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主体和主体性问题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文化则赋予了主体性以“人”的维度,因为人是文化的存在。文化主体性是对自身文化价值及传统的自觉意识,是一个民族现代文化生命的根本维系,是面向未来不断开放创新的超越意识。中华文化主体性在作为生命之流的时间长河当中,从过去经现在而通抵未来,延展出自身的内在逻辑。始终保持着一种敞开姿态的中华文化主体性,以“两个结合”为着力点,既对过往保有文化反省的态度,又携带着关涉未来的文化构建的任务,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使命。
[关键词] 文化主体性;中华民族;主体性;文化构建;“两个结合”
置身于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世界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每个民族面向世界舞台,都希望将自己的文化特色呈现出来,为世界文明着色增辉。中国的改革开放迄今已经走过46年的历程,在与世界的交流互动中,我们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影响世界未来发展格局的重要力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尤其是面对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的主体自觉,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互鉴中保持自身文化的鲜明特色,回归并坚守自己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巩固文化主体性”这一重大论断并强调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的确,中华民族如果想昂扬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不仅依赖于发达的物质文明,更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只有葆有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自觉,我们才能切实肩负起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而精神文明的生成离不开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这又奠基于中华文化主体性。
这让我们不禁想起著名哲学家高清海先生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题目就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高清海先生语重心长地说道:“‘哲学’是民族之魂。哲学标志着一个民族对它自身自觉意识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体现着它的心智发育和成熟的水准。从这一意义说,创造‘当代中国哲学’,实质就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内核正是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而努力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则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个带有基础性、前提性的时代课题。
一、主体性是一个民族文化生命的根本维系
何谓“文化”?自从1871年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原始文化》一书中第一次给“文化”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到现在,有关文化的定义据统计已近300种,可谓蔚为大观。然而,面对数百种文化定义,笔者以为要想整体性地把握文化概念,那么至少要包含三个基本特征:
其一,文化就是人与自然相区别。这也是关于文化的最根本特征,因为凡是被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东西,都深深地打上了人的烙印。换句话说,人的参与是文化得以生成的必要前提。那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未经过人们加工改造的对象世界就不能成为文化,而被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东西一定是打上了人的印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化就是人与自然相区别。正是由于人的参与,我们的对象世界获得了改变,所以人塑造了自己的文化世界,即属人世界。进一步看,人在对自然的改造中,同时也成就了人自身,即造就了人的文化生命。
其二,文化与人具有“同构互塑”关系。如果采用形象的说法,人和文化的关系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正面看是人,背面看则是文化,也就是说人和文化之间具有相互成就与相互塑造性。这种特性主要表现在对人与文化的内涵解释方面,例如德国著名思想家卡西尔在《人论》中就将人视为文化的存在,进而指出:“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反过来,当我们给“文化”下定义的时候,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文化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这里,文化与人的相互规定性不能视为同义语的反复,实际上,人和文化就处于这样一个最真切的内在关系之中。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人没有文化是什么样子,同样,文化如果没有人的参与也必然无法生成。
其三,文化对人具有肯定和否定的二重性作用。从文化对人的肯定性作用看,文化作为一种传统(风俗),在人们漫长的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和传承,其中融入了人们的智慧和经验。它稳定和固化了我们的社会价值,界定了人的生活世界,这就会对特定族群起到保护作用。不同民族和地域的传统是不同的,人们也往往会在生活习俗方面产生差异,只有入乡随俗,才会在这片土地上或集体中活得安全舒适,否则会被视为举止怪异的另类。而从文化对人的否定性作用来看,传统有时由于太过于厚重而常常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革,某些传统让人感到压抑和束缚,不再适应人们当下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诉求,甚至与社会时代需求背道而驰。因此,对于那些不具有现实意义的传统,我们没有必要一味地继续坚守,而应该勇敢地做出必要的改革和调整。换言之,传统一方面保护了人们,但另一方面又压抑了人们。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有一句名言:“一切规定都是否定”(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这也就是说,当我们认同了一种传统的时候,我们无形中会被这种传统左右,可能会削减我们走向新生活的动力。面对传统,我们可以用“悲欣交集”来概括,这里的“欣”就是“欣喜”或“欣然”,“悲”就是“悲凉”或者“悲壮”,因为传统既不是纯然的好的东西,也不是绝对的坏的东西,特别是当社会处在一个转型期的时候,首要任务就是要着眼未来对传统进行自觉的反思。
