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云南旅行时，听到楚雄某些彝族学者的论点，说彝族乃发源于楚雄一带，新出土的元谋原人及彝族十月太阳历均可证明此一文明发轫之早。其后这个拥有黑虎图腾与太阳历的民族向西北迁徙，有进入巴蜀乃至康藏的，成为川康氐羌或藏人。再往北，则成为陜甘羌族。向东北方走的，就逐渐扩及黄淮平原，再经东北，跨过白令海峡，到达美洲大地。
换言之，彝族几乎可说是亚洲美洲的文明之源。我国古代的《易经》《老子》《楚辞》中均可找到不少证据。对于这类以自我一族为世界文明中心的论调，我当然是哑然失笑的。但仔细一想，就赫然发现：这个大迁徙的想象，其实正是我们对于人类文明的基本解释。例如清朝末年时流行的中国人种及文明西来说，就曾经影响深巨。著名学者苏雪林，花了数百万字，想证明《楚辞》所显示的乃是巴比伦的神系与世界观。其他学者论证墨子应是非洲黑人或印度婆罗门。古代中国的星宿、太岁名称，亦有不少考证，说它们源于这源于那。台湾的毕长朴先生则倡言一种中国人种北来说。此外，人类学界对于人类文明也有起于非洲北端，再逐渐扩散全球，和起于印度尼西亚群岛等各式主张。彝族学者所主张的，便属此类说法之一。反对此类文明一元论的，辄主张文明多元论：各洲各有人种、各有文明，各升各火，各因各果。虽然如此，文明多元论者亦不认为文明源生于某地之后，即定居于该地，无迁徙无交流。只不过他们通常采取区域扩散的讲法，不似文明一元论者讲得那么恢张，老是做纵横几十万里的大规模迁徙论。古代文明间的迁移与交流，到底该恢张点说，还是谨慎点讲，很难论定，因为谁也不能断言古代人类不是像候鸟般往来迁徙的。一只伶俜燕雁，尚且每年不辞劳苦，度越万里，飞洋过海，何况是人?若说燕雁为何总要如此不惮烦，谁也说不出。避寒嘛，自有别的办法，何苦如斯跋涉?海上风波、云中罗网，其中之凶险，实更甚于寒冷。因此，这或者只能说是物性本能。就像某些动物，一旦出生，就开始远游;待生育期再千方百计旅行返回原生地产育，或临死时再回来。一生就在这一来一往的长途跋涉中度过了。若问这样的生命到底意义何在?也没人答得出来，生物的本能，就蕴含着属于它最本质的奥秘。似乎动物之不同于植物，就在于它要徙旅要迁移，否则它就干脆生为植物了。讲这么多，我要说的是：人的物性本质或本能就是要迁旅行游的，人类的文明，便也成于旅行之中。人，这个字，在中文的构形中，象人直立之形。人立，是人的物性特征，其他动物只有少数或偶尔能够如此，例如熊。人能站立故能迈开大步走，所以「大」字就象人行立于山川日月之间之形。文明之文，则是物相杂之形。人与人、群与群，要相互交流走动，才能杂，才成文，故古人曰：「物一无文」。我们也可以说旅行才能达到跨文化交往，让人在文化转换之中，跨出自己的文化封域，通过碰撞、理解而逐渐融会出新的文化视野，达成新的文化创造。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文明不断创发的历程。若人一直侷限于他自己那单一族群、单一文明、单一地域，其文化就绝不能发展，因为「物一无文」。近年欧美的旅游研究虽然很热，大谈流亡、移民、后殖民、混血儿、探险家、观光客，但实际上缺乏历史与文化视野，基本上是处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众观光旅游工业所带来的问题。所以Laren Kaplan才会说：「旅行无疑是一个现代概念，象征着西方资本主义扩张年代中的商业与休闲活动。