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静一，毕业于剑桥大学古典学系，获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为该系首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本科生。现任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及李约瑟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古希腊与中国哲学思想比较。2013 年获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特别优秀奖。曾受邀参与录制 BBC 大型纪录片《中国故事》。2018 年初，与劳埃德（G. E. R. Lloyd）爵士共同编辑的《古代希腊与中国比较研究》（Ancient Greece and China Compared）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该领域里程碑式的著作。
詹嘉玲（Catherine Jami），法国知名汉学家、科学史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研究员、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主任研究员，国际科学技术史学会秘书长，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前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末清初中欧科技交流史，并侧重于中国数学史研究。
序
距上次更新 “静一访谈” ，已有些时日了。这期间，有很多朋友问我，下一期访谈什么时候推出呢？一直有人惦记着访谈，着实让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无奈过去这大半年学术工作繁重，很难抽出时间来转录、翻译、整理那些珍贵又有趣的访谈录音。能够在发展事业与兴趣爱好上合理地分配时间，并同时兼顾自己的小家庭，实在不是一件易事。
这期访谈筹备时间已久，很高兴在这个金秋时节为大家推出。受访者詹嘉玲（Catherine Jami）博士是位知名的汉学家、科学史学家，也是我采访的首位法国学者。我与她是在我读博期间相识，那时正值她的先生古克礼教授（Christopher Cullen，第二期 “静一访谈” 受访者）在李约瑟研究所任所长。当时我对詹老师的了解并不多，只知道她的研究方向是数学史及近代欧洲与东亚的科学交流史，而这一切似乎都离我自己的研究课题太远了。后来，当我逐渐走近科学史领域，才认识到詹老师研究的非凡意义，而她在这方面的贡献也称得上举足轻重。我意识到，通过学习欧洲与东亚的交流史，探讨中西如何通过看待“他者”而审视自我，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诸多文化问题。
由于两人研究领域相近，詹嘉玲和古克礼夫妇常常会出现在同一场研讨会上。如果说古克礼老师幽默风趣，童心满满，总是在谈笑风生中点出一些关键性大问题，那么詹嘉玲老师给人的印象则是相当严肃且一丝不苟。在研讨会上，她的发言简要、精辟又一针见血，十足的大学者风范，常常令作为博士生的我对她肃然起敬，心中总是有点惶惶然不大敢与她进行深入交谈。后来与她进一步接触后，我才发现是自己多虑了，詹老师其实是一位十分低调又谦逊的学者，在她看似严肃的外表下，内心涌动的却是对学术、对学生、对社会的满腔热忱和令人无比敬佩的责任感。
2018 年 9 月 10 日，詹嘉玲博士在访问李约瑟研究所期间，欣然接受了我的采访。那时距离现在已有一年之久，通过整理我们当时的对话，有幸再次回味思考她与我分享的种种——关于她的求学研究之路、关于康熙皇帝与传教士以及学者的精神与责任等等，这样的过程对我来说真是一种享受。不知是否这段时间自己也成长了，时隔一年，我对她的所思所想似乎有了更深刻的体会。还记得采访那天，我的重感冒还未痊愈，带着浓重的鼻音向老师请教问题，想象着耶稣会传教士在大清朝廷上与康熙交流科学的场景。那场如沐春风的对话竟然让我忘却了身体的不适——是啊，无论何时，知识都是一剂上好的灵丹妙药！我也非常希望读者朋友们能从这篇访谈中有所收获。
一、与中国数学史结缘
静一：詹嘉玲老师，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可否请您先谈谈您是如何进入中国数学史研究领域的？您是学习数学专业出身的，对吗？
詹嘉玲：是的。应该说，我从五岁开始就对中国感兴趣了。那时候中法刚刚建立外交关系，一个中国马戏团到巴黎演出，我父母带我观看了表演。所以说我对中国的迷恋之情起始于儿童时代的幻想。1972 年读初中时，我有机会开始学习汉语，到高中毕业的时候，就已经学了六年汉语了。在那段时间里，我并没有遇到任何真正母语是汉语的人。当时全法国可能只有两三所学校教授汉语，而现在在中学学习汉语已经比较普遍了。我认为，目前在法国，如果你想通过学习语言来展现你的聪明才智，实际上汉语已经取代了德语。我想这可能是法国特有的现象，也是法国数世纪以来对中国文化特有的浓厚兴趣的延续。
