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需要超强的稳定结构，需要法治完备的服务型政府，需要保持高效廉洁的运转机制，因而呈现出明显的普适性特征。然而，由于不同国家在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差异化存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又体现出不同的差异性特征。正是因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并存，国家治理之花才会竞相开放，百花争艳、姹紫嫣红。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普适性

无论何种意义上的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形态，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总体上呈现出系统性、动态性、适应性及发展性的特征，在如下几个方面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法治彰明的治理。各国的国家治理都需要法治来治理，都依靠法治而治理。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每一个国家都以宪法的形式保障一切公民的基本权利，任何立法、司法、执法机构都不允许侵犯。同时，宪法规定公民行使权利必须以不得有歧视种族、性别等行为为基础。每一个国家都通过法律形式明确政府、社会、公民的边界和责任，约束政府机关和官员的行为规范，保障公民的知情权、选举权和监督权，同时将国家价值观念上升到法律意识层面，借助法律的管制力与道德约束力不断提高公民的凝聚力与认同感。

服务导向的治理。国家治理的服务理念已经从概念探索走向实践自觉，并转化为制度安排。各个国家的服务导向治理改革是在根据各国现实基础上进行的因地制宜的探索，以提供优质服务和高效服务为导向调整政府治理结构，厘清政府、市场、社会的边际，重塑功能定位和权力界限，为服务向度、服务质量、权力转移奠定结构基础。同时，各国针对不同区域的贫富差距以及民族需求，一方面明确政府宏观职能调整，另一方面对权力进行适当下放，以决策科学化、治理精准化为宗旨确保服务高效，保证每一个区域在经济活动上能够保持能动性，更好地发挥地方经济优势，以实现区域之间的发展平衡。

市场驱动的治理。国家治理意味着对国家—社会关系作出适应性调整，不再过多地依赖政府的单一职能，而是突出政府外部力量的协同作用，从更加宏观层面重构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合作关系。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各国政府从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重大社会需求出发，不断深化政府结构和职能转变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功能，确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开展积极的市场运作和市场监管，激发市场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潜力和合力。同时，政府不断纠正自己的缺位、越位和错位，根据市场需求以及行业的发展现状及时作出动态性的宏观调控。

公民参与的治理。治理是一种让公民参与到国家事务管理中的制度化规约，更是一种民主化决策机制的实践性设计。每一个国家都愿意将公民意见、公民诉求、公民利益纳入决策系统和治理体系，在广泛调研不同民众的价值诉求和利益表达基础上，经过利益论证、协商博弈、整合调节，构建科学化、民主化、精准化的公共治理格局。此外，重视工会、志愿者机构、社区组织、慈善类社会组织等功能，激发社会团体机构的内生动力和内在活力，发挥它们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差异性

由于不同的国家在国情、历史、文化中的差异化存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又体现出不同差异性特征的治理方式。

形态各异的治理。国家治理形态是政府权力运行形态，但是不同国家存在着特色鲜明的治理形态，有的采用单一制，有的采用联邦制，有的采用混合制，有的采用共和制，有的采用总统制，有的采用君主制。比如加拿大采取妥协均衡型的联邦制度模式，作为一个由多民族文化、信仰、价值观念融合而成的国家，有着独特的联邦制度模式，对形成同一的民族文化与国家认同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结构偏向的治理。不同国家采用不同的国家治理结构，这种结构主要体现在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有的强调政府，有的强调社会，有的强调中央集权，有的强调地方分权。有的国家建立了强—强模式，有的国家建立了强—弱模式，有的国家治理结构是垂直型的，有的国家治理结构是扁平型的。比如，加拿大建构了协同发展的区域制度安排，凡涉及联邦和地方的重大议题，都需要联邦政府和地方首脑之间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沟通，以保障在各方利益不受损的情况下，作出公平而又正当的决策。

方法多样的治理。不同的治理主体在解决复杂社会问题和满足多元社会诉求方面，都需要采用多种方法、措施、技术等开展有效的国家治理。绝大多数国家会采用传统的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等方式治理国家，而有的国家还特别强调以宗教手段、教育手段、技术手段等方式治理国家。不同国家依据社会发展现状可以采取差异化的治理方法，其变革取向体现出从单一到多元、从直接到间接、从单向到互动、从刚性到柔性等多样性和体系化特征。同时，特别是面对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时代，相当多的国家不仅需要提高治理主体掌握技术治理方法的适用尺度和运用能力，更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国家治理的新方法、新技术和新模式。

文化多元的治理。文化传统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先天差异更具影响性，是因为文化基因是凝聚民族精髓和思想共识的集中体现，是熔铸国家治理实践的精神力量，可以提供强大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例如新加坡是一个同时拥有华人、马来人、泰米尔人、印度人及其他种族群体的国家，政府特别重视社会情感联结、德治与法治的相融。文化动能是推进国家治理效能的内驱动力和重要标尺，国家治理模式的差异与历史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因此，践行文化赋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成为各个国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维度。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全球意义

国家治理现代化无论是在政治改革、经济增长还是社会发展层面，都需要坚持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结合，都需要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一个进取、包容、妥协、制宜、良善的国家治理有利于国家繁荣、民族兴盛和人民幸福，有利于提供优质的全球福祉和高效的全球治理，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建构。

国家治理的普适性是任何一个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科学化、制度化、民主化的基本需求，有助于解决全球性、根本性、长远性的复杂难题。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特别是在全球面临着突发性、复杂性和多面性的时刻，我们应该清晰地认识到，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可以前瞻性洞悉内部风险、跨界风险、区域风险等社会挑战的样态和趋势，而且还可以整体优化应对这些风险的预判能力、协同能力、合作能力。国家治理的差异性是一个国家长期沉淀的民族特色、历史产物和人民选择，各个国家都需要尊重差异、求同存异，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才是活力四射的世界、魅力无穷的世界。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在保持普适性的基础上，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和良好的沟通合作机制，加强互联互通、互学互鉴，通过去伪存真、去粗存精、取长补短、扬长避短的方式，不断吸收人类优秀的政治文明成果，从而促使各国不断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众所周知，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是以适应自身国情为基本出发点，在遵循普适性特征的前提下，以特殊性为指导，走出了一条成功且对其他国家有借鉴意义的道路。中国已经向世界证明，经济发展、体制优化、制度建设不能简单照搬发达国家已有的模式，应该大胆探索、把握时机，适时地顺应潮流而动，积极寻找符合自身特色的治理模式。中国国家治理的成功案例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道路与中国经验，为尚处于发展道路选择中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一个可能的选项，具有相当的开创性，践行了共存、共荣、共享、共赢的新时代要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大数据战略实施的关键路径及其行动策略研究”（15AZD07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