而『位移』更多的是指现代化所造成的群体迁移」;James Clifford则承认他所称之旅行一词，乃是与欧洲的、男性的、中产阶级的、科学的、英雄的、娱乐的事相关着。因此据他看，所有的男人都是旅行者。他们都忘了：旅行，是如上文所说，古已有之;且是人类之物性本质，男人游，女人也游;又是各文化形成及发展之原理，故而西方现代后现代有旅行有位移，中国更多的是旅行文化及因旅行创立的中国文化。古代旅行困难之一，在于行囊笨重，携带不便。例如孔子周游列国，与弟子讲学不辍，势必要带些书籍，以供讽诵。惠施出游，「其书五车」，亦是如此。可是带着这一大批竹简去旅行，搬运实在费钱费工，并不容易。古罗马人旅行须雇信使，也是这个缘故。一位信使约可负重四十公斤，每一里要收两个银币，旅费还须雇主负担，花销殊为可观。旅行也不是花了钱即能顺利就道的。古罗马游纪中记载了许多旅途障碍，例如碰到大量青蛙、或大批免子布满路面;有时乡间道路上忽然涌来大批老鼠，有时有蛇群;或沼泽区蚊子肆虐，都可能令旅行无法进行。有些规定，则比蚊虫蛇鼠更恼人，像罗马提比略帝禁止在旅店中卖糕点，理由是吃糕点太奢侈了。尼禄帝则禁止卖蔬菜以外的熟食。原因不详。但旅行而不惯食生冷者，恐怕就只好少出门了。出了门，而且旅行顺利进行着，也不会就无烦恼。我读《论语》时，便常想：孔子通关过国，如何申办旅行通行证?他在外地游历十几年，要不要寄信回家呢?信差或邮务，在当时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春秋战国时，通关多用「铜符」，与罗马人以青铜制作证件相似，但《论语》中不曾叙及。罗马邮政创于奥古斯都。但据记载，只是传驿，且为公文书之传讯，非一般旅人的家报书函邮递。中国古代旅人要向家人报平安、通信息，要怎么办，也不易了解。而这些，就我旅行的经验来说，可都是大事且是麻烦事呢!我也是读书人，旅行途中不免也要带些书参考或送人，别人也常回赠我一些书或资料。旅中又必然要去逛逛当地的书店，像女人采购衣饰化妆品般，访书乃是我辈旅途上最大的乐趣。到书铺摩娑徜佯，远胜于逛街或听导游鬼扯。如此一来，行囊就立刻如堆满砖块般，庞大而且沉重。撑破旅行袋、拉断拉箱、扭伤腰背，都是必然的。更惨的，是还要多花不少钱、多呕不少气、多担许多心。第一次到北京时，书刊资料，搜集五十公斤。当时不能通邮，只能扛到机场去。行囊因捆书太重，早已开膛破肚，用绳索勉强束紧，也不能托运。航务人员恩准我背上飞机，但须巨额罚款。罚就罚吧，虽然罚起来比买还要贵，又能怎么办?可是，这不是交钱就可了的事。他们不收美金、不收新台币，也同样不收人民币。收什么呢?只收外汇券。一国两制。所以必须再扛起这包捆得不大牢的书，气喘吁吁，跑去四处找兑换的地方。一面拉拽行李，一面翻找证件及兑换钞币，一面扛举书包，心里则急躁担心得要命，生怕赶不上飞机，将要滞留「匪区」。终于在寒冷的北京机场里，急出一身热汗，裹在大衣里，如泡了水一般。后来北京可以通邮寄书到台湾了，也未必就便利许多。因为交通仍然不便，可邮寄海外的邮局或书店也不太多。所以买了书，常要捧着、拎着、背着、拽着去找地方邮寄。有时能借到脚踏车来捆载，或拦到一台三轮车，就庆幸不已了。虽然劳累，但能带、能邮寄，毕竟还算好的。最苦恼的，是好不容易捡拾停当，载到机场，海关安检却是内部资料不准带、线装古籍不准带、封箱的书勒令拆开、已包裹的书须改购他们准备的箱子或改采封裹方式……。这些规定，比罗马皇帝的禁令更难理解。扣留以后，损失不赀，又无赔偿，遂如半路遭了劫掠。封捆好的包裹，割拆以后，也不帮你贴好绑好，更让你不知该怎么办。这类状况，正如不准带酒登机，因为担心恐怖攻击，会在机上点燃含酒精的饮料，可是却鼓励旅客在机场内免税店多多买酒带上飞机那样，若不荒谬，哪显得出海关的尊严与权威呢?