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于“民国”的意识，是与关于辫子的记忆纠缠在一起的。因为在日本留学期间即剪去了辫子，回国后饱受无辫之灾，而进入民国后，可以昂起没有辫子的头颅，在大街上坦然地行走，这是鲁迅认同民国的最大理由，可见，鲁迅主要是在民族解放的意义上认同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鲁迅小说《风波》，表层意义可以认为是在揭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深层意蕴则是广大民众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困苦。对于鲁迅来说，民国之所以值得爱护，不是因为到了民国人民有了不留辫子的自由，而在于进入民国后，人民有了随意处置自己头发的自由。质言之，在鲁迅看来，民国应该意味着自由。
如果让人们想象鲁迅形象，恐怕大多数人脑子里浮现的是那个很经典的“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形象，而且只能想象出这一种鲁迅形象。很少有人会想象出一个拖辫子的鲁迅形象。但作为汉人，鲁迅最初的男子形象，是拖辫子的形象。鲁迅最迟十多岁时已经留起了辫子①。那个每天在当铺和药店间奔走的少年，那个在泥土里翻捉“原配蟋蟀一对”的少年，那个在沟沿埂边挖寻芦根的少年，那个在三味书屋里摇头晃脑地背书的少年，是拖着辫子的；那个“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因而辗转到了南京求学的绍兴青年，是拖着辫子的；那个在南京四年，先水师学堂后矿路学堂，学英文学德文，学海军学地质学矿物学的青年人，是拖着辫子的。1902年3月，鲁迅从南京经上海到达了日本横滨，一路也是拖着辫子的。在日本东京，这辫子也拖了近一年，直到1903年3月，才毅然将辫子剪去。这在中国留学生中，已经是很稀见之事，是颇有些胆大妄为、离经叛道的意味的。1903年，鲁迅已经二十二三岁。在二十二三岁以前，鲁迅一直是拖着辫子的。1909年秋，鲁迅结束在日本的留学，回国。其时还在满清的统治下，没有辫子很难做人，于是鲁迅在上海买了一条假辫子。假辫子戴了一阵，十分不便，才干脆不要了，昂着一颗没有辫子的头颅在杭州和绍兴的天空下走着，但因此吃了许多苦头。所以，鲁迅曾经是一个拖着辫子的中国男子。不但拖过真辫子，而且拖过假辫子。拖辫子的鲁迅，这也是鲁迅形象之一。
但意识到鲁迅曾经是一个长久地拖着辫子的男子，对于理解鲁迅，其实是并非无关紧要的。
满清入关、主宰中国后，要求汉人男子也如满人一样把头部前面剃光，在脑后留起辫子，“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这句尽人皆知的话就昭示着那旨令的严格。从此，辫子在汉人男子脑后拖了二百六十多年。一开始，汉人是拼命抵抗的，许多人甚至选择了“留发不留头”，宁死也不肯在脑后拖一根尾巴。奇怪的是，到了后来，广大汉人男子不但接受了留辫子的铁律，而且认为男子留辫子是天经地义，不拖着根辫子则不配称作人。当然有一直内心不接受不认可脑后的这根辫子者。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旨令还严格实行着时，这些人不得不 也在脑后拖着根辫子，这时候，他们是心脑不一 的，内心是极其憎恶脑后的那根尾巴的。一旦有可能不需要付出掉脑袋的代价便可把脑后那根尾巴剪掉时，他们便立即将它剪掉，哪怕因此带来的烦恼也并不小。鲁迅便是这样的人之一。在鲁迅的写作生涯中，辫子问题一直是他的一个创作兴奋点。1920年秋，鲁迅连着写了两篇以辫子为题材的小说，这就是收在《呐喊》里的《风波》和《头发的故事》。1921年，鲁迅创作了《阿 Q 正传》，辫子之有无、真假也是小说中一个重要问题。1934年12月，鲁迅写下了杂文《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又大谈辫子问题。直到绝笔之作《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仍在谈论剪辫与民国的关系。完全可以说，一根辫子，纠缠了鲁迅一生。当然早就有人注意、研究过这个问题。例如，陈莹珍 在《现代语文》2009年第5期发表了《浅析鲁迅的反封建思想和“辫子”情结》，从“反封建”的角度论述了鲁迅与辫子的关系和对辫子的言说。说鲁迅有着一种“辫子情结”，是并非没有根据的。
