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俞平伯出版了《〈红楼梦〉研究》，引发了1954年一场来势凶猛的大批判运动。该书编辑、90岁的文怀沙谈起当年，依然长吁短叹。
中宣部文艺处的林默涵在1954年11月5日内部大会上明确阐述了大批判的动机："胡适是资产阶级中唯一比较大的学者，中国的资产阶级很可怜，没有多少学者，他是最有影响的。现在我们批判俞平伯，实际上是对他的老根胡适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都很有意义……"
大批判并不像林默涵预料得那么平和，在《人民日报》等单位收集到的一些反映中，可以看到知识界陷入人人自危的不安状态。北大教授游国恩说："太凶了，好厉害!"王瑶表示："俞的观点有问题，领导上早就知道，何必现在搞他一下子呢!"吴组缃觉得俞平伯看了《光明日报》的文章会一笑置之，因为该文既肯定俞在考据上的成绩，又否定了俞的结论。金岳霖说："俞和胡应该分别看待，不然就会影响团结。"
处在漩涡中心的俞平伯自然成了有关方面观察的重点，具体情况层层上报：
俞平伯教授没有服气，自我解嘲地说："我的书，这一来就一抢而光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又说，王佩璋批评我的文章，说是我叫她写的。她写的文章，还不是乔木叫她写的。(《北京日报》办公室1954年11月5日编印《北大教授对红楼梦问题的反应》)
那时担任中国科学院文学所总支书记的王平凡谈起那几年不平静的情形：
所长郑振铎当时有些紧张："俞先生是我请来的，哎呀，没问题吗?"副所长何其芳请全所同志看俞先生的著作，看看究竟错在哪里?所里调子起得不高，不像社会上那么凶。何其芳在会上还说："我们还没成他(俞)的俘虏，投降还说不上……批判俞先生的人，艺术鉴赏还不如俞。《红楼梦》后四十回让俞先生来续的话，比高鹗要好。"
1956年评职称，所里与北大、清华、中国科学院专家教授平衡，内部一致同意给俞先生定为一级研究员。何其芳、毛星和我三人研究后，让我找俞先生谈话。俞先生听后，平淡地表示："我想，我是应该的。"何其芳向上面提出定级的两条理由，一是俞平伯有真才实学，二是有社会影响。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陈伯达对此表示同意，周总理也知道了。这两条意见使俞先生心里的一些疑问解决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他学问的肯定。
定了职称，就可以到好医院看病，看电影能坐在前排，进出城有车。倘若在其他单位不一定敢给俞先生这样的人评为一级。(1999年6月14日采访)
大批判告一段落后，有一次高层领导接见学部的学者，周扬把俞平伯介绍给邓小平："他就是搞《红楼梦》的俞平伯。"事后俞对人说："看周扬介绍时的语气、神情，不像是要彻底否定我。"
王平凡当时在文学所总支书记的位置上，对运动中的变幻有深切体会：
解放后在北大经过几次思想改造，大家变得很谨慎。整风时北大大字报铺天盖地，老先生看了不说话。年轻人上街贴大字报，后来遭殃的多。1958年拔白旗，批郑振铎、批钱钟书《宋诗选》等，人发疯了，写大字报比赛谁写得长，而俞先生不写文章，不吭声。就在运动中，俞先生他们校勘的《红楼梦》大量出版了，到1962年《红楼梦》印数有14万部。俞先生那时说了这话：早先批判我考据烦琐，现在有些考据比我走得还远。这或许就是他对以前那些牵强附会的大批判文章的一种回答。(1999年6月16日采访)
1954年大批判后，俞平伯对昆曲的兴致越来越浓郁。每逢星期四上午，夫妇俩专门请笛师伴唱。来了客人，也要坚持一曲唱罢才接待。每年夏天都要坐公共汽车或三轮车去颐和园，这给幼小的外孙韦柰留下了童话般的印象："外公租了人工摇的乌篷船，带了笛师，带了吃喝的东西，把船漂在后湖上唱曲子。一群游客围着听，都觉得很惊奇。"
1956年8月19日，在文化部副部长丁西林、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这两位老友的帮助下，北京昆曲研习社召开成立大会，俞平伯当选社委会主任。
