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种文献里的民国风景
吕文浩
在中国大陆，社会史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刚露头角时，相对于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思想史等传统的、发育较为成熟的学科分支来说，只是处于边缘地位、被人看不起的“灰姑娘”。经过二十年的积累、磨砺，可以说，今天的社会史已经成为史学界的“新宠”。不仅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被吸引到社会史研究的队伍里面，而且她的影响已经扩展到上面所说的较成熟的学科领域，迫使其不得不顺应潮流，“与时俱进”。社会经济史、社会文化史已成为学界广泛接受的新的学科生长点。一些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等领域的研究成果里面，也逐渐地加进了社会史的因素，令人耳目一新。
作为一颗上升的新星，社会史虽然前途无量，但目前就其成果的分量而言，还不足于动摇其它传统学科分支的“老大哥”地位。除了理论、方法有待加强以外，资料建设应是进一步深化社会史研究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史学界最忌讳拿几条片断的材料，塞进一个理论框架，强作解人，结果必然是，其理论解释愈系统，其去真相愈远。在资料的系统整理上，传统史学学科分支的成长得到过若干套大型资料丛书的哺育。而长期以来，近代社会史这个“小弟弟”还缺乏可以供学界广泛利用的资料丛书。想在社会史领域一试身手的学者，往往不得不像大海捞针一样，泡进文集、日记、书信、方志、档案、报刊的汪洋大海里，辛辛苦苦地寻觅点滴材料。费尽辛苦搜集来的材料，还需要仔细甄别其可用以解释的程度。文集、日记、书信受观察者个人见闻范围的限制，究竟能够反映多大范围的事实？中国的方志作者往往是那种信奉“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闭门造车之辈，居然有些方志在前后几十年不同时期的版本里记录的人口数字完全一样，而且精确到个位！致使一位学者在看到这种质量的方志时大骂作者“没心没肺”。我国的档案馆里保存的社会史材料，分量远远不能跟有宗教传统的西欧相比。在人家那里，地区教会往往保存了大量的、系统的地区人口出生、死亡以及社会生活资料，中国学者只有羡慕的份儿。报刊的新闻报道、广告近年来大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作为史料，其优点是数量巨大、现时感强，但缺点是新闻价值不同于史料价值，新闻材料不能直接用来说明事实。目前社会史学者所利用的主要社会史资料就是以上几种，其局限性已如上述。只要明确其限度，这些材料当然是可用的，也是应当加以利用的。但除了这几种材料以外，还有没有可能挖掘出新的更好的材料呢？
五四以前，我国这个“史学大国”在社会史材料的积累上竟是十分贫乏。这种情况在五四以后才发生了变化，除了报刊资料的大量增加以外，又出现了另一批质量更高的社会史材料，那就是以社会学者为主体的社会科学学者所做的社会调查。社会学史学者认为，五四以后中国社会学界出现了一种可称为“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学术潮流。这个学术潮流的蔚为波澜，不是偶然的。早期传教士基于基督教社会服务所做的社会调查可以说掀起了潮流的第一片浪花，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顺着前人的工作，在改造中国社会的理念下做出远远超出传教士的学术成就，形成了蔚为壮观的社会调查运动。总体上来说，他们“对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了解得更深切，在运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时，能够更切合中国的实情，调查结果也更为精细、可靠。再有，中国社会学者所做的社会调查，在数量、规模及影响等方面，都远远超过了早期传教士的工作。”
作为社会史材料来看，五四以后的社会调查材料具有很大的优越性。专业学者对社会生活的观察比较系统，不是囿于个人的片断见闻或主观感受，也不是有见必录、准确不准确概不负责。而且，社会调查与一般见闻录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社会调查注意运用数量统计方法，整理由作者设定的主题的材料，这些主题往往是社会史学者感兴趣的课题，不少地方可以直接“挪移”过来。这样说来，这种史料实际不是当事人留下的有意或无意史料，而是由第三者观察、记录、整理的资料，属于再加工的材料，里面饱含着前辈学者的辛劳。当时的社会调查由大学、研究机构的社会科学师生共同完成，发表的成果除了专书以外，大量散见于专业性的期刊与报纸副刊上，还有一部分未发表的大学本科生与研究生的学位论文。其数量巨大，涉及的课题范围相当广泛。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批材料，民国社会史的研究必将得到大大加强。
可惜的是，长期以来，这批材料散在各处，有心多加利用的学者常感力不从心。据我所见，五四以后的社会调查材料在中国大陆近二十年的社会史论著里出现的频率很低，这与其史料价值最高形成了强烈反差。除了资料分散、利用不易以外，学科之间的隔膜恐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李文海、夏明方、黄兴涛三位教授敏锐地看到了这批材料的学术价值，决心系统地加以搜集，按步骤分阶段予以刊印。第一批收录的文献计193种，分9卷11册，分别是文教事业卷、社会保障卷、城市（劳工）生活卷（上、下卷）、宗教民俗卷、底边社会卷（上、下卷）、少数民族卷、人口卷、乡村社会卷与婚姻家庭卷，基本上涵盖了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底边社会”是台湾人类学学者乔健提出的一个中国社会研究的新概念，指的是处于传统社会士农工商四民之外，一般在社会底层与边缘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的社会群体。这个概念至今未在学界广为接受，使用时如能做些说明，则效果更好。我粗略地算了一下全套书的字数，有将近840万字之多。社会史学者翘首期盼这套书早日问世的人可能大有人在。最近我们收到日本学者提交的一篇学术会议论文，此文处理的是报纸广告材料，但作者反应很快，已经引到了这套书的部分材料，从效果来看，说服力很强。
这还只是第一批刊印文献，未刊的数量仍然不少，我自己见过的一些材料就未曾收入。另外，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晨报》、天津《益世报》、《大公报》、南京《中央日报》分别开辟的《社会研究》、《社会问题》、《人口副刊》、《农村周刊》、《社会调查》等副刊或专刊刊载了大量的社会调查报告，基本上也没有经人系统地搜集、整理过。本书收录了一小部分大学的学位论文，没有收入的数量仍然不少。现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燕京大学学位论文，现存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的清华大学、西南联大论文学位论文也没有收入。其它大学图书馆也可能保存了一部分有关的学位论文。这都是有待于进一步搜集、整理的。本书名为《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所收录的社会调查全部是五四以后的。循名责实，五四以前或以后传教士所做的一些社会调查，包括用外文写的，也都有收录的必要。我列举这些有待收录的文献意在表明，民国时期社会调查的数量相当惊人，可能远远超出了一般史学学者的预计。我们没有理由让这些高质量的史料长期沉睡在图书馆的灰尘之中。
在浏览这套书之余，间或发现一点小疵，无妨提出来，供将来出第二批书时参考。有些收录文献没有注明出处，甚至有的一整卷全部不注明出处（社会保障卷）。有的地方出处注释时间、卷期前后有矛盾之处（如文教事业卷收录的《教育》，婚姻家庭卷收录的《社会问题》），必有一处错误，不可能全部正确。资料书贵严谨，即使在这些小地方也还是规范点好。
李文海主编，夏明方、黄兴涛副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2005年5月陆续出版。
原刊于《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