文化的基本特征勾勒出人的文化存在,“通过文化,人类在不同层面和视角中确证着自己的本质”。紧接着我们需要继续追问另一个问题:什么是“主体”,什么又是“主体性”?众所周知,主体和主体性问题是哲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主体”作为一个关系概念,其所对应的表述是“客体”。当我们讨论人与世界这一对文化生成最基本的关系时,人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而世界是作为认识的对象而存在的。西方近代哲学凸显了人的主体性存在特征,例如康德道德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人是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指在与世界的关系中人就是主体,而永远不能作为客体、工具、手段而存在。
从人作为主体的这种性质出发,我们才能建构起人与世界的能动性关系,这是从哲学的最基本层面而言的。主体作为一个关系概念,体现的是“我”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活动中承担者和实施者的身份定位,作为“我”的人是主动方。而主体性指的则是人作为主体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与对象性客体所形成的关系、地位、作用和影响的性质。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根据我的明见—这种明见必须仅仅由体系的陈述本身来予以证明—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统握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统握和表述为主体。”黑格尔在哲学命题“实体即主体”中赋予了实体以主体作用,也就是说不仅人具有主体性,整个的世间万物如果作为实体存在的话,都具有这种向主体展开的能动性。黑格尔的哲学赋予了整个哲学概念体系以自我能动性,它不是依赖外在的力量去推动概念的自我变革,而是借助一种内生的动力。黑格尔把人类精神的演化解释为从绝对理念外化成自然,最后再回到最高的自我实现。整个演化过程被认为是人类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它不是依靠外在的力量来推动,所以实体不仅是客观的,而且其自身就是能动的。因此,实体的精神性或观念性使之成为主体,主体的客观性或存在性使之成为实体。
“人”本身作为桥梁勾连了文化与主体性,在此意义上,文化主体性就是指人作为文化存在的主体呈现。我们需要继续追问,文化主体性的内涵应该如何表达?首先,人作为文化的存在,谈主体就不能离开人,而“主体性”前面加了定语“文化”二字,这就使主体性从一般意义上脱离出来而增添了“人”的新意。既然人是文化的存在,那么人作为主体性的表征必然要呈现为文化主体性,而文化主体性也可以称之为人的文化生命。因为从自然与文化的二分理解上,人具有两重生命含义:一种是自然生命,另一种是文化生命。人的自然生命很好理解,即从生到死的时间持存性,这是有限的生命,因为谁也赢不过和时间的赛跑。诚如毛主席所言“人总是要死的”,这便是人的自然生命。但是人还有第二层生命即“文化生命”,文化生命是不朽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所展示的就是“安身立命”的历程,其中“安身”是对人的自然生命的一种眷顾,而“立命”是对人的文化生命的关怀。但是很多人往往执着于自身的自然生命,在经验世界不断地占有、贪婪与沉沦,而缺少对自己文化生命的关注。因此,人的文化生命就表征了人的文化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民族(或个体)对自身文化价值及传统的自觉意识,是对其现代文化生命的根本维系,是面向未来不断开放创新的超越意识。个体有个体的自觉,一个民族作为一个类存在也有类的自觉。因此,当我们深入探讨文化主体性内涵的时候,就需要从传统、现代和未来这三个维度进行动态地、连贯性地阐释,具体而言:
首先,从传统的角度看,所追问的是“我们是谁”或“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无论是一个民族或一个人首先要对传统有一种自觉意识,这是文化主体性的第一重内涵即对传统的自觉。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个体或家族,大而化之地看当然是炎黄子孙,是龙的传人,但仍需思考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如何具体地展开,如何更好地延续等问题。我们今天的中国风格以及民族秉性,都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念,影响着我们的精神追求。
其次,从现代的角度看,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民族现代文化生命的根本维系,这回答的是“当下的我们是怎样”的问题。从传统走到今天,当下自身的文化自觉很重要,不能不对其加以关注。然而,如果纯粹地只关注于当下的这种经验层面,忽略文化所涉及的超验层面,这个民族就不会有长远的发展,更不会真正拥有未来。因为人的生命呈现既是经验的,同时又是超验的。正因为人不断追问自己为什么活着,才凸显了人和动物的区别。因此,“为什么活着”实际上是因为“我”在活着,所以才能发问“我为什么而活”。这就是对当下生命的一种自觉,即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
每个人在当下活的意义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守先待后”。第一个使命叫“守先”,就是守护先辈给我们留下来的东西,也可以表述为传统;第二个使命叫“待后”,它是一种责任,是年轻人要把先辈的传统经过我们的手传递下去。而后者就进一步将文化主体性的问题引向了第三个角度—未来。从未来的角度看,文化主体性需要我们具备开放创新的超越意识,自觉地追问“我们向何处去”。不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都必须有同传统和现代相联系的未来意识,因为文化像一条河,“从‘古代’经‘现代’流向‘未来’”。保持对未来的敞开性,是人作为文化与历史的存在的独特本性。
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延展逻辑
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培育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个重大时代课题。中国式现代化是在全球化的实践背景下展开的,我们要着力塑造中华民族的文化自我,构建和保持民族文化主体性。而中华文化主体性植根于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相较于西方文明向外探寻、征服自然的精神气质,中华文明始终强调反身而诚、反求诸己的生命意识,由此塑造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主体性。
