的或者统一的方法，但是他们也并不认为这种讨论是不合理。这有利于提高科学的威望，塑造科学的特征，并且有时构成了科学的良知”。可见，社会科学本身既是一种有待实现的理想，也是一种实践科学方法的尝试，还是一种为社会科学研究共同体所承诺的共识。
科学知识具有超越民族与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普适性。附着于科学而起的社会科学，其对于知 识上的客观性、确定性与普适性的追求乃题中之义。社会科学就此与民族特性、文化传统和国家结构等基于特殊性的因素区隔开来，而与普适特性、普遍意义和全球体系紧密相连。当然需要承认，对社会科学的这一定位，犹如科学的类似定位一样，是在理想层面上做出的规定。在实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很难真正兑现这一理想。一方面，这与社会科学的知 识限度有关。社会科学不是对自然现象的探究，而 是对社会世界的解释。因此，社会科学无法让研究 者摆脱内外张力——一旦研究者内在于某个研究对象，他的先在性认同就会显著影响他的研究进路、研究方式与研究结论；假如研究者外在于一个研究对象，他分析的客观性、确定性与可靠性明显高企，但与对象的疏离，使之难以获得研究对象中的诸主体的认同。另一方面，社会科学基于研究者的经验观 察、分析进路和解释方式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彼此极为悬殊的研究结论，并因此引发针对同一研究对象完全不同的认知结果或公众倾向。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下，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会受到严重的质疑。再者，由于研究者总是处在特定群体、民族与国家中的人士，他们的价值偏好、立场择定、传统熏陶、教育背景、彼此认知、自恋倾向等，都会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发生重塑作用。因此，社会科学的研究结论通常不能得到诸研究群体的一致认可。尤其是那些涉及民族与国家的评价性结论，可能会在不同民族间引起极为不同的反应：对同一个结论，来自不同民族、国家的研究者，既可能钦服， 也可能拒斥，更可能痛诋。
在社会科学的上述背景中审视，社会科学之输入中国所引发的世界化与本土化之争，实属必然。从总体上讲，中国现代的人文学与社会科学，都是舶来品。因为中国传统的学问分类体系是经、史、子、 集，而不是文、史、哲，政、经、法，更没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这样的大类划分。由于自然科学引入中国时，其普遍知识的取向不会触及中国人对传统的认知与评价，因此很容易成为中国人现代知识体系的构成部分。人们面对自然科学，并不会产生基于文化抵抗与排斥的拒绝行动。但人文社会科学的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比较的视角 看，文、史、哲尽管也是引进学科，但因为研究的对象与传统的深度相关，本土化的色彩是比较浓厚的。社会科学的现代社会依托明显，科学性较人文学科为强，学术的普适标准因此也得到更大程度的凸显，与本土文化、传统文化的兼容性相对较弱。在社会科学进入中国之后，其学科的设准，基本上是由西方国家供给，给人以外来学科的印象更加深刻，因此让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有更强的紧张感。
中国社会科学的兴起，鲜明的舶来特性，毋庸多 言。从较为成型的学科建制上讲，它基本上是上个世纪初期，由留学欧美、日本的学者引入中国的。追溯源头，则是 １９世纪晚期游学欧美、日本的学者介绍给中国学术界与社会公众的。就后者讲，严复的翻译与梁启超的推介，构成社会科学引入中国的双子星座。严复的翻译涉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主要社会科学领域，“试图激发当时中国学者对西方社会科学之意义的兴趣”；梁启超流亡日本十年，发明了一种结合日式表达和公众表述的现代文体形式，让他的文字得到非常广泛的传播，“在中国特别成功地传播了西方社会科学”。但其时中国的社会科学建制尚待建构，因此二人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传播还没能与现代学术体制如大学和研究机构结合起来。
就前者论，即就成型的学科建制来看，中国社会 科学完全是留学欧美、日本的学人引进并坐实的。从时间上看，起自２０世纪初，迄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在 ２０世纪初期，随着大学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建制开始建立健全起来。国家随之设立了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学术建制体 系中的学术评价开始成熟起来。1948年中央研究 院第一届院士评选，成为衡量中国社会科学建制性评价的标志性事件。这届院士选举，专门设立了人文组。说是人文组，其实包含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两个门类。人文组的院士共有２８人，其中仅有６人没有留洋经历。将之区分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 两类的话，没有留洋经历的６人都是人文学科类院 士，其余也都有留洋背景。社会科学类的院士则都具有留洋背景：政治学家吴敬恒、萧公权、钱端升，法学家王世杰、王宠惠、周鲠生，经济学家马寅初，社会学家陈达、陶孟和，都是留洋归国的学者。这些社会科学的院士，都是中国建制性的社会科学的奠基者与标志性人物。可见，中国社会科学绝对是自西方国家引入中国的：西方社会科学的翻译与引介，是社会科学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的必须，其著者为留英的严复；西方社会科学的广被公众，是社会科学与中国社会互动的需要，其著者是留居日本的梁启超；西方社会科学的建制化确立，是社会科学确立其在中国的学术地位的标志，其著者正是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选举。
梁启超
留学生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兴起与兴盛的贡献无可置疑。他们去欧美国家留学时，正是现代社会科 学蓬勃兴起与急速发展的时期。中国留学生们在欧美、日本几乎同时接受了兴起中的现代社会科学的 教育、熏陶和影响。欧美国家的社会科学兴起，相较于人文学科也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尤其是建制性的社会科学，也是在１９世纪到２０世纪之交，才繁荣昌盛起来的。留学欧美的中国社会科学名家，在接受社会科学训练和获得研究技能方面，与欧美社会科学家几乎不存在明显时差。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科学的初始发展并没有明显落后于欧美国家。
