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的欧美文论界乃至整个知识界，哈罗德·布鲁姆的名字确实十分显赫，招来的非议也很多。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也就是布鲁姆的批评生涯进入高峰之际, 一方面, “布鲁姆的著作被人们贪婪地阅读, 并经常受到热烈的评论。诸如肯尼斯·伯克、爱德华·赛义德、海伦·凡德勒 (Helen Vendler) 这些颇具洞见的评论家以及布鲁姆在耶鲁的同事德曼和米勒都高度赞扬他的著述是对当代思想史的极为卓越和重要的贡献”。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批评家在承认他的才华和渊博学识的同时却对他的激进观点和著述风格持尖锐的批评态度。
近十多年来，随着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对文学研究的挑战的日益明显，布鲁姆引起的争议就更多：坚持文学研究的精英立场者把他看作是当代精英文学研究的旗手和最后一位捍卫者，而介入后现代理论及文化研究的学者则认为他是一个十足的保守派和“过时的”人文主义者。在中国，布鲁姆的名字常常和德里达放在一起讨论，其实并不然。2001年9月, 德里达来北京讲学时，我曾有幸拜访了这位哲学大师。当我们谈到他当年离开耶鲁的不愉快经历时，不禁提到布鲁姆这位老朋友的名字。我无意说了一句, “布鲁姆现在名气可大了” (Bloom is now so well-known) ！而善于玩弄文字游戏的德里达却淡淡地说道, “是嘛?他倒是十分走红, 但不能说著名” (He is indeed popular, but not famous）。这倒是说明了成为一位显赫的公众人物的布鲁姆从另一方面说来失去了学术界的一大批老朋友。但是究竟应当如何评价布鲁姆的批评理论及其对当今的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意义？这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布鲁姆：从弑父到修正主义诗学
为了全面地了解布鲁姆的批评理论的发展轨迹及重要影响，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他的学术批评道路的独特性。正如格雷厄姆·艾伦 (Graham Allen) 所坦率地承认的, “与诺斯洛普·弗莱和艾布拉姆斯这些老一辈浪漫主义文学研究者所不同的是, 哈罗德·布鲁姆属于这样一代批评家，他们的批评生涯似乎进入一种‘先于’ (before) 和‘后于’ (after) 多样性发展的叙事中。然而，与他先前的耶鲁同代人，杰弗里·哈特曼 (Geoffrey Hartman) 、保罗·德曼以及希利斯·米勒形成对照的是，上述所有那些人都通过在自己的解释风格和批评实践中出现的深刻变化而流露出欧陆理论在英美批评界的影响，而要解释布鲁姆批评观念的转向则似乎很难。”言下之意就是，布鲁姆的耶鲁同事大多师从某一位欧陆理论大师，或者是某种欧陆理论在北美的主要代言人或阐释者，而布鲁姆的理论发展脉络则十分复杂， 在他身上很难找到某个欧陆理论大师的独特影子，也很难说他师承的是哪一位欧陆理论家。
有人认为他的修正主义理论可以在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说中找到源头，而他本人则在承认弗洛伊德对他的影响和启迪的同时，断然否认, “我决不是一个弗洛伊德主义文学批评家, 我也不承认有这样一类文学批评家。在我的书中我列举的那么多玩笑话中，我最喜欢的一个而且经常重复的一个就是，弗洛伊德主义文学批评就像一个神圣罗马帝国 (Holy Roman Empire) ：既不神圣，也不罗马，又非帝国；而且既不具有弗洛伊德的特色，也非文学，又非批评。我对弗洛伊德的兴趣来自这样一种与日俱增的认识，即弗洛伊德是威廉·莎士比亚的编码者或抽象者。”众所周知，莎士比亚也是弗洛伊德最喜欢的作家之一，因而布鲁姆试图证明的是，他和弗洛伊德都直接受惠于莎士比亚 (文学) , 而决非受惠于某种理论。可以说，布鲁姆是一位植根于美国文学批评传统之土壤的天才，或如有人所称的“怪才”。他在经历了多次“弑父”的实践后发展了一套自己的批评理论，也即一种具有“修正主义”特征的文学批评理论。这种理论并非那种指向理论本身的元批评理论，而更是直接指向作家及其作品的实践性很强的理论。这也许正是他颇受正统学院派理论家非议的一个重要原因。