在全球化时代，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成境遇有以下因素需要加以考量:第一，全球化时代加速了世界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这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不同文化形态间的交流与沟通，促进了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相互了解与合作，可以加强彼此间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联系,为人类世界的发展繁荣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更广阔的前景。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再没有文化孤岛,在开放、多元、互通的理念影响下,各个国家与民族之间的交流将日益密切。第二,全球化加剧了文化时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时代性是文化先进性的尺度,民族性是文化特殊性的标准,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必然要在文化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平衡中展开,“中国式”是民族性的表达,“现代化”是时代性的称谓。唯有坚守民族性立场,我们才能在国际复杂环境中保持自身的民族特色和独立的文化主体地位;同样,只有立足于时代性关切,我们才能够真实地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业。第三,全球化促进了文化主体性的相互借鉴和新文化的创生。在当今时代,文化主体性的生成需要在不同文化形态的相互借鉴中实现,这种文化交流就是彼此将具有自己特色的东西提供给对方,而文化的融合则需要在长时间的价值冲撞过程中去寻求彼此间可能相谐互补的因素。常言道,“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我们必须通过与他者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取长补短,真正实现中国和世界的文化交流互动,才能真正呈现中华文化主体性价值。
反思有利于进步。同样,对近代以来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境遇的反思,也是我们真正回归自己民族文化主体性,进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必要前提。回顾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我们依次经历了从“傲慢”到“失落”再到“回归自信”的曲折心路历程,中华文化主体性也相应经历了从“俯视世界”“仰视世界”再到“平视世界”的复杂视野转变。
从历史上看,曾经的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中长期居于前列,这种“傲慢”与当时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密切相关。根据专门定量研究宏观经济史的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1926—2010)的统计,170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22.3%,同时期整个欧洲的GDP占世界的总量不过是24.9%;而到了1820年,中国经济总量的全球占比攀升至32.9%,而同时期欧洲的全球占比则缓慢上升至26.6%。这充分表明中国在19世纪20年代是绝对的经济强国,远胜于其他国家。面对英国在内的外国使团所提出的通商要求,中国理所当然地以“天朝上国”的身份自居,在发展与国外的经贸往来一事上毫不在意,展现出了极大的“自信”。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的同时,也首次击碎了中华民族一直以来的自信心。中日甲午战争的结局是中国战败,而之后签订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赔款两亿两白银,中日的经济差距由此拉开。在此情景下,其他西方列强更是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文化入侵,伴随着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中华民族的生存境遇每况愈下,中国人民处于严重的“自我怀疑”状态之中,足可谓“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
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也曾反思过民族发展的道路问题,因此有了历史上长期不休的“体用之争”,而体用之争所反映的实际上是两极对立的文化心结。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等措施来挽救统治危机,但是洋务运动最后是在争吵中流产的,甚至洋务运动对于中国来说只是民族工业起飞的一个实验。这个实验更多地沾染上了政治色彩,比如说在“体用之争”的问题上,统治阶级始终在“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体中用”“西体西用”当中纠结和徘徊,穷尽了“体-用”的各种可能性。尽管“中体西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开放国人视野的作用,但其提出的根本目的是巩固中国的封建体制,而在清朝传统体制早已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中体西用”的尝试注定走向失败。
近代中国面对世界所遭遇的屈辱历史,让我们的文化心态曾经一度处于失衡状态:清朝的闭关锁国养成了我们妄自尊大的文化交流心态,使得我们曾经“俯视”外面的世界;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我们的国门,中国被拖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之后,国人又开始盲目“仰视”外面的世界。显然,无论是“俯视”还是“仰视”,都是一种文化主体性的迷失。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开始了文化主体性的构建,尤其是历经改革开放的跨越式发展,中国的文化自信心得以确立,我们开始以不卑不亢的心态“平视”世界,我们懂得了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的确,我们只有平视世界,才能发现真实的世界,才能够进一步反省真实的民族自我。
中华民族虽然在历史上经历了从“傲慢”到“失落”的过程,但是最终,“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要求我们必须“回归自信”,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世界上存在着多种文明,如何才能够辩证地处理好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关系,是“体用之争”发展到现代对中华民族提出的具有时代性的问题。如果始终秉持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势不两立的“中-西”“体-用”的二元对立思维,认为不同的文明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显然是错误的。多元多彩是人类文明的底色,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规律,文化和文明只有在交流互鉴中才能进步,但交流互鉴的前提是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这也是文化主体性的核心内涵。在世界文明的百花园中,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文明。正如习近平所言:“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为文化根基。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我们要回归“文化自信”必然要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厚实的物质基础,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根基。
