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已到，捍卫帝国的荣耀吧。（歌剧《罗恩格林》）
1936年7月25日，出席拜罗伊特音乐节的希特勒，欣赏完动人心魄的瓦格纳歌剧《齐格菲尔德》，在晚宴餐桌上宣布了一个并不意外、却至关重要的决定：
纳粹德国将武装干涉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西班牙内战。元首的援助，在叛军各派系中，只给予佛朗哥将军一人。
希特勒迅速、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国民军派领导层的内部态势，西班牙政变的主要策划者摩拉将军，以及米格尔·卡瓦内利亚斯将军为首的国民军政府，很快被扫出了战争和历史的边缘。几年以后希特勒据说对自己亲手挑选的法西斯领袖颇为不满，但是此时此刻，在瓦格纳式的亢奋和历史自负感中，西班牙内战甚至欧洲命运的阴霾，无可避免地缓缓铺开了。
纳粹德国的介入对西班牙内战后果有决定性的影响，1936-1939年当中，德国向西班牙上空送去了150架最先进的“梅塞施密特109s”战斗机，63架“容克Ju52s”轰炸机，125架“亨克尔He51s”战机、93架“亨克尔He111s”战机，还有200辆坦克，1000多门火炮，包括后来“沙漠之狐”隆美尔赖以成名的88毫米防空高射炮。“红男爵”的堂弟，沃尔夫洛姆.冯.小里希特霍芬，指挥秃鹰军团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格尔尼卡大轰炸。1939年，西班牙内战以佛朗哥叛军的胜利落幕。
西班牙内战像一个血色漩涡，把全欧洲精英汇聚到广义的两个阵营中，苏联与德国打了一场含糊而残酷的代理人战争，而结局大大鼓励了希特勒。无论是毕加索的名画，还是奥威尔的名篇，抑或罗伯特卡帕的影像，都不足以道尽西班牙内战独特、悲怆的历史重要性，它是20世纪上半期西方世界所有政治势力与意识形态展现的舞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彩排和预演。正统与旁支的君主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法西斯党人、社会民主党、无政府主义者、分裂主义者、共产党人，政治光谱饱满而连续，谢幕与出场穿梭交叉，联盟和分裂此起彼伏，在这里，希特勒逐渐羽翼丰满的第三帝国进行了第一次对外大胆的军事冒险，所谓“柏林－罗马”轴心也在这里开始形成，甚至英法的缄默与纵容，也惊人地雷同于二战肇始之时。
然而，除了“拜罗伊特晚餐”与瓦格纳式的典型希特勒冲动，干涉西班牙还有更为深远、精密和广阔的脉络，这个故事的迷人与恐怖之处，远非开始和终结于西班牙。
它关于未发生过的历史，没有被选择过的另一条道路，一个庞大的影子帝国。
德意志帝国银行行长亚尔马.沙赫特博士很少声称自己热爱音乐，但是1934年7月他不无得意地对政治对手夸耀，上个周末他在拜罗伊特。
此时距离西班牙内战爆发还有两年，沙赫特高昂的情绪也和瓦格纳毫无关系，而是因为希特勒终于下定决心，摆脱应对财政危机不利的老官僚施米特，召见并邀请他主持经济部。“沙赫特像教皇一样统一了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自此之后，他对货币和财政事务都拥有了史无前例的权力。
对沙赫特来说，这并非第一次。
亚尔马.沙赫特成名于成功平抑了德国20年代初的超级通货膨胀，他的货币改革成就和在英美金融界的广泛人脉，让他享有“金融巫师”的传奇声誉。和魏玛政府的其他技术官僚们略有不同的是，沙赫特博士没有对第二帝国依依不舍的君主制感伤，也并非施特雷泽曼那样的“大西洋主义者”。尽管他积极参加了战后挽救赔款的《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谈判，并且亲手创建了赔款的常设协调机构——国际清算银行，沙赫特的民族主义观点和对《凡尔赛条约》的痛恨，向来直言不讳并且气势汹汹。