辛亥革命之后，中华民国取代了大清帝国。所谓“民国”，实行的是共和制。共和的现代政治意义，鲁迅当然是懂的。但鲁迅不太习惯以僵硬的政治条款去衡鉴民国的好坏，更多的是从直观的感受出发去品评民国的名与实。辫子问题，是鲁迅感受、品评民国的一个角度。鲁迅对民国的认识，是与辫子相关联着的。
图片
一
在写于1934年底的《病后杂谈之余》里，鲁迅叙说了自己与辫子的关系。鲁迅最初是从辫子意识到满汉之别的：“对我最初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②在写于十四五年前的《头发的故事》中，鲁迅已经借N先生之口说过这样的话：“我们讲革命的时候，大谈什么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其实也不过一种手段；老实说：那时中国人的反抗，何尝因为亡国，只是因为拖辫子。”③满清入关，取代明朝而主宰中原，其实广大中国人是并不很在意的。如果清廷不下达那么严格的剃发令，汉人是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抵抗的。剃发令与传统中国人的发肤观念实在太冲突了，无论如何不能接受，才有南方某些地方的拼死抗清。这一点，历史学界早有人指出过。鲁迅应该早在少年时期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但是，令鲁迅感到奇怪的是，那根曾经被汉人如此抗拒的辫子，后来却成为汉人男子头上绝对不可没有的东西，成为汉人男子的亲近之物甚至宠爱之物。在《病后杂谈之余》里，鲁迅接着说，在他开始有知识的时候，人们早已忘却了这辫子是砍了许多祖先的头才在汉人头上生根的。人们反认为，头发全留便是造反的“长毛”，而全剃则像是和尚，只有剃一点留一点并且把留下的那部分扎成辫子，才是“正经人”。这还不算。还要把脑后这根辫子玩出各种花样来，让它成为玩具、道具。戏台上演小丑的，往往把脑后的辫子打一个结，在上面插上一朵纸花，目的当然是博取笑声。演武丑的则常常把小辫子挂在铁杆上，悠然地吸烟、献技。街头变戏法的，则不须动手，练成了把头一摇则辫子自动跳起来盘在头顶的本领……④鲁迅在《阿Q正传》里，也写了留辫子的习俗是怎样深入汉人之心。钱太爷的儿子留学回来，辫子没有了，他的母亲痛不欲生，竟至于大哭了十几场。他的老婆甚至因此而跳过三回井。对于钱少爷的剪去辫子，阿Q便深恶痛绝，送了他一个“假洋鬼子”的称号，又说他是“里通外国的人”。钱少爷要在中国生存下去，头上没有辫子是不行的。但等到头发长到可以扎辫，那实在太费时日，早在路上被唾沫淹死了。于是钱少爷只得戴起了假辫子，而假辫子只能骗骗不知底细的外庄人，却更令知道底细的阿Q鄙视、憎恶：“辫子而至于假，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也不是好女人。”⑤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律令实行了二百多年，到了清末，便不能如此严格地继续了。汉人男子，要将辫子剪掉，换成其他发式，一般情形下已经不至于掉脑袋了，虽然仍然会有许多麻烦。这是从一些史实可知的。章太炎1900年夏秋间，在上海剪掉了“作为对清王朝忠顺标记的长辫”，并且还写下了《解辫发》，从此章太炎便留着短发，穿着西装，大摇大摆地走在路上。⑥鲁迅1903年在日本剪去了辫子，算是在清末即以此种方式表示对满清统治的反抗者之一。那时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很多，既然是清廷的“子民”，当然须留着辫子，何况还有官方派遣的监督。鲁迅在《藤野先生》的开头， 便描绘了中国学生的头上景观：“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⑦这也算是鲁迅一生中多次对辫子的言说之一。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一开始便回忆“剪辫”。许寿裳说，他自己和另一名同班的韩强士，是到东京的当天便将辫子剪掉了，鲁迅则是弘文学院江南班剪辫第一人：
这天，他剪去之后，来到我的自修室， 脸上微微现着喜悦的表情。我说：“阿，壁垒一新！”他便用手摩一下自己的头顶，相对一笑。⑧
