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典教育的实践
在我们中国，介绍西学的人，大抵只注意人家一些新东西。觉得西方总是求新求变，新观念、新理论，不断推陈出新。
殊不知西方传统之坚韧，初不因现代化而瓦解。反而是在面临科学主义、商业化、数量化、功利取向时，不断有人申张人文主义传统，力图矫正之。而一些著名的大学，就在此扮演了中流砥柱的功能，不断呼吁人们应该回去细读古典。
其中，二十世纪美国的人文主义教育观，国人较熟悉的是哈佛大学之白璧德，因为吴宓和梁实秋都大力介绍过他。
但白璧德并非孤军奋战。在他之前，十九世纪有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mold）、梅修‧阿诺德（Mathew Amold）、纽曼等人，主张大学教育旨在培养绅士。二十世纪，白壁德稍前，有爱略特一类人；后则有萨顿（GeorgeSarton）、赫钦斯（RobertMaynard Hutchins）等人依然倡导推动人文教育，且影响深远。
萨顿乃科学史家，其说亦号称新人文主义，但目的在实现科学的人文化。认为科学固然重要，但我人应注重科学的人文意涵，让科学重新与人文联系在一起，从而建立一种建立在人性化科学上的新文化。他称此为新人文主义。
赫钦斯主持的芝加哥大学，则主张发展理性、培养人性，是教育永恒不变的目标，大学就是针对此一目标，促使学生理性及道德能力充分发展健全而设的。
为达此教育之永恒目标，赫钦斯建议设立一套永恒学科。谓此学科「紬译出我们人性的共同因素，因为它使人与人联系起来，使我们和人类曾经想过的最美好事物联系起来，并因为它对于任何进一步的研究，和对世界的任何理解都是重要的」。
此学科由两大类科目构成，一是与古典语言和文学有关的学科，学习之途径就是阅读古典著作；另一类，可称为「智性课程」，主要包括文法、修辞、逻辑、数学等具有永恒性内容的学科。这些学科，不但配合永恒的教育目标，也与那些因时代需要而设的应世谐俗学科不同。那些学科常随时代需要而枯荣，当令时，至为热门；过时了，就毫无价值。
赫钦斯是美国学术界的奇才，三十岁就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名震一时。他在一九五一年编成了一部大书，足以与《哈佛经典丛书》后先辉映，叫《西方的经典》（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次年由大英百科出版社出版。
书凡五十四卷，第一卷导言，二、三卷是索引，其他五十一卷便是经典文本。包括七十四位作者，作品四四三种。跟我们的《四库全书》相似，它也用封面颜色来分类，文学类黄色；历史、政治、经济、法律类蓝色；天文、物理、生物、化学、心理类绿色；哲学、宗教类红色。但所选很多作品其实不定属哪一类，故这也只是大略分之而已。所收全是一九OO年以前的书。
这一大套书，期望中的读者是大学生或具大学程度的人。当然，经典越早读越好可以及早受用。但他并不希望大家囫囵吞枣地读，他希望读者能按次序，一本一本读下去。如果自己无法有效地读，那么，他又替大家拟了一个阅读计划，特意编了十本导读书，让大家每年根据一本导读去阅读那些经典，要读原文，一年一本，刚好十年读完。每本导读，内分十五课，以第一册为例：
一、柏拉图《自由》及《克利图》。
二、柏拉图《共和国》卷一、卷二。
三、莎孚克利斯《哀地婆斯王》及《安提宫屋》。
四、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卷一。
五、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卷一。
六、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四篇。
七、圣经《旧约‧乔布记》。
八、奥古斯丁《忏悔录》卷一至卷八。
九、蒙田《论文集》六篇。
十、莎士比亚《哈姆雷特》。
十一、 洛克《政府论》第二篇。
十二、 绥夫特《格列佛游记》。
十三、 吉朋《罗马帝国衰亡史》十五、十六章。
十四、 美国独立宣言、宪法及联邦论及。
十五、 马克斯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以上所举每一本书，都说明卷次与页数，从容带领读者优游于经典之中。导读着重指出古代思想何现代的关系，尤具启发性。而且真是导读，不是灌输或教训，表现了赫钦斯所强调的「自由教育」之精神。另外，不知你注意到没有：它第一课是从柏拉图开始的。其实他每一册的第一课都从柏拉图开始。西方人本来就有一切哲学都是柏拉图的脚注之说，本编亦是此意。一切回到柏拉图，也就是一切皆从源头上去找答案，由古人的智慧中探索真理的可能。