沙赫特是一个“新重商主义者”，他对国际贸易盈余的重视，既有德国历史学派理论上的根源，也因为迫在眉睫的现实压力。“历史学派”其实是一个德国的经济学派别，是针锋相对于古典自由市场经济学，倡导以“民族历史方法”和“国民主义”为考量的宏观经济学，在政策上提倡贸易保护，推崇国家干预，强调工业优先。历史学派对德国的经济政策和学术传统都影响深远，至今德国大学体系的经济学科还称为“国民经济学”（Volkswirtschaft)。沙赫特虽然熟悉英美银行货币体系的政策操作手段，内核思想上仍然如同他的博士论文一样，认为国际贸易平衡和顺差是保护国家经济稳定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德国在凡尔赛条约重压下想要喘息，就必须从国际贸易中赚到出口收入作为赔款，这也要求德国必须有顺畅的原材料进口渠道，和工业品销售市场。
这未免过于赤裸裸了，沙赫特第一次失势下台后，倒向纳粹党就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尽管他不乏狂妄地声称“我将通过纳粹统治”，希特勒对他的期望，却是让这位老巫师，从空帽子里变出兔子——重整军备。至于是不是通过贸易，元首并不关心。
沙赫特精心设想了一个恢弘的国际贸易体系，一个新的“全球政治”观点下的新殖民体系。和第二帝国的“威廉主义”不同，沙赫特不需要耀武扬威的军事占领和殖民政府，这个影子帝国的力量是通过私人公司与国际贸易完成的，马克的国际化避免了汇兑风险，德国缺乏的自然资源输入，和工业品出口，由连接殖民地的大型私人公司有效率地完成，就像东印度公司几百年来所做的那样。归根结底，这与英联邦的庞大内部贸易体系有什么不同呢？这与美国把美洲国家看作自家后院的门罗主义有什么区别呢？大萧条之后，难道他们不都在争相贬值自己的货币，增加关税，把贸易紧缩在安全的本币货币区与附属殖民经济体吗？德国又有什么理由被阻碍呢？
唯一的阻碍是，德国必须先与民主国家的贸易伙伴脱钩，从而获得通货的自主权。在这个非正式的帝国中，金融体系是最脆弱的而敏感的一环，即使从政治意义上也是。
“专制国家不会发生通胀。”——德意志帝国银行副行长库尔特·郎格，1936
两次大战之间的德国，产生了庞大的影子金融和通货神话。
为了让德国经济能够生存下去以便偿付赔款，英美，确切地说是华尔街，允许了德国国际信贷与融资的复苏。通过《道威斯计划》与《杨格计划》输送了大量资本，让德国也变成了一个总体上严重依赖对外贸易，债务结构出奇复杂，国际收支如同高难度走钢丝的经济体。外国信贷同时重新塑造了德国的企业，可以上溯到汉萨同盟的中小企业与国内贸易传统被彻底清洗改变，在集中的投资下各个行业都迅速卡特尔化，形成集中便于控制的巨头。
对希特勒政权而言，这无疑是天生的金色土壤。破产的小企业主、城市手工业者和一部分技术工人，跌落下来碎裂为汉娜.阿伦特笔下的“原子化市民”，创造了纳粹的群众基础；而巨型卡特尔又无比方便地可以整合成未来的高效战争齿轮，提振军备的时候把失业人口迅速吸纳在基建投资狂潮当中，一箭双雕创造经济和政治的双重奇迹。
这首胜利之歌当中，唯一的隐忧，就是必须控制通胀。
通货膨胀与货币稳定，此刻远不止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种政治正确。是任何德国政客不敢触及的底线，即使希特勒也不例外，甚至希特勒自己的发迹，最开始也是利用了德国人对20年代初超级恶性通胀的痛恨。即使在大萧条的高峰期，布呂宁总理也不敢跨越雷池一步去贬值货币，反而执行了削减支出降低债务的通缩政策，后果自然很严重，但总比勾起噩梦来得好。
一个逻辑困境产生了，当大萧条之后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的时候，德国不敢像其他国家一样退出金本位或者贬值货币去打贸易战，但这样一来又不能保持商品出口的竞争力，以获得外汇或者黄金来维持通货汇率稳定。国际经济学上的“三难定律”横亘在前：独立的货币政策、稳定的汇率和通畅的资本流动，三者只能取其二。
沙赫特用一种新颖大胆而诡异的手段处理了看起来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创造了帝国银行有史以来最大的表外体系，也就是一套官方的影子金融，用五花八门、不计入资产负债表的非正式票据与通货创造了信用。其中后世最著名的就是梅福（Mefo）军用券，专门用于支付军工生产，由财政秘密贴现，工业家强制接受。最多的时候德国同时有三十多种类似的表外信用工具在同时运行，仅马克账户就有十七种。与此同时，沙赫特管制私人的黄金和外汇，居民私藏最高可判死刑，境外旅行携带资金也受到严格限制，即使戈培尔夫人这样的高层权贵也不例外。经常账户方面，“沙赫特建立起了一套制度框架，使他能以精细到具体产品和生产者的程度，来调节德国的外贸水平。”他在巴尔干和南美伸出触角，以半利诱半恫吓的方式，与原材料生产国建立双边谈判下的互换贸易关系，以工业品交换原材料，用更多这样以物易物的贸易安排代替与民主国家的透明贸易。他还鼓励出口商在境外回购处于低价的杨格债券，然后帝国银行以马克接近原价贴现，这样不仅趁波动（他还故意制造这种波动）减少了外债，同时也节省了外汇。
