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1986年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通史”课程，当时就曾和学生一起拜读吕思勉先生的著述。但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作品能和思勉先生的奖项联系在一起。“原创”这两个字，是一个时代不断前行的动力，是真正学者的标准，也是对个人永远的激励。
从个人角度观察学界时，我通常把学者分为两类，一类是思想型的，一类是工匠型的——理想状态下当然是二者兼备。我觉得自己属于工匠型，“工匠”也很重要，但可能谈不出什么系统的想法。我只能根据实践中一些个人体会，谈点零散的想法，谈谈通向“创新”“原创”目标的路径问题。
学术研究中的“力度”
“思勉原创奖”值得致敬的特点之一，是注重作品的力度，包括思想力、影响力和持久的生命力，而非执意求快，刻意出新。本次思勉奖获奖的作品，给人印象深刻的是：有的出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学界经历了近30年的评价检验；最为新近的一部，也是五年前的著述。人文学科无法借助实验证明，经得起时间验证的，才是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学术成果。
我个人将“原创”理解为建立在追求、探索过程之上的创见。学术的尊严在于其原创性。原创产生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必定与时代性分不开。当前学术更新的广度和速度，是此前预估不足的。在一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中，在一个存在某种程度失衡状态的社会中，人文学者面对的机遇、挑战和责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突出。当今正应该是思想活跃、激扬文字，“论议争煌煌”的创新时代。但社会上往往是浮泛高调的口号多，而切实致力的方向路径不明确；大轰大嗡的工作方式某种程度上回潮，而扎实稳健的推进不足；学术成果数量大增，然而不少著述看似平平整整，内容却空洞应景，实质内涵乏善可陈。学术毕竟不是“重赏之下”即有成果，表象的繁荣掩盖着思想的匮乏。几十年后回头看，不知有多少著述能够经得起再读。
所以，对于“原创”的重视，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这是老一辈学者的信条，也体现着大热氛围下学术内在的“冷”逻辑。历史的检验是无情的，真正优秀的作品是精心锤炼所得，必然容不得虚浮的空话，必然不会重复繁冗的套话。
好的作品，必定是具有力度的。古人谈到书法家作品“力透纸背”，多将其与气韵沉酣、刚毅激昂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是笔力的刚劲，也是运笔者坚实精神的表征。
研究著述的力度，体现在笔端直指“问题”核心。浩如烟海的著作，生命力可能千差万别。我们经常感到，经典之作往往言简意赅、不事铺陈，而揭示出的事理却让人过目不忘。5000字的《道德经》，其生命力不仅来自深邃的神秘感，也来自其中充盈的练达智慧，既是虚无也是生机，柔韧中渗透出思辨的力度。
现当代学术史上，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内容予人浩瀚无涯之感，仅以寥寥108000字（三联书店1956年版），即对李唐一代政治史作出了精辟论述。陈先生指出的种族与文化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点破了一代政治史之枢要，也指明了研究的重要方向。大家也都熟悉陈先生对于宋代文化成就的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短短数语，勾勒出数千年间的文化走势。这种表述，让读者清晰感受到洞察把握的力量，体悟到概括提炼的力度。
具备影响力的研究，必定有内心力量的支撑，必定出自执著的内在追求。持续努力的历程中，才会逐渐明白达致目标的路径，看清其中的先后浅深，这种追求的动力来自内心。朱熹和弟子谈到颜渊“欲罢不能”的治学追求时说：“所谓欲罢不能者，是它先见得透彻。”（《朱子语类》卷一一八）朱熹本人作《四书章句集注》，切磋琢磨，愈益觉得“义理无穷，知识有限”（《晦庵集·与吕伯恭》），因而穷尽心力，反复“从头整顿”，淬炼修订。
作品的力度来自思想，真正有价值的学术，必定有思想引领。思想的价值在于创见，以学理为基础，以学术底蕴为支撑。思想的力量是学术影响力和生命力的核心与本质。
人文学术的“厚度”
所谓“原创”，当然是指独立完成的创作。但这“独立”，必定建立在积累的厚度之上，背后必定有学术史的清晰脉络。人文学术本身，应该是沉厚丰实的。有厚度，才有精神的高度和思想的力量。我所从事的历史学，从根本上说，是一门注重反思的学问，所有的创新都来自反思。历史的时空感为我们带来观察和体悟的厚度。
所谓“厚度”，主要是指议题生发的土壤，构成研究植根的基础。原创性的研究，洋溢着新鲜感；这“新鲜”，来自丰沃的土壤。如果只重收割不问滋养耕耘，很容易导致土壤贫瘠板结，耗尽一方地力。要保持学术的新鲜感，需要拓宽议题，也需要开掘材料面，培厚土壤。成功的历史学论文，都建立在材料与议题有效结合的基础之上。之所以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正是希望心怀弘旨而坚持实学风气。
