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的种种乱象，固然同学者个人品德有关，但不仅仅是个人品德问题，它有更深层的制度问题。学术打假、学术批评搞了好些年，学界乱象依然层出不穷，这说明还没有完全触及深层次的体制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学术打假和学术批评就很难有什么真正的进展。说起体制问题，学术与权力的结盟就是学术界种种腐败现象的祸根之一。这个问题虽有人提起，但始终没有引起足够的警惕和真正的重视。

所谓学术与权力的结盟有两种情况：一是当官的、当大官的仗着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到高校拿博士学位，到高校兼任重要的行政领导职务。这种现象已经受到公众的关注和批评。另一种情况是高校的某些学者在校内外只要当上官，更重要的是当上大官，那么他的学术和他所属的学术专业马上就随着他的地位和权力大大膨胀。后一种情况业内早有议论，但对其危害认识不足，也难有作为。战争年代打仗勇敢就可能当官，和平年代则是“学而优则仕”。搞建设确实需要懂专业有学问的学者走向领导岗位，高校各级领导也都是本专业的不错的学者，这原本是正常的现象。我们不是反对懂专业有学问的学者在学校，甚至在社会上当官，甚至当上大官，也不反对当官的和当大官的学者继续搞学问，而是反对学术与权力结盟，反对学术随着权力膨胀，主张学术与权力公开。

学术与权力结盟有种种表现，第一是学术随权力膨胀。某些学者原来还是有学问的，在本专业甚至还是相当不错的。 问题是当他们当上官，当上大官后，学术就跟着膨胀，很快就有各种学术头衔，就成了学术权威。上有领导委以各种学术重任，下有同行胡吹乱棒，自己慢慢地也觉得象个权威了，说话底气也足了，好象所发表的意见都是真理，甚至敢于信口开河。其实他们当官之后，并没有多少时间做学问，学问并没见长，他们的论文和专著不少是学生帮着凑的。他们名头看来很大，但真正业内人士并不买账。只要他们不当官了，学术很快就缩水了，学术泡沫也就慢慢破灭了。第二是专业随着权力膨胀。一些专业的学术带头人如果当上官，特别是当上大官，他所属的专业不管原来水平怎么样，很快就会随着膨胀。他们的专业要经费有经费，要引进人才畅行无阻，要项目有人批，要获奖就有人给，这样很快也就成了什么博士点，什么重点学科，什么基地。某些本来在业内排不上名的专业，由于学术带头人当上官，当上大官，很快就能跻身于全国前列。这种靠权力得来的“前列”有多少水份，能维持多久，是很值得怀疑的。第三是利用权力进行学术交易。某些当上官的学术带头人常常利用手中握有的权力带来的种种资源，你评我的项目我评你的项目，你给我评奖我给你评奖，你给我发论文我给你发论文，你要我的硕士生博士生我要你的硕士生博士生。某些人哪里，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他们快将学界变成大卖场了。这种现象为学人所不耻，但又无可奈何。

学术与权力结盟对学术发展的危害极大，而且祸害无穷。首先它祸害学术，为学术腐败制造土壤。某些当官的学术带头人为了树立权威，扩大影响，就利用一切手段搞重大学术工程，制造大量学术成果，其结果往往只求量不求质，造出不少学术垃圾，甚至出现学术造假。这做法最终是造成学风浮躁，败坏学风，丧送学术。其次是祸害人才。某些当官的学术带头人所在的学科点，往往只顾大量引进人才，壮大队伍声势，并不真正重视人才培养，从德才两方面严格要求年青人，学科点的一些年轻人也跟着当官的学术带头人学习，他们不是老老实实埋头搞学问，而是想方设法早出成果，早评教授，早当上官。众所周知，在高校评职称时当官的就比不当官的有明显的优势，领导还往往美名曰“工作辛苦，应当照顾”。这样一来，在学校不少功底扎实、本来在本专业可以有所作为的年青人都争着当官去了。想走官道的人多了，坐冷板凳埋头搞学问的人少了。学风浮躁，真正的人才出不来，这是学术与权力结盟的最大祸害，这也可以从一个角度回答钱学森提出的“为什么我们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向。”

学术与权力结盟是大家看得见的现象，又是大家对它无可奈何的现象，它不仅是学界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社会的深层次的体制问题。

学术与权力结盟往往又不是明火执仗，不是赤裸裸，而是以一种“合法”的、冠冕堂皇的形式进行，以一种让人哑口无言的方式操作，常常是法律治不了，党纪管不着，这是我们社会一种十分可悲的现象。为了不让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眼下只能靠舆论监督、靠体制改革。在中央决心全面推进各项改革的今天，是不是可以拿学术与权力结盟开刀，让学术与权力分家，比如中央和地方的高官和高校的领导人，不担任学术带头人，高校也不再聘任各级官员担任高校重要的行政领导职务。惟愿这不要成为一种天真的、不切实际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