哈罗德·布鲁姆 (Harold Bloom) 1951年毕业于康乃尔大学, 师从著名的浪漫主义研究学者艾布拉姆斯, 后来到新批评派的大本营耶鲁大学继续学业, 于1955年获得博士学位。年仅25岁的布鲁姆只用了四年就拿到了文学博士学位, 这在当时的耶鲁大学文科各系都是极为罕见的。布鲁姆毕业后长期在耶鲁大学任教, 现任该校斯特林人文学科讲座教授, 并兼任纽约大学伯格英文讲座教授, 美国艺术与人文科学院院士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 。和他的耶鲁同行不一样的是, 由于布鲁姆的批评理论中的想象性“创作”成分过多, 很少道出对他产生影响的前辈宗师, 他一直被排斥在更加具有学院和科学色彩的美国艺术与科学院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院士的大门之外。当然, 布鲁姆一生著述甚丰, 其高产程度在整个西方人文科学史上都是罕见的。他迄今已出版专著近三十部, 而由他编校并撰写序言的文学作品和其它书籍则多达五百多部。几乎他的每一本书出版都会引起媒体的较大反应, 但美国的学术界近几年来却在有意识地冷落他, 甚至把他当作一位流行的、通俗的大众学术明星。我认为, 这是有失公允的。仔细追踪布鲁姆的批评和学术生涯的发展, 我们可以发见一条清晰的发展轨迹，那就是误读和修正。
确实, 对布鲁姆的渊博学识和自然天成的天赋, 无论是他的同道或反对者都无法否认, 因而他通常又有学术“怪才”之雅号, 但对他的批评理论的激进性和对抗性却大有人持非议甚至否定的态度。应该承认, 他既曾一度是解构批评在美国的鼓吹者, 后来又是对这种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模式提出激烈批评的反对者。布鲁姆的理论背景比较复杂, 但有一点必须指明的是, 他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始终情有独钟, 并且如同他的理论先驱者一样, 也十分喜爱浪漫主义文学, 并且在这方面有着精深的造诣。布鲁姆作为一位通晓多种语言的文学理论大师, 对修辞手法的使用尤其精当, 但他却不像他的耶鲁同事德曼和哈特曼那样“极端地专注文本”。作为一位人文主义者, 他认为文学是一个特殊的研究领域, 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的人也和从事创作的人一样, 必须具备较高的才气, 而这种才气并非后天可以培养的, 而是与身俱来和自然天成的。可以说他本人在事业上的成功就是这种与身俱来的才气和后天的勤奋相结合的产物。这也是他为什么赞同精神分析学的不少理论观点的一个原因, 在他的理论批评中, 从来就不否认人的主体作用。他和加拿大文学和文化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一样, 对浪漫主义诗歌尤其十分专注, 并以一种浪漫主义诗人的气质和才性批评理论与学院式批评相对抗。因此, 无论我们赞同与否, 我们都会觉得, 阅读他的著作可以感觉到他本人的气质和才华, 我们仿佛在和一个才华横溢的批评大师直接对话, 往往在对他的激进理论的困惑不解之中得到瞬间的顿悟。
此外, 布鲁姆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他的导师艾布拉姆斯的研究, “正如布鲁姆所表明的, 他本人不仅受到弗莱的强烈影响, 同时也受到艾布拉姆斯的影响, 在他早期论述英国浪漫主义的三本书中, 充满幻想的想象有四个特征。第一, 富于幻想的想象代表了一种胜过所有仅仅属于‘被给与者’的完全的胜利, 尤其是胜过那个自然的世界, 因为自然世界的魅力对于富有创造性的人来说是一个潜在的陷阱。第二, 幻想的动力在力争得到表现时, 十分独特地展现出一种探险, 这是一种可以用图志来标出其线路的具有独特浪漫主义危机意识的抒情诗人的旅程。第三, 一首浪漫主义诗歌中的纯粹的幻想或纯粹的神话制造的时刻……第四, 这种崇高既然通过其超越所有语境而到达一种绝对幻想的纯洁性而存在, 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说, 它便没有任何所指对象, 而始终聚焦于纯粹幻想的欲望的盖然性上。”即使是阅读他的理论著作, 我们也很难看到冗繁的注释, 听他给研究生讲课, 更是桌上连一张纸都不放, 但他却能闭上眼睛大段大段地背诵经典作家的诗句。当我在他的寓所与他访谈并对此提出质疑时, 他笑着说, 谁说我不引证别人的著述？我的著作中只引用经典作家的原文, 而对二手资料则一律不予引证。他的这种风格在当今的欧美学术界确实独树一帜。