这是一系列将“拖”字诀发挥到极限的眼花缭乱的手法。“不可能三角形”实际上并没有被打破，但是货币政策的弹性被影子债务的极大延展了，国际资本流动没有被全面禁止然而被深度干预，前两个粘性条件的妥协，支撑住了汇率与物价刚性的稳定——考虑到德国微不足道到外汇储备总量——实际上已经到了近于奇迹的水平。
奇迹不会永远发生，西班牙内战的前夜，1936年的德国，虽然气势如虹形势大好，但国际收支已经悄然到了用尽政策储备的边缘，三壶开水两个盖子的魔术开始变得左支右拙，环境正在恶化。当然，沉浸在瓦格纳的元首很难承认这一点。
西班牙内战是一个转折点，沙赫特希望把它作为“影子帝国”的新支柱，西班牙的矿产资源与农业国的潜力，优越的地理位置，很适合当德国非正式的殖民地。但帝国银行主席现在发现，他有了一个强有力的新竞争对手。
四年来我们处处碰壁，这已经够了。我们现在必须发挥自己的潜力。
——阿道夫·希特勒，1936年9月的秘密备忘录
1936年3月德国与西班牙共和国签署清算协定，这看起来是一个典型的沙赫特式开头。从慷慨的圣诞老人过渡到生意伙伴。
“尽管在沙赫特的德意志帝国银行支持下的德国武器生产，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从严格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新军火构成了“最终产品”，也难以投入贸易。为展示团结将其“赠送”给西班牙，是代价高昂的。”而西班牙可以提供可观的财富，包括“铁矿石、黄铁矿、汞和钨锰矿（化工关键原料）”。西班牙还生产木材和粮食，都对德国至关重要。英国是西班牙最大的投资国，投资总额约为1.94亿美元，法国其次，1.35亿美元，美国第三，8000万美元。德国只有3110万美元，远远落在后面。
帝国经济部计划把西班牙纳入一个“非正式的马克圈”，将出口武器与进口原材料的清算做成一个长期安排，这样西班牙不仅在政治上，也会在经济上与民主国家脱钩，德国在欧洲边缘地区的霸权将通过渗透得到确立。德国在西班牙的贸易盈余迅速改善，马德里的“西班牙-摩洛哥运输公司”（HISMA）和柏林的“原材料与货物收购公司” （ROWAK）。前者的工作是从德国私营企业收购货物，然后通过前者出口给西班牙。HISMA－ROWAK体系主持了西班牙内战初期大部分的贸易活动，包括军事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物资空运，导致佛朗哥顺利突破南部海岸线的封锁。
这套“非正式贸易安排”不是临时的，它附着在沙赫特“新全球政治”的观点之下，沙赫特主持帝国经济部的日子里，这是一套深思熟虑的摆脱中心市场，重构以德国为核心的世界贸易体系的尝试。除了西班牙，对巴尔干国家、巴西、阿根廷，乃至中国，德国都在力图建立一套新秩序，并且不惜诱人的甜头，也放任对方的腐败。30年代到中国帮助改革军队的德国军事顾问团规模和资历都超过了任何西方国家对远东的重视，包括德国国防军之父塞克特将军。实际上醉翁之意在于中国丰富的钨矿，正如赛克特将军直言不讳的“原料问题是我们政策的焦点”。
然而德国重整军备的规模，对国际贸易的考验是前所未有的，德国缺乏基本所有主要战略物资，但工业能力如同一只永远满足不了的铁胃。沙赫特的失势，也正是源于他早期的成功。
1936年起，希特勒逐渐被帝国元帅戈林的“自给自足”计划说服，“自给自足”比沙赫特的“新全球政治”更符合元首开拓“生存空间”的战争目标。
就像食品之于毒品，一旦战争摆上沙盘，任何巧妙的外交和贸易协定都未免索然无味。
戈林宣称：“我不承认任何经济法则的神圣性。”“元首说的是决定性的：经济必须始终服务于国家，资本必须服务于产业。”德国的铁矿石品质低劣？那么“提高合成产品的产量，提高国内铁矿石产量，成本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意志”。