但这一代中国学者完成学业，受聘于中国正蓬勃发展起来的大学社会科学科／系与研究机构的时 候，遭遇了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家不会遇到的苦恼。一者，社会科学的研究，基本上是以欧美的价值理念、文化根基、知识系统、学科共同体和评价方式建构起来的。这样的一个学科机制，在理论上可以移植，在实践上却难以落地。西方社会科学具有超逾地方性知识的强大解释力，但与中国经验之间却存 在明显错位。现代社会科学是因应欧美当时已经成熟的现代化而成长起来的学术体系，与之相比，中国的现代转型则处于一个与传统拉锯的紧张状态。以成熟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去研究一个未可预 期的转型社会，其难度可想而知。二者，由于中国社 会正处于一个紧张的现代转型阶段，在所谓救亡与启蒙的两极张力中，被引入的西方社会科学很难保持其服从科学原则的知识取向，不得不以服务社会 需要，甚至是国家需要来确立研究的目的。因此，西方社会科学的科学逻辑，就与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 逻辑处于一个紧张状态。引入社会科学的学者，就 不得不着力处理世界化与本土化的“矛盾”。处理这一矛盾，做到相互兼顾是最好的状态。但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因此，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常常在世 界化与本土化两个端点上跳跃，不时陷入双失的窘迫局面。三者，西方社会科学引入中国，在公众导向 的启蒙与建制取向的学术之间，存在明显的悖谬。以前者论，严复引入的社会进化论，将国人引向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境地，这显然不利于建构起社会科学的严谨求实态度。因为恶性竞争的社会是 无法接受理性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梁启超以风雷火电之笔，搅动起国人求变的急切心态，但这不是一种冷静理性的社会谋划，无益于人们清楚认识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因此对社会科学的中国研究帮助不大。以后者论，建制取向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借助于大学与专门科研机构，因此成为高头讲章、阳春白 雪，无论如何都难以引起公众的兴趣，甚至会遭到人们的排拒，因此加剧了研究者与本土社会脱节的危机感。正是这一类因素，直接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诉求。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西方社会科学以自己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研究进路，与对 “未开化民族”进行的初民社会研究，构成两种显著 不同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式。这就是人们熟知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学科分工。像陶孟和、吴文藻、费孝通等人，先后出国留学，既学社会学，也学人类学，他们对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学术分工不太认同，回国后都兼综两门学科的研究，联手创立了“社会人类学”学科，让这一学科既帮助国人对中国进行人类学认知，也促成转型中国所需的社会学的建构。中国最早一 批社会学者，“他们尽管接受了欧美系统的学术训练，但绝不盲从。他们真正关心的中国社会，是如何 借鉴在西方所学的知识与方法，沟通东西方文化，并为祖国的富强寻找出路”。这正是一种西方学术分科与中国学者感受双重因素共同驱使的本土化尝试。对这些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来讲，他们当然不愿意以未开化民族的人类学眼光来研究中国，中国的文明史毕竟长达五千年之久；但中国又确实不是一个工业社会，因此需要以一种社会学的眼光筹谋国家的现代转变。因此，以一种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居间眼光审视中国，是他们最乐意择定的学术立场。可见，中国社会当时的“两不靠”状态，既不靠初民社会，又不是现代社会，催生了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跨门类的综合发展。这样的理念，广泛存在于留洋归国的中国社会科学家内心深处。
二、本土化的念想
中国社会科学的世界化色彩本是很鲜明的。这是中国社会科学在兴起阶段直接取法原生的西方社 会科学而必然呈现的特征。但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自始便带有自觉的本土化追求，这是受其面对的中国社会实际所注定的情形。两种驱动力叠加， 构成中国社会科学成长的强大动力。这是一种看似悖谬的组合。但稍加分析可知，两种动力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成长，缺一不可：缺少前者，中国“社会科学”根本就不存在；缺少后者，中国“社会科学”就无 所依傍。这是一个学科资源与经验支撑相互维系的 必然状态。
所谓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亦称社会科学的中国化，乃是一种将社会科学植根中国的学术尝 试。正如吴文藻指出的，中国社会科学，以社会学为例，主要还是舶来品，“始而由外人用外国文字介绍，例证多为外国材料，继而由国人用外国文字讲述，有多讲外国材料者，亦有稍取本国材料者，又继 而由国人用本国文字讲述本国材料，但亦有人以一 种特殊研究混作社会学者，例如：有以社会学为社会问题的研究者，亦有以社会学为唯物史观或辩证法者。要之，当此期间，社会科学在知识文化的市场上，仍不脱为一种变相的舶来品”。面对测量事实的社会学取向，需要指出的是，测量需要先有假设。因为，“假设与科学绝不可分”。基于此，吴文藻明确强调：“我们的立场是：以试用假设始，以实地验证终。理论符合事实，事实启发理论，必须理论与事实糅合一起，获得一种新综合，而后现实的社会学才能植根中国土壤之上，又必须有了本此眼光训练出来的独立的科学人才，来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社会学才算彻底的中国化。”这可以说是社会科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自觉而系统的表述。就社会科学引入中国的进程来看，吴氏的描述比较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科学主要学科进展的几个阶段：首先是外国人以外国文字和外国材料创制学科，以这样的学科形态进入中国；接着是中国人以外国文字和外国材料加以讲述和研究，但已经加进一些中国材料；跟着是中国人以本国文字和本国材料讲述和研究，但学科边界有些模糊不清了。不过中国社会科学这几类讲法，都未改社会科学舶来品的性质。只有做到下述几点，中国社会科学的中国属性才能呈现出来：一是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假设与经验材料的直接匹 配，二是理论与事实糅合并形成不同于西方学者的 新综合，三是中国社会科学训练出自己的高级专门 人才并从事专门研究。吴文藻对社会学为代表的中 国社会科学之本土化或中国化的界定，可以说切中了现代社会科学进入中国后如何生根、开花、结果的根本问题。
