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因为保持大陆强国间的均势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历史上的主导性海洋强国及其继承者，都有着强烈的动机，去阻止任何单一强国取得欧洲大陆的霸权。历史上边缘地带强国争夺欧陆霸权之所以屡次失败的关键原因之一，也正是由于主导性海洋强国对欧陆局势的不断干预。
（此文为中国人民大学吴征宇教授《陆海复合型国家的战略地位》系列文章的第二篇，共三篇，每周五推送。发表时有删改。）
自二战结束以来，与麦金德理论相比，斯皮克曼理论的重要性，长期以来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二战后海洋国家（美国）与心脏地带强国（苏联）相对于边缘地带的优势，很大程度上掩盖了边缘地带的真正重要性，而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人们普遍以麦金德的视角来看待斯皮克曼的理论，而这点很大程度上抹杀了边缘地带在现代世界政治中的核心地位。
事实上，自16世纪初期现代国际体系诞生以来，边缘地带很大程度上一直是世界政治的中心，这里不仅仅是曾经开启了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航海大发现的起源地，而且现代历史上两个最重要的挑战者，即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法国，与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国，都是位于边缘地带的陆海复合型强国，而有关这两个国家之历史命运的考察，无疑也将有助于我们对陆海复合型强国战略地位的认识。
从严格意义上说，有关历史上位于欧洲大西洋沿岸陆海复合型强国的战略地位及历史命运的探究，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现代地理政治学的核心关注点之一，这种核心关注，同时也深刻地体现在路德维希·德约有关现代国际体系运行模式的宏观历史考察中。[1]
在现代世界历史上，边缘地带强国中不乏世界顶级强国的有力竞争者，而近代欧洲陆海复合型强国（即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法国，与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国）的争霸努力，之所以屡遭失败，根本上是归因于贯穿几个世纪以来欧洲国际关系的大均势机理。
这种机理得以保存且持续运作的关键，是每当一个潜在强国有可能以武力统一欧洲时，欧洲大陆的东西两翼，必然会出现制衡它的力量，这些力量通过将欧洲以外的资源引入到争夺欧洲霸权斗争的方式，阻止了霸权觊觎国的胜利，从而使欧洲均势不断地得到恢复。
一般来讲，在现代世界历史上，由于体系中绝大多数主要行为者都是欧洲国家，且同时欧洲区域体系主导了世界其它地区，因此大多数现代理论家，往往将那种在欧洲国家体系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均势逻辑，看作是一种普遍适用的真理。
但事实上，现代历史上的欧洲均势体系，是特定的地理政治环境的产物，这种环境的最首要特征是，位于欧洲大陆东西两翼的强国，首先是西方海洋强国，其次是东方大陆强国，不断以欧洲以外的资源来干预欧陆局势，从而阻止了历史上多次出现的欧洲统一倾向。[2]
很显然，任何为反对共同的霸权威胁而形成的制衡同盟，确有其内在的逻辑，但现代历史上，反复遭到毁坏但却又反复得到修复的欧洲均势，并不归功于这种逻辑，而是归功于位于欧洲西翼的主导性海洋强国（主要是英国），和位于欧洲东翼的那个在人力和资源上都占有绝对优势的大陆强国（最早是土耳其和奥地利，但主要还是俄国）。
从表面上看，作为以贸易和金融为主业的国家，主导性海洋强国，历来关注欧洲以外地区的商业与市场的扩张，而现代历史上出现的挑战者国家，则历来关注在欧洲大陆上的领土争夺，由于是活动在不同的战略区域内，这两类国家间似乎不大可能因为利益冲突而产生碰撞。
实际上，历史上的主导性海洋强国与欧陆霸权觊觎国的碰撞，不仅带有明显规律性，而且主导性海洋强国在反抗历史上欧陆霸权觊觎国的过程中，总是扮演了关键角色。导致这种情况的根源，主要就在于，一旦某个大陆强国取得了欧陆霸权，必然将威胁到主导性海洋国家的根本利益。因为欧陆霸权将会使一个大陆强国获得足够的资源，从而有能力动摇主导性海洋国家在经济和海军上的领先优势。[3]
首先，一旦某个大陆强国取得了欧洲大陆的霸权，在洲际远程贸易领域（尤其是海洋能力上），它同时也将处于一种取得霸权的绝佳位置上。因为追求欧洲大陆霸权，必然使霸权觊觎国寻求对那些相邻的经济繁荣源泉的控制，而这点在现代历史上，通常就意味着寻求对意大利北部或低地国家的控制，这种控制，不仅能够带来霸权觊觎国相对财富的快速增长，而且有望使霸权觊觎国在海洋能力上获得急剧提高。[4]
其次，一旦某个大陆强国取得了欧洲大陆的霸权，它也将会有能力使欧洲大陆的市场，对主导性海洋强国完全封闭。历史上霸权觊觎国（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法国，及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国）追求欧洲区域霸权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建立一个完全自给自足的大陆经济区，而它们在不同时期对抗主导性海洋强国的重要手段，则是不同形式的大陆封锁体系。[5]