在学习数学的过程中，我发现人们非常关注数学理论与定理，而很多定理都以数学家的名字命名，不过，从来没有人教我们这些定理最初是如何创立或发现的，对此我非常好奇。如此，我的两个兴趣点 —— “中国文化” 和 “数学” 便恰巧匹配在了一起。通过阅读两位资深法国学者马若安（Jean-Claude Martzloff）和林力娜（Karine Chemla）的研究成果，我意识到这是一个真正值得研究的领域，而不只是我的幻想。可以说，科学史是隐形的，从高中教学内容中我们便可发现它为什么会这样。
于是，我先后攻读了数学硕士和数学史博士学位。在那时，这样的做法并不被鼓励，因为纯粹学数学看似更保险。但我并没有改变想法，与此同时，还开始进修汉学学位。很幸运的是，我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获得了职位，于是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进入CNRS 之前，我以博士后的身份来到这里（李约瑟研究所）进行研究。在这里，我发现中国科学史领域如此激动人心。那时，我日复一日地坐在楼上图书馆看书，意识到这个领域有许多内容可以挖掘和研究，并不只限于那些我曾经阅读过的中国数学典籍。自此，我意识到自己在中国数学史领域向前迈进了一步。
静一：您当时是先决定做汉学研究还是数学史研究呢？
詹嘉玲：我非常明白自己想要继续学习汉语。法国有一位著名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2018），在他的《中国社会史》（Le Monde Chinois）1972 年出版时，我正好开始学习汉语，父母将这本书作为圣诞节礼物送给我。我并不是一个天才儿童，所以当时根本无法阅读书中的文字。但书中有大量的图片，其中有一整页都是关于中国数学典籍的插图。由此，我开始知晓这个研究领域有许多问题需要探究，我所好奇的问题是，数学究竟是如何从一个地方 “游历” 到另一个地方的。
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很清楚自己想要研究的内容与文化接触相关。后来，我接触到 17 世纪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我对这部作品有些许了解，虽然在我们那个年代，在学校里学过的几何学非常有限，那时法国的数学教育强调的是集合论。
二、印象深刻的中国行
静一：说到学习中文，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教授曾经告诉我，有一次您参加学校组织的项目去台湾旅行，在途经香港短暂逗留时，由于阴差阳错你们的团队并没有老师陪同，是吗？
詹嘉玲：是的，我高中毕业后那个暑假，老师组织我们去台湾旅行。因为当时是 1978 年，对年轻学生来说，去中国大陆学习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时领队老师错过了飞机，而我们则按计划到了香港。我是学生中年龄最小的，恰巧也是中文最好的，于是我翻开电话簿给我们将要前往的香港大学的住所打电话。事实上，当时用英语是行得通的，而我没有多想，因为我一直接受的教育便是，说当地的语言是对那里的人表示尊重。
我十分紧张地用中文说了几句，但电话那头的人显然有些脾气。我对同行伙伴们说，让我们直接去那儿吧。后来我才意识到当时在香港没有人说普通话，都是说粤语。有趣的是，我们的老师乘坐下一架班机抵达，她非常努力地说普通话，但这在香港根本行不通。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说中文，但如你所知，没有什么比在电话中说外语更加困难的了，因为你无法用肢体语言来帮助你表达。如果你不懂别人的话，别人也很难理解你。
静一：您的第一次中国大陆之行是怎样的？
詹嘉玲：我第一次去中国大陆，是 1981 年到北京师范大学参加一个暑期班的学习，主要是为了在学习数学之余能够更好地提升我的汉语水平。我从一开始就非常喜欢那次中国行，而这一点从未改变过，因为我觉得中国人总是对外国人非常友好，我感受到了在法国失去的、或者说从未感受过的热情与好客。那一年我们十分幸运——因为学校没有足够的专门教外国学生的老师，学校为我们分配到了一名平时给中国学生教中国文学的老师，我只记得他姓仲。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老师，教给了我们很多东西。我们还与仲老师一起参观了许多景点，他为我们一路讲解。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中国行。
1984 年，我又去中国参加第二外语课程学习。那期课程恰巧与第三届中国科学史讨论会一同进行。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博士生了，且是会议上最年轻的发言人，最年长的参会者正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先生。记得我当时特别紧张，而学会享受做会议报告是后来才有的事情，但那一次真的是忐忑极了。后来，我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遇到了许多同事，他们从一开始就非常友好，充满热情且给予了我很多鼓励。在你感觉自己年轻无知的时候，能够持续不断地受到鼓励让人着实心存感激。