以吴文藻自己对之的实践来看，他的努力呈现双方向同时着力的情形。一方面，他特别重视西方 学术思想的引进与评判，并认定这是“社会学中国 化的前提”。注意这里的两个指向：一是西方学术思想的引进，二是西方学术思想的评判。分析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一书所收的论及西方社会学的文章，可以发现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 几个要领——与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同步性、同时接引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林林种种的多样性、与西方社会科学紧随社会变迁的演进性、与西方社会科学雄心所在的理论性。而在评判时，需要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所得与所失，以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加以揭橥。另一方面，他非常重视“社会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 注意这里的理论与实践，不是分开来处理的问题，而是切中中国现代转变实际，并努力对之进行理论阐释的意思。他对民族国家问题、社区问题、民主的意义、社会制度的建构、边政学、蒙古包等论题均有涉及。这些论题，可以说都是当时中国社会学研究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探究这些问题，正反映了吴文藻将社会学理论与实践关联起来推动社会学中国化的基本方向。
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如政治学，也确立了本学科的本土化或中国化目标。如在中国政治学建制化 兴起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就在教学语言上不再使用英语，转而使用汉语；在课程方面，“加强吾国自己之学问”（时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浦薛凤语），重视介绍中国国情，设立中国政府、中国经济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程；同时因应中国变革的需要，开设中国宪法课程，邀请业者就公文改革和书生从政经验进行专题演讲。这些社会科学门类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转变，是因为从业者大多都对食洋不化的中国社会科学现状严重不满，因此主张加强中国相关知识的整理、学习与研究。但这样的努力，仍然遵循着前述吴文藻的基本思路，蒋廷黻就明确指出：“我以为不通西洋政治学的人决不能对中 国的政治思想或制度有所贡献。”原因很简单，西洋政治学是现代知识形式，中国传统思想是需要分类整理的传统知识。如果对两种知识不进行综合，失去前者就失去了中国社会科学的现代品格，失去后者就失去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国家属性与传统支撑。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就成为发展中国社会科学这一基本问题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构成面相。
不过需要进一步分析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或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是不是仅仅着意这 一学科门类的中国特性？倘若这样，那么在各个主要社会科学学科的学术内容上加入中国内容就可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显然，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目标，远远不只这么一个低度的目标。在这一低度目标的基础上，存在更为高企的目标。这类目标可以归为两类：一是经过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与中国化努力，将中国社会科学的水平至少提升到与西方社会科学并驾齐驱的水平；二是经过更为艰苦和长期的努力，让中国社会科学凌驾于西方社会科学之上，提出替代西方社会科学的范式，并由此独 领世界社会科学风骚。这两个目标，前者，如前所述，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提出；后者，则在台湾发展转型与大陆崛起之际强势浮现。可以说，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目标从不单一，一直存在从低度到 高度递进的不同目标。
基于上述三个目标，百余年的中国社会科学展开了三大类的研究尝试。这可以从枚举性的分析上 得到认识。
一是针对外国人讲外国文字的社会科学定势，努力将之转变为中国人以中国经验讲外国文字。这 一努力，将中国社会科学引导到一个极度重视社会 实际的调查、描述和勾画的境地。在民国阶段，尝试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调查，成为社会科学的一种建 制化努力。1920年代开始，受国外基金会的支持， 北京社会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都进行了中国社会现状的调查，致力弄清楚城市劳工生活状态，对工业化带给中国的影响进行范围广泛的调查与评估。与此同时，社会科学家致力将现代知 识运用于中国社会建设进程，陶孟和全面调查中国 社会的宏愿、李景汉对定县较为全面的调查、吴文藻对社会调查科学自主性的强调、费孝通对江村经济 的描述与分析，大致可以归于这类尝试。至于社会调查的社会科学效用，李景汉罗列出十点之多：促进国家建设、让国家更有条理、帮助认识中国 社会特点、奠定中国社会学的基础、帮助人们了解中 国社会问题、促使救国者多用理智少用情感、使民众 具备公民常识、提高人们的公共精神并增加合作效 率、有助于预防灾祸、免除国人不自知的 国 耻。可见，社会科学中国化的低度目标，已经充分展现出中国社会科学自证其价值的多重念想。在 １９４０年代末期，中国大陆政权易手。大陆社会科学转而受到苏联的巨大影响。但重视社会调查的中国社会科学新传统似乎没丢，持续数十年之久的民族调查堪为佐证。
二是尝试建立适合解释中国本土经验的社会科 学模式。晏阳初与梁漱溟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费 孝通撰写的《乡土中国》可以说是相互写照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新模式的尝试。乡村建设运动不仅仅 是社会领域行动派的杰作，而且是中国社会科学探 寻自己独特的社会模式的、一种实践其乡村建设理论的方式。这中间不仅有工业立国还是农业立国的社会科学理论大问题，而且还有作为中国社会基础结构的农村究竟是要破坏还是重建、是以政治军事还是经济社会文化为途径、是走暴力革命之路还是和平建设之路的对峙性社会思路的丰富内涵。为此，晏阳初以乡村建设寻求“民族再造”，诊治愚、 穷、弱、私的“四大病根”，开展救愚的文艺教育、救穷的生计教育、救弱的卫生教育、救私的公民教育， 并以学校式、社会式、家庭式三种教育实施方式以完 成相关任务。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也具有明确的理论建构意识。他认定，乡村建设是从根本上建设中国。中国一直以乡村为本，近代中国革命对此缺 乏理解。他认为，将乡学、村学建设与农村自治相结 合，就可以“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开出新道路、 救活老民族”，这是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中国现代化道路。费孝通以其乡村研究奠基，在 １９４０年尝试对中国乡土社会进行宏观勾画。他所 撰写的《乡土中国》《皇权与绅权》，给出至今都具有 较强说服力的中国基层社会解释模式。他对中国农村的差序格局、系维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男女有别、 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血缘和地缘等 维度的描述与分析，凸显出中国乡土社会的本色；他 对皇权与绅权在不同层面上维系着的社会政治结构 的描述与分析，呈现了中国社会政治结构的复杂性；他从乡土中国引导出的农村必须工业化，但需要分 散工业化，而非集中工业化的结论，与后来中国在改 革开放阶段的农村初期乡镇工业发展的进路具有一 致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农村社会学、 基层政治学直至今日的繁荣，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科 学尤其是社会学本土化的一个缩影。