导读之外，二、三卷的索引也十分有价值。它把西方文化的基本思想分列为一百零二项，其下又胪列为两千九百八十七个题目，读者若想知道西方对某一个问题有何主张，利用这个索引，可以一索即得。编这样的索引，不唯嘉惠读者，更可以显示编者的功力。从前梁实秋先生就很推崇他这套书，认为：「与其读所谓的『畅销书』，不如读这一部典籍」。
哈佛、芝加哥经典丛书及其教育理念（包括与之相配合的课程设计），在美国可谓典范。其他学校没有如此大规模的编辑项目，但也不是没有类似的做法，只是规模可能略小些罢了。例如《莎士比亚全集》，旧版最著名的是剑桥大学编的，九大册，一八六三年开始刊行，一八六七年二版，一八九三年三版。牛津大学也有另一个版本。一九二一年开始则剑桥又推出新版三十九册，出到一九六六年才出齐，长达四十五年，慢工细活，极为矜审。美国耶鲁大学所编则为四十册本，为在美国通行之版本。其他投入古代经典整理的项目极多，就不一一介绍了。
二、阅读经典的批判性
近年后现代、多元文化、后殖民、女性主义等理论甚嚣尘上，同样引起了这样的批判。十年前曾任哈佛讲座教授的布鲁姆（Harold Bloom）出版的《西方正典》（The WesternCanon），即为其中一例。
此公在该书中选了贵族制时期的莎士比亚、但丁、乔赛、赛万提斯、蒙田、莫里哀、米尔顿、约翰生博士、歌德﹔民主制时期的渥滋崋斯、珍．奥斯汀、惠特曼、狄瑾生、狄更斯、普鲁斯特、乔哀思、吴尔芙、卡夫卡、波赫士、聂鲁达、斐索等廿六家之作，谓其为西方文化中之「正典」（the canonical），认为现今我们对语言比喻之驾驭、原创性、认知力、知识、词汇均来自它们。
其次是：他不仅力陈经典的价值，更把矛头伸向正流行当令的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拉冈学派、新历史主义、符号学、多元文化论等，合称为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tment），谓此类人憎恨正典之地位及其代表之价值，故欲推翻之，以便遂行其社会改造计划。打着创造社会和谐、打破历史不公之名义，将所有美学标准与大多数知识标准都抛了。可是被他们另外揭举出来的，也并不见得就是女性、非裔、拉丁美裔、亚裔中最优秀的作家﹔其本领只不过是培养一种憎恨的情绪，俾便打造其身分认同感而已。此等言论，逆转了攻守位置。让一向善于借着批判传统、颠覆这颠覆那，以获得名位者有些错愕。
这些学派自然也立刻反唇相稽，说布鲁姆所称道的正典，只是欧洲男性白人的东西，甚且只是英美文化中惯例认可者，并不适用于女性、多元文化者或亚裔非裔。
但此类反击，除了再一次诉诸身分、阶级意识型态之外，毕竟没有说出：为什么正典必须扩充或改造？其美感价值与认知，为什么不值得再珍惜？
因为：此类文论家原本就不太读也不能读原典，文本分析恰好就是他们的弱点﹔舍却文学的艺术价值不谈，正是其习惯。如此而欲反抗正典说，岂非妄谈？读者根本不晓得何以必须放弃莎士比亚而偏要去读一些烂作品，只因它是女人或黑人写的，或据说其中有反帝反对封建抗议精神？过去，读者基于道德感正义感，以社会意义替代了审美判断，跟着此类文论家摇旗吶喊，如今一经戳破，乃始恍然。故「憎恨学派」之反驳，非特未将布鲁姆消灭，反而令质疑文化研究者越来越多。
当然，此亦由于布鲁姆立说善巧。以往，倡言读经者，辄采精粹论立场，不是说经典为文化之核心精粹，就是说经典之价值观可放诸四海、质诸百代，乃万古之常经，今世之权衡云云。布鲁姆却不如此。
他本以《影响的焦虑》一书饮誉学林，论正典亦采此说。谓经典之所以为经典，自然是因它们影响深远，但所谓影响，并非只是后人信仰它、钦服它、效法它、依循它，而是后代在面对经典之巨大影响时存在着严重的焦虑，故藉由反抗、嫉妒、压抑去「误读」经典，对它修正、漠视、否定、依赖或崇拜，这些创造性的矫正，也是影响下的表现，因此后代纵或修正或摆脱经典，仍可以看出经典的价值与作用。
同时，正典亦因是在影响的焦虑中形成的，所以它们都是在相互且持续竞争中存留下来的，文本相互激荡，读者视野不断调整，正典本质上就永远不是封闭的，一直是互为正典（the ”inter canonical”）。简单说，反对经典，正是因为经典重要、影响大。而反对者对经典之误读或创造性矫正，又扩大了它的影响、丰富了它的意涵，故经典永不封闭。
由这样动态的关系去看经典，才可以避免反对者所持的各种理由，什么古典不适今用啦、何须贵古贱今啦、经典只代表着一阶层之观念与价值啦、文艺贵乎创新啦等等。