许多积累，从阅读中来。广义来说，阅读文献著述，也阅读社会、阅读人生。老师们常说，读懂文本，是一切学问的关键。读书，要从薄读到厚，也要由博返约，从厚读到薄。把书读厚，是要在作品的基础上查证细节，拓宽知识，需求理解；把书读薄，则是要厘清脉络，把握整体结构。如何能够“读厚”，夏丏尊先生曾经举例说：“你现在正读着杜甫的诗集，那么有时候你得翻翻杜甫的传记、年谱以及别人诗话中对于杜诗的评语等等的书。你如果正读着王阳明的《传习录》，你得翻翻王阳明的集子、他的传记以及后人关于程、朱、陆、王的论争的著作。把自己正在读着的书做中心，再用别的书来做帮助，这样，才能使你读着的书更明白，更切实有味，不至于犯浅陋的毛病。”（《怎样阅读》）清代画僧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将毕生的见闻感念都融于画稿之中，这种“搜尽”式的积累，正是他得以与山川“神遇而迹化”的依据。
学术研究的厚度，并非仅靠参考文献、征引篇目体现出来。我们现在看到连篇累牍的论文，页下、文末注释详悉，而全篇平淡乏味，既无新论，亦欠文采。对于“原创”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观察前贤研究中渗透的学术层累，体悟在此之上新的前沿。从这个意义上说，最应该关注的学术规范，不是文末注释的多寡详略，更应该看作品中是否真有学术的延展，真能体现出思想的脉络。
厚度靠材料辨析、考订实证，靠有心人执著积累。近些年来，冷战国际史研究异军突起，档案文献利用出现了多国化、多边化的持续发展，构成这一学术方向最为重要的突破点与内涵。由沈志华教授主持的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收藏整理了苏联、东欧国家与美国的大量解密档案，构建了相关资料独一无二的收藏及检索系统，打下了对冷战史进行高水准学术研究的厚实基础。
有土壤、有耕耘，才有收获、有果实。大家知道，宋代的王安石是中国历史、哲学、文学都绕不过的人物，目前的研究成果堪称丰厚。但应该说，多年来尽管关注面相大为拓展，仍然缺乏实质性的突破。真正突破的契机，可能来自对于一代史事、对于王安石著述及其行实的深度整理与认识。最近有王水照先生主编的《王安石全集》面世；值得期待的，还有华东师范大学刘成国教授考辨详悉的《王安石年谱长编》。《长编》作者从1997年开始研读王安石，到该书截稿，经历了20年时光。“研究过程中种种繁琐考证的乐趣，由一条新史料、一个小细节出发，层层剥笋，环环辨析，宛如破案般直趋历史的现场，由此而获得的知性上的愉悦感，以及自以为可以廓清迷雾最终却发现仍然与历史真实若即若离的怅然若失，则甘苦自知。”这正是学者成熟过程中的真实追求与体验。
对于南宋理学大家朱熹的研究，哲学、文献学、历史学界同样都有深厚积累。朱熹的著述文字，有若干汇聚整理本；仅就书信而言，先有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近有顾宏义《朱熹师友门人往还书札汇编》。
《考证》精审严谨，许多方面有奠基之功；《汇编》整理收录了朱熹与朝中公卿、师友故旧、乡亲门人等书信（包括残篇、断句）2580余通。朱熹的书信直接反映出他对政治、学术等问题的所思所想，反映出他毕生的人际交往情形，学界对此一向高度重视。而以往作为整理依据的工作底本，当年由朱熹门人、后辈编纂，基于政治时局、学派演变、个人理解等因素，编纂者对原始文本的取舍改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初始的面貌。目前一些具有“再开拓”意义的材料比对、整理、辑佚与研究，可能让我们得以对于南宋中期政治文化史以及朱陆关系等问题生发出不同的理解。
2002年，我在浙江大学包伟民教授组织的一次集体研讨反思会上，提出“走向‘活’的制度史”，当时没有想到后来在史学界年轻朋友中产生了一些影响。在那之后相当一段时间中，我几乎不敢再写制度史的文章，担心写不出什么“活”的内容。在其后的教学和研究实践中，对于制度的内在理路与外在关联，对于何谓“活”的制度史，有着不断的反思。我对学生说，所谓的“活”，绝非浮泛飘忽，“活”是产生于沃土的生命力。只有肯下“死”功夫，把根基打得深厚，才能真正成活。
对于“深度”的追求
教育的责任，不仅在教授知识，更在于养育精神。近年国内教育界都在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而努力。跻身“双一流”不是终极目标，真正的愿景在于改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生态，培育一代代能够引领学术方向、引领历史走势的人才，为世界文明贡献学术和思想。这种引领和贡献，要靠无数优秀学人和原创性研究予以推动和支撑。为争取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具备长远眼光，改革评价机制，凝聚人心，与国际主流学界对话。从这个意义上看，思勉原创奖走出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评价与激励道路。
如今的人文学科，承受着“快出成果”的沉重压力。跨入高校门的青年教师，听到的告诫往往是“快发文章”：“还等什么！写了就发，快，快！”沉潜凿实的风气，似乎成了过时的迂拙、难得的奢侈。