三是修正来自于欧美的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路， 尝试提供新的范式，进而寻求与西方社会科学齐头 并进甚或取而代之。实现这个理想还有比较远的路 程要走。但这个理想可以说是支撑社会科学本土化 或中国化最深层、最长远的念想。这样的念想，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是社会科学研究者 甚少表露的意愿。其时，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的目标，不过是让社会科学扎根中国，让社会科学 不至于流于外国人讲外国文字或中国人讲外国文 字，实现让舶来的社会科学以中国人讲中国文字的 目标。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目标缘何长期处在相对较低的意愿上呢？从社会环境上讲，主要是受制 于国家发展低水平的制约。从学术现状上讲，主要 受制于中国社会科学明显的后起与滞后定势。尽管 人们认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人文组的学者水 平，最接近当时的世界水平。但从总体上讲，学术的 普遍水平与精英水准相距较远，这就让学术精英的接 续成为问题。同时，社会政治动荡让这一进程夭折， 硬生生地中断了已经积累起来的社会科学研究进程。加之长达 ３０来年的自我封闭，就更是明显地拉大了 中国社会科学与西方社会科学的距离。这让社会科 学从业者缺乏站上世界社会科学前沿的雄心。
直到香港、台湾发展转型，成为亚洲“四小龙” 之际，中国学者才开始表达一种平等性、替代性甚至超越性的社会科学意愿。金耀基指出了社会科学中国化的两种目标：一是建立中国的社会学，赋予社会 学特殊的性格；二是让社会学在中国充分发展，使之与中国社会发生关系，为中国所用，使其在中国生根。后者在前述的社会科学本土化或中国化尝试中，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呈现。但前者确实是颇具 雄心的社会科学研究目标。后者是一种承诺社会科学知识普遍性、累积性的改良型目标。前者可以说是颠覆西方社会科学规范、志在建构以中国为本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创造型目标。但从中国社会科学构成的总体格局上看，创造型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大多处于“概念分析的阶段，很少有经验性的研究”。
在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收效显著的基础上，近期这样的研究有了令人惊叹的突破：从国家层面上看， 中国经济总量跻身世界前列，并尝试建立人类命运 共同体。这给了社会科学研究者以巨大鼓舞，让他 们心生中国近代以降所稀缺的文化雄心。在学术界来看，中国学者开始尝试以中国传统的“天下”体系，替代西方国家创制的“世界”体系。长期受民主法治理念引导的政治学研究，开始出现以儒家三院制替代立宪民主制的理论发声。即便承认民主法治普适性的学者，也转而指出中国民主相对于西方民主的先进性。这些主张是否成立，是否能够获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同，另当别论。但立论的雄心是显而易见的——其显然已经超越了此前中国社会科学界一般的本土化与中国化目标，直达颠覆西方社会科学一般主张的高位。主张者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正走出百年西制崇拜意识， 基于此，需要勇敢地使用本土概念解释西方。这样的念想，是民国那些接受了西方教育的学者所难以想象得到的。这类表达，让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或 中国化目标，达到了所可想象的最高点。
三、本土化的局限
如前所述，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理想，自始便 是一种混杂不清的理想。之所以说是混杂不清的， 是因为基于本土化或中国化目标所设定的三个目标或两个目的，彼此之间是难于兼容的不说，甚至有些对立的意味。为社会科学切入中国材料、与西方社会科学并驾齐驱、超逾西方社会科学之上，越是提高目标层次，就越是无法保证社会科学的学科规范属性。必须承认，现代社会科学的规范价值、研究范式、典范成果、评价体系、研究组织方式、人才培养模式，都源自西方。为之切入中国材料以确立社会科 学的本土化与中国化，是维持这一学科的原初属性 所可以承受的学术改写。与西方社会科学并驾齐驱 的愿望，如果被限定在守持社会科学既定规范的前提下提供与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水准不相上下的研究 成果，同时保持社会科学的原初属性不变，那么，这个意义上的本土化就是可以接受的。但一旦完全超出社会科学的原初属性，从材料到理论都转变成 “中国的”，那么这样的研究势必丧失社会科学的原 初属性，变成西方学者所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崭新学科。此时，这样的学术研究还有没有必要称之为社 会科学研究，势必成为一个大大的疑问。
人们当然可以社会科学绝对不是西方学界垄断 的科学，来为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的最高目 标辩护，亦即为社会科学从材料到理论都完全是 “中国化的”辩护。但这样一种其性质被彻底改写 了的研究，还能命名为“社会科学”研究吗？在最大 程度上采取改良型的社会科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研究 进路，都不会遭遇这样的质疑。即便是在维持社会 科学基本规范的情况下，寻求不同于西方学者的社会科学方法进路，提供不同于西方学者的创造性解释成果，也是社会科学足以维持自身的可接受进路。假如中国社会科学的创造型研究，创造出西方学者 完全陌生、因之只好加以疏远或拒斥的中国学者的 研究成果，社会科学就丧失了它的基本学术规定性，变成了不知所云的研究类型了。这正是当初吴文藻主张社会学中国化时，将之切分为务必引进和评判 西方社会学，且视之为社会学中国化的前提，在此基 础上才去设法谋求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进路的原因之 所在。对之，切忌以民国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不够高 的视角对待吴氏的主张，以为那是国力较弱、学力不 够情况下的保守表现。需要强调指出，吴氏所论，切 中中国社会科学的处境问题，无论中国社会科学发 展到如何的高水平，只要与西方共享“社会科学”的 学科研究，就必须守持西方原创的社会科学基本属性。由于社会科学不是中国的首创，因此，中国社会科学无论如何发达，也逃不掉遵循社会科学基本规 范的命运。基本的事实是：首先，社会科学是兴起于 近代西方、由西方自然科学方法所规定了的社会研 究；其次，社会科学的研究进路是区分社会现象以探 究社会结构与功能；再次，社会科学研究虽基于一定 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但必须凸显其普适内涵。任何超出这些规定性的研究，就不是或只是记名于社 会科学之下的研究，实则已经勿需以“社会科学”之 名为之保驾护航。这可以说为社会科学中国化或本 土化设定了难以逾越的天堑。
