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病毒疫情在世界各国扩散，没有人知道对各国经济打击到底会有多大，但越来越多经验证据指向这次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甚至远超1930年代的大萧条。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只是局部的金融和经济领域危机，但这次危机是全方位的，是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治理危机和国际秩序危机的“综合症”。如果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导致各国危机加深，社会大恐慌，更会导致战争风险的剧增。在历史上，瘟疫和战争一直是一对孪生兄弟。

正因为这样，各国尤其是西方诸国都出台了庞大的经济救助计划。总体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助计划表现出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实际上，越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和英国，救助计划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德法等欧洲大陆国家本来社会主义成分就已经很高了。

美国最为典型。“如果美国经济崩溃，谁来负责？”这是前段时间美国举国讨论的问题。为了防止美国经济与各级企业、劳工与一般家庭，不至于在冠病的威胁下，陷入大规模破产的绝境，美国国会、联邦财政部与白宫，全速推动《防疫期间刺激经济方案》。随着疫情的高速飙升，振兴预算也从原本的8000亿美元，一路膨胀成2万亿美元的天价规模。

尽管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就这个救助计划有党派争论，但这是一次非常有效的争论。民主党对于共和党预算的质疑主要在于“黑箱作业”和“渔利财团”。在2008年金融海啸中，美国政府出台的救助计划，结果是“财团负债全民买单”，大企业的大股东与领导层荷包满满全身而退，受创最深但获得支援最少的基层民众，却反而得承担政府财务紧缩的长期后果。

因此为了避免“救富不救穷”的状况出现，民主党强硬要求在法案中追加限制条文，包括申请纾困的大企业不得回购股权、必须严格限制高管薪酬，设下纾困预算的审查门槛，以透明化财政部所释出的纾困金流向，避免“黑箱纾困”再次引爆国民对于政府的不信任与怨怼。救助方案最终在国会通过。曾经谴责美国在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特朗普签署了这项法案，其中包括向除最富裕的美国成年人外的所有人提供1200美元的支票。

中国需要什么拯救方案

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疫情对中国经济的打击毋庸置疑。封村、封小区、封城、封省、断航，这些都会对经济产生巨大的负面作用，但中国领导层把老百姓的生命置于第一位，断然作出封城、断航的决策。

类似美国那样的“人命重要”还是“经济重要”的争议并没有、也不会出现在中国。封城这样的被西方视为是“极端”的举措，不仅在武汉（湖北）采用，而且也延伸到中国的其他省份。尽管疫情很快得到了控制，但整个国家第一季度的经济基本上也消失了。

原来人们以为疫情被控制之后，各地会尽快复工复产，经济会有一个强烈的反弹，但现在看来，情况并不乐观。很多疫情因素继续深刻地影响着经济活动。

第一，疫情被控制下来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疫情消失了。现在人们担忧的是第二波疫情会不会发生。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在全球转了三圈才被控制下来。在能够发明和生产疫苗之前，这种不确定性一直会游荡在社会之中。

第二，疫情控制下来了，但人们的心理恢复则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要马上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似乎并不现实。

第三，即使国内可以复工了，但来自欧美的需求则大大下降，甚至停止了。作为制造业基地的中国，尤其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很多企业都是组装或者加工企业，没来来自欧美的订单，企业也难以复工复产。很多企业要不倒闭，要不无限期延期放假。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时，尽管中国本身并没有危机，但中国政府果断地推出了一个4万亿元人民币的拯救方案，对预防危机延伸到中国起到了有效的防御作用。

这次危机如此深刻，中国政府是否需要更大、更有效的经济拯救方案？至少到现在为止，中国政府没有出台这样的方案。这或许是因为历史的教训所致。上次4万亿元人民币的拯救方案，尽管阻止经济危机延伸到中国，但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果，即内部产业结构的恶化。4万亿进入国有企业，没有进入民营部门，结果导致了“国进民退”的局面。国有企业本来就强大，现在更加强大了。

再者，很多国有企业开始大举进入房地产领域，和民营部门一起把中国的房地产推到了历史最高峰，中国的房价从此就降不下来了。这些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消化掉。这次政府变得“保守”或者审慎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问题可能并非那么简单。中国政府拯救经济的决心可能比任何政府更强大，同时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今天的中国也更具有能力来拯救经济。问题在于中国不缺钱，缺的是思想，即如何用钱。

无论从政府还是主流学者对经济政策的讨论，中国所采取的路径恰恰和西方相反，即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行的是社会主义路线；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反而行的是市场路线。在中国的拯救经济方案中，人们几乎看不到社会主义的成分，资本的分量（或者说市场的分量）却得到张扬。

这可能和1980年代以来久盛不衰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有关。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早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功不可没，但也正因为变得根深蒂固，影响着人们的思考和决策行为。在中国，最明显的就是GDP主义，即经济本身变成了独立的单元，一切经济活动的意义在于GDP。GDP主义直接地表现在今天的经济政策争论中，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要不要直接给老百姓发钱？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直接给老百姓发钱了，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呢？至少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制度呢，发钱的声音也有，但非常小声，人们听不到。主流经济学家不主张发钱，但主张发消费券。因为主流考虑的是GDP，是要通过消费券来刺激消费，激活交易，产生GDP。