这就是问题症结之所在了。人像鸟，原本是自在徙旅的。谁听过鸟儿飞行经过某国「领空」要先申办通行证、要到海关验关、在某地捕猎或啄食了食物要交税?人的世界，却用此疆彼域，区隔出种族、国家、省市等。行旅都要管束、通关都要惩罚。交税其实就是惩罚之一端!理由是:因为你们这些人要旅行，增加了我们的麻烦，所以要用关税、货物税，让你「留下买路钱」。那些乱七八槽的规定，亦皆旨在申张权力、困辱旅客，俾令其不能如大鹏鸟般翱游四海罢了。因此，所谓保障人民有居住迁徙的基本自由权，在现实世界中，实比思想言论自由更难实现。人受思想言论之箝制，多知反抗;受到迁徙自由之限制，却往往视若当然，甚或乐于为其帮凶。故我们观察一个社会的自由度，辄可由旅行是否自由便利看。越自由的地方或时代，必然旅游风气越盛、通关验证越简易、规定越宽松、邮务电讯与交通越便利。在各个城市入出通关，看见巍峨的海关大厦时，我都会想起许多旅行中遭逢的苦楚，也感受着社会的变化，并思考着这旅行与自由的问题。在我脑子里，更常盘旋着孟子的声音：「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若说旅游是以自由为其本质，则审美也是。英国浪漫诗人科律芝，于一七九九年，偶读《波卡斯游记》，见其中有「忽必烈汗下令在此兴建一座宫殿，附有富丽的花园。于是此围墙圈起十里肥沃的土地」等语后，昏然睡去，梦中竟作成一长诗，醒来还历历在目，不下二、三百行。不幸忽有人来找，再想时，记忆就模糊了，勉强追怀，仅成五十四行，为一名作，叫〈忽必烈汗〉。诗中云忽必烈在上都兴建夏宫：林园鲜美，小溪环绕，芳香的树上绽开着花朵;还有森林，与丘陵同样的老，拥抱着阳光照耀的片片芳草。此诗成于梦寐，依凭的，是想象和吃了鸦片的作用，故所述当然也只能当梦话看。忽必烈没有建过园林，中国的园林，也非西方宫殿附设花园的概念。而圈地十里以为苑囿，科律芝大概想以此极力形容其大。不知在中国，帝王苑囿实在都要比这个规模大得多。孟子说：「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梁惠王不过一诸侯，亦有园林方四十里，后世侈泰愈甚，园子又岂能小如科律芝所云乎?科律芝若晚生一些年，来中国实地看看圆明园颐和园，保证会叹为观止，发现这些园子比他的梦中仙境还要美。圆明园如今已成废墟，颐和园则尚存典型。可是国人游赏兹处，心情却是复杂的。不只可有科律芝般欣赏园林美景，艳称大汗功业的想象，也充满了咨嗟感伤。慨叹昔年若不如此豪奢，把钱用在国家建设上，国力也不致颓唐至此，让美丽的园子，成为耻辱的象征。游颐和园时，尤易令人生此感慨。因为当时就是慈禧挪用了海军军费来修颐和园，才有甲午之败。挪用军款以修颐和园，王照《德宗遗事》、罗惇曧《中日兵事始末纪》、沈瑜庆《中译日本帝国海事之危机》序、张荫麟《甲午战前之海军》都曾提及。据罗说，挪用了三千余万两，沈氏说用了二千余万两，数字都极大。军款既经如此挪用，当然会战败。但挪用固属事实，海军可没有那么多钱。从光绪十一年海军衙门成立至二十年八月甲午战争，海军支出，每年也不过二百七十万左右。其收入，政府拨款约二百万，另有海防新捐二、三百万，以及十三年后鸦片加税给海军署的二百多万。收入相较，可四百余万。这些余钱并不全属海署，还要拨些给东三省练饷，因此「报效园工」绝不能多至二三千万两。而且，海军其实本是有钱的单位，故其弊不在缺钱，而在钱未妥善花用，添购船炮。所以建军比日军早而舰只老旧，速度迟缓。加以提督丁汝昌不娴海军战术，又与教练英国人琅威理不睦。