剪去了这象征着满清统治的辫子，鲁迅内心的欢欣是可想而知的。
满清官府对汉人的剪辫怒目而视，但已难以惩之以砍头。剪辫带来的麻烦，主要不是官府所施予，民间社会、汉族同胞，才是迫害剪辫者的基本力量。鲁迅以三种方式言说过剪辫者的悲苦遭遇。《头发的故事》中N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说了剪辫后的苦痛；《阿Q正传》里小说的叙述者叙述过被阿Q称作“假洋鬼子”的钱少爷失了辫子后的难堪。《头发的故事》中的N与《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都是小说人物。而在杂文《病后杂谈之余》中，鲁迅回忆了自己剪辫后的烦恼。这三种言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头发的故事》中的N也是留日学生。到日本后，剪掉了辫子，便遭到将辫子盘在头顶上的同学的厌恶。回国时，一到上海便买了根假辫子。假辫子大概只能蒙骗路人，难以让天天相见者长久不生疑。N头上的辫子终于被人们识破真相。人们于是一边冷笑着，一边认定N有着杀头的罪名。有一位本家，还打算去官府告发，只是因为担心革命党的造反可能成功、清廷可能被推翻，才终于没有去。既然假辫子并不能起到真辫子的作用，N便干脆废除了这假辫而昂着无辫之头、身着西服在路上走着。于是便一路都是笑骂声，甚至有人追着骂“冒失鬼”“假洋鬼子”。N于是不穿洋服而改着长衫，人们骂得更厉害了。N之所以易西服而着长衫，是想与中国“固有”的习俗靠近一点，庶几多少可抵消一些无辫之罪。人们之所以骂得更厉害，则因为在他们眼中，辫子与长衫是不可分离的，穿长衫而头上却没有辫子，那就更不伦不类、非驴非马了。在这样的逼迫之下，N只得用手杖护卫自己了：路上遇到有人骂，便打。打过几回，再走旧路，就没有人敢骂了。只是如果走的是没有打过的地方，还会有人骂。手杖只能制止惯走之路上的笑骂，却并不能消除无辫带来的所有苦恼。宣统初年，N到本地中学当监学，“同事是避之惟恐不远，官僚是防之惟恐不严，我终日如坐在冰窖子里，如站在刑场旁边，其实并非别的，只因为缺少了一条辫子！”⑨N说他民国元年冬天到北京，还因为没有辫子而被人骂过几次。所以，《头发的故事》中有这样的叙述：
N忽然现出笑容，伸手在自己头上一摸，高声说：
“我最得意的是自从第一个双十节以后，我在路上走，不再被人笑骂了。……”⑩
对于N来说，“民国”的意义首先体现为拥有了不留辫的自由。N的民国意识，首先是剪辫意识，是可以不拖辫子的意识。
《阿Q正传》里，钱少爷从东洋回来，头上没有了辫子，他的母亲痛哭了十几回，到处对人解释，说这辫子是被坏人灌醉了后剪去的，本来回来可以做大官的，现在不行了。钱少爷的老婆则因此跳了三回井。钱少爷只好拖起假辫子。被阿Q辈称作“假洋鬼子”的钱少爷，走在路上自然不会不被人笑骂，于是钱少爷无奈之下也只好打：
这“假洋鬼子”近来了。
“秃儿。驴……”阿Q历来本只在肚子里骂，没有出过声，这回因为正气忿，因为要报仇，便不由的轻轻的说出来了。
不料这秃儿却拿着一支黄漆的棍子——就是阿Q所谓哭丧棒——大踏步走了过来。阿Q在这刹那，便知道大约要打了，赶紧抽紧筋骨，耸了肩膀等候着，果然，拍的一声，似乎确凿打在自己头上了。
“我说他！”阿Q指着近旁的一个孩子，分辩说。
拍！拍拍！⑪
钱少爷剪辫后的遭遇与应对笑骂的方式，与《头发的故事》中的N很相似。
如果说鲁迅以小说的方式两次言说了剪辫后的苦痛，那在《病后杂谈之余》里则是叙说自己的亲身经历。
在《病后杂谈之余》里，鲁迅说，自己在日本剪了辫，剪下的辫子一半送给了客店的女佣做了假发，一半送给了理发匠。1909年结束留学回国谋生，知道没有辫子很麻烦，便在上海以四元大洋买了一条假辫子。那时上海有一个专做假辫子的专家，留学生无人不知。那时候，留学日本的固不必说，留学欧美者，也要经上海往返。回国，都要在上海登陆。而留学生在国外期间都有些人剪掉了辫子，欧美留学生剪辫者应该更多。而回国生活，没有辫子不行，便往往一上岸便想法装一条假辫子，这样才催生了假辫子生意的出现，也才有上海的制假辫名家产生。装一条假辫要四元大洋，那实在是很昂贵了，然而却决不打折扣。假辫虽然做得巧妙，但如果知道你是留学生而存了怀疑的心，就很容易看出破绽。冬天还可以用帽子遮掩一下，夏天却无法遮掩。如果走在路上掉下来了，或者被人扯下来了，那就比本来没有辫子更难堪。假辫子戴了一个多月，鲁迅就干脆弃而不用了。没有辫子，走在路上便很不太平了。呆呆地看着你的脑袋，算是很客气很节制了。但更多的人是冷笑，是恶骂。说你偷了人家的女人因而辫子被人强行剪去了，也算是很客气很节制，“大则指为‘里通外国’，就是现在之所谓‘汉奸’。我想，如果一个没有鼻子的人在街上走，他还未必至于这么受苦，假使没有了影子，那么，他恐怕也要这样的受社会的责罚了。”⑫
