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针对北京面向海洋发展遭遇的压力和挑战，中国国内出现了“战略对冲”的主张。其中的一种代表性观点可概括为“舍海而取陆”，以西进欧陆腹地替代东入太平洋，借助高铁等手段推进欧亚大陆的经济整合，从而在全球政治格局中再度占据有利位置。有论者认为，在美国重返亚太、中国周边安全环境趋于复杂化、东亚经济一体化难以在短期内取得进展的背景下，西进已成为突破困境的最佳选择。
向大陆的“西进”战略即是作为海洋战略的“对冲”而出现，则它能否取得预期效果，需要回答三个问题：一是陆权战略是否较海权战略更有助于规避中美两国间的战略矛盾或战略冲突；二是作为“西进”战略灵魂的欧亚大陆经济整合会对另一个大国俄罗斯产生何种影响，中俄关系又将面临何种变数；三是中国大举进军中亚在战略层面可能造成哪种反应。只有从这三端透彻地剖析整个“对冲战略”的合理性，方能对中国之向“陆”还是向“洋”形成理性认识，进而为化解压力设计出可能的路径。
向“陆”能否化解美国疑虑
要回答向“陆”的“西进”战略是否较向“洋”的海权战略更有助于规避中美战略矛盾，就须分析美国对其核心战略利益及中美关系性质的总体判断逻辑。与历史上的英国一样，作为主导性海洋强国兼全球政治-经济体系领导者，美国霸权主要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欧亚大陆核心区域（欧洲和东亚）的均势，二是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技术和军事优势。前者尤其具有不可替代性。如果某个单一强国取得了欧亚大陆核心区域的霸权，它便具备了向体系领导者挑战的资源基础；如若这个国家还有意独占欧亚大陆的市场、使其对主导性海洋强国封闭，后者的霸权甚至可能遭遇根本性损害。
18世纪以来，路易十四-拿破仑-法国、威廉二世-希特勒-德国、斯大林-勃列日涅夫-苏联无不沿袭这一路线。因此，即使是在技术发展大大增加了美国霸权抗打击冗余度的今天，华盛顿依然坚持其“门户开放”的传统，力图确保欧亚大陆核心区域（历史上主要是欧洲，现在也包括东亚）的均势，使其不为单一强国所独占。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对当今中国崛起的警惕和防范，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中国的权势扩张或海军力量增长对美国本土乃至海上通道的安全构成了实质性威胁，而是针对中国崛起可能产生的破坏欧亚大陆（尤其是东亚）均势体系的后果。这方面的典型例证是近年来美国军政两界热炒的中国“区域拒止/反介入”海军战略——在可见的将来，本质上仍是一支近海力量的解放军海军并不具备与美国争夺大洋霸权的能力。但倘若中国汲汲于营造局限在东亚海域的“反介入”壁垒（包括发展与争夺第一岛链制海权相关的反介入能力），美国海军在这一地区的机动性将受到严重限制，继而华盛顿有效干预东亚事态发展的能力便会出现降低，而这种干预能力对美国防范中国扩张及保持其在东亚的双边同盟体系至关重要。
从这个意义上说，“西进”虽为战略方向的调整，在华盛顿收致的观感却不会有多大差别。即使北京主导的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能得以顺利实施，后果无非是造成中国在大陆上的优势更为巩固，但欧陆权势失衡的格局也将因之愈趋严重，使身为头号均势维护者的美国敌意将进一步上升。如此一来，陆权战略非但不能“对冲”掉已经存在的海上冲突可能性，甚至还可能继续激化中美已然存在的战略分歧或矛盾。考虑到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核心战略利益是防止出现一个兼领海陆的独占性强国，它完全可以效仿当年对苏联的“遏制”战略、把海上堵截延伸到陆上，借重在中国周边的一系列盟国来遏制和削弱中国的权势：这种同盟将会对目前华盛顿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双边同盟体系构成有效补充。
在理论上，美国对中国的担心不在于后者的外向型发展——这种发展只会加强而非削弱中国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依赖——而是中国在海洋方向采取守势，转而在大陆上采取攻击性政策，从而建立起一个华盛顿无法施加重大影响的封闭势力范围。这样一种“门罗主义”式的封闭势力范围正是对均势的直接挑战。有鉴于此，美国在中国周边的经营，不仅是一种对中国向海洋方向扩张的防范，而且是一种对中国转向大陆扩张的防范：基于后一种考虑，华盛顿对印度、俄罗斯和中亚的关注不会有任何放松。
俄罗斯的战略两重性
“对冲战略”涉及的第二个重要问题，在于以欧亚大陆经济整合为核心的陆权战略将会对原本差强人意的中俄关系产生何种影响。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俄罗斯作为心脏地带强国特有的战略两重性：一方面，作为历史上游牧民族的继承者，俄国特有的地理位置使得它能够通过不断向外扩张来使周边国家和地区面临压力；但与此同时，只要俄国自己不打算在欧亚大陆的濒海边缘地带建立某种霸权，那么它也可以成为阻止新霸权形成、保卫和平的陆上根据地。换言之，倘若俄国本身放弃了建立欧亚帝国的梦想，则它与主导性海洋强国的根本性战略利益是完全一致的，都会反对企图兼领海陆的霸权觊觎者。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无一例外都与外围海上强国结盟，共同对抗边缘地带新崛起的强权。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由苏联时代的不可一世退回到相对羸弱的状态，但这种衰弱恰恰意味着它与主导性海洋强国在战略利益上一致性的恢复，双方可以携手面对边缘地带新兴强国的挑战。后者不仅有条件营造海上强国无法插足的封闭势力范围，也会令俄国这一陆上强权面临巨大压力。对莫斯科来说，中亚和远东类似美国的拉美“后院”，属于战略禁脔；中国在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上的崛起，当然会对俄罗斯在这两个地区的存在感构成潜在挑战；考虑到人口差距，俄方在心理上的观感一望即知。