但这并不是说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就是 一个伪命题。至少在前述的两个意义上它是真实可 信的。一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无论是材料的使用， 还是理论的概括，不能仅仅限于西方语言讲述西方 话语，也不能限于挪用而无所创获。中国社会科学 必须对中国社会的材料加以全面的收集与整理，并 从中提炼出反映中国社会真实状况的社会科学理 论。这是在中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的责任。否则，他们就只能自限于西方社会科学的低级传声 筒角色。这是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从事社会 科学研究的那一代留学生清醒认识到的问题，也是 他们理智确立立足西方社会科学、扎根中国社会的 研究愿景的深刻之处。二是中国社会科学不能自甘 于尾随西方社会科学的地位，需要以自己具有普适 性的研究成果，直追西方社会科学的步伐，并且努力 与之并肩同行。这既需要中国社会科学界客观准确 提供中国的社会事实，也需要他们提高思维水准，产出不输于西方同行的社会科学宏大理论。这也是中 国社会科学界可以逐渐实现的目标：因为在社会科 学的规定性范围内，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进入西方社 会科学主流话语体系，并且提供高水平的研究成果。1949年中国政权交替之际，移居欧美的中国社会科 学家，对欧美主流社会科学研究做出的贡献，可以佐 证这一点；中国改革开放后进入美国学界的华人社 会科学家优异的表现，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为 西方社会科学话语提供了中国的实际经验与理论智慧，表明中国学者基于中国经验与理论思考，从事现代社会科学研究，也完全有能力产出高水平的社会科学成果。如果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是指这 两个含义，那么它就完全是一个能够得到确证的命题。
问题聚焦在中国社会科学界立定的更加高远的 理想：超越西方社会科学，创制属于“中国的”社会 科学。这就是前述中国社会科学志在达成的创造型 研究目标。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创造型研究， 并不是在社会科学既定指涉范围内的具体理论创 造，而是超出社会科学既定规范的总体性刷新，是让社会科学完全中国化的尝试。在社会科学既定指涉范围内的创新，是世界社会科学研究共同体可以根 据其公认的研究范式加以检证、给予评价的。完全中国化的社会科学研究，很大可能是中国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在自己圈子里自我欣赏的东西，在这个 圈子之外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可能大惑不解、不知所云。
当然，人们可以要求中国之外的学者转换思路， 全盘接受中国学者基于本土传统和现实感悟而推出 的概念、判断和推理。这在近期中国社会科学界表 达出的、志在扭转社会科学乾坤的雄心壮志上可以 得到印证。这样的雄心可嘉。但因为中国社会科学 依然借重“社会科学”之名，如果其研究完全疏离社 会科学的规范、超出全球研究共同体的评价体系，那 么很可能的结局就是中国社会科学自成一个封闭的 圈子，而与国际社会科学界画地分治、相互隔绝。这 种各自为阵，但都记名为“社会科学”的研究局面， 恐怕就与当初中国社会科学家们所确立的本土化或 中国化的初衷相去甚远、别为天渊了。
那么是否能期待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可以借助于国势的变化和学界的韧性，将之转变为一种为 西方社会科学界所接受的全球化现象呢？有此可 能，但难于兑现。原因在于，社会科学的世界化与本 土化、全球化与国家化，是充满了张力的相互制约的 关系，它要同时扼制两个端点中任何一个（世界化或本土化、全球化或国家化）的极端化倾向。如果将这个相互制衡的结构转化为非此即彼的定局，那么，本土化就绝对走向不了世界化、国家化也绝对走 向不了全球化。因为全球不可能接受哪怕是一个超 级强大国家的意志，何况是接受文化学术软性力量 引导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呢？反之亦然。一个世界 化、全球化的社会科学话语，多多少少都会降低本土化与国家化的地位。社会科学研究，就此也存在一 种各个国家、各种话语都需要致力达成的重叠共识，即：源自不同民族国家、文化传统的社会科学话 语，需要放弃背后的形而上学预设与固有的认知进 路，而就认知人类社会、促进人类幸福达成在最低限 度的一致。因此，不同国家、民族与文化传统中的人士，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争夺不同国家、民族与文化传统各自的主导权，而在于竞争是否 有利于促进人类幸福。准此，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一 定要压倒西方“话语霸权”，从而获得一种不说是明 示，至少是暗示的中国霸权，就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根 本目标背道而驰了。至于这中间包含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深层对峙意念，就更是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适立意南辕北辙了。
社会科学的世界化、全球化，凸显的是社会科学 的普遍性与普适性。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国家化，突 出的是社会科学的特殊性与独特性。“叩其两端， 执两用中”，也许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能够为自 己确立的最适宜进路。换言之，一方面，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当接受社会科学的普适规范，无论这样 的规范是由西方人提出并加以阐释的，还是由中国 人或是别的国家的学者提出或阐释的。只要它具有 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当接受的规范力量，就不能以来 自哪个国家为理由接受或拒斥。这就为中国社会科 学研究者大胆运用其他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当 然包括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学者的规范成果提供了 理由。在规范价值的供给上，那种对着干的精神，对 规范的挑战或更新是毫无帮助的。假设挑战或更新 既定规范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仅仅是基于民族自尊 心和文化统绪意识，其挑战往往只会流于笑话。因 为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并不是传统化或国家化。另 一方面，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应当积极面对中国社 会的鲜活事实与实际经验，并努力对之包含的规范 内涵予以揭橥，从而为社会科学提供事实支持和规 范论证。在此基础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具 备基于事实认知与规范论证的力量，对既定的社会 科学研究成果进行检验、重新思考、推动更新、有力 阐释。如此，中国社会科学就勿需挑战在先、态度倨 傲、口号对峙、寻求全赢，勿需将“口号治国”转进为 “口号学术”，从而可以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做出自己 的贡献。