在现代世界历史上，主导性海洋强国的优势，历来都是有两个支柱，即大陆强国间的均势及经济与海军上的领先优势，这两者是密切联系的，因为任何维持大陆均势的实践，都将有利于保持主导性海洋强国在经济和海军上的相对安全。
正因为保持大陆强国间的均势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历史上的主导性海洋强国及其继承者，都有着强烈的动机，去阻止任何单一强国取得欧洲大陆的霸权，而造成历史上边缘地带强国（即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的法国，及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的德国）争夺欧陆霸权之所以屡次失败的关键原因之一，也正是由于主导性海洋强国对欧陆局势的不断干预。[6]
由于主导性海洋强国的核心利益，并不是大陆上的领土扩张，而是要保持大陆强国间均势，以防止大陆核心区域为任何单一强国独占，因此，历史上主导性海洋强国与欧洲大陆强国（尤其是那些与霸权觊觎国相邻的国家），在维护欧洲大陆现状问题上，存在着平行利益，而这点，也使得历史上的主导性海洋强国，总能够形成一个针对霸权觊觎国的强大同盟。[7]
由于历史上的欧洲大陆国家对欧洲区域均势的敏感度，远高于它们对全球均势的敏感度，因此现代历史上的欧洲陆海复合型强国的称霸努力，总是会遭到某个历史时期的主导性海洋强国，与其它大陆强国的双重夹击，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关键就在于，欧陆霸权觊觎国的争霸努力，其成功的前提，首先是摧毁欧洲区域均势体系。
在现代世界历史上，除主导性海洋强国的积极干预外，近代欧洲陆海复合型强国的争霸努力，所以屡次遭受失败的关键，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欧洲东翼的大陆强国。历史上的主导性海洋强国，由于体制和能力上的原因，一般都无法单独战胜欧洲大陆的霸权觊觎国，而做到这点，很大程度上也是仰仗位于欧洲霸权觊觎国东翼的大陆强国。
自1494到1945年（即现代国际体系的欧洲主导时期），位于欧洲大陆霸权觊觎国东翼的大陆强国的角色，先后由不同的国家来担当，首先是奥斯曼土耳其（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查理五世和菲力二世的称霸），接着是奥地利帝国（即反抗路易十四主导的法国称霸），最后是俄罗斯帝国（反抗拿破仑的法国及威廉二世与希特勒的德国称霸）。
自18世纪初“北方大战”（1700至1721年）结束以后，俄国正式成为欧洲国家体系的一个主要成员，此后位于欧洲霸权觊觎国东翼的大陆强国的角色，主要是由俄国来担当，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的俄国，往往同英国一样，会成为欧洲国家体系的主要守护者之一，而这点，也正是斯皮克曼对麦金德的理论作出的最重要修正之一。[8]
作为现代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主导性海洋强国，英国由于对维持欧洲国家体系的持续运行作出的突出贡献，受到后世的持续关注，这种关注在现代历史上的集中体现，则是阿尔弗雷德·马汉享誉世界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系列著作。
马汉有关海权对历史进程之重大影响的一系列核心命题，都是从他对特定历史环境考察中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的经验基础，是英国领导的历次重大反霸斗争的胜利，但即使是基于马汉考察的特定历史环境，马汉的“海权至上论”仍然有失偏颇。
历史上英国主导的“大洋机理”，所以能够遏制并击败旨在取得欧洲霸权的“大陆机理”，其关键是，由于英国对大陆的干预，不仅激发了其它国家的反抗，而且导致了霸权觊觎国同位于欧洲东翼的大陆强国（俄国）的冲突。
而造成这种冲突的核心机理在于，由于无法在海上冲突中取胜，追求欧洲霸权的国家，接下来总是以相反方向的进攻作为补偿，而俄国不可能会容忍任何欧洲国家取得区域霸权，这种霸权将危及俄国在东欧的利益及自身的安全，历史上历次重大反霸斗争的胜利，都是归因于海权和陆权为此进行的共同努力。
参考资料：
[1]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乃是在麦金德的“心脏地带理论”的基础上得以形成的，这两种理论很大程度上也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斯皮克曼对“边缘地带理论”的集中阐述，是他1944年出版的《和平的地理学》一书，而他在此前出版的《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战略》一书则主要阐述“边缘地带”与美国安全的关系，参见：Nicholas J.Spykman,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44); Nicholas J.Spykman, America’s Strategy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42). 有关对近代欧洲陆海复合型强国（法国和德国）历史命运的详细考察，最好的著作是路德维希·德约的《脆弱的平衡：四个世纪以来的欧洲权势竞争》一书，参见：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New York: Random House/Vintage, 1962).
