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麦金德揭示的单一海陆对抗模式不同，斯皮克曼揭示的，历史上曾经反复出现过的权势对抗模式，实际上有两种：一是海陆对抗，即海洋国家及边缘地区盟友，与心脏地带国家及边缘地区盟友间的对抗；二是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国家联手，与一个边缘地区强国的对抗。
在现代地理政治思想史上，“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是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这两种理论的创立者，分别是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和美籍荷兰裔国际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
麦金德“心脏地带理论”的核心，是他表述的以下看法：他相信，地球上的“陆地与海洋的组合，及富源与天然通道的组合，事实上有助于各帝国的成长，且最终也是有助于单一的世界帝国的成长”；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具有权力潜质的场所，就是在欧亚大陆，而对于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一片广袤的内陆区域（即“枢纽地带”或“心脏地带”）的控制，则又是控制整个欧亚大陆的关键。[1]
从严格意义上说，斯皮克曼提出的“边缘地带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对麦金德之“心脏地带理论”进行的某种程度的修正。斯皮克曼认为，心脏地带历史上并没有那么重要，即心脏地带作为权力中心的重要性，并非是由历史或地理造成的，而是由边缘地区在某些历史时期的羸弱造成的。斯皮克曼指出，世界上最具有权力潜质的场所，是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这不仅是因为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人口和资源都集中在这里，同时也更是因为，“边缘地带”历来是国际政治中国家间权势竞争的一个主要发源地。[2]
麦金德对“心脏地带”的最早论述，是他1904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这篇文章依据自然地理特征，将世界分为三个区域：一是欧亚大陆中心由草原和沙漠为主的区域；二是大陆边缘的“内新月形地带”；三是近海岛屿、南北美洲、澳大利亚构成的“外新月形地带”。[3]
麦金德指出，欧亚大陆中心那片以草原和沙漠为主的区域，实际是一个巨大的天然要塞，这里三面山系环绕，河流都流入内陆湖或北冰洋，海上人根本无法到达这里；这个地区历史上一直由游牧民族所控制，这里的自然条件及马匹和骆驼的机动性，使他们能够不断汇集起强大力量，从而对边缘地区造成严重威胁。[4]
麦金德认为，根据历史上游牧民族对边缘地区的压力程度，可以将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前哥伦布时代的特征，是欧洲被围困在狭窄区域内，且不断地受到内陆游牧民族的威胁；16世纪航海大发现，使世界进入了哥伦布时代，新航路的开辟，使欧洲人得以从海上迂回到游牧民族的后方，从而抵消了中心地带的战略优势；但进入20世纪，即后哥伦布时代，新技术的出现，使中心与边缘的力量对比，可能再次发生根本变化。[5]
1904年，麦金德力图传达的，是对后哥伦布时代海上人的优势可能丧失的恐惧，这种恐惧的根源当时是俄国，但他认为，威胁也可以来自其它追求“枢纽政策”的国家，这种关切也是他后来关注的重点。
1919年，麦金德出版了《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书，虽然海权和陆权的竞争仍然是压倒性主题，但术语表达上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欧亚大陆被称为“世界岛”，“枢纽地带”则成为“心脏地带”。[6]
同先前阐述的“枢纽地带”相比，麦金德界定的“心脏地带”，发生了两处重大的改变：一是它向南扩大到中亚细亚山地，因为这里的水系虽然是流向海洋，但仍然是海上人难以到达的地区；二是它向西扩大到黑海和波罗的海的水域，因为在陆上人强大的时候，这两片水域实际上是两个内陆海，海上人的势力根本无法进入。[7]
这就意味着，从易北河到亚得里亚海之间的东欧地区，同样是“心脏地带”的组成部分。把东欧地区结合进来，也正是1904至1919年这段时期内，麦金德思想上出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而造成麦金德思想变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德国已经取代了俄国，成为海上人的主要威胁。
当时的德国，已经成为了中东欧地区，唯一具有高度的工业化和组织性的国家，加上它强大的军事力量及向东扩张的历史，因而麦金德将东欧看成是控制“心脏地带”的关键。这一看法被他缩略为一个三段式警句，即“谁统治了东欧，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便控制了世界。”[8]
