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母职

吕文浩

记得多年前学英文时常看一套名为《走遍美国》（Family Album in USA）的教学片，其中有一首歌，歌词几乎忘光了，只记得一句“Being a mother is not easy”，伴随着歌中优美的旋律长久地留在我的心间，至今不忘。为什么只记得这一句话？我长期以来没有想过。在阅读台湾朋友柯小菁的新书《塑造新母亲：近代中国育儿知识的建构与实践（1900-1937）》时，我想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塑造新母亲》以1900至1937年间有广泛影响的8份女性杂志上所刊布的育儿知识为主要素材，兼采当时人的传记、散文以及口述访问资料等其他辅助材料，试图为我们呈现出育儿新知的全貌概略图，并分析吸收这些新知识的母亲其社会角色所发生的变化。她发现，尽管在1900至1937年间来自日本和西方的育儿新知相对于传统的、未必符合科学的知识系统而言，整体上呈现出逐渐替代之势，在实际生活中对于部分中国知识女性的育儿方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也应该看到新知不全然是正确的，而且和旧传统不必然是冲突的，这种对于西方现代性的追求从来就是充满着混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并不那么简单的一面倒。除了对于育儿新知本身的叙述和分析之外，这本书还特别重视探讨它与新女性的母亲社会角色之间的关系。作者告诉我们，在儿童的生育、养育与教育上，这些新知一方面为新女性更精细、更科学地育儿带来了可能，但另一方面却并没有改变她们主要承担的传统社会角色，也没有减轻她们所肩负的沉重负担。她写道：“沉重的母职，妨碍了许多女性对于自我理想的追求，不少女性将育儿一事交给奶妈、保姆或佣人。女人对于公共领域事业的追求，违反传统中国社会对原来女性角色的规范，导致要‘女人回家’的言论，在不同年代持续上演。但仍有不少新女性，勇于对抗、突围这种话语。不过，对许多职业女性而言，既要尽到育儿责任，又要回到社会服务，‘鱼与熊掌’不但难以兼得，反而成为双重的煎熬，她们永远在工作与育儿之间两面拔河。”（第186页）谁来解开女性在工作和育儿之间两面拔河的困境？本书的最后一节“父亲的育儿责任”表达了自己对于未来的希望。但这也仅仅是一个未来的希望。因为在她所研究的时代，父亲用心与孩子互动，主动承担家务的还是极少数；即便到了现代的台湾社会，在多数双薪家庭里仍然是女性在育儿与工作之间两头忙，还要加上许多繁琐的家务事。

小菁大学时代即热衷于参加女性主义社团的活动，“毕业后，因无法忘怀对妇女议题的关心，继续将热情移注学术研究。”（见“作者简介”）她在这本书里一方面客观、理性地叙述近代育儿新知识的引进以及在实际生活中的表现，另一方面时时以有力的女性主义逻辑对造成女性弱势地位的原因进行分析，读后发人深省。如在第三章，作者引用一位梅女士给《玲珑》编辑的信：“一、自己哺乳，有碍乳房美观否？二、在哺乳期间，如何解决丈夫的性欲？”她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批评某些女性以爱美、虚荣等“不正当理由”排斥哺乳，而是追问究竟是什么样的心态促使母亲甘愿放弃天赐宝贵的母乳？她还写道：“笔者欲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女性会担心自己的乳房不够美观，甚至害怕‘花颜易老’？谁来决定乳房漂亮与否？谁让女人担心‘花颜易老’？”作者的质疑，实则认为“乳房美观”与“丈夫性欲”之间“看起来就不是毫无瓜葛”。（第80页）接着她介绍了劳伦斯·斯通关于16至18世纪英法德三国流行的长期寄养保姆制度中女性的弱势地位的分析——为了伺候丈夫的性欲，不得不将心爱的孩子寄养于远方的乡下保姆家。这段延伸性的讨论，不是为了将母亲拒绝哺乳的责任全部推给男性，而是提醒人们：“如果杂志只是单方面教导母亲亲自哺乳，忽略男性的感受，也忽略教育男性，最后将所有婴儿身体不健康的后果推给母亲，或许有欠公平。女人之所以害怕哺乳后双峰不够美丽，年华容易老去，不能说其中没有丈夫的影响。”（第81页）

对于极少数强调“教养儿女并非母亲的专责”的言论，对于极少数乐于欣赏儿童天趣并愿意与儿童沟通互动的父亲，小菁总不吝给予积极的评价。（第169页，第175-178页）所以，将全书的最后一节定为“父亲的育儿责任”，也可以说是小菁的女性主义逻辑的必然归宿。

母职是极其精微的，也是极其伟大的。我们长期以来对母职的正面作用都是给予积极肯定甚至颂扬的。但是，小菁这本书以她强有力的女性主义逻辑告诉我们，母职还是很沉重的。如何减轻母亲的沉重负担，让她们不惮于生育、养育与教育过程的艰辛，并能够更多地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生命成长的愉悦，恐怕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台湾的生育率多年持续走低，已经陷于“少子女化”的困境而难以自拔。政府部门为此推出了“助你好孕”之类的生育津贴，但其数额相当稀少，对于解决庞大的生育、养育与教育开支，可谓杯水车薪，收效甚微。加大生育津贴的力度，一方面会对政府的支出造成不小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许会形成许多人担心的一部分人的“专业生育”。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小菁着眼于男女为了实现各自的理想而参与工作，为了家庭和社会的未来而共同担负起家务与育儿的思路，是一条治本之路。目前虽然这条路的前方还不很明朗，但我们有责任把它的可能效果揭示出来，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加入其中。这条路如果走得通的话，未来将是一个男女更为平等的社会，而且是一个能够“保种滋大”的社会。我愿意把小菁这本书看作是为未来美好社会鼓与呼的先驱之作。

《塑造新母亲：近代中国育儿知识的建构与实践（1900-1937）》，柯小菁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年6月第一版，26.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