琅去职后，海军纪律废弛，总兵以下多携眷居住陆地;军队每巡南洋，皆相率淫赌于上海香港。不说别的，甲午大战起于八月，四月间海军大校阅，发射完炮弹后，就忘了补充弹药，八月打起来怎能不败?也就是说，甲午海战之败，别有因素，把它推到建颐和园上，既简化了问题，也未必符合事实。我国海军，始建于光绪六年。光绪十年即逢中法战争，南洋、福建两舰队大败，全灭了。所谓海军，仅剩北洋一支。而所谓海军和山东浙江广东等地之水师，战力其实非常薄弱，往往连海盗都对付不了。甲午以前，如英法联军之役，导火线就是海盗。海盗混迹水手在英籍船上，被水师捕获，双方交涉起冲突而致衅。甲午之后，长江一带督抚仍因海盗猖獗，向德日诸国定造河内炮舰数艘，以为防剿。可见国事麻乱至此，非仅一园之罪也;兵力渐衰，亦不仅是钱不够用的问题。当然，天下事理复杂，不容易说得清楚，用「西太后挪用海军款项造颐和园」这么形象化的说辞，总括其要，确是个好办法。这个说法，藉园林之宏侈盛美，以状帝王之颟顸奢靡，大家是一听到就会信的。毕竟，国富民殷之世，王者起造园林，足以显其国力之壮盛，令人艳羡企慕，如科律芝之崇仰忽必烈汗那样，形诸梦寐。可是，国力已衰，起造林园就会让老百姓受不了了。海军战败而归咎于慈禧，即由于此一心理。其实光绪初年，晋豫飢荒。朝士议论，已主张提拨海军军款以供赈灾。这就可见国力已衰了，必须动支军费才能赈济。亦可见动支海军款项早有成例。而如此动支，会不会影响兵力呢?当然会。当时南洋大臣沈葆桢就期期以为不可，致书李鸿章，说此举「必贻公异日之悔」。换言之，甲午之败，若与提拨海军军款有关，此次赈灾，恐怕才是主因。可是用军款赈灾，老百姓不会批评，只会感谢。若移用军款以造园，情况就不同了。糜烂国事的结果可能相同，但公心与私利之分，仍是人民评价这件事的标准。只有时移境异之后，评价的标准才会改变。例如审美的或历史的价值，现在就超越了那时的成败或公私之辨。不论颐和园是否造成了甲午的败战，不论建颐和园是否只为了慈禧个人的享乐，在战乱与十年文革动荡中侥幸存留下来的颐和园，除了见证历史，显其历史意义之外，更风华绰约地显示其无与伦比的美。没有昔年慈禧为一己之私糜耗国力以建此园，哪能有现在的美丽园林?美，往往是残酷的，非只帝王家如此。一场安史之乱，只成就了几卷杜甫诗，所以赵翼诗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语便工」，后人欣赏杜诗之美，竟要感谢那一场战争。说此等话，近乎没有肺肝。因为战争中，生民涂炭，骨肉流离，其痛苦，不是战争以外的人说说风凉话便可以抹杀的。这个道理，我也晓得。然而，历史的无情、美的残酷亦即在此。李延年唱的歌，说：「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张爱玲写〈倾城之恋〉，不也直说彷彿香港的倾陷，只为了范柳原与白流苏的爱情么?为爱佳人，不惜倾城与倾国，论者当嘉其爱美之心，抑当痛其倾国之祸?依审美的角度说，那就宁可倾国。因为「佳人难再得」，独一无二的美，非任何东西所能替代。尤其是时序迁流，任何政权、任何王朝，终归都要倾灭。纵无佳人，纵无名园，也终不能久长。但倾覆的王朝，若能留下一座美丽的园林供人徜徉游息于其中，那也是不错的。林园之美，反而说明着大汗昔日的荣光，令人暂时忘却那早已是覆灭了的朝廷、扫入历史烟尘中的王权。旅行的人，千辛万苦，长途跋涉，去看古迹、游名园、摩挲宫阙，享受的都是这种审美的体悟。而审美的追寻，不正是自由的本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