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清朝前期许多有汉人血统的封疆大吏类似，活跃於乾隆前期的杨应琚出身汉军旗。有清一朝，汉军旗人出身的文臣武将，在清朝的地方政治和边疆政治中长期扮演重要角色。明朝以「卫所」形式经营边疆的成就与经验，是源自满洲一隅的清朝亟欲继承的；任命汉军旗人担任地方督抚、边臣疆吏，有利於继承明朝的这项遗产。而杨应琚政治生涯中最值得关注的事蹟，正是集中在族群政治与边疆政治领域。杨应琚在甘肃西宁道、临巩道、两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任内，累积长达36年处理边疆与族群政治事务的经历。其中，在西北的经历，奠定其一生重大成就；在西南的经历，则令其辉煌人生蒙上挥之不去的阴影。
杨应琚（康熙三十五年 － 乾隆三十二年，1695 ─ 1767），字佩之，号松门，辽海汉军正白旗人。他的祖父杨宗仁曾於康熙五十三（1715）年任西宁道，累官至湖广总督；[1] 父杨文乾曾任陕西榆林道、河南布政使、广东巡抚。父祖官声斐然，杨应琚在家族环境中传承了政治视野与政治经验。杨应琚由荫生授户部员外郎，乾隆时，擢山西河东道，寻调甘肃西宁道。1754年5月3日－1757年8月31日期间，奉旨接替策楞担任两广总督，後任陕甘总督。乾隆三十年（1765），缅甸进扰云南，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杨应琚任云贵总督，上任後发动反击战，欲收复被占边地，嗣清高宗以杨虚报战功，令赐自尽。
壹、经营河湟，经略西北
雍正七年（1729），杨应琚授户部员外郎，出任山西河东道，雍正十一年（1731），上任甘肃西宁道，次年转任临巩道，乾隆元年（1733）回任西宁道，前後两任历15年之久，成为其边疆政治生涯中的最重要经历。
西宁是杨应琚的父、祖长期为朝廷尽忠效力之所。在西宁道任内，杨应琚对位於「河湟」地带的西宁府在清朝族群政治地位有清晰的认知：西宁「西邻青海，南达三藏，环以诸番，西北迳通准噶尔」。地处黄土高原与青康藏高原结合部的黄河上游—湟水谷地（史称「河湟」），在秦汉之前，是「西羌」、「西戎」之地，秦、汉与匈奴於相继崛起之际，皆注意到河湟的战略地位。汉武帝全面截断匈奴右臂的战略行动，确立西宁作为中原农业王朝控制青康藏高原与中亚的战略前哨之地位，同时开启河湟地带的汉人开发史，也开启了该地带多族群、多文化和多样生存方式的人类生态史。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青海蒙古、西藏和准部的几次军事行动中，西宁作为前进指挥中心的战略地位凸显无遗。
雍正元年（1723），清朝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结束和硕特蒙古统治青康藏高原的局面，为巩固对青康藏区域的统治，清世宗采纳年羮尧所奏「青海善後事宜十三条」及「禁约青海十二事」，决计扩大对於青康藏高原东部的直接统治。雍正三年（1725），西宁卫升格为府，并成为清廷「总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简称「青海办事大臣」）驻节之所，意味着西宁由边郡卫所转型为内地府县，成为清廷向青康藏高原和中亚辐射其政治影响力的重要中心，格局直逼省会兰州。然而，杨应琚到任之际，尽管清朝控制青海厄鲁特，遥制西藏的态势已大致稳定，西宁的防务依然有很多漏洞，所谓「一线东通，三面外暴」， 商旅频遭劫掠，官府莫可奈何。