为此，不能不指出，差不多一个世纪的社会科学 本土化或中国化的吁求，成效并不令人鼓舞。而且 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与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甚少、标 志性人物凋零、标志性事件不多。足以成为社会科 学本土化与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依赖于国际社会 科学界的公认，而不是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小圈子内 的孤芳自赏；足以称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标志性人物， 依据的是国际社会科学界的承认，而不是中国社会科学界三五人的圈子称颂；足以构成中国社会科学 的标志性事件，依托于国际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参与 和持续发酵，而不是中国社会科学界由权力钦定为 大事。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界，像陈序经的《现代主权论》、萧公权的《政治多元论》、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之类的作品不多；像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人文组院士那样站在世界前列的 学者甚少；像民国社会调查那样引起国际社会科学 界关注和参与的事件罕见。以此三者判断，中国社 会科学的本土化或国家化成就，百年来呈现的是一 条下滑曲线。这正是费孝通认为中国社会学界要再 出现自己这样具有世界影响的人物还需要 ５０年的 缘故。但反讽的是，百年来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 或中国化的口号倒是越叫越响，直至当下将之叫成 反对主流社会科学的自我圈地且画地为牢式口号。
这就需要人们深刻反思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 或中国化理想。这样的反思，首先需要对这一命题 本身加以再思考。从中国社会变迁的视角看，社会 科学的本土化与中国化理想，不是一个百来年一以 贯之、具有不变内涵的命题。其间，中国历史出现了 巨变。中国的国家处境，与上个世纪20、30年代那 一批中国社会科学的建制化研究的奠基者，有着天 渊之别。1949年，中国解决了国家统一的危机。1978年至今，中国解决了现代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 问题。2008年，中国举办夏季奥运会，以大国姿态 展现于国际社会。这样的国家处境变化，被人概括 为脱离了弱小时“挨打”的困境，但却进入了强大时 “挨骂”的阶段。挨打，当然是指中国弱小时受西 方列强欺凌；挨骂，则是指中国崛起后所受的西方国 家的正当性指责。这样的概括是否恰当姑且不论， 但其间确实存在一些值得人们重视的信息：中国社 会科学还没有根据国家处境的重大变化，对国家发 展提供国际社会公认的正当化辩护。反讽的是，国 际社会，当然包括国际社会科学界，倒是对中国崛起 的正当性颇多质疑。这真是对中国社会科学界提出了严峻挑战。
金耀基曾经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独立，支持这 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界提出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或国家化诉求，因为这个国家试图摆脱西方知识垄断与学术殖民的窘境，从而寻求国家政治独立之后的精神 独立。但独立国家大多无力为自己的政治独 立提供精神独立的支持。原因很简单，西方的学术殖民，已经塑造出被殖民国家的自我殖民。这种习气殊难改变。旨在寻求精神独立的社会科学本土化或中国化，常常为了颠转学术殖民与自我殖民的尴 尬，骤变为不事学术，却想象以政治对抗来实现解殖 的意图。因此，如果说中国在政治上的独立自强目 标基本实现了，那么社会科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独 立自强目标，却似乎离中国学术界愈来愈远。社会 科学的本土化与中国化这个具有合理性的命题，看 来并不与国家政治处境的改变节拍完全吻合。
这是一种令人焦虑的处境。随之需要人们思考，何以国家处境变好，而这个国家的社会科学处境 并没有随之变好呢？这中间肯定有值得人们追究的 问题。简单讲来，要不是国家对社会科学提出了某 些达不到的要求，要不是社会科学界没有站在科学 高度对国家处境提供有力解释。因应于前者，中国 社会科学界勉力作为的结果，得不到国际社会科学 界的认同，因此国家崛起，依然挨骂；因应于后者，中 国社会科学界缺乏科学支持的话语，自然是一种难 获认可的话语，因此只好孤芳自赏，对国家无益，对 社会科学的知识进步几无贡献。更为重要的是，当 下中国社会科学似乎选择了一种最为便捷的本土化 或中国化路径，那就是以逆转西方社会科学进路、跟 西方社会科学对着干的方式，来呈现社会科学的本 土化与中国化面目。本来，基于中国经验，呈现中国 风格，展现中国气派，建构中国学派，是社会科学本 土化与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如果将“中国” 的内涵绝对化，而不是守持一种价值“诸神之争”立 场，拒绝与其他国家、其他文化系统、其他价值体 系，进行争辩、积极对话、寻求妥协和建构共识，那 么，中国社会科学就会陷入既无法反映中国经验生 活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又无法概括出超越国家范围 适用性的社会科学普适理论。
重思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理想，必须走出国 家需要即是社会科学使命的定势，也需要走出仅仅 面对发达国家，尤其是欧美社会科学的强大压力展 开运思的定势，还需要免除急于登达社会科学最高 学术殿堂的急功近利欲求。因此，中国社会科学的 本土化理想必须重构。这个重构，当然不是发布宣 言就可以完成的任务。近期中国社会科学界发布宣 言的意愿大有提高，甚至有人热衷于发表宣言。这 是一种急于借助表态来张扬研究目标的做法，对兑 现研究目标帮助很小。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理想，需要扎扎实实的科学研究来呈现。这首先需要 与国际社会科学界同步展开研究，而不是对着干；其次需要在国际社会科学界协同研究的基础上，提供中国学者的新理念、新成果、新范式；再次需要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挥强有力的指引作用，在防止中国现代化退步的前提条件下，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进而推进整个人类的健康发展。如此，中国社会科学才能够对社会科学提供知识增量。这是重思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理想需要确立的务实目标。
四、走向“世界的本土”