脑满肠肥的帝国元帅计划用四年时间，完成德国经济充分的战争准备，抛开一切贸易与金融的尝试，用强制性的物价管理代替沙赫特精妙复杂的通货体系。当然这将使戈林染指全面的经济权力，大炮和面包的逻辑即将开始了，德国人民在振奋的就业增长之下没有注意到有什么不妥，如果一个正式的帝国可以唾手可得，“影子帝国”又有什么必要呢？
1937年11月，沙赫特被迫从帝国经济部离职，此时经济部部长的大部分职权已经被戈林的“四年机构”代替。同时，疯狂军备导致英美政治关系的逐渐恶化，也使他昔日在国际贸易金融圈子获得的超然地位，如今不再那么重要。
非常讽刺，他成了自己的掘墓人。
读者如果从战争后期回望“影子帝国”的成果，会发现德国在二战中所谓以“一国之力抗衡全世界”的能力准备，其实有意识地远远开始于战争之前，甚至开始于希特勒上台之前。一个平衡、开放与接纳的全球贸易体系，对全局和平的影响能力，经常被低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凡尔赛条约》对于二战的所产生的诱因，并不在于那些其实大部分最后没有兑现的战争赔款。
也许无关／遥远的回声：
2010年五月，欧盟正在经历成立以来的最大主权债务危机的考验。危机的高峰发生在希腊，四月，希腊国债降级为垃圾级。同期前后冰岛、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都爆发类似的债务危机，被戏称“欧猪五国”，出处是一位恰巧姓“俾斯麦”的德国专栏作家 （Uliane Von Reppert-Bismarck)，在“新闻周刊”杂志好死不死的写了一篇引起众怒的评论：“为什么猪不能飞呢？”后来这个侮辱性的调侃标题改为了较为温和的：为什么南欧经济欠缺竞争力？
事件正在从经济向政治扩散，发生危机的国家开始反思欧元区成立二十年来对本国的负面影响，矛头自然指向了“屋子的大象”——欧洲统一市场和货币的最大的获益者德国。希腊在屡次组织政府失败之后，居然不顾耻笑地向德国重新提出了“第二次二战赔款”要求。
国际政治中没有笑话，如果有，可能不久就有人笑不出来了。欧元流通之后，德国对欧盟国家的贸易盈余突飞猛进，在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已经达到了盈余总量的60%！而西班牙、希腊、葡萄牙、意大利对德国的贸易赤字与德国的顺差同比例增长，他们有竞争力的产业在移出或者重组，年轻人在涌入柏林、巴黎、法兰克福、慕尼黑和布鲁塞尔找工作，就算想承继德国工业的二次转移，也没有保加利亚、罗马尼亚这样“更穷”的国家有比较优势。贝塔斯曼基金会2014年的研究报告表明：1993年到2013年，欧盟内部市场受益折算，意大利每人每年80欧元，西班牙70欧元，葡萄牙20欧元，而德国达到创纪录的370欧元。
独立货币政策工具已经一去不复返，南欧的“小猪”们并不能用贬值货币来拯救贸易逆差，随后欧元的整体量化宽松，落到他们身上效果寥寥，反而德国在欧洲以外市场的顺差进一步拉大了。
为什么南欧经济欠缺竞争力？
沙赫特的幽灵在微笑。
当然，德国毕竟从历史学到了教训。小猪们虽然飞不起来，但是急了是会跑掉的，各种脱欧大计Grexit， Brexit（已经成真）此起彼伏，民粹政府与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加上难民危机对新纳粹势力的刺激。作为欧盟领袖，统一之后的德国第一次面对现实的“分裂与倒退”的欧洲情景。唯一值得安慰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过于惨烈，民主化的免疫机制仍然强悍有效。
否定了解决问题的错误方法，并不意味着自动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今天的强势经济力量还需要“影子帝国”吗？或者说除了这样的主导－压制型贸易安排，还有没有更加公正、稳定、弹性和包容的全球化路径？当经济形势变得严峻时，人们会变得多健忘与短视呢？
从“影子帝国”到战争经济，这段冷门的历史里饱含的思考，具有当下的现实延展性。没有人可以许诺永恒和平的玫瑰园——科技的发展，人文的进步，“地球村”的图景，交错的国际经济依赖——所有这些人们曾经相信能够阻止、消灭战争的故事，都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被相信和失败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