为改变这一局面，杨应琚有意进一步在河湟地带扩大与内地的行政一体化措施：经由扩大西宁府的统辖范围，并强化对河湟地带城镇以外边缘区域的直接统治，使西宁城摆脱孤城的状态。自乾隆三年（1738）至乾隆二十六（1764）年间，杨应琚致力扩大河湟地带的郡县化、城镇化规模，於拱卫西宁城的河湟各处要塞建立城垣、城堡，分兵驻箚，在西宁的北、西、南三面形成连贯的防卫屏障，自此，「诸番皆畏怯不敢肆恶，居民行旅咸便之」。
在政治、军事措施之外，杨应琚更重视在「边鄙」之地推动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文化教育，建构天下一统的历史论述，期待此举能够超越军事、政治措施，产生更长远的效用。
清朝继承元、明，建立涵盖多元族群、多元文化的天下国家，康、雍、乾三朝都重视《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将各省通志和各地地方志的编修，视为汇纂《大清一统志》的基础。杨应琚即在清朝标榜「天下一家」的「大一统」观念之下，於乾隆十一年（1747）至十二年（1748）修纂《西宁府新志》，详尽耙梳河湟地区两千余年来各族群多元纷杂的历史，但又将这些史实纳入儒家的「正统」和「大一统」史观内。
针对河湟地带汉、「番」杂处，「风俗质野」的景况，杨应琚主政西宁期间将精力集中於文治、「教化」之上。西宁府城原有府学一处，但校舍年久失修，破败不堪，杨和西宁知县靳梦麟捐资重修，并从江、浙一带聘请教师前来执教，选拔西宁、碾伯二县秀才前来聆教。杨应琚还会同西宁府知府刘洪绪、西宁县知县陈銛捐俸建立西宁县儒学，并订课程，置学田，保证教学的正常进行。在杨的倡导下，碾伯县、大通卫、贵德所、丹噶尔城等地也相继创办儒学、社会、义学多处。乾隆十一年（1747），杨应琚又与刘洪绪、陈銛捐俸在西宁城东关创设回民社学，并亲自制定「学约」、「学示」，约束、敦促地方官、教师、家长和学生。
由於在西宁道任内政绩卓着，经清高宗信赖的大臣，时任甘肃巡抚黄廷桂举荐，得到清高宗赏识，乾隆十四年（1749）升任甘肃按察使，次年迁甘肃布政使，旋升任甘肃巡抚，此後累迁两广总督、闽浙总督。复以陕、甘地域广袤，非一督能治，奏请更西安总督为川陕总督，四川总督为巡抚，甘肃巡抚为总督。乾隆二十四年（1759），高宗遂命应琚以太子太保衔调任甘肃总督，陕西提镇受节制，进太子太师；乾隆二十五年（1760）又任陕甘总督。
主政甘、陕期间，杨应琚在对新疆的经营上多所建树。在清朝对准噶尔的战争中，杨於甘肃巡抚任上负责筹办转运军费粮秣，战事结束後又受命升任陕甘总督，办理新疆善後事宜。杨应琚奏请在天山南北两路分设行政管理机构，并在伊犁将军之外，增设总兵兵备道，分住南路阿克苏、叶尔羌二城。此後，规划推动在肃州和新疆的大规模屯田、移民，最终巩固了清朝对新疆的统治。杨应琚以此殊功，於乾隆二十九年（1764）官拜东阁大学士。
贰、情报有限，决策冲动
