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谢宇教授认为，“社会学本土化是个伪问题”。然而，依据其划分的议题本土化、应用本土化、范式本土化来分析，无论哪个层面的本土化，都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重要挑战，而不是伪问题。本土化讨论的核心在于社会科学的主体性。究竟是建立依附于美国的社会科学还是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回答的紧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的规范化建设应当服务于主体性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应以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为目标，基于中国经验与实践，借鉴古今中外一切理论与方法，再回到中国经验与实践中去检验。站在中国立场上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恰逢其时。
关 键 词：本土化；规范化；主体性；社会学；社会科学
作者简介：贺雪峰，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 430072）。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应向何处去，是一个涉及中国社会科学发展方向的基本问题。尤其是在当前美国以定量研究为特点的社会科学处在霸权地位，中国大学“双一流”建设强调“国际一流”、国际一流社会科学期刊(主要是美国期刊)开始发表中国学者论文的形势下，中国社会科学是融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科学中去，还是建设基于具体化的中国经验与结构化的中国实践的社会科学体系，成为决定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方向的重大问题。美国科学院院士谢宇教授在《社会学研究》发表《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一文①，认为关于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争论是伪问题。他指出，中国社会学唯一的正确道路是“做出一流的社会学研究，使其理论和方法有助于整个社会学学科的知识积累并产生国际影响。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社会学学科的对话中去，需要与西方社会科学竞争，需要在国际已有的学术共识的基础上通过更为严谨规范的方法获得世界影响力”。
谢宇教授主张的关键在于，中国究竟是应当建立一个依附于西方主要是美国的社会学，还是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学。表面上看，谢宇教授反对的是社会学本土化主张，实质上反对的是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认为根本就不可能存在与美国社会学不同的中国社会学，也没有必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社会学。笔者显然并不赞同。的确，社会科学是西方舶来品，中国是从西方学来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不过，中国学习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目的，是真正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社会科学具有很强的时代特征和地域文化特点，中国学习西方社会科学主要是学习其基本理论与方法而非具体结论，更不能亦步亦趋。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的大国，必须要发展出基于自身历史与现实条件的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基本途径是从中国经验出发，借用古今中外各种智慧包括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建立起中国自己的社会科学体系。中国社会科学的主要发展方向不应是与以美国为主的所谓世界社会科学对话，而是在深耕中国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体系，再与西方社会科学对话，从而才可能对世界社会科学做出较大贡献。
当前中国社会学的主要目标应该是理解中国实践，主要任务是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学(社会科学)，与之匹配的主要途径是真正深入到中国经验与实践中正确地提出问题、深刻地分析问题，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当下中国社会学最紧迫的任务是呼啸着走向田野，真正从中国实践中提出问题，科学分析问题，建立对中国经验与实践的科学的理论解释体系。笔者将在回应谢宇教授主要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可能方案。
议题本土化完成了吗
谢宇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学议题已经高度本土化了，所以强调议题本土化是没有必要的。“一切将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社会或历史情境的研究都必须考虑与当下情境的结合，但这一主张与追求本土化无关。”从范式本土化来讲，“无论中国社会有多么与众不同，中国社会学的价值仍然在于这是社会学。如若中国社会学变成了一门其他的学问，要建立在其他范式的基础上，那它将不再是社会学”。“中国再独特，仍为世界各国中的一员；中国的社会学，也仍是世界社会学的一部分。”“一个真正好的研究……它既是本土的，也是世界的。”从以上引述来看，谢宇教授似乎也不反对本土化，因为好的研究“既是本土的，也是世界的”，议题本土化已是现实，应用本土化则是所有好的社会学研究的题中之义。现在的问题是，世界社会学是什么？国际上已有的学术共识是什么？为什么美国社会学就是世界与国际的？