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理想，多多少少受文化政治意识的影响。文化政治，乃是受抵抗意识诱导 以处置学术文化问题的理念。在法兰克福学派眼 里，一切占据国家主流地位的文化形式，都是一种文 化控制手段。因此，必须抗拒一切上升到国家统治 技术层次的意识形态宣传。他们寄希望于将精英文化意识注入工人阶级大脑，以形成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性文化。他们就此建构批判理论，消解资本主义 的文化霸权。这种志在抗拒主流文化的学术取向，为后起很多激进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像布迪厄就系统阐发了知识权力之作为政治权力的特点，并对资本主义主流理论采取一种旁观者的姿态。不过他主张的抵抗范式，并不是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的大拒绝，而是承认一种两可的方式：或者对主流知识 与权力采取直接拒绝的态度，或者融入其中以示抗 拒。林林种种的文化抵抗理论，基本宗旨都是非 主流对主流的抗拒。这样的理念，在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与中国化的主张中是明显可辨的。无论是留学 欧美、日本，开创中国现代社会科学的那一代学人，还是如今自认崛起中国的理论代言人的学者，对源自西方国家的现代社会科学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 明、有意无意间的抵抗心理。无论这种抵抗心理是源于西方与中国、现代与古代、主流与支流、支配与 拒斥二元对峙的认知定势，还是源于落后与先进、先发与迟滞、老师与学生、接受与创造互斥性的实践体 认，其形成机理可能相当复杂，但呈现方式却比较单纯：那就是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要脱离单纯附着西方社会科学的困局，让中国社会科学获得自主性发展的生机，让中国社会科学取得的成就超过西方国家。这是一种极具自尊心的社会科学研究立意，本身是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强大心理动力。
不过需要看到的是，这种心理一旦固化，就会在 国家弱小与崛起的不同情境中，生成两种似乎相悖， 其实相倚的社会科学研究取向：在国家弱小时，一种 基于自尊心的争胜欲念，会将中国社会科学引向一 个极富张力的境地——在相关研究中，一面引介西方社会科学范式，一面用之研究中国社会现象，却一 面将后者视为原创性的社会科学研究活动。在国家崛起之际，一种基于好胜心的好强心态，会将中国社会科学引向一个颇为滑稽的境地——在相关研究 中，一面拒斥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理论，却一面接受 西方社会科学的非主流理论，并以为用之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便是抵抗西方社会科学对中国社会科学的侵蚀。但两者所共享的社会科学研究理念是， 拒斥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主流理论，勿需西方社会 科学的奥援，完全独立自主地建构属于中国的社会 科学。这两者都是扭曲的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与中 国化理念。这与吴文藻一代学人提出社会科学的中 国化或本土化理念的初衷大相径庭。一种基于抗拒 西方社会科学霸权所主导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就 此陷溺于持续不断的抗争泥淖中，而无以集中资源 推进高水平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
上述两种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尝试，都是受制于一种简单草率的二元对峙思维的产物。在中国 对西方、传统对现代、本土对普适、经验对科学的二元思维模式基点上，中国社会科学能够形成健康的 社会科学研究心态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这样的研究预设，让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尚未开展，便 处于理论资源的稀缺状态；这样的研究对峙，让中国 社会科学的研究无法理性引导现代转变。更为重要 的是，这样的研究预设，让本土化的社会科学研究成 为理念先行、无视经验的反讽性研究实践——本来意图建基于中国经验的社会科学研究，结果将经验 预先屈从于本土化的抽象理念。至于本土化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甚至是相当含混 了。当这样的理念与国家权力的某种特殊需求结合起来的时候，它很可能成为国家走向封闭的观念支持。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走出这种二元对立 的思维僵局，方才有可能形成健康的社会科学研究 心态。但走出二元对立的社会科学研究预设，需要 先期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诉求加以理性定位。这样的定位，不必针对之前的相关诉求而另起炉灶， 只需要回归吴文藻对社会科学中国化确立的理性定位。
首先，回归吴文藻对社会科学（社会学）本土化 或中国化的理性定位，需要对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 理想变形走样的机理进行梳理。简而言之，社会科 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是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普适社 会科学理想对中国造成的巨大压力所做出的反应。因应于领先全球的、西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无论 是在价值理念、制度设计还是社会生活上，中国都不 得不临急临忙地赶超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这是中 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处境注定了的情形：在国家的总体处境上，中国努力赶超先发的现代化国家。在国家构成的要素上，中国对西方先发国家的赶超则处于参差不齐的状态。分别地看，政治上的发展呈现 出首先实现现代转变，接着步履迟缓，终致明显落后；经济上的发展先期落后，中间迟缓，近期努力接 近追赶目标；学术文化上则一直处于紧赶慢赶的吃 力状态，从未批量产出过世界级的学术成果。就此 而言，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理想，便成为发展迟滞 的中国社会科学在目标上的远期展望、在研究上的急起直追、在成就上的紧张焦虑、在国别上的致力遮 羞。因此，必须祛除中国社会科学的文化抗拒心理， 才能以开阔的心胸接纳社会科学的价值预设、研究 规范并加以有效实践，才有望提供世界级的社会科 学高水平成果、培养全球领先的社会科学杰出学者、 浮现引起全球高度关注的社会科学发展标志性 事件。
其次，回归吴文藻一代学者确立的社会科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目标，需要理性确立社会科学研究的 强国范本。中国社会科学史表明，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设定目标，基本上处在仿效全球范围内强势 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民国年间，欧美、日本的示范性毋庸多言。中华人民共和国阶段，前期，效仿 的是苏联，且以“一边倒”的方式悉心模仿苏联式的 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并以全面抵抗姿态应对西方社 会科学模式；近期，学术界主流中心转向欧美社会科 学范式，其中，影响尤为昭著的是美国社会科学研究 模式。这与中国致力发展经济而修好中美关系有 关，更与当今重要的中国社会科学家大多留学美国 直接相关。