本来，满清入关、主宰中国之初，汉人遵令留起辫子，在某种意义上是可称作“汉奸”的。二百多年后，倒是汉人不留辫子则成了“汉奸”，这观念的变化过程实在耐人寻味。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里叙说的自己遭受“无辫之灾”的情形，与《头发的故事》里的N和《阿Q正传》里的钱少爷，是很相似的。所不同者，N和钱少爷两个小说人物都有以手杖回击路人的行为，而鲁迅没有说到自己也有以手杖教训笑骂者之事。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中回忆说，当时绍兴府学堂的教职员常常在星期日乘画舫到禹庙兰亭去游玩：“画舫里面本备有各种博具，只要乘客一开口，就可以拿出来玩耍。这群教职员当中，只有鲁迅先生没有辫子。消息传到城里，说画舫中还有一个和尚，社会间即刻想到府学堂的教职员们借游山水为名而在画舫中赌博。鲁迅先生上当之余，只有退却。从此他不再随喜他们乘画舫游山水了。”⑬没有辫子，不仅仅是走在路上被嘲骂，还有种种难以预料的尴尬、猝不及防的难堪。孙伏园说，那时“鲁迅先生常常拿一根手杖，就是《阿Q正传》中所谓哭丧棒。”⑭可见，N 和钱少爷两个小说人物的手杖，也是从鲁迅手里挪移过去。N 和钱少爷所受的“无辫之灾”，基本是上鲁迅自身的经历，鲁迅没有说自己用手杖回击路人，孙伏园也没有这样说。N 和钱少爷用手杖做武器这一层， 可能是鲁迅的虚构，但也可能同样是鲁迅实际做过的事情。
二
在《病后杂谈之余》里，鲁迅回忆了在清末遭受的“无辫之灾”后，写道：
“不亦快哉！”——到了一千九百十一年的双十，后来绍兴也挂起白旗来，算是革命了，我觉得革命给我的好处，最大，最不能忘的是我从此可以昂头露顶，慢慢的在街上走，再不听到什么嘲骂。几个也是没有辫子的老朋友从乡下来，一见面就摩着自己的光头，从心底里笑了出来道：哈哈，终于也有了这一天了。
假如有人要我颂革命功德，以“舒愤懑”，那么，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剪辫子。⑮
鲁迅对于“民国”的认识，是与辫子紧紧纠缠着的。大概因为在满清统治时期所受“无辫之灾”太深重，民国的第一功德，竟然是可以坦然地剪辫子，可以没有辫子而自由自在地走路和游玩。《头发的故事》中的N也表达过同样的民国意识。这当然也是鲁迅把自己精神上的东西移植到小说人物身上。
鲁迅接着写道：
然而辫子还有一场小风波，那就是张勋的“复辟”，一不小心，辫子是又可以种起来的，我曾见他的辫子兵在北京城外布防，对于没辫子的人们真是气焰万丈。幸而不几天就失败了，使我们至今还可以剪短，分开，披落，烫卷……
张勋的姓名已经暗淡，“复辟”的事件也逐渐遗忘，我曾在《风波》里提到它，别的作品上却似乎没有见，可见早就不受人注意。现在是，连辫子也日见稀少，将与周鼎商彝同列，渐有卖给外国人的资格了。⑯
张勋“复辟”，鲁迅特别在意的是辫子问题。对于鲁迅来说，张勋的“复辟”，将首先意味着辫子的“复种”。在鲁迅那里，“清国”与“民国”的对立、帝制与共和的不相容，首先体现为辫子与民国和共和的对立与不相容。鲁迅接着说，到了三十年代，在各种绘画上，“从没有见过一条我所记得的辫子”。见过几幅阿Q像，当然要画阿Q的辫子，但都画得不“合式”。⑰鲁迅慨叹年轻人已不知辫子的底细，而年老者也将这底细忘却，却反证了鲁迅自己直到暮年仍然对辫子念念不忘。
谈论鲁迅对辫子的言说，当然不能不谈小说《风波》；而谈论小说《风波》当然应该联系张勋复辟的历史背景。但张勋之复辟，却并非一介武夫的心血来潮，而是与袁世凯当国后浓重的复古气氛相关联的。