清朝传统边疆事务的重心在於蒙古，无论是包含准部与回部在内的新疆，还是青康藏高原上的西藏与藏人部落，无不与蒙古事务息息相关。河湟地区，正位於连结新疆、西藏、蒙古的枢纽位置，杨应琚长期任职於此，得以参与清朝边政的核心事务，又充分伸展汉军旗人出身边吏的优势，在平定准部、重建新疆的过程中也卓有贡献。与清准战争的成功相较，清缅战争则是清朝最具灾难性的边境战争，杨应琚则在其中扮演了悲剧性的角色。
缅甸位於中国极西南的边境省分云南的西南方。兴起於伊洛瓦底江下游的几个缅甸王朝，发展出较为繁荣的农耕文明和集权政治体系，并持续向伊洛瓦底江上游扩张，与中国王朝的政治－文化影响范围相遇。然而，不同於朝鲜、越南、琉球等古代王国，缅甸基本上未进入中国文化圈之内。古代缅甸与中国王朝间形成若即若离的关系，既与缅甸核心区域位在南亚和东南亚枢纽地带，形成自身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与历史演变进程有关，也与中国王朝经营云南的状况有关。直到13世纪中後期，元朝势力才完整控制了云南；明、清继承元朝的遗产，进一步引进汉人，加快云南的农业开发，但在云南复杂的地理－人文环境条件下，明、清对云南西部、南部的控制长期停留在间接的状态，只能在这些地区设置羁縻性质的行政区。而这一区域的地方土司政权，必须时刻留意中缅两方势力的消长，往往被迫选择「两属」，即同时向中国和缅甸表达政治效忠，视时机调整向其中一方倾斜的程度，才得以在两个强大势力的夹缝中生存。
16世纪初，一度被明清称为「佛郎机」（「伏狼机」）的葡萄牙人武力侵入缅甸，对伊洛瓦底江流域和云南诸土司地区展开经济殖民。葡萄牙人从诸土司之间的冲突中渔利，起初支持白古（大古刺），打击洞吾（Toungoo）；到1550年（明嘉靖二十一年）前後，转而支持日益强大的洞吾王朝（1486 ~ 1752）。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初，洞吾王朝乘统一伊洛瓦底江中下游缅境的余威，入侵云南，与正处在嘉靖末至万历年间的明朝之间展开持续数十年的边境战争，由於葡萄牙人提供西洋军火，葡萄牙士兵甚至直接参与战争，西南边境诸土司备受欺淩，明朝军队也战败，丧失对云南西部、南部大片土地的控制。约略同期，越南後黎朝崛起，也不断侵扰云南边境，明朝无力还击，使得云南东南部的土司同样陷入摇摆状态之中。
18世纪前期，缅族英雄瓮籍牙（Aung Zeya, 1711 ~ 1760，中文史籍亦称「雍籍牙」，缅甸史以其佛化王号，称「阿朗帕耶」Alaungpaya）在洞吾王朝废墟上建立贡榜（Konbaung）王朝，统一缅甸，甚至攻破暹逻国都大城（阿瑜陀耶，Ayutthaya），迫使寮国称臣。在缅军北上攻打掸邦期间，一些掸人土司逃入云南求救，缅军进一步侵入云南，与清朝之间进行了4年战争，史称清缅战争，或「花马礼战争」，清朝亦战败。
1659（顺治十六）年，清军进入云南，控制明朝设置的车里宣慰司之地，统辖十三版纳，但将车里、麓川之外明代所置其他土司视为化外。此时，清王朝边疆政策的核心，乃是北方和西北的蒙古问题，在云南边境，则谨守明末对缅军事失利後形成的实际疆界，不干涉缅甸内政，也无意开疆拓土。吴三桂深入缅境，并未顺势拓土；附缅土司数次请求内附，朝廷一概回绝。即使在清朝与洞吾王朝建立起形式上的宗藩关系後，洞吾王子色亢瑞栋请求入华避难，清朝同样婉拒。基於这一思维，清朝的滇缅事务战略设计，是将军事力量布置在云南中心地区，将沿边防务交给各沿边土司，冀「以夷制夷」。这一政策使中缅双方的传统往来近乎断绝，清朝对缅境情势的了解较明朝更加茫然，双方一旦发生冲突，清朝方面只能盲目应对。