从社会科学自身发展的动力机制看，２０世纪美 国确实是世界社会科学发展绝无替代的重镇。从起 源上讲，美国的社会科学其实是引进欧洲社会科学 的产物。在美国社会变迁的过程中，美国以“例外 论”逐渐建构起不同于欧洲的社会科学模式，实用 主义、新教原教旨主义、抽象表现主义等民族性特色 鲜明的创制，成就了作为现代美国文化组成部分的 社会科学。这是一种“无关历史的、科学的美国社 会科学”。由于美国强大国力的支撑，也由于美国社会科学的非历史性与科学性，让美国社会科学 逐渐走向世界，成为社会科学的世界主流。非历史， 让美国社会科学进入别的国家时，基本不受历史文化因素的牵绊；科学性，让美国社会科学带有鲜明的 自然科学普适性。这不仅让美国社会科学不受历史 负累的牵扯，也让美国社会科学搭上了自然科学日新月异发展的快车；同时也让美国社会科学具有了 取代欧洲主流地位，主导全球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理由。加之美国的全球介入方式没有采取传统的殖 民主义、帝国主义政策，而是采用某种迂回进入全球 体系、并不直接占领别国领土、粗糙剥夺别国利益的 “新”方式，获得全球主导权，因此欠发达国家在接 受美国社会科学的理念时，相对降低了抵抗意欲。
美国模式的对外传播，乘全球化的东风，所向披 靡地席卷整个世界。不惟欠发展国家效仿美国，更令人瞩目的是，美国社会科学的老师，都加入了模仿 美国的队伍。卓越的欧洲学者“将美国视作世界的 中心，……美国代表了第一个真正的现代社会，激进 （radicalness）与冷漠（indifference）使得美国成为世 界上其他国家实际上是欧洲学习仿效的对象”。
在今日世界，全球化与美国化究竟有什么实质区别， 都成为一个需要辨析的问题。而所有其他国家似乎 都得在“美国化”与“去美国化”之间做出决断。当然有人将美国文化的全球化定义为快餐文化对全球 的侵蚀，这样似乎就将美国文化的全球化价值降到了一个低位。但必须承认，美国无可争议的全球领先，有着远比麦当劳这样的快餐文化更为深沉的精神文化基础。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三个核心学科即经济学、社会学与政治科学方面，美国处在全球不容置 疑的绝对领先地位，完全对其他国家发挥着无可替 代的示范作用。
社会科学的美国化并不是无可挑剔的。假如其 他国家站在各自的历史文化遗产与特殊国情的角度 看待社会科学研究，美国社会科学的普适性就会大 打折扣。在中国，社会科学的不少“领军人物”是因 为留学美国而聚集起扬名学界的“第一桶金”的，但 这些人常常成为“去美国化”的倡导者。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的“美国化”并不是一个让全球社会科 学家悉数认同的命题。在此论及社会科学的美国式 发展，主旨不在分辨社会科学的美国化是否可能或 可行，而着意将之纳入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论题，既用 以鼓舞中国社会科学获得全球地位的信心，也用以 阐释一个社会科学弱国如何跃升为强国与典范国家。
人们当然有理由说，因为美国与欧洲是文化同 构的国家，因此你追我赶、此起彼落乃是正常的文化 更替现象。那么看看日本这一绝对是东亚文化圈的 国家，就可以说明后进的社会科学国家如何跻身先 进国家行列。日本的情况与美国类似。作为一个引 进社会科学的国度，日本不仅一直在紧张处置社会 科学的世界化与本土化问题，而且也一直在寻求社 会科学经由本土化的世界突破。譬如，日本人类学家承认，“人类学源于西方”，而且研究对象是西方 殖民统治下的“未开化民”，但日本经由自己的努 力，将自己处在人类学知识世界体系的边缘位置，逐 渐改写为熟悉世界动向，与西方人类学家对话的积 极进取状态.这证明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吴文藻进 路是可行的，也说明社会科学的美国式进路并不一定只是孤例。
再次，回归吴文藻一代学者确立的社会科学本 土化或中国化目标，需要重新理性确立社会科学本 土化或中国化的目标。试图实现社会科学的本土化 或中国化目标，一个前提条件是接受西方的社会科 学理论。这样的接受，不是全盘照纳，而是将同步性 引介、超然性评价、创造性推进三种做法融汇起来的 的接受。这是吴文藻那一代学者成功实践过的社会 科学研究模式。与此同时，确实需要中国社会科学 家在中国性与科学性之间达成精致的平衡。这不是 在社会科学的西方性与中国性之间寻求平衡，也不 是在历史性与科学性之间寻求平衡，而是在国家属 性与科学属性之间达成平衡。
社会科学的中国性，是受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属性所决定的。既然是中国人从事的社会科学研 究，就需要呈现中国学者的追求、气质与特质，也需 要呈现中国的历史文化积累和现实文化追求。否则，社会科学研究便成为全无国家、民族特色的单纯娱智游戏。但如前述，社会科学的中国性终究无法 凌驾于科学性之上。因为科学性是保证中国社会科学是关于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而不是关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腾空想象。由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文 化包袱甚重，也由于赋予社会科学的当下政治使命太繁，中国社会科学的科学性程度亟待提高。由于中国社会科学界认定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绝 对差异，拒绝按照自然科学追求客观性、确定性、一般性规则研究社会现象，因此造成中国社会科学的 “不科学”现状。“不承认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 一般性，不遵循科学的思路和方法进行研究，就会导 致学术研究没有了规矩和规范，研究者可以随心所 欲，想怎样做就怎样做，论文想怎样写就怎样写，话 想怎样说就怎样说。……换句话说，中国社会科学 研究没有规范、不用数据、不用方法，而是用一些老 百姓常用的‘原生性思考’或‘常理性思维’方式，来 分析和判断自己身边的问题，包括社会问题甚至是 国家发展的问题。”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 的随意性，它已经丧失了曾经具有的科学性。中国 所谓社会科学研究，大多成为毫无意义的重复劳动。为此，亟需重建中国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来为中国社 会科学的本土化奠定扎实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 社会科学方才有资格深入谈论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问题。
说到底，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不是一个中国关起门来研究社会科学的圈地运动，而是一个打开门来探究社会现象的开放实践。因此，所谓本土化，不是撇开世界的本土自娱自乐，而应当是基于世界眼光的本土阐释；所谓中国化，不是拒斥全球化的中国自言自语，而应当是出自本土的全球关照。循此深入，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理想，才算找到了落地生根的丰厚学术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