社会学或社会科学在选择研究议题、形成研究结论方面，显然受到意识形态、历史、特定发展阶段等诸多影响。谢宇教授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学议题本土化已经完成，再提议题本土化就没有意义了，“中国社会学面临的实际问题并不是议题的西方化或美国化，而是缺乏判断议题学术价值的长远意识。中国社会学不必为突出本土化特征而束缚研究选题，更不必去争论这些议题是中国的还是美国，而应当关注议题本身在中国长远而非眼前的学术价值和潜力”。退一步，如果说议题本土化是合理的话，那么，中国社会学在选择本土议题时，应该选择哪些本土议题？如何选择本土议题？依据什么来选择本土议题？
一方面，每一个研究者都会依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学术积累、价值取向来选择研究议题；另一方面，确实有一部分议题成为一个时期最为重要的议题，引发众多社会学学者关注并深入研究。因此，在选定研究议题时，关键不在于研究议题是否本土化，而在于为什么选取研究议题。深入到中国实践中去选取研究议题，在理解中国经验和实践中形成理论假设，并到中国经验和实践中去验证，正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最为紧迫的任务。
与这样一种基于中国经验来选择研究议题不同，谢宇教授主张“中国的学者要参与到社会学更广泛的学术社区中去”，“需要参与到世界范围内社会学学科的对话中去”。换言之，在谢宇教授那里，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最重要方面就是在美国主流社会学期刊发表论文，获得与美国社会学对话的资格。中国社会学研究本土议题的选择应当主要服务于与美国社会学对话的需要，而不是服务于理解中国实践的需要。在当前中国学术界本来就相对崇美的背景下，以及推进“双一流”大学建设中“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然要在国际一流期刊(美刊)发表国际一流水平论文”的背景下，以在美国期刊发表论文为目标的对话式的本土化议题，就顺理成章地具备了相对于以理解中国实践为目的的本土化议题的优势。
对于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社会科学的首要责任与使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社会学本土议题不应是从美国社会学研究的需要中产生，而应当从理解中国经验和实践中产生。谢宇教授长期在美国工作与生活，对美国社会学界的问题比较熟悉，又在中国长大和长期学习，对中国也有一定了解，用中国的材料去讨论美国社会学的问题，并在美国社会学主流刊物上发表论文，这是好事，这样的好事越多越好。但如果他因此认为中国社会学主要应当是去与美国社会学对话，中国社会学界主要应当在所谓国际已有学术共识基础上通过更为严谨规范的方法获得世界影响力，并因此批评当前以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为主要目标的社会学的本土化努力，认为这样的努力会因为“突出本土化特征而束缚研究选题”，就有些本末倒置了。
谢宇教授讲“中国社会学面临的实际问题并不是议题的西方化或美国化，而是缺乏判断议题学术价值的长远意识”。他举例大约十年前对中国家庭和婚姻的研究，就是因为具备这种“长远意识”而到现在成为中国社会学界新兴的热门话题。中国社会学界关于家庭与婚姻的研究是否是当前的热门话题，这个热门话题又是否因为谢宇教授前瞻性的研究所引发，以及过去家庭与婚姻议题的社会学研究在中国是否相对边缘姑且不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与美国社会学界对话中，迄今未产生出真正对中国社会学研究具有重大影响的成果。反过来，因为从美国社会学研究中产生中国议题的需要，仅仅是将中国经验当作回应(对话)美国社会学的资料，中国经验往往会被切割、歪曲，中国经验是不完整的，这些研究无助于社会学界增加对中国经验与实践的理解，且不少研究者虽然在美国期刊发表了以中国议题为主的学术论文，对中国经验的理解也往往停留在十分稚嫩的水平。
在中国一直以来向西方社会科学学习的语境下，在“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国际一流学科建设压力下，研究什么样的中国议题，为什么研究中国议题，究竟是为了与美国社会学对话来利用中国资料，还是为了理解中国而研究中国，这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界不能不首先明辨的一个关键话题。谢宇教授显然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两种目标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学研究议题的本土化。
以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为目标的议题本土化与对话美国社会学的议题本土化是根本不同的，前者的目标在于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所以要不断地进入到复杂庞大的中国经验与实践中去，不断地依据研究需要来容纳更多经验、深入更多实践，在理论与经验和实践的长期对话中，全面而深刻地认识中国的整体经验和实践全局。反过来，以与美国社会学对话为目标的中国议题本土化研究，中国经验一定是浅尝辄止的，是肤浅表面的，是被割裂的，是不完整的，中国经验与实践内部的复杂结构和相互关系被忽视了，中国经验与实践的内在本质被取消了。这种对话式研究无论有多少，都难以增进对中国自身的认识，因为中国经验与实践只是手段，美国社会学才是目标。在这种对话式研究中，中国社会学很可能逐渐就丧失了主体性。