毋庸置疑, 布鲁姆有着广博的学识和多学科领域研究的造诣, 对英语世界的文学批评理论之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纵观他的大部分著述, 我们不难作出这样的总结, 布鲁姆对当代文学批评所作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 他早先的对抗式批评起到了对陈腐的、缺乏想象力的学院派批评的反拨作用, 从而使得当代批评仍不失鲜活的文学性和美学取向；(2) 他的加盟耶鲁学派则使得这一变了形的美国式解构批评更接近新批评的形式主义, 从而仍贴近文学文本的阅读和分析, 这也是他最终与解构批评分道扬镳的原因所在; (3) 他的“误读”理论标志着当代批评的修正主义倾向, 而这一倾向越到当前越是显示出富有理论性的启迪; (4) 他的文学经典形成和重构的理论对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学者研究经典的形成与重构的问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5) 近几年来, 他致力于一种类似后现代主义式的启蒙, 通过走向普通大众来实现提高读者大众文学修养之目的, 使得在一个缺乏想象力的物欲横流的后现代社会, 文学仍有生存的一席之地。而在上述五个方面, 直接对当代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有着积极影响的则是他的修正式批评理论和阅读策略。在当今的西方评论界看来, “哈罗德·布鲁姆仍然是最卓越的文学修正主义理论家。他肯定地认为文学史本来就是如此。他发明了一个刺激性的术语——‘误读’, 并认为误读是诗人摆脱前人创作的必要的、开拓性的偏离”。这就相当权威性地肯定了布鲁姆之于当下文学批评的重要意义。
我们说, 布鲁姆的批评理论是一种修正式的理论, 是因为他的创新是建立在对前人的误读和修正之基础上的。早在他的批评生涯之开始, 他就大胆探索, 勇于尝试着将比喻的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犹太教的神秘主义结合起来, 经过一番修正和改造糅合进自己的批评话语。他特别对华兹华斯、雪莱、济慈等人的浪漫主义“危机诗歌” (Crisis Poems) 感兴趣, 因为他认为这些诗人的实践与他所持的“误读”理论较为符合。他认为上述诗人都是“强者”, 每一位这样的强者诗人都力图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才能去误读自己的前辈大师, 因而他们的每一首诗似乎都经过了“修正”的各个阶段, 而每一阶段又都显示出这种修正的程度。
针对所谓的“误读”与创新之关系, 他争辩道, 自从密尔顿创作了《失乐园》等不朽的诗篇以来, 诗人们仿佛都经受着一种“迟到” (belatedness) 意识的折磨:由于自己在诗歌史上姗姗来迟而害怕前辈诗歌大师们早已把“灵感”使用殆尽了。为了适应这种迟到的写作, 诗人们必须与自己的前辈大师进行殊死的搏斗, 以便进入心灵世界, 努力发掘, 创造出一个富于想象力的独特空间。这种“竞技”式的拼搏就如同弗洛伊德描绘的一种“弑父”情结：只有“杀死”父辈诗人自己才能脱颖而出。正如彼德·德·波拉 (Peter de Bolla) 所指出的, “当然, 只有误读 (misreading) 或误解 (misinterpretation) , 这些术语所具有的负面价值才会丧失或降低。在布鲁姆的理论中, 强者批评家, 也即那些发现自己处于一种与其他批评家和诗歌文本的阐释有着影响关系的批评家, 在这一点上与强者诗人是同类的:因为他们都施行了误解或误读的行为, 而这些行为恰恰等同于对新的‘诗歌’文本的创造。”因而在这方面, 布鲁姆从精神分析学的“弑父”概念中得到颇多裨益, 并创造性地将其用于自己的批评实践。他的这些感悟和洞见均体现在他早期的代表性著作《影响的焦虑》和《误读的地图》中。
