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应当优先和重点关注如下几个问题。
1．被扭曲的要素价格的纠正。
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不少地方实行低地价乃至零地价。水、石油、煤炭和其他自然资源没有建立起合理的资源收费制度，不少资源产品价格偏低。我国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大量存在的现实，使劳动者在市场供求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是多年来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的基本原因。然而，在劳动者权益保障、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说明在体制和政策上存在着人为压低劳动力成本的因素。简单地说，工资水平可以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所以，在劳动力市场起作用条件下，“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并非政府所能做到的），但已定的工资克扣不发或少发，则说明政府管理上有问题。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是资源浪费和误置的主因。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增长模式转型、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不可能得到实质性推进。
2．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结构调整，重点加快垄断性行业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目标和措施都已明确，应当坚持不懈地推进下去。垄断性行业主要处在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领域，其中有自然垄断环节，更多的是行政性垄断。宏观经济的波动幅度的加大，与处在垄断性行业的市场反应迟缓、效率低下直接有关。垄断性行业改革，要进一步开放市场，引入新的投资者和生产者，在能够竞争的环节尽可能引入竞争，对其中尚未实质性改制的国有企业，要通过多种途径积极推进产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的改进。垄断性行业国有企业改革取得成效，将会对整个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率的提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3．改进对政府经济社会发展实绩的考核指标和机制。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直争议很大。一方面，传统体制延续下来的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和越位的现象依然存在，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全球化的深入，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培育发展环境、提升生产要素质量等方面作用日益显著。这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全球范围内呈现出的现象。因此改进对政府发展实绩的考核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问题不仅仅是单纯追求GDP，其实GDP中也含有大量社会发展指标（如科教文卫等行业的发展指标），过去存在的一个倾向是更看重其中的经济增长指标，而忽视社会发展指标。此外，绿色GDP指标、人类发展指标和反映资源环境制约的约束性指标等，都应当通过认真研究以合理、可行的形式纳入考核体系。这方面需要探讨的问题很多，比如某个地区被认为不适合发展工业，重点实行生态保护，为此要调低GDP指标，明确生态保护指标，同时在如何进行补偿、如何保障当地居民发展权益等方面，也应提出相应指标。
4．继续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环境，改进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创造和维护公平竞争的环境，是政府推进增长模式的转型最应该做好的一件事情，保护各种合法产权、维护竞争秩序、反垄断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加入WTO前后，在这方面有了一定进步，但地方保护、不同类型企业歧视等问题仍在发生，而且往往是以“不自觉”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某个地方政府提出“重点扶持”某某企业，多种政策和资源向这些企业“倾斜”，事实上构成了对其他企业的歧视，而且对吸引外部企业投资是不利的，但当地政府并不以为这是“问题”。政府对产业的管制，要由管项目、管投资甚至管品种为主的“经济性管制”，转向以安全、环保、节能、技术标准等管理为主的“社会性管制”，转向提供高质量的信息服务。以“规模经济”为由设立进入门槛，在经济学上是难以成立的。以汽车行业为例，有的企业1万辆就能赚钱，有的企业10万辆也在赔钱，因为涉及到市场供求关系、企业激励机制、技术和设备来源、投资成本、配套环境、企业战略等多种复杂因素，不同企业将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而且随着技术进步、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深入，这种差异性趋于加大。特别是在市场化程度较高、非国有企业和改制后的国有企业为主的领域，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的问题，应当主要由投资者、生产者自己决定。设想政府官员比投资者本人更关心他们自己的资产盈亏，在逻辑上不能成立。政府应主要通过安全、环保、节能、技术标准等管制，防止和减少企业对社会造成负面外部性。当然，企业有时在宏观和产业全局上信息不足，政府有关部门如果在这方面具备信息优势，应当把精力更多地放在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上。当前面临的问题是，政府是否具备或者通过改进能够具备这种信息优势，是否有足够的激励去做好这件事情。一定意义上说，信息服务可以成为政府职能转变可观察的一个标志。
5．加强政府的公共服务，改善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政府公共服务相对滞后，是过去一些年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是政府职能转变、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既是居民普遍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的需要，也是改进劳动者素质、增强创新能力、改善发展环境的需要。换一种说法，这种公共服务，既能促进“公共消费”，也是一种“公共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加强公共服务，首先有一个增加投入的问题。随着经济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增强，更多的财政支出投向公共服务，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其次，从前一时期的讨论看，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对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私人物品，政府和市场各应扮演何种角色，二者如何有机结合，是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的基本问题，否则，很容易在思想上、实践中陷入混乱，延缓或误导相关的改革和发展。
6．培育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和政策环境。自主创新是“十一五”规划的战略重点，其背景是，我国已经到了依靠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增强竞争力、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阶段。问题是如何才能形成有效推进创新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举例说，一个企业负责人，如何才能有足够的激励去开展创新活动？外部要有激烈竞争，而这种竞争是公平和有秩序的，竞争使企业不创新就活不下去；内部有一套机制，使企业负责人能够“高瞻远瞩”，愿意去做5年、10年后大见成效的事情；有一个好的创意，能够及时得到资金特别是风险投资的支持，成功则已，不成功也“输得起”，既要“鼓励创业”，更要紧的是有“容忍失败”的机制（不能因为失败而被债主逼得见不了人）；创新成果能够得到知识产权的必要保护，而人才合理流动促进技术外溢和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创新型活动，特别是处在培育期和正外部性突出（如共享技术）的研发项目，能够得到政府财税政策的支持，如此等等。显然，与实现这一“愿景”的要求相比，现有制度和政策环境的差距或小或大，有的方面还相当大。没有组织、制度和政策创新，技术创新将大打折扣，甚至寸步难行。现在有人把自主创新的困难，理解为缺资金、缺优惠政策。这方面的问题固然存在，也需要解决，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少科研项目大把花钱，成果寥寥的例子。不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形成“自主”追求创新的微观机制，讲自主创新有可能演变为争资金、争优惠政策的竞赛（此类竞赛已经很多了），如此离真正的自主创新不是近了，而是更远了。
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需要解决的问题当然不只是上述几个，但如果这几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增长模式转型将会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其中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都不容易，这正是增长模式转型“知易行难”的原因所在。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期待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期待中国能够保持并提升自己的竞争力，就必须面对并下工夫去解决这些问题，除此之外并没有更好的选择。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学动态》2006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