乾隆中期，瓮籍牙并吞缅甸诸部，进一步袭扰车里（普洱十三版纳等处）、耿马、孟定、孟连及「三宣」等清朝内地土司，向这些土司索要贡赋（花马礼）。乾隆三十年（1765）冬初，缅甸进攻云南边境多座城镇，云贵总督刘藻派兵攻打缅甸边境城镇景栋（Kengtung），高宗谕令「严行剿捕，勿以姑且了事」，遂开启历时4年多的清缅战争。虽然其时缅军主力远在暹逻，但缅北边境部队轻松挫败清军，并反击追杀到云南普洱。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刘藻兵败自杀，清高宗紧急调派心目中「久任封疆，历练有素」的陕甘总督杨应琚任云贵总督，二度攻缅。
杨应琚与云南的渊源始於他接任云贵总督之前，其子杨重谷已任云南永昌知府。永昌府紧邻明末为缅甸控制的木邦，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缅酋莽达拉自为木梳长所篡，击败贵家木邦，贵酋宫里雁奔孟连，为杨重谷诱杀。
杨应琚到任之初，清军顺利推进，杨乃奏准朝廷，在车里边外长期为缅甸控制的区域内重设土司，俨然将这些区域纳入清朝版图。乾隆三十一（1766）年三月初，杨应琚甫抵任所昆明，清军已攻克整欠和孟艮。三月己亥，杨应琚即奏「前以整欠为剪贼平定之区，若听其荒弃，业恐无业莽子潜聚滋事，请令叭先捧管辖，照甘省土司例给指挥职衔。孟艮系召丙故土，请兵除匪，得复旧业，业经奏闻。今孟艮贼巢已得，召丙如准为内地土司，与叭先捧一体给以指挥使职衔，俾地土皆附入版图，伊等自长为臣仆。至整欠、孟艮两处地方及原管各堡寨多水田，有业夷户已散，应令招来归附」。得旨：「如所议行」。高宗嘉许杨应琚的干练，授其孙茂龄蓝翎侍卫职。同年七月间，杨应琚又奏准，整欠、孟艮两土司当比照普洱边外十三土司之例，自乾隆丁亥年（乾隆三十二年，1767）起，每年分别上纳条编、火耗、米折银四百一十七两一钱和五百六十五两九钱零。
八月间，云贵总督杨应琚、云南巡抚汤聘以孟艮、整欠等车里边外土司纷纷归附，新入版图者不下六七千里，原设迤东、迤西两道所辖地方辽阔、道里绵长、稽查难周，奏请在原有迤东、迤西两道之外增置迤南道，驻箚普洱府，自迤西道所辖十三府中划出普洱、镇沅、元江、临安四府归迤南道管辖，自迤东道所辖七府中拨出云南、武定二府归驿盐道管辖。
正当清朝在车里边外复置土司之际，乾隆三十一年（1766）五月，腾越副将赵宏榜向杨应琚陈报永昌府、顺宁府边外的「木邦、蛮莫各土司愿内附，缅酋势孤易取状」。杨应琚对此抱持慎重态度，他从长期的边疆经验中，直觉木邦、蛮莫地域广远，且自明末以来久附缅甸，若准其内附，缅甸恐难坐视，事态难免扩大。因此，杨应琚最初无意接受两地土司内附，他说：「吾官至一品，年逾七十，复何求？以贪功开边衅乎」？
然而，在赵宏榜等人不断陈说、怂恿下，杨应琚终於改变初衷，以为将木邦土司之地纳入清朝版图，并可一举解决缅甸议题的时机已成熟，遂奏请亲赴永昌处理受降事务。但迤西道陈作梅、永顺总兵乌尔登额等仍力陈边衅不可开，杨应琚不听，奏准高宗，拟一举平缅。
