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晚19点，温铁军教授做客今日头条直播间，作题为《疫情之下回看农民救中国与货币去依附》的第三场直播讲座，将视野再次扩展，思考拉回上个世纪中国发生政权更迭的阶段，分析当时一系列政治经济现象中的大风大浪。

这个课相当于倒叙，我们第一讲2月17日上来就告诉大家，随着中国疫情蔓延导致停工停产，那全球产业链受到重大阻断，导致全球化危机必然爆发。从2月17日到现在，我们第一讲提到的情况已经变为现实，不仅中国，世界上很多国家也爆发了疫情，这种情况下，全球产业链的被阻断甚至破碎恐怕很难避免，在这种情况下，随之爆发的一定是金融危机。

自从金融资本全球化以来，金融资本早就不再依靠实体经济变化来决定股市波动了，尤其表现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后，经济情况是每况愈下的，但美国却迎来了连续十年的股市增长。这次疫情后，全球化危机的爆发导致美国股市蒸发了几万亿美元，增长点数也跌回到2008年前后；国内情况看，过去产业资本追求要素低谷形成产业布局，当物流交通产业链断裂时，势必造成原材物料产品价格上升，很可能一段时期来，因大量货币增发带来无处投资，客观上导致一定程度通缩，加上世界各种各样的需求下降，产品价格上不去，从通货紧缩正在进入通货膨胀，从而导致实体经济会遭遇因此带来的成本压力。现在第三讲，就准备把视野再扩展下，把思考往前拉到上个世纪中国发生政权更迭的阶段上，所出现一系列经济社会现象的分析。今年是2020年，说起来是在说一百年内的事情，往上说，就能说到1920年。

内部因素导致动荡不安

要说新中国遭遇的恶性通货膨胀危机，恐怕要从二十年代说起。每个人说到民国经济时，都会说到民国有个黄金十年，就是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当北伐节节胜利、打过长江、打到长江沿岸时，正好是1921年，由于当时蒋介石政权全面反共清共，以各种手段在名义上完成了政令军令统一，但实际上还是各地方自行其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很快进入到了从清末以来一直追求的工业化、城市化趋势中，所以二三十年代被认为是黄金十年，在民国史上是客观过程。那个年代平均增长速度很高，接近9，我们到最近二十年，特别是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我们的增长速度大约在9.6左右。

只要加快工业化城市化，一方面会出现资本集中，主要集中在城市，另一方面会出现风险集中，受资本运动规律的影响。民国追求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同时积累着风险，什么时候爆发呢？取决于民国当年已经开始融入世界经济的情况。事实上，这种危机从两次鸦片战争就开始了，中国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沿海到内地几乎所有重要城市的重要口岸都开放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控制已经如入无人之境了。当然很多情况当时还看不明白，比如1840年鸦片战争的本源，因为长期以来中国是处于贸易顺差的第一大国，尽管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开始殖民化全球化，但对中国仍然是贸易逆差，其中像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只有用鸦片贸易，才有可能改变英国的贸易逆差。之所以有两次战争，是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打服了上层，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接受了鸦片，但消费量不够；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内陆地区全部鸦片通商，贩夫走卒军队士兵都开始吸食鸦片，意味着下层也鸦片化了。尤其是西南西北地区，中国的鸦片带形成时，就把有限耕地转变种可以产生利润的鸦片生产，于是这些地方就发生了粮荒，这一带往往是社会动乱最严重的地方。鸦片贸易的结果，是中国从1860-1870年前后开始出现贸易逆差并出现财政赤字，逆差赤字叠加最终导致清末政府无论怎样改制，都会是债务缠身、最终走向破产，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进入民国，这个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民国工业化很大程度上是西方输入中国的产品占据主导地位，当市场开始形成，什么东西都要加个“洋”字，洋火、洋面、洋火……，加个“洋”字，说明中国很大程度上自身生产能力不足，只能大量进口，导致一般消费品都是西方的输入品。这种情况下，恰恰形成市场空间，只要发展民族工业，在本地可以节约很多运输成本，从这个角度来看，二三十年代民族工业从轻工业入手兴起，是个很快的过程。但是问题在哪儿？在于任何工业化都是资本增密的过程，资本增密就必须资本积累，那资本从哪儿来呢？很多工商业经营者原来是地主，他们是地主兼工商业，或者叫做“在外地主”。“在村地主”以前在村里，多多少少还要与村庄保持关系，灾年减租、租户困难时给救济等，平时村里还有义仓，丰年时，东家也就是地主和村里精英还得存点粮食到义仓以备灾年，村庄内部不那么冲突。