值得注意的是，麦金德阐述的基本原理，与他认为的国际权势竞争发展趋势是分开的：虽然他曾经将俄国看成是“心脏地带”的主要居住者，但他也意识到俄国将会被其它国家取代的可能性，但这点并不能改变他的理论，因为无论哪一个国家控制了“心脏地带”，地理因素的作用，都将会使它的行为同俄国相差无几。[9]
麦金德同样也承认欧亚大陆边缘地区的重要性，即这一地区历来是海权与陆权争夺的焦点。麦金德的看法，虽然是与他界定的海权与陆权的对抗相一致，但问题在于，麦金德界定的这种对抗，仅仅只是代表了一种特定时期的国际权势冲突模式。在现代战略思想史上，对麦金德理论的这一缺憾做出实质性修正的，是著名美籍荷兰裔国际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10]
与麦金德相反，斯皮克曼认为，世界上最具有权力潜质的场所，是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即他命名的边缘地带），这不仅是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口和资源都是集中在这里，而且更因为，“东半球的权力冲突，向来与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区的关系有关，与边缘地区的权力分布有关，与海上势力对大陆沿岸的压迫所起到的影响有关，最后，与西半球参与这种压迫的程度有关”。[11]
值得注意的是，在斯皮克曼界定的所有这些权力互动形式中，边缘地带实际上都处于一种核心地位，即边缘地带并不是一个在海权与陆权间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的区域，它同样也是一个权势争斗的发源地，由于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口和资源集中在这里，因而那些位于边缘地带的国家，时常同来自陆海两个方向的势力发生对抗。[12]
正是因为如此，在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俄国“全都是站在一起反抗拿破仑、威廉二世和希特勒领导的边缘地带国家的”；麦金德虽然也注意到这三场战争，但他认为，前者仅仅是东西欧间的较量，后两者则是德国为控制心脏地带而做出的努力，而所有这三场战争在斯皮克曼理论中的性质，却是完全相同的。[13]
对斯皮克曼来说，“边缘地带”的战略属性，实际上是双重的，它有时是在海洋强国和心脏地带强国间分裂的，有时海洋强国和心脏地带强国则联手对抗边缘地带某个强国，“边缘地带”的战略重要性，也正是集中在这一基本的二元论上。尽管斯皮克曼并不否认海权与陆权对抗的存在，但却认为这并非是压倒性主题，即历史上从没有发生过单纯的海权与陆权的对抗，“历史上的阵营总是某些边缘地区国家和大不列颠一起去对抗另一些边缘地区国家和俄国，或不列颠同俄国一起对抗一个边缘地区强国”。[14]
与麦金德揭示的单一海陆对抗模式不同，斯皮克曼揭示的，历史上曾经反复出现过的权势对抗模式，实际上有两种：一是海陆对抗，即海洋国家及边缘地区盟友，与心脏地带国家及边缘地区盟友间的对抗；二是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国家联手，与一个边缘地区强国的对抗。这其中，究竟是哪一种模式占上风，则取决于某一时期边缘地区内部的权力分布状况，即某一特定的时期，边缘地区内部是否存在一个居压倒性优势的强国，这种强国的存在，不仅将会对处于外围的海洋国家，而且也将对心脏地带国家，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15]
与麦金德揭示的单一的对抗模式相比，斯皮克曼揭示的这两种模式，从历史角度看更具普遍性：对麦金德来说，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与战后的苏联，是完全相同的国家，即三次对抗都反映了心脏地带的大陆强国试图称霸欧亚大陆的努力，正是这点，使它们与主导性海洋国家发生了冲突；对斯皮克曼而言，两次世界大战与冷战，实际上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权力对抗模式，即两次世界大战体现的是，主导性海洋国家与心脏地带强国联手，与一个边缘地带强国间的对抗，而冷战根本上反映的则是，海洋国家及边缘地带盟友，与心脏地带国家及边缘地带盟友间的对抗。
斯皮克曼对麦金德理论的修正，有两个极重要的意义：首先，斯皮克曼的理论，决定性地提高了“边缘地带”的地位，即“边缘地带”并非一个在海权和陆权间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的区域，而恰是现代世界政治中权势竞争的首要发源地；其次，斯皮克曼的理论，同时也改变了麦金德对心脏地带强国的单一认知，即心脏地带强国虽然在某些历史时期，是主导性海洋国家的主要竞争对手，但同时也是在历史上反对边缘地带强国斗争中的最主要盟友。[16]
注释：
[1]有关麦金德阐述的“心脏地带理论”的基本点，参见：Halford J.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62),pp. 1-5.