1959年曲社参加国庆汇演，10月8日俞老和我应邀出席大会堂国宴，有五百桌客人，只有我们是业余演出团体，俞先生显得很高兴。
康生常来看我们演出，说："你们的戏可真不错，为什么不公演?"谁的笛子吹错了，他都听得出来，很内行。有一次我们演《人民公社好》，康生看了不说话。后来根据话剧改编《岗旗》，俞先生改词，写到"毛主席是太阳，咱就跟着走"、"共产党将咱挽救"，险些儿掉进泥沟。立场须站稳，改过要从头"那几句时，不合工尺，四声不对，他就不高兴做了，让我续完。演现代戏我们觉得不行，没法排下去。(张允和1999年6月2日口述)
1964年现代戏很火，请示王昆仑后，就说曲社停止活动，散了吧。散伙那天，康生原定要来，临时有事去天津，派人送信来。俞先生念了康生的信，大意是："昆曲既然不行，结束就结束吧。"说得很婉转、伤感。(樊书培1999年3月31日口述)
"文革"开始时，街道一些乌合之众冲击了老君堂(昆曲社活动场所)，抄走大量书籍和研究资料，把衣服打包，廉价卖给街道积极分子。俞老太太还在世，家中备有寿材，他们逼俞平伯哭妈。后来集中到学部牛棚办学习班，把俞平伯的书挂在墙上批判，时常有劳动、外调之累。有人逗俞平伯在食堂唱个歌，他真的唱了一首流行的革命歌曲："长江滚滚向东流……"他唱得认真，走调的嗓子把一位女同志笑倒在地。他用手指敲着桌面打节拍，对曹道衡他们年轻人说："你们看，这是工尺谱……"在河南干校劳累一天后，有时集中起来唱样板戏，俞平伯跟着众人张着嘴哼。熬过一年回京，老两口在黄昏时爬上一辆没有篷子的大货车，坐在行李上，双手紧紧抓住栏杆，一脸平静。蔡仪、乔象钟夫妇叮嘱他们，回去不要住老房子，将来不受街道欺负。
回京安排住在永安南里，他的日常生活以唱昆曲、打桥牌为主。朱复作为青年昆曲爱好者时常上俞家，他回忆道："俞老每次约十来个人来家中，他报开场白，用老式录音机录下唱曲过程。我见他用毛笔敲打桌面，笔套敲飞了，竟没有察觉到。他自得其乐，度过了那段寂寞日子。"(1999年3月20日采访)
在邓绍基的眼里，俞平伯在"文革"中写东西依然从容，有一段他每天去所里，读恩格斯有关家庭的著作，联系中国古典文学写笔记。乔象钟印象中，俞先生整日穿着简单的中式布衣服，回家路上经过饭馆，就买一点菜带回去。住在牛棚里时，天天给夫人写一封信。造反派给他戴清代三角帽，敲锣走第一个，他也淡然处之。在《人民日报》批判文章的背后，他在家中用毛笔抄了不少曲谱。
韦柰谈到外公的晚年处境颇有几分感伤：
70年代初《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那封谈《红楼梦》的信，外公外婆格外紧张，担心是否要升温。我安慰他们说，信里还讲团结了。"文革"的阴影始终压着他，"文革"后情绪没有恢复过来，不爱讲学问，不爱见人，对后半生影响较大。
《红楼梦》的事情彻底把外公搞伤了，从学术角度讲，他对大批判一事心里肯定不服气。1986年去香港讲学，勾起他对《红楼梦》研究的余兴。去世前半个月神智不清楚，像是中了魔，常常坐桌前翻看《红楼梦》。睡觉时大声喊："我要死了。"声音可怕极了，我们听了吓一跳，冲进去看他躺在床上没事。这是脑软化的症状。我们听了挺凄凉，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1986年在近代史研究所礼堂开纪念外公学术活动65周年大会，调子很低，规模不大，连家属人数都要删减。各报没有什么报道。外公回家后不说，不是很兴奋。1990年10月15日外公去世，我跟单位说，要不要把消息告诉中央电视台一下，对方说不要。丧事依然很低调。(1999年3月31日采访)
张允和向笔者讲述了这么一个颇有意味的小故事：俞先生这一生恐怕仅有一次上台正式演昆曲，他扮的是丑角彩鹤，画了一个白鼻子。他在台上咳嗽一声，就说了这几句："好跌呀，此跌美跌，非凡之跌，乃天下第一跌也!"俞先生念得音调铿锵，声音出奇地大声。回味着"天下第一跌"这几个字，看着台上认真演戏的老人，在场的人无不动容。（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