一旦地主变成“在外地主”，他的钱就得用到城市买卖，比如染坊、磨坊、油坊、企业、加工等，就要求现金流。怎么办呢？过去收租时是下打租，根据实际收成决定东家和佃户的分配，同时也可以缴纳实物租，所以很多是可以商议的。这种情况下，地主承担的是成规模的农业集中剩余向城市做流通主体的职能，他们并不是纯粹的剥削者，客观看还是有在村庄的功能。因为集中地租没有交易费用，租值没有被耗散，是集中的，因此农业向城市做贡献帮助城市工业形成积累的交易比较平滑；但当地主自己从事工商业需要用现金时，就必须上打租，啥都没种时先交租，农民啥也没种就得先交租。这下麻烦了，借高利贷进入乡村，没收成之前先得借高利贷去交租，一旦金融介入，剥夺率就是高于地租多少倍了；同时，农村开始使用工业品，工商业资本也下乡了，这个过程是农村因“金融资本+工商业资本”纷纷下乡，导致小农破产，乡村社会衰败。因此，以前从村内地主的实物交易变成在外地主的货币交易，租佃机制改变导致很严重的农村衰败局面，于是二三十年代开始农民革命、农民运动。当时农民分地是一方面，更主要希望到城里打下来，去分店铺。这个在农民革命中，始终是延续的。

二三十年代，一方面城市工商业迅速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动荡加剧。国民政府需要扫平各方，财政越来越多向军事开支倾斜，每个地方势力背后都有国外帝国主义列强支持，真正完成大一统局面是困难的，直到最后也没完成。只不过二战，美国一家独大了，美国援助蒋介石，有了军令、政令、财令相对统一的体系。所以，二十三十年代虽然是黄金时代，但同时也导致农村衰败、地方分割。假如我们现在讲的是民国自身，在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过程中本身派生了内在机制性改变，导致农村衰败、小农破产、革命形成，接近着我们看外部问题，西方在1929年-1933年生产过剩大危机影响下，开始出现了代价向外转移的情况。

外部因素加速变局形成

西方每次全球化都是向外转嫁成本，这次大危机也一样。民国早期像清朝一样，从明朝开始就以白银作为货币，但中国不是主要的产银国家，所以跟主要产银国（五个）签订过白银协定，这些国家向中国提供相对稳定平价的白银。但一发生西方经济危机，美国产银州认为银价不合理，议会抗议，美国通过了《白银法案》，开始调高银价。中国当时国内白银主要当做货币用，不能轻易调高白银价格，否则会发生通货膨胀，于是有人开始走私白银，国内平价、国外高，就开始出口白银，这就导致中国受不住外部输入的银价波动影响。

于是从1935年，中国开始了货币改革，放弃白银改行法币，用纸币替代白银。只要进入工业化纳入全球贸易，中国自身就会受到国外经济危机影响，直接受到的影响首先是白银危机。同时期日本比我们早开始工业化，更早更大的受到国际市场影响，日本很焦灼，要么破产要么军事扩张，日本的选择就是军事扩张。1931年日军进占东北，1935年进占华北，这些都是在以西方战争为标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前，其实日本侵华战争就是二战的开始，只不过因为西方掌握话语权，不这么说。

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西方1929年、1933年大危机作为引子所造成的。直接引发的就是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1935年日本侵占华北，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当时，中国自身尽管工商业发展仍在发展中，但首当其冲的是白银冲击，接着受到的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内部也有农民革命。多种矛盾交织使民国进入危机阶段。在1937年全面抗战之前，国内经济维持一定增长率，通货膨胀不严重，之后转向战争状态时，经济受到严重冲击，通货膨胀开始。国家开始增发货币，因为需要黄金白银买军备，当时美国是要置身事外的，利用战争正好出售军火，所以当时将近一半日本的军事装备是从美国来的。因此教育家陶行知作为留美学生非常愤怒回国，说射向中国的枪炮子弹48%都是美国提供的，我不能在屠杀人民的国家待下去了。