[2]“边缘地带理论”乃是在“心脏地带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关斯皮克曼理论的核心，参见：Nicholas J. Spykman, TheGeography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44), pp.35-45.
[3] Barry Buzan & Richard Little,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57. 另见：Colin S. Gray, “In Defense of theHeartland”, Comparative Strategy,Vol. 23, No. 1, 2004, pp. 9-25; Geoffrey Sloan, 'Sir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Heartland theory then and now,' Journal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2, No. 2, 1999, pp. 15-38; Arthur B. Dugan,“Mackinder and His Critics Reconsidered”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24, No. 2, 1962, pp. 241-257.
[4]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23, No.4, 1904, pp. 427, 430.
[5] Halford J. Mackinder,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23, No.4, 1904, pp. 432, 434.
[6]有关麦金德1919年的著作与1904年论文相比的变化，参见：Brian W. Blouet, “SirHalford Mackinder as British High Commissioner to South Russia”,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42, No.2, 1976, pp. 228-236.
[7]有关麦金德在他1919年著作中曾经对“心脏地带”地理范围上的修正，参见：Hal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I 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W.W. Norton, 1962), pp. 53-82.
[8]麦金德这段三段式警句是他思想中最为人熟知的部分，参见：Halford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W. W. Norton,1962), p. 106.
[9]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阐述，参见：Geoffrey Sloan, 'SirHalford J. Mackinder: The Heartland theory then and now,'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22, No. 2, 1999, pp. 15-38; Brian W. Blouet, “Sir Halford Mackinder as British High Commissioner to South Russia”,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142, No. 2, 1976, pp. 228-236.
[10]有关斯皮克曼对麦金德理论的修正及其意义，参见：Colin S. Gray,"Nicholas John Spykman,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 38, No. 6, 2015, pp. 873-897; Michael P. Gerace, "Between Mackinder and Spykman: Geopolitics, Containment, and after",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10, No. 4, 1991, pp. 347-364. 另见：Geoffrey Sloan, 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 1890-1987 (Brighton: Wheatsheaf Books, 1988).
[11] Nicholas J. Spykman,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44), p. 52.
[12] Donald W. Meinig, “Heartland and Rimland in Eurasian History”,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9, No.3, 1956, p. 556.
[13]有关斯皮克曼和麦金德对这三场战争之本质的认识及其关键区别，参见：NicholasJ. Spykman,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44), pp. 42-44; Hal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62), pp. 83-104. 另见：Michael P. Gerace, "Between Mackinder and Spykman: Geopolitics,Containment, and after",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10, No. 4, 1991, pp. 347-364.
[14] Nicholas J. Spykman,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44), p. 42. 有关于斯皮克曼理论与麦金德理论两者间存在的这种实质性区别，参见：Michael P. Gerace, "Between Mackinder and Spykman: Geopolitics,Containment, and after",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10, No. 4, 1991, pp. 347-364.
[15]有关斯皮克曼思想中的二元对抗模式，参见：Colin S. Gray, "Nicholas John Spykman, the Balance of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 38,No. 6, 2015, pp. 873-897; Michael P. Gerace, "Between Mackinder and Spykman: Geopolitics, Containment, and after",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 10, No. 4, 1991, pp. 347-364.
[16]对斯皮克曼理论与麦金德理论间的区别，参见：Michael P.Gerace, "Between Mackinder and Spykman: Geopolitics, Containment, andafter", Comparative Strategy,Vol. 10, No. 4, 1991, pp. 347-364; Brian W. Blouet, “Sir Halford Mackinder as British High Commissioner to South Russia”,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Vol. 142, No. 2, 1976, pp. 228-2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