总而言之,中国需要文化主体性的洗礼,如果缺乏这种洗礼的话,中华文化只能俯视或仰视这个世界,而不能平视这个世界,从而无法真正从容自信地面向未来。“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它内在地要求人们从理性的高度来判断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澄明社会发展的价值前提,反思未来发展的可能道路。”因此,今天呼唤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和改革开放有着最直接的联系,因为改革开放唤醒了中国的文化自觉。如果中国还处在一个闭关锁国的状态,文化缺乏比较的对象,则我们的文化自觉是断然无法形成的。因为真正的文化自觉,必须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互动当中实现,没有交流和互动,文化自觉就实现不了,所以,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次伟大文化觉醒。改革开放唤起了整个民族“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发展创新意识,也为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提供了物质基础。现代中国之所以会有文化自信,是因为有文化自信的物质基础。中国今天的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受益于40余年改革开放积累的强大的经济基础,没有经济基础作保障,中国的文化自信就会被人瞧不起,这也是经济和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因此,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打好中国文化自觉的物质基础,扎实推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在全球化语境下,真正民族文化自信的达成需要与“他者文化”建构起美美与共、交流互鉴的关系。因此,在对未来的展望上,中华文明的演进将是文化主体性不断塑造、完善、巩固和变革的过程,与之相应,未来人类世界所呈现的将是多重现代性的文化景观。
三、面向未来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双重使命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把握国情、观察世界、引领时代的能力上的深化。如果说“第一个结合”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那么“第二个结合”则使中国改革的面目为之一新,“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使其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两个结合”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传统文明的同时,也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并使其焕发出新的生机。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因此,我们要坚持以“两个结合”为着力点,持续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塑造新的文化生命体,实现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只有立足于中华文化主体性,我们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文化自觉,进而实现对人类现代化共同价值的自主适应。“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对此,面向未来的中华文化主体性同样拥有着自身的双重使命—现实文化的自觉反省与面向未来的文化构建。
其一,我们要自觉检讨与反省当下的文化实践及其问题。
众所周知,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有道是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我们的文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建设基本原则,实行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繁荣文化发展的方针,并创建了崭新的人民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进入改革开放的发展时期,在流行文化盛行、消费主义初见端倪的格局下,中国共产党“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号召。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党中央又提出了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发展目标。可以说,经过4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文化建设与改革发展协同促进,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毋庸讳言,同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相对比,尤其是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相对比,我们的文化建设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例如,我国的文化产业规模还比较小,还处于一种低水平供求平衡的状态。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自主创新能力还有待提高,在当代社会生活实践中,传统文化的流失现象还不断发生。放眼世界,作为“软实力”的中华文化并不像中国的经济实力一样能够发挥世界级的影响力,其所辐射的范围几乎只能停留在国界线以内,而不能像西方文化一样在全球广泛传播,这正是需要进行文化反思的地方。诚如高清海先生所强调的:“一个社会和民族要站起来,当然经济上的实力是必要的基础,然而这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首先要从思想上站立起来,一个在思想上不能站立的民族,哪怕它黄金遍地,也不可能真正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