另外，我想提一下李迪（1927－2006）先生。李先生是一位非常友善的学者，他在内蒙古师范大学创建了科学史研究所。当时，我正在撰写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是蒙古族数学家明安图（Minggatu, c.1692－c.1764，历史上没有留下关于明安图生卒年的明确记载），而李先生就曾经对这位数学家进行过研究。我目前正在做的工作是翻译康熙皇帝关于科学、技术等等的笔记，李先生之前也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可以说，无论我进行哪方面的研究，其实他都已经做过相关的工作。我觉得，一直能与这些著名而又友善的学者同行十分令人鼓舞，而我现在也在努力为年轻人传递这样一种精神。
静一：我想，这些中国学者了解到外籍学者也在研究中国数学史，一定非常高兴。
詹嘉玲：是的，当时像我们这样的人很少，所以只要有人做了与你的研究主题相关的工作，你都可以了解到并阅读他们的文章。当然了，现在这一领域已经历了飞速发展，再这样做已经变得十分困难。不过我认为这是件好事。
我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应当对世界其他地方感兴趣。能够与不了解中国的人谈论我的工作，从而让他们能够理解、欣赏或者学习到一些东西，这对我来说十分重要。事实上，我们责任重大，因为这些外行人永远不会阅读原著，所以，他们只能相信你所说的。
三、“学习历史意味着忘记那些你所知道的”
静一：针对那些不会阅读原著的学生，请问您开过关于中国数学史的通识课吗？
詹嘉玲：我曾经开设过这样的课程，但我在 CNRS 其实并不需要承担教学任务。我负责组织一个研讨会，其中有些学生学习过科学史，有些对东亚文化感兴趣，他们懂中文、日文或者韩文，当然不全是文言文。所以在与他们交流的时候，我需要注意我所讲的要与他们的研究兴趣相契合。
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原始文献的阅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责任以某种形式把这些文献呈献给学生，并让学生清晰地意识到我们阅读理解方式的局限。刚刚提到，我在做一些翻译工作。翻译的过程意味着我需要做一些决定，而那些会法语和古代汉语两种语言的读者可以选择是否同意我的观点。翻译永远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挑战，它不像解决数学问题那样有正确或者不正确之分，做翻译时，译者是具有选择权和责任感的。
静一：学生在学习中国数学史的过程中，是否会常常发现一些令他们惊讶的特定元素？如果他们不了解中国的传统，中国数学史对于他们而言是不是很陌生？
詹嘉玲：事实上，我认为，成为一名科学史研究者，意味着你会发现，正如某位作家所言，“过去即异国”（“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并不认为 13 世纪的中国数学对于我来说比当时的意大利数学更加陌生。我可能会说，我不是中国人，我的祖先是意大利人，但那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家谱，告诉我是从来哪里来的。我认为这并不是历史的意义所在。
学习历史意味着要忘记那些你已经知道的东西，这是我从一开始就进行的训练。研究明安图的时候，我意识到他求极限的方式和我在学校里学到的不一样。如果我直接下定论，说这是错误的，那么做研究就没有意义了。当你做这样的判断时，就说明你不想再进一步努力去理解。在某些情况下，比如有人告诉你 “2+2=5” 时，你必须说这是错误的。但理解中国数学典籍的过程肯定不是这样的。这些典籍完全有道理，而且在解决问题方面也非常有效。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当时的数学家为何那样做，以及在他们看来，什么对他们来说是相关的、合适的。我们应该总是假设他们的做法是正确且有道理的，而我们需要做的是付出巨大的努力来理解他们为什么按照这种方式做事。这大体上就是我研究历史文献的路径。
静一：或许这是讨论数学普遍性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李约瑟曾提到 “普世科学”（universal science），您认为数学作为一个范畴在多大程度上是“普遍的”？
詹嘉玲：如果我们考虑专业数学家所做的数学，那么它就是普遍的。这些数学家属于一个特定的群体，与任何专业科学主题一样，数学在国际意义上具有普遍性，但这种普遍性仅限于他们所属的社会上、专业上的群体。我们知道，将科学的结果告知大众存在相当大的困难。事实上，我认为普遍性不是既定的，而是构建的。通过国际合作，科学家们让科学变得具有普遍性。如果我们停止在学术界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交流，那么普遍性就会受到威胁。因此我认为，人们通过相互交流和验证而实现普遍性。
四、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静一：可否再请您介绍一下您为国际组织所做的工作，比如您为国际科技史与科学哲学联盟（IUHPST）所做的工作？