因此笔者认为，必须真正立足中国经验和实践，长期浸泡在中国经验中，正确地提出本土化议题，不断地在中国经验中扩展对本土议题的讨论，在关于A议题的调研中发现相关议题B，在对B议题的调研中发现相关议题C，由A到B到C甚至到Z，再回头来理解A议题，才会对A议题有深刻理解，才能形成真正中国本土化的有效议题。
提应用本土化没有必要吗
谢宇教授认为：“一切将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社会或历史情境的研究都必须考虑与当下情境的结合。但这一主张与追求本土化无关，而是对一个学者最基本的要求——秉持审慎、负责的专业态度，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应如此。打着本土化大旗的中国社会学研究未必能诞生有原创力的学术成果，而有原创力的中国社会学研究则必须充分、细致地将中国社会情境融入其中。粗暴地套用西方社会学知识而无视中国情境的中国研究，或者任何一项无视具体社会情境的研究，原本就不是好的学术研究。粗糙、劣质的学术作品的确不少，但它们只能反映学者水准的高低，而不应简单地将之归结为美国或西方社会学的入侵。”谢宇教授在中国研究上做出了多少有原创力的成果姑且不论，我们重点讨论三个问题：第一，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所指是一般性的理论与方法还是具体研究，防范当代美国社会学研究的入侵是否就是反对西方社会学。第二，离开了本土经验的浸泡能否获得“社会情境”，并归结及深刻理解中西不可通约的本质差异。第三，应用西方社会学理论，是为我所用，即在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过程中适当地应用理论与方法，还是被迫使用？西方社会学理论是工具还是目的，是在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中应用西方理论与方法，还是让中国经验与实践在被西方理论与方法使用过程中成为手段？
谢宇教授在“应用本土化”层面讨论的关键是，在应用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时“应更为谨慎地使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在理解数据时挖掘每个社会现象背后看不见却有意义的背景知识和文化内涵”。谢宇教授认为应用本土化是当然的，但以本土化反对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是错误的。实际上，当前中国社会学界反对的正是以美国定量研究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对中国社会“不够谨慎”甚至简单粗暴的研究，反对的是一些研究缺少对中国数据“背后看不见却有意义的背景知识和文化内涵”的理解。定量研究所能搜集到的一般都是相对表面、外在、简单、标准化的数据，在一个正处在快速变迁又无比庞大且具有与西方完全不同文化历史传统的中国，应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尤其是美国社会学定量研究来研究中国，一定要对中国经验与实践本身有更多更深入的理解和尊重。
谢宇教授的解决办法是引入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情境原理，找到中国与美国在社会特征上“不可通约”的差异。现在的问题在于，为什么谢宇教授就恰恰可以找到这个“差异”，并恰当地运用社会情境原理？实际上，没有对中国经验与实践本身的深入研究找到的中美社会特征的差异，很多时候可能只是想当然。对中国的深入理解只能来自对中国本身的深入研究，对中国的深刻认识需要将中国经验与实践当作一个整体，运用所有可以运用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和理解中国经验和实践。中国经验和实践本身是认识对象，西方理论与方法只是认识工具和认识手段。中国社会学学者不仅应当广泛地接受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训练，更要长期浸泡在中国经验中，尽可能完整地理解中国经验，中国经验是理论与方法的出发点和归宿。
虽然谢宇教授是在中国成长并且经历了上山下乡的锻炼，但毕竟长期在美国工作生活，他以为的中美差异很可能只是直觉；他寄以期望的青年学者，大多从校门到校门，缺少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如果仅仅接受了美国所谓最新的社会科学方法训练就来进行中美对比，几乎不可能正确地理解他们所搜集到的中国数据的含义，顶多只是表面肤浅的对比。应用本土化的关键必须是站在当前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的角度，讨论应当应用古今中外的哪一种理论与方法资源，而不是滥用美国社会学所谓最新定量研究方法。
范式本土化是伪问题吗
谢宇教授强调，“至少逻辑推理和有据为证是一个学科中所有学者都应接受的标准”。这一说法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基于“逻辑推理和有据为证”的社会科学范式有很多不同层次。究竟是在社会科学一般意义上讲范式，还是具体讲研究范式，是有很大差异的。当前美国社会学与欧洲社会学的研究趣味和具体研究范式已有很大分殊，欧洲更重视定性研究和人文传统，美国更重视定量研究。总体来讲，西方社会科学已经建立了一个主要基于西方历史文化宗教和经济社会发展状态的社会科学大厦。不少人认为，中国社会学研究实际上可以做的事情不是很多，主要是在西方社会科学大厦中寻找还有哪几块窗户玻璃被冰雹打碎了，然后进行补玻璃的工作，表现出来就是在美国主流社会学期刊上发表论文。在这种视野中，中国社会学研究只可能是西方社会学研究的内在组成部分，最多是对已经建立的西方社会科学大厦的完善，而绝对不可以形成对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挑战。
