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多年，我们团队做得比较多的是经验调研，尤其是驻村调研，做了100多个县差不多1000个村庄的调查，有5万个工作日的驻村调研时间。有的朋友称赞我们调研比较多，还有的朋友说这样的调研虽然多，但是没有理论关怀，比较粗浅，都是经验主义，这样的调研多却不一定有意义。因此，我们需要解决的一个方法论问题是从这些具体的调研，或者具体的村庄，怎么走向社会科学研究，并推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
村庄非常小，中国社会非常大，中国社会科学也非常大。从村庄调研迈向中国社会科学的主体性，要解决“以小为大”的问题。一个村庄不能代表中国，这是必然的，所以我们调查了1000个村庄。但是1000个村庄和全国数十万个行政村比，也是非常少的。站在整体中国的角度，有人因此质疑说，1000个村庄与一个村庄是一样的，都代表不了整体。我们社会学界的研究常常会讨论个案研究有没有意义，个案能不能实现对整体的理解。面对村庄个案研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农村情况的质疑，一些将自己定位为质性研究的学者常常驳斥说，个案研究的意义本身就不是要来认识整体，只有在定量研究中才存在个案的推论性问题，质性研究追求案例的“典型性”。这样的驳斥，是将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区别开，认为两种研究遵循着不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这种方法论上的区分，引发了社会科学界关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长期分歧与争论，甚至形成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两派阵营的分立。
我不认同这样的辩驳。我的理解是，我们不是追求定量研究的代表性问题，与质性研究所追求的个案典型性也不一样，我们追求的是饱和经验。社会学研究中最典型的个案就是费孝通先生研究过的“江村”（开弦弓村），我们社会学界学者差不多都要到那里去走访一番。从我们看来，开弦弓村既典型也不典型。说它典型，是由于长三角地区大部分村庄的经济社会文化形态与“开弦弓村”相似，调查这个村庄，可基本理解长三角的农村大体状况。说它不典型，是因为长三角地区类似“开弦弓村”这样的村庄很多，随便一个村庄，都可以作为研究这个地区农村经济社会状况的对象。开弦弓村自身并不深刻，研究对象的深刻意义来自于研究者本身的深刻思考。驻村调研不是做朝圣的，也不是为了向前辈致敬。我们搞驻村调研，从来不刻意去选村庄，不像一些学者，偶然看到村庄里面有一些人和事，跟他的理论设想很符合，就把这个村庄长期跟踪下去。我们虽然做驻村调研，却不注重某一个具体的村庄，这跟我们所采用的“饱和经验法”有关。
“饱和经验法”是贺雪峰老师提出的。什么意思？社会科学研究通常采用两种认识方法，一是归纳法，一是演绎法。我们所说的“饱和经验法”，既不是归纳，也不是演绎。“饱和经验法”是长期浸泡在村庄里，时间久了，自然形成经验质感，是在厚重经验的基础上，获得超越材料和现象的一般性认识。驻村研究是从具体的村庄以及村庄中具体的人和事开始，但是驻村调研的目的不仅仅是收集村庄中具体人和具体事的材料，而是要在亲身参与中获得经验质感。有没有经验的质感很重要。不具备经验质感，数据资料获得再多也没有意义，因为材料本身不会说话。我们反对把驻村调研搞成一个体力活。驻村调研的目的不是把资料搞得多么健全，数据搜集得多么完整，而是在一定量的调查基础上，形成对事物比较丰富的认识，然后灵机一动，找到认识事物的视角和角度，提出某些概念和命题。从具体的事物和现象开始的“饱和经验法”，偏向归纳，但不纯粹是归纳的方法。运用“饱和经验法”来调研和获得经验质感，从一个村庄到1000个村庄，不是数量的简单增加，而是通过丰富的调研，形成关于中国农村的经验质感，有了这个质感以后，再去看第1001个村庄，就是建立在前面1000个村庄形成的经验质感基础上。
社会科学要获得经验性认识。经验性认识和纯粹理论不一样，纯粹理论是从逻辑和概念出发，而经验性认识是对现实的具体抽象，首先是具体的，从经验现象开始，同时要超越现象，这中间经历一个脑力劳动过程，通过这个脑力加工实现认识上的惊险一跃。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认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根本目的是认识中国，认识中国要通过经验性认识的积累来实现。
做村庄调研，既要深入经验现象，又要超越这些现象，同时还不能脱离现象太远，努力在具体现象之间建立整体性认识。这些年，在驻村调研过程中，我们提出一些关于中国农村的经验性认识。我们从事农村研究，从来就不是想终结对农村的认识，而是想从我们的角度描绘出一幅农村图景，提供建立认识农村社会现象的解释性概念。这些图景和概念，一定是偏颇的、片面的。无数的偏颇和片面认识，才能汇集成整体和全面认识。中国社会科学也是如此。当前阶段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应当鼓励很多人提出偏颇和片面的认识，允许各种不同的“一家之言”，大力发展中层理论。
我们所从事的村庄研究不是个案研究，是饱和经验研究。我们反复广泛调研的目的是在村庄里形成质感。我们选择村庄调研，可能是一种比较偷懒的办法，因为农村调研比城市容易进入，花钱也比较少，找人也容易。选择村庄调研，不是止于村庄，我们正逐步将研究农村的方法运用于其他领域。
（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文来源于《北京日报》2019年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