清高宗与杨应琚的思考转折过程大致同步。朝廷原本不打算扩大事态，也无意在滇西、滇南复土开疆。早在乾隆十四年（1750），木邦土司即曾奏请内附，朝廷即担忧「木邦乃缅甸所辖，中外攸分，准木邦投诚，木邦即缅甸之叛逆，必至大起衅端，亦有妨於国体」。刘藻初任云贵总督时，具禀缅匪盘踞九龙江，逼近土境，高宗即谕令拨练协逐，不可擅动官兵。及清军攻入孟艮、整欠，清高宗的目标也仅限於驱逐贼匪，保护内地土司不受侵扰。乾隆三十一年（1766）六月，高宗仍考量缅境辽远，也恐杨应琚急功躁进，遂再谕：祸首召散未获，总镇统兵搜捕，驻箚边外，久稽时日，虚糜军饷，其事不值如此办理，应将官兵撤回内地，另筹进剿之策。但当他看到边外土司归附，尤其是得悉木邦土司准备投诚的消息後，遂萌生复土开疆之念。适逢读到《明史》〈云南土司传〉，高宗更对缅甸产生轻蔑之心，认为「缅夷虽僻处南荒，其在明季尚入隶版图，亦非不可臣服之境」，只要不致重烦兵力深入而成勘定之功，「以永靖南服，尤为一劳永逸」；并说万里之外之事不可遥度，赏杨应琚荷包两对，於七月谕杨「全盛之势，不妨乘时集事，招致缅匪，迅奏肤功，另当格外加恩，用昭酬奖」，示意杨应琚以最小成本解决缅甸议题。清高宗在此处虽未明确谕示杨应琚接受木邦土司投诚，但显有鼓励之意。
杨应琚据此拟定对缅作战方略，拟於八月间调兵14,000人，绕开边境土司，直攻缅都。杨一面行文缅甸，檄称合水、陆军50万，大炮千门，不降将入境征讨。一面遣使到缅属诸土司劝降，各土司尚犹豫观望，仅有一些小部落归附。乾隆三十一年（1766）六月，杨应琚派赵宏榜率兵500出铁壁关，收降蛮莫，克服蛮莫所属新街土司，扼住金沙江口，又收猛密土司及猛密所属之猛连坝头目；赵宏榜进而遣人招抚附近猛拱、猛养土司。
九月间，杨应琚调兵驻箚於靠近木邦的内地遮放地方，并遣副将赵宏榜驻箚新街，为蛮莫扞蔽，接受木邦土司投诚，并以木邦土司先人在前明时曾任宣慰司，赏二品顶戴，授为宣慰司。自八月至十一月间，杨应琚连续奏报木邦土司、头人与大山、猛育、猛答、猛音等处头目投诚。
木邦土司归附，并为清朝接纳、授职，标志清朝的战争目标，已由靖边安民转为复土开疆。一如清高宗和杨应琚一度预测过的结果，缅方无法接受木邦叛离。缅军主力虽然深陷暹罗，但留守阿瓦的缅王孟驳立即调兵进入木邦。战争自此全面升级，战场也由车里边外移到木邦、蛮莫一带。
九月，应琚至永昌受降。缅甸调集边兵数万，分路攻打甫归附清朝的掸人土司部落与云南内地的掸人土司部落。缅军攻击附清的木邦，木邦土司线瓮团不能敌，退至清军驻箚的遮放；新街扼水陆要冲，顺流而下，四五日可达缅都阿瓦，为双方必争之地。九月二十四日，数千缅军沿水路对守卫新街不足千人的清军发动攻击，刘天佑等领兵400往援，不支战死。赵宏榜力拒2日1夜不支，焚辎重器械，放弃蛮莫，突围退回铁壁关，蛮莫土司瑞团也随清军退至铁壁关，後被安置於陇川。
杨应琚紧急调集各镇营兵赴援。十一月，提督李时升进驻铁壁关，遣诸将分路出关，意图规复木邦、蛮莫、新街等地。缅军却出乎意料地在新街分兵两路，一路沿东北方进入云南境内，进逼铁壁关；另一路二千余人沿伊落瓦底江北上，抵达戛鸠後，东向攻入云南境内，再南下截断铁壁关清军後路。清军对此毫不知情，十一月十八日，缅军主力对铁壁关发动攻击，清军虽然居高临下，但武器装备以弓矢和火绳枪为主。火绳枪射速既慢，向下方射击时，弹药往往未发先落；缅军则装备来自葡、英、法等国的燧发枪，射速、火力都远胜清军；对环境的适应力更胜清军，清军伤亡惨重。缅军树立营栅，逐渐逼近清军大营。清军只能采坚壁不出之策。