在急于出成果、催促短平快的氛围中，“深度”二字尤其值得重视。深度学习、深度思考、深度对话……经常看到这样的提醒与呼吁。学术的创新不在于提法的翻新；创新的根基在于其丰厚内容和严密逻辑，在于其学术内涵体现出来的洞察力与引导力。人文研究中，予人印象深刻的作品，都具有纵深感。这与积累的厚度相关，也与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及追问能力相关。许多不乏成说定论的议题，实际上都有进一步追索的余地。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是治史者熟悉的说法。所谓“一家”，后世学者多认为即是“史家”，或谓史学成家即始于司马迁。我的同事陈苏镇教授则引证辨析，指出司马迁作《史记》，内心抱负不仅在于史学，“一家之言”本意应指以“《春秋》之义”为核心的汉家之言（《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解》）。联系到汉武帝称“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宣帝称“汉家自有制度”，让我们对于“汉家”可能有更加深入的思考。
真能达致深度，要靠持续实践。善于提出问题、深化问题，是成功追索的关键。历史学并不以寻求真相为唯一目的，但我们不能放弃追索真相的义务和权利。所有的深层问题，都具有时代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问。追问的方向、追问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酿就“思想”的过程，也是“思想”引领的过程。
举例来说，2012年《武义南宋徐谓礼文书》由包伟民、郑嘉励领衔整理出版，是宋史学界大事。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就依据传世文献讨论官员印纸文书的形制、功用，如今终于有了一睹其真实面目的机会。两相比照，激发出一系列新的问题。
印纸的实际内容，显然与以往的理解不尽相同。我们既不能仅依据文献记载的条目规定，就认为当年的制度实施有效；也不能只看到运作现实与我们心目中的制度不符，就简单认定为“具文”。“具文”二字可能掩盖着不少实质性的内容，我们不能停留于简单粗疏的论断，不能让我们的研究沦作具文。对于某些制度的“空转”，观察者批评其“空”，体制内注重其“转”。真正的研究，应该追问如何理解这“制度”本身：世上本没有不经实施而存在的“制度”，也没有原原本本谨守规定的“实施”。
就徐谓礼印纸中的考成文书而言，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这尽管异化却始终持续、代价不菲的做法，在当时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存在。退一步讲，即便如批评所言，当时某些做法是体制内敷衍塞责的产物，甚至是地方人事部门对朝廷规定阳奉阴违的表现，我们也很难认为宋廷的行政官员、“行家里手”根本不了解这类情形。因此，仍然需要追问：这种循规蹈矩的“阳奉”，为什么会被认定有其意义；这种显而易见的“阴违”，为什么会被长期容忍。这些问题，都牵涉到对于印纸性质以及“制度”本身的真正理解。
近年来，数据资料库带来了检索的便利，同时出现了浅表式的阅读倾向。这让我们联想到，900多年前，苏轼即曾对比往事，批评时下：“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李氏山房藏书记》）当年由于印刷术的发展，书籍相对普及，引起阅读方式的改变，既产生便利积极的影响，又出现“束书不观”的问题。一晃千年，阅读方式又在发生深刻变化。迅捷广泛地采集信息的便利，使得海阔天空的议论或碎片化的研究成为举手之劳，一些学人不再习惯于专注与深思。
新时代下的学科交叉，带来了新的可能，也产生着新的挑战。经济学与历史学的融通促成了计量史学的成长，同时也使历史学者与经济学家对于史料理解与辨析方式的歧异明显化；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经济史、文学史、艺术史有了长足的进展，人类学重田野，社会学看结构，经济学讲理性，文学关怀注重个性审美，历史学走向多元……有的学科训练着重于作家作品，有的学科则力图把作家群体和各类文本嵌入一个整合的时代画面。大家越来越感觉到，真正具有牵动力的实质性学术突破，往往是从跨越学科的交汇点上开始的；真正的历史图景，恐怕并非平面二维，而是立体多维的层次组合。
真要把握这种多维，对学有所本、各有擅长的学者来说，并非易事。坚持学科特长，尊重差异、超越差异，是学科交叉、融通发展的前提。眼界的开拓，建立在“深度对话”的基础上。科学家霍金曾经说：“语言让我们能够交流思想，让人类通过合作来实现不可能”，“我们需要做的只是确保我们保持对话”。思想的菁华是在犀利敏锐的辩驳问难中凝聚结晶的。从个人阅读到读书班、讨论组、工作坊、研究会，今古之间、阅读者与材料之间、学者之间、学科之间、海内外不同研究派别理路之间，都需要敞开的、深度的对话。大学不是学科的简单相加，对话本身就是切磋琢磨的过程，是综合能力形成的途径。
最后想说的是，我们要特别防范将实质追求、长远目标口号化。就今天整体的学术环境而言，要让学者有独立思考的充分空间，有潜心研究的充分时间；让学者做学者该做的事。就学术组织者的工作而言，要肯下功夫，从根本处做起，培育厚实的基础与元气；创造活跃开放的氛围，鼓励深度思辨的能力，奉献有力度的学术成果，尝试实现一代代学人的追求与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