李宗一、曾业英等人所著的《中华民国史》第二卷（1912-1916）论述了袁世凯当政后掀起的复古逆流和清室的复辟活动。在民国元年、二年间，专制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的斗争还是十分激烈的。辛亥革命对专制主义的冲击，还在继续。但是，袁世凯站稳脚跟后，便开始了对民主主义思想的清算。在对民主主义思想清算的同时，是文化复古潮流的浊浪滔天。尊孔则是这逆流的典型表现。各种尊孔团体在各地出现。其中尤以孔教会的活动最为引人注目。孔教会由陈焕章、沈曾植、梁鼎芬、姚文栋等人于1912年10月在上海发起成立。尊孔显然得到袁世凯的大力扶持。而尊孔的前提是对新思想、新文化的否定。恢复帝制，是这时期狂热尊孔的题中应有之义。⑱来新夏等人所著的《北洋军阀史》，也对此时期尊孔与复辟的关系做了强调。在张勋复辟的前几年，“孔教会”“孔圣会”“崇道会”等以尊孔为宗旨的团体在各地涌现，而《孔教会杂说》《不忍杂志》等尊孔刊物也纷纷出笼，封建余孽、军阀政客都积极参与尊孔活动。孔教会总干事，则由仍然拖着辫子的张勋担任。明白了张勋是孔教会的总干事，就不难理解这时期遗老、军阀、政客的狂热的尊孔与几度复辟的关系。“不言而喻，这些尊孔复古活动是袁世凯实施帝制的准备，但也不可避免地为一切复辟势力提供了思想武器。”⑲换言之，这股尊孔狂潮，既能够为袁世凯帝制自为提供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持，也能够为张勋复辟清室提供思想、理论方面的根据。
1917年6月，张勋率领他的辫子军进入北京，鲁迅是目睹了的。张勋的辫子军，对于没有辫子的人“气焰万丈”，一定让鲁迅想起了自己在清末所受的“无辫之灾”。而张勋复辟，最令鲁迅痛苦的，应该就是又不得不留起辫子。7月1日，溥仪宣布复辟，于是：
在一片复辟声中，各地的封建“逸民”、军阀中的新旧官僚、洪宪帝制的余孽也都趁时而动。北京早已被用作装殓死尸的朝冠朝靴、花衣蟒袍，虽每套从二十元一下子涨到一百二十余元，但也被那些“新贵”们抢购一空。街上更有拖着假发辫、头戴红顶花翎的人招摇过市。据记载，当时前门外有些铺子的生意大为兴隆，“一种是成衣铺，赶制龙旗发卖；一种是估衣铺，清朝袍褂成了刚封了官的遗老们争购的畅销货；另一种是做戏装道具的，纷纷有人去央求用马尾给做假发辫”。福建督军李厚基得悉复辟的消息后，当即下令拨款五千元，赶制千面龙旗分发，以表示对 复辟的拥护。张勋的巢穴徐州更是喧嚣一时，“其一般亡国大夫，宗社余孽，俳优蔑片，赌棍流氓，皆趋附焉”。而张勋也“藉此以为固结人心之计，今日保送一知事，明日指委一要差，甚至中将少将之职，等于烂羊。”⑳
这里说到的情形，鲁迅是见证者。当鲁迅看到假发生意又开始红火、假发辫又在流行时，内心的焦虑、惶恐、痛楚是不言而喻的。张勋复辟时，鲁迅在北京，而以张勋复辟为题材的小说《风波》却将故事发生地设置在浙东农村，但可以断言，《风波》的创作源起，是张勋复辟期间鲁迅在北京的见闻和感受。或者说，《风波》酝酿于张勋复辟时的北京。1917年7月1日至12日，鲁迅在北京耳闻目睹着复辟期间的种种情形。这期间的耳闻目睹和万般感受，并未随着张勋复辟的结束而消失，而是在心中发酵着。三年以后，当鲁迅决定把对张勋复辟的见闻和感受以小说的方式表达出来时，他选择了以家乡浙东农村为故事发生背景。而将辫子问题作为情节的推动力和矛盾的焦点，则因为张勋复辟期间辫子问题对鲁迅刺激特别大。张勋的辫子兵对没有辫子的人气焰万丈，复辟开始后辫子又变得必要以及假辫子生意的复兴，深深刺激了鲁迅。所以，张勋复辟，对于鲁迅来说，首先意味着辫子的“复种”。而鲁迅之所以特别在意张勋复辟期间的辫子问题，则因为辫子与他许多阴郁、痛苦的记忆纠缠在一起。
张勋的复辟闹剧只上演了十二天。到了7月12日，段祺瑞指挥的“讨逆军”便将张勋的“辫子军”彻底击溃。来新夏等人所著《北洋军阀史》有如此有趣的叙述：
12日凌晨，“讨逆军”五万余人兵分三路，对北京发起总攻。“辫子军”在“讨逆军”飞机、大炮的轮番轰击下，纷纷弃械投降或溃逃。可称为奇观的是，战场上除了大量被遗弃的枪械外，还有满地的辫子，这是“辫子军”为便于逃命而剪下丢弃的。在“辫子军”败逃的同时，复辟的主要人物也都纷纷自逃生路。张勋逃匿于荷兰使馆，溥仪发表了一则极力为自己与清室洗刷罪责的声明并宣布退位后逃入英国使馆，康有为托庇于美国使馆。12天的复辟丑剧至此落下帷幕。㉑
张勋的“辫子军”，是民国建立后一直未剪辫的。他们进入北京后对已经剪辫者气势汹汹，妄图让辫子重新在每一个中国男子脑后摇晃。但没想到却是以复辟的方式终结自己头上辫子的生命。
再回到鲁迅为何选择浙东农村为《风波》的故事发生地问题。
民国成立后，并非所有人都立即剪去了辫子的。张勋的“辫子军”是“辫帅”张勋严令留辫，另当别论。一些遗老、名流仍然留着辫子，也应当另做分析。这里要强调的，是在民间，在底层人民中，也有些人进入民国后仍然没有剪辫。在北京，这样的人也有，而且当张勋复辟时，为数还不少，不然就没有鲁迅所见的“辫子军”对没有辫子的人“气焰万丈”的事了。鲁迅1914年8月11日日记有如此记述：“佣剃去辫发，与银一元令买冒。”㉒此时，距民国成立已经二年半有余，鲁迅的这个佣人才剃去辫发。鲁迅送其大洋一元，让其买帽，应该不是为了御寒。时方八月，当然无寒可御。那么，买帽就只能理解为是为了“遮丑”。这说明，在那时候的北京，底层民众还视男子头上无辫为丑态。至少，留了一辈子的辫子突然没有了，会一时间感到不习惯，而戴上帽子，则是让自己尽量没有别扭感。