詹嘉玲：事实上，这个组织汇集了两个特定的群体，即科技史家和科学哲学家。我是科技史分部秘书长。2005 年我第一次担任这个职务，当时是刘钝教授提议我为候选人的。这一国际组织汇集了全球的科技史研究者。会员为国家制而不是个人制，每个国家接受同等待遇。科技史和其他任何学科一样，主要由北美大陆主导。但是，在科技史分部，我们招募了很多新成员国家，比如，我可以非常自豪地说，现在南非和坦桑尼亚也已加入我们的组织。我认为在建制层面建立普遍性十分重要，而科学也可被视作一种建制。
2005 年，第 22 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在北京召开。我认为，这标志着中国完全融入了科技史研究的国际群体。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拥有诸多学术人才和成就；同样，中国也是一个主要出版语言为非英语的国家，所以在国际上的能见度有限，这意味着中国的加入更加意义非凡。
静一：请问国际科学技术史学会开展哪些合作工作？
詹嘉玲：学会在不同领域设有委员会，在举行代表大会期间运行。比如，我们有一个数学史委员会，最近也成立了一个关于科学、技术和外交方面的委员会。在科学与技术方面，还有一个关于妇女与性别的委员会。有一些委员会是根据不同文化区域设立的，比如伊斯兰地区和东亚地区，等等。代表大会因资金原因每四年召开一次，而这些委员会每年都保持着活跃状态，保证了活动的连续性。
五、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工作
静一：您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工作，这个中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是类似于中国科学院吗？
詹嘉玲：是的，可以把它视为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的合体，“科学”一词包含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层面。CNRS 设立的是终身全职研究的职务，我于 1991 年被一些哲学家聘用，因为在传统上，科学史依赖于哲学。我可能是第一个被哲学家聘用的中国研究方面的专家。
在 CNRS，我们有充分的自由出国工作。研究中心可以为短期旅行提供资金，但如果我想在中国待上半年，那么我必须自筹资金。除了个人研究，研究中心还对我们有所期待，即在集体层面的研究中发挥作用。提到组织研究项目，我同时在国家和欧洲层面做这样的工作，我认为建立科学研究上的联系很重要。当然了，大学教师同样做此类工作，但比起他们，我的责任更大些，因为我没有教学方面的任务。
静一：作为研究主任，您有怎样的职责？
詹嘉玲：应该说，职责的多少主要是看自己。我们当中仍有少数人只注重个人研究，将一生投入到书本中，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当然，我们也要指导博士生，支持年轻的研究人员，有外国的访问学者前来访学，我们需要为他们提供帮助，与他们互动讨论。目前，我是一个专门研究东亚的小组成员。每个研究小组都有一个 “五年计划” ，而我们组的研究课题之一便是知识以及知识的实践，我是负责人之一。我认为，此类研究组的意义是让人们聚到一起，确定每个人做什么，了解大家共同的兴趣点，商讨如何分配工作。
比如说，我们正在利用网上数据库构建一个共享字典，以便分享我们从翻译中学到的知识。当然，正如我们所知，当我们检索十八世纪中国的某些术语时，往往在字典里找不到它在科学文本中的意思。因此，我们的想法是建立一个数据库，录入如何在特定情境中翻译词汇。也就是说，我们在构建一个更为专业化的字典。作为项目负责人，我要让大家了解数据库的意义，然后与技术人员沟通交流开发正确的接口界面。此外，我的职责当然还包括陆续发表学术论文，且每隔几年，我必须递交一份报告，陈述我的工作和发表情况，因为我的工资来自于纳税人，我得保证用得适得其所。
静一：您精通英语、法语、汉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和日语，并且可以用英语和法语进行学术写作。您注意过在英法两种语言之间进行转换时有什么有趣的现象吗？语言会改变您构建或表述想法的方式吗？
詹嘉玲：是的，语言确实会改变我构建想法的方式，因为每种语言都有其他语言无法表达的可能性。我不认为语言改变了我的想法，但是每种语言表达事物的可能性是不同的。当你进行翻译的时候尤其明显。有时我发现，英语里有一个特定词组可以表达中文文言文的意义，而法语则没有，或者情况正相反。用两种语言写作让我意识到，翻译的问题往往是译者本人经验的问题。
所以，造成困难的是我们自己，不是语言本身。当然，时间的距离会让事情变得更困难。有时我会与一些中国同事交流，向他们请教关于文言典籍的困惑。某些时候，他们理解得更好，因为他们以前可能接触过。但很多时候，他们不见得比我更理解其意。因此，还是那句话，“过去即异国”。我认为用不同的语言会让你意识到学习永无止境，而如果你是一个研究者，那生活的意义便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