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跨文化的现实意义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几年来在国际上受到普遍欢迎。很多国家和地区对这一创新倡议和理念给予高度赞赏并积极参与进来，因为这些理念是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是人类进步的必然趋势。在这一进程中，也会遇到不少困难乃至于挑战，因为存在认识上的差异，需要时间去沟通协调，更需要具有宽广的胸怀去正确解读中国的方案，遇到一些麻烦事，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中国参与全球化治理，中国各种实体包括企业、金融、文化等“走出去”的大开放进程中，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文明对话、交流互学互鉴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跨文化交流与沟通方面的阻隔及人才短缺的掣肘，这已经成为现实中困扰我们的重大问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并采取积极措施加以解决，以求满足跨文化事业日益发展的需要。跨文化领域的合作是全球多元化发展包括经济全球化发展题中应有之义，文化和跨文化具有更深层次、更人性、更融通的属性，是人类直面交流与沟通的抓手，是人类心灵属性共有共在不可替代的精神需求。为此，我们要有牢固建立全球视野和战略眼光的勇气和魄力，充分开发利用好现有的国内国际人才资源，并且不遗余力地加大培养跨文化人才力度，把这一领域的人才培养纳入国家教育战略，成为人才制度安排的长远大计。目前，要更加主动积极扩大人才对外开放的领域和层次，大力吸引集聚跨文化领域的领军人才，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在这一进程中，可以通过各种办法使中国的跨文化人才与外国的跨文化人才充分合作，扩大规模，辐射带动，互学互鉴，办学培养，坚持下去，逐步形成一支规模化、高水平、综合型的跨文化领军人才队伍，为文化和跨文化事业的繁荣，为世界和谐、和平，为全球多元化发展和世界人民的福祉，作出文化界应有的使命担当和贡献。
（二）跨文化对话面临的误解
笔者研究当今世界发展中出现的热点难点问题，以不够成熟和不够全面的观点对这些问题作一简评，第一，西方发达国家有天然的优越感。尤以美国表现为甚，认为他们的文化、经济社会制度、社会意识形态、宗教形态甚至连同其人种等观念至高至上，其突出表现的重大事件是二战结束后，由美国挑起发动的局部战争达十数起，然而历史和现实的真实结果是，真理往往不在美国那一边。
第二，不以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处世的标准。世界第一强国以自己的行事方式为标准，不管带给世界的是什么样的后果，典型的行为方式是“美国优先”，只要对美国有利，不管世界其他国家人民的利益如何，这是极为典型意义上的霸权主义。可举实例二三为佐证，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中导条约》、《伊核协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使美国在国际社会的责任与担当大打折扣，与其第一强国地位是很不相称的，在国际社会的负面影响加大。
第三，美国的一些政治人物在国际场合动辄以强势口吻和不当语言教训其他主权国家代表十分突出，对中国也经常在各种国际场合以不实之词妄加攻击，特别要指出的是美国习惯于干涉中国内政，当然包括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在关系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问题上，违背中美建交时期和以后签署的三个联合公报；对西藏、新疆和最近发生在香港的暴乱事件等纯属中国内政的事务都有染指，他们总是不惜工本寻找各式各样的马前卒为其服务，以搞乱中国、遏制中国发展为险恶目的，但是正义总归是不可战胜的，正能量总是不可阻挡的，14亿中国人民永远是不可战胜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也必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第四，在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和文明交流对话中，摒弃傲慢与偏见的固有观念，以尊重各样文化和文明为出发点，以平等地位和态度对话，以互相欣赏、互鉴互学的绅士风度来对待不同文化所产生的不同文明，其效果会截然不同。笔者对缪塞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持反对态度，理由有三：其一，文明的属性是历史发展并得以为历史所标示并延续的时代的优秀的人文产物；其二，由不同文明所产生的不同文化因所处的国家或部族的历史条件、社会背景的不同，表现出来的文明形态也是不同的，笔者要表达的是，文化和文明在人类漫长历史长河中的产生和发展是渐进的，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补充的过程，有些文明虽然没有延绵至今，但它在历史上曾经拥有的灿烂辉煌不应抹杀也不容抹杀，一度散失（笔者刻意不用消失一词是有用意的）了的文明并没有彻底中断，而是在此基础上延伸出另一种形态而已。这里不能不提的是，中国五千年文化（也有考古发现八千年华夏文明的初端实证）和文明一直延绵至今，是人类历史上从未中断过的最悠久、最辉煌、最厚实的文明形态。其三，文明本身代表了一种先进性，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这样的文明形态往往超越了单一的国家范畴，影响惠及周边国家和地区，比如两河文明涉及到西亚广袤土地，中国上下五千年文化和文明属于中国，但中国文化对周边国家的影响非常深刻且广泛，比如儒家文化的礼仪、春节习俗、中国农耕文化乃至于文字等，都对我们的近邻国家产生深远影响。文明冲突论并不符合文明本身的属性，也不符合人类社会追求和谐、和平、平等和有尊严的生活这样的美好愿景，更不符合世界发展的规律。
【来源：摘自《纪念孔子诞辰25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六届会员大会论文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意义》，文字有删改；作者：钟邦定，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中国人民大学法律与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