民国以后仍然留辫者，城市肯定少于农村。北京是大城市，又是中华民国的首都，底层民众仍然留辫者应该更少些。而鲁迅的小说《风波》，需要一个有许多人仍然留着辫子的环境，不然故事便无由展开，冲突就难以形成。而鲁迅熟悉的浙东农村，在1917年的时候，应该仍然有许多留辫者。这是鲁迅把《风波》的故事发生地放在浙东农村的一种原因，但并不是唯一原因。还有另外的原因在，下面分析《风波》时再论。
三
说在鲁迅的头脑里，辫子记忆与民国意识总是纠缠着，并不意味着鲁迅的辫子记忆仅仅只是与异族压迫和反抗异族压迫相关联。“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当然首先意味着异族的残酷统治。但是，如何处理头发却与生死相关，却直接决定着脑袋的保与不保，却又让人想到鲁迅所说的“奴隶规则”的变幻莫测。如果统治者对人民如何处理头发的规则是一直不变的，那无论要求人民把头发处理成什么样，人民也还好对付。但如果这规则是没有规律地变化着的，那人民便只能哀叹无所适从了。所以，鲁迅对于辫子的记忆，又是与鲁迅对人民 “想做奴隶而不得”的认识相联系着的。民国与头发的关系，不应该只是进入民国，人们有了不留辫子的自由，而应该是在民国，人们有了任意处理自己头发的自由。民国之所以值得热爱、赞美，是因为头发不再成为问题，尤其不再与生死相关。
现在谈谈《风波》。
鲁迅的小说《风波》，到底有着怎样的思想意蕴？长期以来，我们的理解是：《风波》表现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表现了辛亥革命未能触动、改变广大底层民众的思想观念，表现了广大底层民众对辛亥革命的隔膜、冷漠。总之是，小说表现了鲁迅对辛亥革命的失望。这样的理解当然绝对没有问题。辛亥革命确实对底层社会的影响不大。包天笑在《钏影楼回忆录》里，说到自己于辛亥革命过去七八年后，为写小说《留芳记》而到北京搜集资料，其中有这样的感慨：
图片
我这时便想着手搜集资料了，谈何容易，这真是一个艰巨的工作。我此次来北京，距离辛亥革命，已经有七八年了，洪宪时代也已过去，正是北洋军阀当权的时期。而我是生长在江南的人，从武昌起义，一直到清帝让位，江南人好像随随便便，没有什么大关系，譬如叉麻雀扳一个位，吃馆子换一家店；糊糊涂涂睡一觉，到明天起来，说道已经换了一个朝代了。
还记得江苏宣告独立之日，程雪楼（德全）以巡抚而易为督军的时候，我和《时报》一位同事程君，到苏州去观光一下。但见抚台衙门前只不过飘扬了一面白旗，至于老百姓，正是行所无事，各安其业，古人所谓匕鬯不惊呢。所以我必须在北京多搜集资料，因为此地虎斗龙争，狼奔豕突，可歌可泣，可怒可惊的轶事正多，这是我们治野史的所万不能放弃的呀！㉓
图片
包天笑是江苏吴县人，距浙东不远，他所说的辛亥之后的情形，也正是浙东的情形。但是，表现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应该并非小说《风波》的全部意旨。我以为，这只是小说的表层意旨，正如批判科举制度只是《孔乙己》的表层意旨一样。小说《风波》更深层的意旨，在于表现广大民众“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惶惑、苦痛。
也可以说，小说《风波》先期表达了写于五年后的杂文《灯下漫笔》中表达的思想。在《灯下漫笔》中，鲁迅说，中国人向来没有真正获得过“人”的地位，最好的状态是当上了“奴隶”，而更多的时候是连“奴隶”也当不稳。每有战乱，中国的百姓其实都是“中立”的，自己都不知道属于哪一面。但其实是两面都属于又两面都不属于。强盗来了，百姓便属于官的一面，被杀掠；官兵来了，又并不把百姓当自家人，于是仍然被杀掠。这时候，百姓便希望有一个固定的主子，替自己制定稳固的“奴隶规则”。但可惜历史上这样的时候并不多。五胡十六国的时候，黄巢的时候，五代的时候，宋末元末的时候，都是百姓没有稳固的“奴隶规则”可遵循的时候。匪寇来了，百姓属于官家人，要杀掠；官兵来了，百姓又被视作匪寇，也要杀掠。鲁迅说，如果遇上张献忠这样的人，百姓的命运就特别凄惨了。