对美国来说，只要开组马力生产军火，就能缓解生产过剩，越大就越有经济复苏机会。对中国来说，也得买军火，因为一战德国是战败国，国民党军队得到很大的德械师来装备中国。

战争导致财政亏损，真金白银买就得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就得靠印钞，印钞导致通货膨胀。所以从1937年战争打响，通货膨胀就开始了，在抗战八年期间，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打响，西方对中国还有战略援助，所以稍微还算稳得住。

然而，一旦抗战结束后，1946年国内战争打响，导致国民政府财政赤字更严重，货币贬值更厉害了。我以前在人民大学讲课时，用过一张图，一张地方钞票，票面印成60亿元。当民国政府1948年改行军安券时，60亿换1万军安券，这是重大的通货膨胀，恶性到了一定程度，越是通胀经济越没法运行，最大的问题是任何实体经济都不可能在高度通胀下生存。只要宏观经济出现经济危机，做产业和实体经济的人，都受不了。当时民国政府没办法，也请美国专家和海归搞了顶层设计，从美国借款4800万美元，以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的美元与黄金固定兑换率为基础，发行军安券，把国内所有美元和黄金的自由市场全部取缔，国家收回，这样储备有了稳定基数，降低恶性通胀。这个设计逻辑合理，但没法操作，四个月后彻底失败，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国民政府摧枯拉朽的垮了，是因为财政垮了、金融垮了，军队没有军饷了。

所以，民国最终演化成惨痛教训，1949年经济发展时，很大程度上是民国追求现代化败亡而延续下来的。当新政权靠农村农民革命打下天下时，有个重要差别是，很抱歉，农民革命是去现代化的，共产党建立的政权靠着向农民承诺分配土地。1946年以来，当国共内战时，双方最大的差别是国民党连减租减息都做不了，共产党是以1946年开始的土地革命来应对国民党的全面进攻，是以保卫土改果实来动员农民来参军参战，历史上都是屡试不爽的。

亿万农民救中国

在农民革命的条件下，农村包围城市客观上成功，是因为在农村和农民在一起时，不用搞现代财政、现代金融。淮海战役陈毅元帅有句著名的话，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农民用推小车推出来的，不仅仅是英勇作战，很大程度上后方有支持，1个前线作战的解放军后方有38个农民支撑。能够搞土地革命的，就不需要支付货币，打个白条就行了，这就没有财政支付和赤字，再加上解放军根据地的政权都是用实物来支付的，干部是拿小米的，因为从延安走出来的，小米是最方便的计量工具。民国大危机的条件下，什么最有效？粮食。粮食可以简化成小米，小米相当于等价物，粮食替代货币。于是，解放区干部都是供给制，用小米作为衡量标准的，这个事儿一直到建国后，毛泽东作为国家主席，一年年薪是3万6000斤小米，不是用大车拉小米啊，是年工资值这些小米，是等价概念。商品等价物不是钱，是从解放区形成的这个小米，这个是土地革命派生的中国经济现象，它是克敌制胜的法宝，是民国现代财政、金融支付不了军队军费开支下的机制，是特殊的经济机制——去城市化、去现代化的，保证了从农民革命起家的解放战争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建立政权之前，毛泽东有篇重要文章，叫《新民主主义论》，是1947年中共七大以后发表的。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解放战争打起来之前，有个很重要的安排是东北，要想向从东北得到日本关东军的装备，就得是苏联认可你作为共产党政权，是符合苏联认可的共产党体系。而当时苏联意识形态，是斯大林批判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后，形成的革命阶段论。苏联从二十年代给定中国的革命阶段论，就是中国是个封建制的农民国家，只有先配合国民党参与资产阶级革命，等到工业化大生产，由资产阶级革命催生资本主义，你们才能作为共产党去发动工人阶级革命，因此国共第一次合作，是按照苏联斯大林革命阶段论来的。斯大林始终坚持这套，我们必须在完成夺取政权、先进入民族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所以有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必须在延安山沟里搞山沟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得不到苏联认可，意味着得不到苏联战略援助，解放战争最重要的是日本投降后，共产党要跑步进东北去接收，如果苏联满腹狐疑，很难得到支持。

到四十年代，在意识形态上完全认同并让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斯大林苏联共产主义认同中共表述后，才有进军东北的条件。随着战争发展，需要强调建国后中国必须搞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就叫做新民主主义，所以新中国建国，五星红旗五颗星里面，大星是共产党领导，当然也是国家资本，周边四颗小星，有民族资本家一颗星。