钱和消费券的区别在于，钱没有使用的截止期，而消费券则有。消费券必须限时消费掉，否则会过期，而钱不一样，老百姓得到了钱之后可以不消费而存入银行。因为恐惧于老百姓不消费，转化不了GDP，因此主张发消费券。

这便是资本的逻辑，不是社会的逻辑。很多人都承认，今天或许更长时间里的经济不再是GDP经济，而是活着经济或者生存经济。考虑到中国社会大部分还是穷人，而这次受疫情影响最重的也是社会底层，直接发钱的理由就更充分了。在中国的舆论市场上那些叫得很响亮的企业，其实还是有能力活着的，那些没有能力活下去的企业、家庭和个人，连发声的机会和能力都没有了。

发钱不见得能够马上产生GDP，但可以对社会稳定起到正面作用。社会底层老百姓有点钱放在家里，就不会担心明天会不会有饭吃，省吃俭用，就有助于产生稳定感。如果社会底层的40%稳定了，总体社会就不会有问题。只要社会是稳定的，发展只是快慢而已。但如果发消费券，或许能够产生GDP，但更有可能因为强制消费造成社会恐慌。发消费券而不发钱，要不就是对中国社会底层不了解，要不就是GDP主义在作崇。

第二，生产要素流动自由能否促进GDP增长？

生产要素流动自由促进经济增长，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没有人会怀疑。但这里仍然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须要回答。首先，要素流动从长远来看，促进经济增长没有问题，但还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社会需要拯救，要素流动拯救不了社会。其次，更重要的是什么样的要素流动？人们对此没有很大的信心，因为从前几次危机都是通过牺牲社会来拯救经济的。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通过教育的产业化来促进GDP的增长的；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则导致了房地产成为暴富产业。教育和房地产，加上之前的医疗领域的产业化，导致了今天中国社会的局面。严格说来，这些都是社会领域，并非经济领域，须要国家的大力投入。但在中国，不仅没有国家的大力投入，反而产业化了，因此社会没有了制度基础，社会稳定也就没有了基础。

如果要通过要素流动来促进经济增长，这次会牺牲掉哪个社会部门呢？人们想到的是农村的土地。对数亿农民来说，土地就是他们的基本保障。农村的土地一直以来也是各方（尤其是资本和地方政府）紧盯着的潜在财富。这些年，人们讨论宅基地的流转问题，这主要是为了平衡农村和城市的发展平衡问题。农村很长时间以来，只有流出，没有流入。

农民一富裕就到城市里面购置房屋，送小孩到城市就学。广大的农村只有政府的有限投入，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大问题。并且，很多农民进城之后，宅基地抛荒，没人管理。在这样的情况下，容许城市居民到农村盖房、居住，并在此基础之上引入必要的服务业，也是平衡城乡发展的一个有效途径。不过，这次所讨论的要素，却不是这样的概念了，而是大规模的土地流动，并且要把原先中央政府掌握的土地权下放给省级政府。

历史地看，这一个政策的结果是可预测的。地方官员感兴趣的只是土地所能产出的GDP，而非土地上的人口。农民一旦失去土地，或者国家一旦大量失去耕地，就会造成不可收拾的结局。近年来，户口制度已经松动，但对进了城的农民来说，户口仅仅是一张纸，毫无意义。

城市户口的核心问题就是社会制度，但这方面没有人关心。土地制度激进变化的结果，便是底层问题很快就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在没有足够社会保障的城市，这类基层问题所能产生的政治能量，不知道要比农村强多少倍。

第三，新基建能够救经济吗？

“新基建”最近急速流行起来。如果老基建投资在高铁、港口、航空港、高速公路等项目上，新基建就是投资在技术上如5G，尤其是人们称之为A（AI，人工智能）、B（block chain，区块链）、C（computing cloud，云计算）和D（big data，大数据）上。据报道，中央政府未来几年有3.5万亿人民币，13个省市有34万亿人民币的资金要投入到新基建。

这些技术对未来经济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第一，这些方面的投入能够支撑得起第二大经济体量的增长吗？一些观察家已经提出，新基建不可能达到GDP主义者所预设的目标，他们因此主张老基建复苏、新基建加力。也应当指出的是，除了少数地方，老基建已经充分甚至过度了。第二，如果过度强调新基建的作用，就会导致技术乌托邦主义。

哪一个国家不想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可求不可得，没有人会知道新技术什么时候才会出现。有时候，巨量的投入也不见得会导致技术创新。第三，正因为技术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能从长期的角度来考量，不能夸大其对拯救因为疫情而造成的经济危机的作用。

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客观上已经要求人们超越旧的GDP主义，而须要一种新的思维和思路。这个新思维可以被称之为“软基建”，意在通过社会制度建设来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保卫社会，在底层脱贫的基础上，做大做强中产阶层，再在此基础之上追求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如果把“新基建”的内容置于“软基建”的构架中，其对经济和社会的意义就更清楚了。

经济属于社会，社会被破坏掉了，最高速的经济增长也会变得毫无意义。GDP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发展，经常本末倒置，破坏了社会，不仅增张不可持续，更会酿成巨大的社会危机。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