不服役纳粮的，自然要杀；老老实实服役纳粮的，却也要杀；与他为敌的，自然要杀；归顺他的人，却也要杀。“奴隶规则”被张献忠彻底破坏。这样的 时候，百姓便盼望着换一个别的较为尊重他们的“奴隶规则”的主子，这规则无论新旧，也无论宽严，只要比较明确、稳定，使百姓能够走上“奴隶的轨道”，就谢天谢地了。所以，历史上的所谓“太平盛世”，无非就是天下大乱后，出现一个比较强悍、聪明、狡猾的人，收拾了乱局，然后便是为百姓厘定“奴隶规则”：“怎样服役，怎样纳粮，怎样磕头，怎样颂圣。”，而且这规则，能够比较长久而稳定地实行，就是百姓心目中的“天下太平”了。所以，鲁迅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时代：一是百姓“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是百姓“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㉔
百姓对“奴隶规则”的无所适从，在头发的处理方式上也表现出来，满清主宰中国，下达剃发令，“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汉人男子必须剃去头部的前面，在脑后垂下辫子。而洪杨造反后，则又实行“留辫不留头，留头不留辫”的政策，在东南一带，许多脑袋连着辫子一起掉下来。到了民国，可以安然地剪掉辫子吧，却又遇上张勋复辟。在写于同一时期的《头发的故事》里，N就对头发给中国百姓造成的苦痛大发感慨：“顽民杀尽了，遗老都寿终了，辫子早留定了，洪杨又闹起来了。我的祖母曾对我说，那时做百姓才难哩，全留着头发的被官兵杀，还是辫子的便被长毛杀！”㉕头发的处理方式是“奴隶规则”之一种。辛亥革命的时候，一些激进的人，甚至是警察一类人，强行剪别人的辫子。虽然没有洪杨那般“留辫不留头，留头不留辫”的官方命令，但强行剪去路人的辫子，也意味着头发处理规则的改变。而《风波》里的七斤，便是在辛亥革命时在城里被那些激进者强行剪去了辫子。原以为剪去便剪去，反正民国了，谁料想大清又复辟了，没有辫子又要掉脑袋了——鲁迅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表现了七斤这样的百姓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困苦。
《风波》里，借赵七爷和九斤老太的口，说到了“长毛时候”，这决非可有可无的闲笔，而是必须出现的背景。而在浙东一带，洪杨的确因为辫子而杀了许多人。蒋梦麟是浙东余姚人，他1917年夏结束留美生活回到家乡时，见到一部分人把辫子剪掉了，一部分人仍然留着。村中八十岁的刘老汉也把留了七十多年的辫子剪了：“他说，五十年前太平军侵入县城时，许多脑袋连辫子一起落了地，现在我们虽然丢掉辫子，脑袋总还存在。”㉖有了洪杨“留辫不留头，留头不留辫”的背景，七斤们“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境遇才有历史性的证明。这也是鲁迅把《风波》的故事发生地放在浙东农村的一种原因。民国成立后，底层民众许多人还留着辫子，实在并非对清王朝留恋不已，而是担心关于头发的规则不知何时又变回来。辫子这东西，剪掉容易，留起来就难了。而当张勋复辟时，从北京到浙东农村，那些仍留着辫子的人，应该庆幸自己有先见之明。㉗《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是鲁迅最后的文章，没有写完就去世了。时在1936年10月，距中华民国成立二十五年。文章回忆了章太炎1900年毅然剪去辫子并做《解辫发》的事迹，并引用了一段章氏《解辫发》中慷慨激昂的话。鲁迅说，二十五年来，自己养成一个用手摸一下头顶的习惯：
图片
这手势，每当惊喜或感动的时候，我也已经用了一世纪的四分之一，犹言“辫子究竟剪去了”，原是胜利的表示。这种心情，和现在的青年也是不能相通的。假使都会上有一个拖着辫子的人，三十左右的壮年和二十上下的青年，看见了恐怕只以为珍奇，或者竟觉得有趣，但我却仍然要憎恨，愤怒，因为自己是曾经因此吃苦的人，以剪辫为一大公案的缘故。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假使当初为了保存古迹，留辫不剪，我大约是决不会这样爱它的。张勋来也好，段祺瑞来也好，我真自愧远不及有些士君子的大度。㉘
图片