[2]参见：Jack S.Levy, "What Do Great Powers Balance Against and When?" in T. V. Paul, James J. Wirtz and Michel Fortmann,ed., Balance of Power: The oryand Practice in the 21st Century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29-51; Jack S.Levy,“Balances and Balancing: Concepts,Propositions, and Research Design,” in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ed.,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all,2003), pp.128–153.
[3] Michael Sheehan, The Balance of Power: History and Practice (London:Routledge, 1996), p.127.对历史上的这两类强国间产生碰撞之规律性的最好阐述，参见：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New York: RandomHouse/Vintage, 1962). 此外还可以参考乔治·莫德尔斯基创立的世界历史“长周期理论”，参见：George Modelski,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7).
[4]有关历史上的欧洲霸权觊觎国向意大利北部和低地国家的扩张，参见：Ludwig 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New York: Random House/Vintage,1962), pp. 58, 75.
[5]有关历史上的欧洲霸权觊觎国对英国采取的大陆经济封锁政策，参见：LudwigDehio, 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 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New York: Random House/Vintage,1962), pp.166,263.
[6]有关主导性海洋国家（英国）对欧洲均势之重要性的简要阐述，参见：Jack S.Levy, "Interstate War and Peace" in Walter Carlsnaes, Thomas Risseand Beth A. Simmons,ed., Handbook of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12), pp.581-606.有关欧洲大陆均势对主导性海洋国家（英国）之重要性的最好阐述，参见：Hal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W.W. Norton,1962).
[7]对现代历史上的主导性海洋国家在构建大同盟方面享有的天然优势，参见：Mark R. Brawley, Liberal Leadership: Great Powers and Their Challengers in Peace and War (Ithaca, New York: CornellUniversity Press,1994).
[8]有关欧洲东翼大陆强国的角色，参见：Ludwig Dehio,The Precarious Balance: Four Centuries ofthe European Power Struggle (New York: Random House/Vintage, 1962). 另见：Paul W. Schroeder, "Did the Vienna Settlement Rest on a Balanceof Power?" American HistoricalReview, Vol. 97, No. 3, 1992, pp. 683-706; Paul W. Schroeder, "TheNineteenth Century System: Balance of Power or Political Equilibriu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5,No.2,1989,pp.135-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