十一月二十日，缅军绕道戛鸠的北路兵二千余人，由万仞关、巨石关间攻入守备薄弱的腾越境内，10天内先後攻占盏达、铜壁关，清军死伤数百，战火蔓延至户撒、腊撒地带，威胁到铁壁关後路。清军急援，缅军乃主动脱离接触，退往铜壁关。缅军屡战屡胜，但深知主力远在暹罗，不利与清军长期对抗，早定下以战逼和之策，缅将莽聂渺遮曾於楞木前线向清军请求议和，但清方要求缅甸递交降表，谈判破裂。不久，楞木及铁壁关的清军遭北路缅军截断後路，被迫撤至陇川，缅军主力四千余人乃攻入铁壁关，进军陇川。在陇川，两军再次爆发大战，清军失利，无力组织有效反击。
杨应琚闻警，痰疾发作。乾隆帝命侍卫福灵安携御医前往探视，并密令察看军情；同时并谕其子江苏按察使杨重英、宝庆知府杨重谷省视。杨应琚遂命朱仑与缅军议和，於乾隆三十一年（1766）十二月二十六日接受对方停战条件，蛮莫、新街等地仍归缅甸。缅军分兵绕出万仞关，焚掠内地永昌府、腾越府境内盏达、户撒、陇川、猛卯等地，破铜壁关而去。
木邦、蛮莫、新街先後弃守，清军全线败退至关内。杨应琚隐瞒真情，屡与李时升连署奏捷，谎称官兵在关外杀敌万余。并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正月虚报缅甸遣使乞和，称缅甸孟毒之四胞弟卜坑、领兵土目莽聂渺遮诣军门乞降，恳赏蛮莫、新街互市，疏请罢兵。高宗从其奏报中看出破绽，明了清军已战败退至八关之内，杨应琚所称将蛮莫、新街等处赏给缅人为贸易之所，实为让地退兵，暂为苟且之计。不久福灵安也将赵宏榜、李时升失地退守，谎报战功等情奏闻。清高宗遂连降严旨，痛责杨应琚欺饰之过。
清高宗指出，对缅事原无成见，未有兴师勤远之意；杨应琚到滇时莽匪已平，只需经理疆界、按剿逸贼即可。但杨应琚行文向彼索取逆贼，声言不将逆首召散擒献，即兴问罪之师，且木邦、蛮莫来归，谓有可乘之机，遂听其筹办。原欲木邦等处实因彼等众心畔散，窘急来归，固可就其已涣之势设法招徕，使其自成瓦解，然後抚驭绥靖，御其外患，使之永隶版图，不留贻患，不料杨将此事办得不可收拾。对於议和一节，清高宗主张，缅匪亦一大部落，如果诚心乞降，愿附属国，其酋长自当请罪纳款，具禀输诚，效安南、暹罗之通职贡，奉正朔。除此之外，还须将蛮莫、新街呈献，或尚可议及撤兵蒇事。木邦、蛮莫等处既已投诚，并遵制薙发蓄辫，中国派兵进驻，则此两处皆为中国版宇，投诚之众既已归附中国，并给予其职衔，即同内地人民，天朝出兵保护，皆中外共知。若将新街、蛮莫给予缅方贸易，则无疑是将已纳降之地送还，如此，木邦、整欠、整卖、景线等前已准其归附之地又复效尤，亦将悉还之而听其戕乎？何以申国宪而靖蛮服？何以尊国体？朕何以对天下？况我国家正当全盛之时，准夷、回部悉皆底定，何有此区区缅甸而不加剪灭乎？必当歼渠扫穴，以申国威。
事实上，作为战败方，清高宗开出的议和条件，不可能被得胜的缅甸接受，双方难以罢兵议和，战争还将进一步扩大。乾隆帝将怒气出在杨应琚身上，遂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三月，将杨革职解京。经廷讯後，以欺瞒之罪赐令自尽，终年71岁；子杨重谷亦遭处死。
清缅冲突的升级，也超出缅甸的预料。贡榜王朝扩张的主要方向在暹罗，1764 — 1767年间，缅军的精锐正用於对暹罗作战，当清军攻取孟艮、整欠之际，缅军正在围攻暹罗国都阿瑜陀耶城，直到阿瑜陀耶城陷，才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四月将主力投入对清作战。