1947年确定中国建国还是要搞民族资本主义，但是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资本主义，从民国延续到新政权，虽然靠农民革命打赢了，但接手的是民国留下的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陡然出现新现象：在农村可以不用货币，在城市缺一分钱都不行，当时共产党全面接收了民国政权留下的城市体系，政府、医疗、警察、学校等，全都需要财政。这个时候南方还没打完，还没解放，一方面军费要增加开支，另一方面城市也要开支，陡然出现接手后的第一大问题，就是财政赤字高达70% - 80%。这时候开始统一货币，印人民币，于是大规模增发货币，陈云同志毕竟财经经验丰富坚持要逆周期，货币还得增发，不增发没法弥补财政赤字。增发货币当然造成通货膨胀，实体经济会不景气，接着我们说，这个危机是怎么调整过来的。

调整措施度过危机

还是亿万农民救中国，因为土改给农民分地，农民这种小生产者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只要拿到地，一定是节衣缩食多买点地。小生产简单生产力的外延扩张就是拿地，拿地不能抢，当然有人生产能力不足，于是就有人卖。因为新民主主义坚持的是土地买卖自由，当时不允许土地租赁，只允许土地买卖。农民只要买，就得攒钱，谁是人民币最大吸纳者？农民。农民人口占当时人口的88%，农民尽可能吸纳增发的货币，农民又不马上花，他存到银行攒钱买地，主动让银行回笼货币。中国宏观经济是怎么玩转儿的？恰恰是老农民啊，88%的老农民，1950年4亿多农民吸收了钞票，又存到银行，可不就是钞票就循环了，宏观经济压力大幅度下降。

农民交的就是最值钱的粮食、农产品、棉花等，刚接手城市，实体经济在高通胀下是不能生存的，于是作为实体经济的资本家如果不把钱赶快从实体息出搞投机，根本适应不了通胀。于是，中共刚接手城市就遭遇了投机潮，打“两白一黑”，白米白面，黑就是煤炭，都是城市生活必需品。我们当时想搞民族资本主义，但民族资本家们打起了“两白一黑”或者叫做“三白”战役，一轮又一轮，手里如果没东西，就会民不聊生、新政权就不可能做得稳。所以我们说，农民救了新政权，是因为他们交的是粮食能让平易城市物价的，这是谁干的？是国营商业。国家一接手，革命是暴力夺取政权，暴力构建新的财产关系，帝国主义在华留下的所有财富、民国政府财产、海外援助、苏联援助全部收归国有，国家资本迅速形成很大力量，国家资本和军队紧密结合，所有农村调运就是有保证的。再加上财政金融工资收入社会开支还是供给制，折实，农产品除了一般等价物之外，扮演了储备作用、宏观调控作用，是建国之初变成自主的经济类型，可以集中调动一切来打击投机。

最终三次城市经济战，以投机商完败、国家资本为主的国有经济完胜作为结果，几个月时间，通货膨胀就压下来了，一压下来，新民主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就萎缩，迅速进入通缩。1950年下半年到1951年年初，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就被自身经验实际证明走不下去了，当时政府开始用政府采购方式拉动民族工商业，拉动私人个体的资本主义成分的经济，拉得很困难。农村当时有一定发展，工业品开始下乡，经济有所复苏、条件是有利的，可过程又出现贪污腐败现象，最终导致这个阶段出现三反五反的政治运动。

同期的另一个现象，是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创造了巨大需求，这个巨大需求是由国有企业承担的，带动了苏联必须向中国大量援助军事装备生产线，于是军用工业为主的工业模式在中国形成，这也是国有资本干的。苏联给中国的援助是国家援助，并不要求马上还，只是记账，于是国家承担、主要是中央及中央国企从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有了156个苏联援助的大项目计划，配套600多个国内项目，由此中国进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新阶段。

其实新中国早期，从1949年建国就是充满着大风大浪的大危机，幸亏是通过农民革命形成政权、暴力革命打破了旧势力形成的资本体系、由国营商业完成对当时恶性通胀的平易职能，才有后来的发展。当然也不可避免导致从1952年、1953年开始，从陆续推进互助合作、到推进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然后对私人工商业的改造等一系列后来演变，从国初克服危机系列措施派生了制度变迁，从而对后续形成了路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