与面朝大西洋的欧洲国家一样，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国家”，濒临开放海洋、背靠较少陆地自然障碍；这类国家在战略上往往面临向“陆”还是向“海”的两难处境，同时也具有安全上的双重易受伤害性。中国1840年以来之所以长期积贫积弱，很大程度上便是由于同时受到来自大陆和海洋方向的压力。苏联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解体在客观上化解了这种困境，中国得以摆脱陆上安全顾虑、集中精力向海洋谋求发展，并取得可观成果。反过来，要确保一系列成果的稳固性，特别是避免重蹈遭受海陆夹击的覆辙，北京需要尽可能维系和发展与莫斯科的良好关系，这一点在海权战略面临挑战时更加值得重视。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贸然转向“西进”、特别是未经俄罗斯支持或至少默许的“西进”，不仅要承担高昂的成本和风险，而且对全面改善不过20余年的中俄关系是一种潜在危害。当莫斯科真实地感觉到北京在与本国“争夺”中亚时，心脏地带强国战略特性的另一侧面将被激发，某种形式的俄美联合将会出现。
历史经验证明，两个大陆强国间关系的脆弱程度通常远远高于大陆强国与海洋强国间的关系。如“冷战”结束以来中美之间麻烦不断，但双边关系始终呈现相当的耐力和韧性，便是因为两国既能在经济上相互补充，同时能力和利益又存在差异、不易造成零和博弈。相比之下，中俄两国不仅在经济上缺少互补性，能力和利益也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其双边关系的处理微妙之处甚多，容不得关于激烈的“变轨”。
“欧亚联盟”是对华战略防范
“对冲战略”涉及的第三个问题，乃是中国大举进军中亚可能收致的战略反响。这方面必须破除近年来困扰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个严重误区——经济发展的政治效应。应当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为北京的对外政策提供了有力工具，“中国市场”在东亚甚至更大的范围内为北京输出政治影响创造了可能性。但基于单纯经济优势的政治影响力有其发展上限，超出这一限度将出现反面效果。近年来，东亚地区出现的“政经分离”趋势已经清楚地预示了这一点——该区域国家一方面在经济上加深与中国的一体化，另一方面在政治和战略上向美国倾斜，在这种战略对冲中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中亚国家同样可以效仿这一点，通过与其他大国的合作来平衡中国的经济渗透，这是一种本能的自利抉择。
俄罗斯已经注意到了中亚国家的这种企图，并给予积极回应。2011年10月3日，普京在《消息报》发表文章，提出了建立“欧亚联盟”的设想；同年11月1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三国签署协议，计划在2015年正式建成该联盟。一旦“欧亚联盟”成型，中国北部边境将出现一个类似苏联的政治经济实体，不仅可能严重限制北京从中亚获得能源的自由度，而且将在实质上掏空“上海合作组织”。显然，“欧亚联盟”乃是俄国对中国崛起采取的一种战略防范；如果中国不以为然，继续大张旗鼓地“西进”，实施欧亚大陆经济整合，中亚的“政经分离”甚至可能进一步升级，演变成为新的冷战前沿。
中俄在中亚冲突系数上升的最终结果，即是上文提到的心脏地带陆权与外围海权合力围剿边缘地带强国局面的再现。这种情形在目前尚未现出端倪，但绝非毫无可能。毕竟，70年代的中国也可以因为国家利益需要而大胆冲破意识形态束缚，我们当然不敢假定未来的俄国就永远不会因利益使然而与美国站到一起。那种情况下，中国将重新陷入海陆双重易受伤害的困境，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将急剧恶化。
和平发展的应有路径
作为一个陆海复合型强国，中国在长远战略发展方向的选择上必须注意两个彼此关联的问题：一是战略资源的分配必须在陆海两个方向上保持恰当的平衡；二是在保持陆海平衡的基础上必须确定长远的主导性发展方向。
与单纯的大陆或海洋国家相比，陆海复合型强国有几项明显的战略弱点：一是战略选择上面临向陆还是向海的两难；二是容易受到来自陆海两个方向的压力；三是服务于大战略目标的资源分配容易分散。近500年来，正是这些独特弱点和制约使得中国与崛起为世界强国的机会失之交臂。尽管“冷战”后中国的陆上安全环境有了显著改善，但地理特征带来的战略弱点绝不会就此消失。为避免海陆失衡，北京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必须约束在大陆方向上的行为，以确保与陆上强邻、尤其是俄罗斯关系的稳定。
不仅如此，世界近现代史已然证明：陆海复合型强国的主要出路是在确保陆上疆界稳定的前提下，集中精力向海洋谋求发展。这条道路的可行性已经为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所证明，即使以高铁为纽带的欧亚大陆经济整合最终能成功，恐怕也无法取代向海洋发展所产生的经济与社会效益。近年来，中国在海洋方向上确实遇到了一系列重大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就此放弃。相反，它提出了一项需要长远政治眼光和高超操作技巧的任务——如何优化与完善现有的发展路径，为长期繁荣和稳定创造可能。
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化解来自周边邻国和主导性海洋强国的双重压力。前者呼唤的是灵活而有效的区域互动制度，在此过程中，北京不仅必须主动塑造能够对自己及邻国形成约束力的区域性制度，而且要容忍区域外强国（主要是美国）的参与，因为没有区域外强国的保障，中国根本无法与邻国（尤其是二等强国及其他小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制度机制。另一方面，北京也须努力缔造和参与一种真正开放性的国际秩序，理解主导性海洋强国对均势的关切，容忍其参与区域性制度的塑造，并且逐步形成一种具有真正开放性的意识形态。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来源: 凤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