此後，历经明瑞、傅恒等骁将的军事行动，征缅之役仍以清朝军事失利告终。清军四度征缅失败，双方议和。此举奠定了当今中缅边界的基本格局。於清缅开战之初奉旨来滇探父的杨应琚的长子杨重英，奉命使缅和谈，被缅方拘留，直到乾隆五十三年（1788）才获释。清高宗得知重英在缅甸「居佛寺逾二十年未改中国衣冠」，深受震动，「比之以苏武之节」， 御制〈苏杨论〉加以旌表，并释放重英之子长龄。
从世界史的角度来，清缅战争造成中南半岛上的重大政局变动。清军征缅之际，缅甸正与其宿敌暹罗交战，甫灭暹罗就遇上清军进攻。国内空虚的缅甸被迫只留下3,000兵力驻守暹罗，全军回师抵御清军。暹罗华裔将领郑信藉机击败暹境其他政治势力，击退缅兵，重建暹罗。而清朝对於此役造成中南半岛上的大变局──既削弱了缅甸，又避免其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命运，同时挽救了暹罗──长期一无所知，而是对全盛时期无法降伏「南荒小夷」耿耿於怀。缅甸战後十八年主动求贡，重新被纳入东亚朝贡体系。
叁、结语
1. 汉军旗人身分的意义
出身长白山、黑龙江流域渔猎经济区，文化与中原汉人颇有差异的清朝定鼎中原，一方面亟需利用前明核心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资源，另一方面更需要「勘藩拓边」、「修饬封疆」，从战略上对外阻绝外来威胁，对内监视汉人的动向。因此，清朝的中央朝廷在极大程度上直接袭用明朝的国家机器，更直接接管了明朝的地方机构和边疆政治体系。在这一情势下，用人成为清朝的重大政治议题。朝廷感到「用满人与民阂，用汉人又与政地阂」，
汉人官员难脱清朝在入关前即以体认到的「南朝文武殊途之敝」，清军入关之初，汉人官员多抱持首鼠两端的观望态度，政治效忠度不足。满洲八旗出身的官员也不尽符合清朝朝廷的政治需要。後金转型为清朝後，强化中央集权成为朝廷政治的第一要务，满洲官员却身陷传统八旗的关系网之中，在君权与本旗利益之间，往往倾向後者。「宁负朝廷，不负其主」。而汉军旗人出身的官员，其荣辱非系於八旗，而系於皇帝；他们对满洲的效忠，不见得超过满洲或蒙古八旗出身的官员，但他们对君主的效忠，则必定超过之。
类似杨应琚这样汉军旗人出身的官僚，不仅在政治效忠度上高於汉人，而且较汉人熟稔源於满洲的政治、法令等制度；同时，也较满、蒙八旗官僚更熟知汉人民情，熟稔明朝旧政治体系的运作模式，这些条件都是满人、汉人所无法兼备的，因而屡屡被委以重任。可以说，汉军旗人出身的官僚，不是血统上，而是文化上、政治上的混血儿。这种混血优势，在清朝面对前明遗留下来的的传统边疆事务与後金─清政权所开拓的新型态边疆事务时，更展现出其难以取代的价值。
杨应琚的政治生涯，大致呈现出清朝前期朝廷处理边疆事务时，最高决策者与其参谋、谘询体制间的互动。
2. 清朝治理西北与西南边疆成败的起因
杨应琚个人政治生涯的起伏，其背後所呈现的，是初步面临世界变局的清朝，在边疆政策上的成功与困境。
杨应琚和他所效忠的清朝，成功地结合渔猎、游牧民族的骑射传统与历代中原王朝的防御性治边战略，使汉、唐王朝全盛期的地缘安全设计得以恢复和巩固；但面对超出这一传统安全设计外缘的问题，尤其是这一外缘正在经历巨大的内部和外部变化之际，就显得手足无措。这时，杨应琚和清朝才发现，理想中的「天下秩序」其实不是无远弗届的，缅甸事务事实上已到达其技术意义上的极限。