谢宇教授还写道：“假使费孝通当时能了解到更晚近的西方社会学方法的发展和相关的学术对话，并能加入这一领域核心的学术对话和讨论中来，我相信他对方法论将会有更系统、完善的理解和体悟，并能为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社会学方法的发展做出更重要的贡献。”此处所讲社会学范式显然不只是“逻辑推理和有据为证”，而涉及更为具体的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确，中国社会科学不仅应当向西方更为晚近的社会学学习，而且应当向古今中外一切有用的理论与方法学习，并且这个学习要保持两个基本点即“逻辑推理和有据为证”。但是，这个学习一定是有主体性的，而不是盲目的。
主体性是中国社会科学当前一个时期最为重要的目标。在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的过程中，所有对理解中国经验有用的办法都是好办法。因为中国有着5000年未中断的文明，又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过程中就会运用到古今中外各种理论与方法，就会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共同推动建立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当然也需要遵循“逻辑推理和有据为证”这样的社会科学基本原理，学习西方社会科学最新的理论与方法，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以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为目标，基于中国经验与实践，借鉴古今中外一切理论与方法，再回到中国经验与实践中检验。中国社会科学是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形成的具有广泛共识的理论与方法，也是从中国经验中生长出来的一定会与西方当前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有差异的中国范式。或者说，中国这样的大国是有可能、有必要甚至必须要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的范式体系的。中国社会科学绝不是要到西方社会科学大厦中去做修补窗户玻璃的工作，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本身是中国崛起的一部分，是中国话语权的基本前提，也是中国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学范式本土化势所必然。
如何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
基于以上分析，谢宇教授想必认定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类似，只有一个单一的社会科学主流，这个主流是由美国主导的，以英文为基础的，由欧美垄断学术期刊发表的社会学研究，是国际已有学术共识基础上的社会科学体系。这个世界的社会科学体系应该是透明的、纯粹的，没有意识形态干扰，没有民族国家立场，没有文化宗教差异，没有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差别。但是，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研究的是具体时空条件下的问题，就会有时代性与地域性。第二，社会科学本身也有不同层次，从最基本的必须符合形式逻辑，到所有社会科学命题都包含不证自明的预设与前提，到主流研究议题的设置，再到具体研究，存在着不同层次。我们讲的社会科学主要是指符合最基本的“形式逻辑”，具体研究则要依据时代条件和研究目标。中国需要有主体性地吸取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营养，也需要吸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来形成真正能够理解中国并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的中国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两种不同的循环：一种是从经验中提出问题到理论建构再回到经验中检验的循环，这种循环可以称之为社会科学的大循环②。经过长期的社会科学的大循环，可以逐步建立起若干社会科学命题，形成若干社会科学推论，进而建立社会科学体系。经过数百年发展，当前西方社会科学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科学体系，有了比较完备的主要基于西方历史的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在此前提下，社会科学研究的进路往往就表现为社会科学的小循环——从理论命题开始，经由经验验证来证实或证伪原有理论命题。这样的研究进路即理论—经验—理论，从理论命题始，到理论命题终，经验是验证理论的证据。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要做的事情是发展出具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这样一种有中国主体性的社会科学，应该旗帜鲜明地以理解中国为目标，从中国经验与实践中提出议题，借鉴使用古今中外一切文明成果，以中文为语言，以中文期刊为阵地，经过经验—理论—经验的大循环，逐步建立起中国社会科学体系。只有真正建立起中国社会科学体系，中国社会科学才能够逐步进入以对话为主的社会科学的小循环阶段。
由于中国社会科学仍然处在奠基阶段，这个阶段最重要的工作是呼啸着走向田野，不断扩展对经验认识的深度与广度，不断地由A到B到C甚至到Z，再回过头来认识有了丰富性的A，不断将抽象的中国经验具体化，将整体的中国实践结构化，为建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科学打下基础。