鲁迅憎恶满清统治者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也同样憎恶洪杨的“留辫不留头，留头不留辫”。关键问题不是辫子的剪与留，而是剪也好、留也好，都不能出自强制。人应该有自己决定如何处置自己头发的自由。鲁迅之所以爱护中华民国，是因为民国给予了人民剪辫的自由，而并非下达了必须剪辫的命令。总而言之，在鲁迅眼里，民国，应该意味着自由。
2020年8月4日星期二
注释（向上滑动阅览）
①②④⑫⑬⑭⑮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关于“抒愤懑”》，见《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79、186、186-187、188、189、189、19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③⑨⑩㉕ 鲁迅：《头发的故事》，见《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62、464、462、46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⑤⑪ 鲁迅：《阿Q正传》，见《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96-497、49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⑥ 姜义华：《章太炎评传》，第57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
⑦ 鲁迅：《藤野先生》，见《鲁迅全集》第二卷，第302页，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⑧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见《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第210-211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⑯⑰ 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见《鲁迅回忆录》专著上册，第103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⑱ 李宗一、曾业英等著：《中华民国史》第二卷（1912-1916）下，第483-485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
⑲⑳㉑ 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上，第329-330、473、479页，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6。
㉒ 《鲁迅全集》第十四卷，第12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㉓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426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㉔ 鲁迅：《灯下漫笔》，见《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13页，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㉖ 蒋梦麟：《西潮·新潮》，第103页，长沙：岳麓书社，2000。
㉗ 民国成立后不久，孙中山曾致电各地，要求令到之日起，二十日内一律将辫子剪除，显然未能切实实行。
㉘ 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见《鲁迅全集》第六卷，第556-55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此文原载于《东吴学术》202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