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承载着我们真正的文化自信,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文化依托。如果缺乏文化主体性,即使拥有再雄厚的物质基础,也缺乏精神自我,终将会迷失在现代文明的万花丛中。“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这也要求我们必须重视精神文明,从而更好地培育中华文化主体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服务。因此,在现代化的构建过程中,中华文化必然要作出选择性的改造和创新,而问题的关键是本土文化在转型中能够实现多大程度的主体性自觉。形成中华文化主体性自觉的关键是要确立健康的文化反省态度:首先,要有涵养文化的平常心。中国人民要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文化素养等方面的提高,将中华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充分发扬贵和持中、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其次,要注意克服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的思维。中华文明是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文明,历史上积极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不断焕发出生机活力,要摒弃各种所谓的“文明优越论”和各种形式的“筑墙设垒”。最后,不同的文化、文明之间要彼此尊重,美美与共。每个民族的文化与文明都是自身历史发展的展现,都是人类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绝无任何高低优劣之分,都有其存在的独特价值,要以尊重和学习的眼光对待其他的文化与文明。
其二,着眼于未来中国的文化建设,我们需要呼唤一种基于内在生命信仰的真诚实践意识。
面向未来,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构建需要真正克服“俯视”或“仰视”世界的二元对立思维,代之以建设性思维去真正地“平视”这个世界,同时还需要奠基于现代物质文明的经济基础,勇于探索新的文化创新空间。这具体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
首先,中华文化主体性要立足当代中国实践,自觉守住文化的“根脉”与“魂脉”。2023年6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前提”。因此,中华文化主体性一方面要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确立文化自信的最深厚基础,文化自信来源于源远流长的民族记忆和圆融大气的中国智慧。另一方面,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坚守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更深层次地注入马克思主义,实现二者的相互成就,共同构成新的内在文化精神。
其次,中华文化主体性要高扬民族核心价值诉求,以造就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文化创造当中始终注重以和为贵,强调普遍和谐,寻求美美与共的文化共生;同时也以永不懈怠的奋斗姿态昂扬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创造了璀璨的文化珍宝。因此,面对未来的中华文化主体性,我们要持续高扬“贵和持中”与“自强不息”的核心文化价值诉求,通过相互成就的“两个结合”,造就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个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产生,反过来也会有力地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从而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两个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
最后,中华文化主体性要积极营造和谐的文化生态,深入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一个和谐的文化生态,不能只有一种文化存在,而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正如毛泽东所言:“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中华文化主体性在坚守“根脉”和“魂脉”的前提下,要充分协调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以此营造和谐的文化生态,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与现代世界文化相汇通的文明,中华文化主体性作为中华文明“活的灵魂”,是驾驭中华文明的物质成果的精神力量,也是中华民族得以凝聚的精神标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推动下酝酿和成长,反过来也会助推文化生态的进一步和谐。
总而言之,立足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双重使命,需要我们注重在文化反思的基础上对过往文化进行前提性审视,更要强调在面向未来的征途中进行文化构建,着力打造培育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世界视野,从而使得中国的文化影响力能够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践相匹配,如此才真正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双重使命也对中国的文化建设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其一,中国需要在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中持续加大话语权。“话语”是特定的社会机制和权力关系塑造出来的产物,是文化强盛与否的指向标。西方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呈现出双线并进的趋势,在此背景下,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崛起,中华文化的输出也要跟上经济发展的脚步,通过延展自身的话语权来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其二,当代中华文化在面对快速变化的时代潮流时,需要具备强大的包容性与创新性。在全球化和多元化的今天,当代中华文化需要能够包容各种不同的文化、思想和观念,以适应不同人群的精神需求和文化差异。只有在包容的前提下,中华文化才能更好地实现创新,从而能够形成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崭新的文化形态。
其三,中华文明要增强对现代性文明的自主适应能力。人类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告别传统走向未来的必然选择,这就要求每个民族一方面要主动认同人类的现代化的共性和共同文化价值,如民主、自由、城市化、社会世俗化等;另一方面,现代化还应呈现出个性化的文化特征,未来人类将可能呈现一种多重现代性的文化景观,但是这种“多”是建立在“一”的基础之上的,多重现代性恰恰是对于现代化文化的丰富,而不是彼此的互不相容,否则人类文化便会陷入文化相对主义的泥沼。因此,中华文明既要主动拥抱现代性文明,还要从自身的优秀文化传统出发,去自主适应现代化的实践转型,并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的现代文化,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根本性的价值支撑。
（本文转载自《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年第3期，作者邹广文，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