清朝和杨应琚经营西北的成功，从根本上而言，乃是奠基於中原农业王朝物质和精神实力长期累积，当然，满洲朝廷骑射传统和政治手腕的催化也很重要。杨应琚在甘肃西宁府的治绩，源自继承西汉以来中国王朝长期经营东亚与中亚间关系的经验，是以行事得心应手；而清朝对蒙古各部间的政治、文化、经济生态以及蒙古各部与其周边的地缘政治情势了然於胸，更是得以在其间熟练操作合纵连横，分化瓦解的政治游戏。但是，中原王朝对西南的经营，长期受制於地理条件及中南半岛政治、文化生态的限制，大致已达极限；在这里，可供清朝和它的能臣挥洒的政治空间远不若西北来得大，两者在这里同时踢到铁板，委实不是主观原因造成的。
3. 传统战争与经济战
清朝初年包括清准战争在内的多数边疆战争，尽管都涉及经济利益因素，但传统政治因素还是居主导地位。明清与缅甸间的战争，却更多肇因於经济利益的冲突。万历三十年（1602）缅军进攻蛮莫，即是为了夺取孟密等地的「宝井」──开采翡翠硬玉的矿井。[3] 18世纪中後期缅军对清朝军事行动的目标，更是指向对银矿、铜矿和「花马礼」贡赋等资源的争夺。
对於明、清朝廷而言，维持边疆政治的稳定、维持天朝的颜面，皆优先於经营边疆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这样的态度，是造成清朝在清准战争中得胜、在清缅战争中实质失利的原因之一。长期负责清朝边疆事务，最终跻身权力核心的杨家四代政治人物，皆深知朝廷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但杨应琚等面对清缅战争的变局，却不能打破宫廷政治的藩篱，误国误己。
4. 面对陌生的西南、复杂的亚洲新局与战争型态的改变
清朝当局的西南知识，甚至较元、明时代退步。清高宗所阅读的《明史》〈云南土司传〉，仅对中缅关系有所着墨，对缅甸史上的族群政治与地缘政治状况极度陌生。这使得明末和清朝均未能利用伊洛瓦底江流域族群政治中复杂的竞合关系，采取中国王朝擅长的「分而治之」政策；未能利用缅甸在地缘政治中的弱点，藉暹逻等邻国之势牵制缅甸。
面对清缅战争之际国势如日中天的缅甸，清朝朝野上下对於其国情、兵力部署和与暹罗交战的大势，所知极其有限。清朝决策层对缅军普遍装备英国、荷兰枪械火器等军情细节的意义，更是视而不见。
当杨应琚断定，与其同缅军争夺边境城池，不如直捣缅都时，不仅他本人以为凭藉云南的万余绿营兵即可绥服缅甸，连清高宗都认为，清军对缅作战必能「百战百胜，所向无敌，攻捣阿瓦，不啻摧枯拉朽」。
乾隆三十二年（1767）四月，杨应琚奏请联暹攻缅，清高宗则认定「至欲约会暹罗夹攻一节，更属荒唐可笑。用兵而藉力外藩，不但於事无济，且徒为属国所轻，乃断不可行之事」。并认为，清军「攻捣阿瓦，不啻摧枯拉朽」，何需藉助「海外小邦」？因而失去让暹逻义军从侧翼牵制缅军，减轻正面战场压力的最佳时机。
杨应琚政治生涯的悲喜剧，同时映照出清朝边疆政治的得失成败。
原文刊载于：蓝美华主编：《汉人在边疆》，台湾政大出版社，2014年，第69-8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