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是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前提，建立有主体性的社会科学是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目标。在20世纪90年代邓正来教授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上曾发起关于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与规范化的讨论。20多年过去，社会科学规范化发展迅速，而本土化似乎却没有做到与规范化同步发展。规范化强调学术对话与学术积累，在中国自己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学科体系以及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学术自信时，规范化很容易变成美国化，变成用英文在美国期刊上发表论文，变成学习美国期刊论文的规范来写作论文。结果就是对话的理论是美国的，提出的问题是美国的，中国成为论证美国问题的被切割的材料，于是越规范化就越远离本土化，越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经验与实践。
中国社会科学的规范化建设应当服务于主体性建设，没有主体性研究的规范化建设就会走向空洞，就会变成洋八股。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是进行经验—理论—经验的社会科学研究大循环，需要经历一个大开大合、不怕出错、英雄辈出的“野蛮成长”时期，需要特别强调几点：
第一，呼啸着走向田野，反复深耕中国经验，不断在中国经验中发现经验的意外，不断深化和扩展对中国经验的理解。深化和扩展对中国经验的理解不可能靠定量研究，而应当主要靠驻村调查，靠深度访谈，靠饱和的经验研究。③第二，只有长期浸泡在中国经验中才能形成“经验质感”，才能具备良好的学术直觉，才能准确地提出问题，深入地分析问题。第三，强调社会科学的原创性，敢于提问，大胆假设，允许研究中出现错误或不完善，鼓励学术创新。“野蛮成长”是一个恰当的概括，也许中国社会科学还需要经历一个丛林时代，鼓励竞争，形成大批在深耕中国经验、借鉴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中涌现出来的具有原创性的丛林学术英雄。同时，要防止低水平的规范。第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不等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主要是西方基于形式逻辑的社会科学方法。最新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更不一定是最合适的。美国社会科学已经发展到相当规范的阶段，形成了基于西方历史与现实的若干共识和预设，但过于强调对话，强调理论和方法本身的完善，强调定量研究，这对于当前需要“野蛮成长”的中国社会科学来说未必合适。反过来，倒是西方社会科学古典时期的理论与方法，对于理解当前中国经验实践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第五，研究中国问题，建构中国的社会科学体系，必须基于中文这个母语进行思考和对话，中文期刊应当是中国社会科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主要平台。第六，要鼓励学术创新和学术争鸣，尤其鼓励在中国形成众多学派。学派内部在共识基础上不断深耕中国经验，以及借用各种理论与方法来形成自圆其理的理论，学派之间相互争鸣。最终不是一个学派战胜了其他学派，而是整个中国社会科学避免低水平的错误，融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社会科学体系。第七，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当前貌似合理的国际学术等级体系，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美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就代表国际一流水平，美国期刊发表的论文就比中国期刊发表论文水平更高，反之亦然。美国社会科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都具有地方性，是两个有差异的体系，必须理解服务对象的差异。中国经验不能变成论证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鸡零狗碎的材料，而应当是中国社会科学解释与服务的对象。中国经验是一个整体，中国社会科学必须要进入对这个整体的同情式理解基础上的具体研究之中。
概言之，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是中国社会科学界的艰巨任务与光荣使命。这个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需要经历一个“野蛮成长”的时期，也必然会经历鱼目混珠的丛林时期。这个时期要特别防止仅仅站在道德高地(比如学术规范)来扼杀学术创新。谢宇教授说，“一个真正好的研究……它既是本土的，也是世界的”。我想这句话或许可以改为，“一个真正好的研究……它越是本土的，就越是世界的”。站在中国立场上来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会科学，恰逢其时。
①参见谢宇：《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本文所引谢宇教授观点均见该文。
②贺雪峰：《“大循环”：经验的本体性与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2期。
③贺雪峰：《饱和经验法》，《社会学评论》201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