但不论布鲁姆或爱略特，任何提倡读经典的人，也都无法说服那些反对的朋友。盖此非口舌所能争。经典的意义固然永不封闭，但它得有人去读，其意义是由阅读生出来的。倘若士不悦学，大家都不爱阅读，视阅读为畏途或鄙视之，仅以谈作者身分、肤色、阶级、国别为乐﹔或废书不观，徒逞游谈，则正典之生命便将告终。
而现在的学府正是这般可能埋葬经典的地方。学者要著书立说、要升等、要申请项目经费，自须别出心裁，立异以鸣高。今日创一新派，明日成一理论，方为此中生存之需，乖乖读点正经正典，既无暇为之、不屑为之，亦无力为之。
如今大学讲堂中，高谈多元文化、女性主义、后殖民、拉冈、傅柯者，车载斗量。可是能好好阅读讲说如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米尔顿、狄更斯的，却着实稀罕。博士硕士们，找些理论、看点论文、上网抓点资料，手脚倒也勤快，作品可没读过多少，更莫说那些不厌百回读的经典了。对于这些人、这样的机构来说，提倡读经，其实就是要求改造学术伦理，重新界定所谓的学术价值到底是什么。
三、在中国读经典
可是，阅读经典的这种批判性，恐怕更应该施于中国。
不是吗？美国本有阅读且悦读经典的传统，已如上述。主流大学带头做起，校长本身就是古代经典的大行家，校内重要学者则著书立说以昌明读经典的重要性，课程设计更是环绕这个精神而展开（影响台湾通识教育极大的哈佛「核心课程」与芝加哥「经典教育」，便是其中之ㄧ环）。因此其学府虽也有应世谐俗的部份，但其世俗化、功利化，哪有中国这么严重？中国有这样的大学、这样的校长、这样的经典丛书、这样的课程吗？
目前我们的大学，有白璧德、赫钦斯、布鲁姆等人所批评的一而切毛病，而且既踵事增华，又变本加厉。故他们所说之所有经典该读的理由，我们都适用，抑且比人家还要迫切，还应更加紧地读。
然而，我们想读经典却也不易。梁实秋先生在介绍赫钦斯编的《西方经典》时，即曾感叹东方人也有东方的经典，而期待我们也能参照他们的书，编出一套《东方的经典》来，并希望中文版之外还有英文版。
但我们都知道：目前我们可是甚么也没有呀！
没有书，也没有读者。个别的人喜欢找点古书看，当然也是有的，但我说的是我们缺少经典的读者社会。社会不支持读古书，读经典的人也构不成普遍的社会群体。大家看手机、聊八卦、读畅销书、做明星起居注、打听时尚报导、读考过试以后就扔进字纸篓的教科书、看一切无聊图文垃圾、上网聊天打屁，可就是不读经典。
想要读古书的人，则总是会碰到庞大的压力，问你为何要读、读了有甚么用、现代人何必钟情老古董、古书里面有毒素怎么办、经典为何只能是古籍、那些东西跟我的专业有何关系、对我们未来事业能有什么帮助……等等等。
他要自己先说服自己，跟这些乱七八糟的问题纠缠一通，找出一个勉强自己去读读看的理由。然后再一一应付别人对你居然读经的询问，和没完没了的质疑。身心俱困，口弊唇焦，经典还没读呢，什么兴致全没了！
当代大学生尤其不是经典的读者群。能考上大学，本身就是读教书参考书高手的明证。读那些东西把时间都占满了，故通常没机会读其他的书；读教科书把脑子读坏了，于是也不再能读什么经典；受限于专业体制，更不会去读与专业无关的韩文、杜诗、孔孟、老庄、《金刚经》、《红楼梦》。
因此我们莫说比不上哈佛芝加哥，对早年提倡人文精神的吴宓等前辈，亦当有愧。
其实那时的大学生，无论南北，都具有远比现今通博的精神，不为专业体制所限。
傅斯年在北大读国学，去英国却读心理学，然后到德国再从文科读起，但地质、蒙学、藏学、相对论，什么都学。
赵元任留美，先学电机，后读数学，再转哲学，获博士后再转研究语言。
金岳霖去美国，先是学商，转学政治，得了博士后，又去英国学哲学，回国替赵元任教逻辑课，才最后以逻辑名家。
闻一多在美国本来学美术，后来则以文学著称。
马寅初，在哥伦比亚大学以研究纽约市财政获博士，后来则以人口学闻名。
看来专业云云，对他们只如笑谈，根本视若无物。就是博士学位，也不看在眼里。闻一多、陈寅恪、梅光迪、陈衡哲、梅贻琦、任鸿隽等，都不是博士，吴宓也不是。难道凭陈寅恪、梅贻琦这些人的学问，还拿不到学位吗？当然不是。是他们根本不把学位当一回事。就像鲁迅兄弟在日本读书多年，从来也没想要拿个学位一样。
读书、做学问，就是读书做学问。读书不是工具，学位不是目的，什么专业更是无关紧要。《论语》曰：「君子不器」，又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此之谓也！古人的智慧，即体现在他们的具体生活中。这类事例，不知还能给现在的大学生一些启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