《影响的焦虑》可以说是布鲁姆将弗洛伊德的理论创造性地应用于文学批评的一部力著。在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中, 布鲁姆通过厚今薄古的“修正”策略, 发展了一种“对抗式” (antithetical criticism) 的批评。这种批评模式的特征体现在他颇为别出心裁地将弗洛伊德的“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说运用于文学批评中, 因而发展出一种具有布鲁姆特征的“弑父式”修正主义批评理论。根据这种理论, 前辈诗人犹如一个巨大的父亲般的传统, 这一传统无时无刻不给后人带来无法超越的巨大阴影, 使后来者始终有一种“迟到”的感觉, 因为当代人的每一个创造性活动似乎都已经被前人做过了, 为了超越这种传统的阴影, 当代的强者诗人唯一可采取的策略就是对前人的成果进行某种“修正”或创造性“误读”, 通过这种误读来“弑去”父辈, 也即以此来消除前辈的影响。当然, 这种创造性误读是建立在对前辈有着充分理解之基础上的, 因而其结果便可导致某种程度的创新。布鲁姆还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六种“修正比”: (1) “克里纳门” (clinamen) , 即真正的诗的误读或有意的误读; (2) “苔瑟拉” (tessera) , 即“续完和对偶”; (3) “克诺西斯” (kenosis) , 即一种旨在打碎与前驱的连续的运动; (4) “魔鬼化” (daemonization) , 即朝向个人化了的“逆崇高”运动; (5) “阿斯克西斯” (askesis) , 即一种旨在达到孤独状态的自我净化运动; (6) “阿波弗里达斯” (apophrades) , 或“死者的回归”。这六种“修正比”的提出为他后来的系统性“弑父式”修正主义批评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德·波拉看来, “因此, 影响并不是用来作用于诗歌阅读的一个范畴, 它充其量不过是诗人写诗经验的一个方面;更为重要的是, 它通过联觉心理学和弗洛伊德表现为一种连接情感时代与我们自身经历的力量, 这样作为读者的我们在阅读时就必定会面临那种连接关系的各种比喻。在布鲁姆的意义上, 误读就是使我们意识到那种比喻, 并且估量修辞偏离原意的程度和对原意的维护, 因为这二者确定了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由此可见, 布鲁姆所鼓吹的误读或修正都是有限度的, 它以原文意义为出发点, 经过批评家的创造性阐释之后成为原作者和阐释者共同创造的一个新产品, 而并非那种远离原文的过度阐释和滥加发挥。正如艾伦所总结的, “通过《影响的焦虑》, 布鲁姆形成了他的诗歌理论的特色:一种根本上消解理想 (deidealising) 的理论。这种消解理想的原则取决于布鲁姆不断地以自己的方式来阅读诗歌的努力, 而无须把任何诗歌以外的标准和语境强加于它。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 这种企图达到的诗歌阅读‘诗学’代表了布鲁姆对被他用另一些对立的解释形式批判的还原性的有力抗拒。”
和他的“耶鲁学派”其他同事一样, 布鲁姆年轻时也曾醉心过新批评派的那套文本分析方法, 但他从一开始就感觉到那套成规太束缚他的手脚了, 使他难以展开联想和想象的翅膀, 因此他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就主张对新批评的原则进行反拨和修正。他自己也力图摆脱新批评派所惯用的“反讽”和“自足”等陈规陋习, 以捍卫诗歌的“幻想”和“宗教”价值。在20世纪西方文化界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的冲突中, 布鲁姆始终站在后者一边。他也和弗洛伊德一样, 十分重视人的作用, 反对结构主义批评的那种抹杀人的主体性的“科学”做法。他在《误读的地图》中指出, 拯救浪漫主义的人文主义意图, “使我们想起了我们所承受的人文主义的失却, 如果我们使口头传统的权威屈从于写作的同仁, 屈从于德里达和福柯那样的人的话, 因为他们为所有的语言孕育了歌德曾错误地为荷马的语言所断言的东西, 即语言本身可以写诗。实际上是人在写作, 是人在思考, 人总是寻求抵抗另一个人的攻击, 不管那个人在强烈地想象那些迟来到这个场景的人时多么富有魅力。”坚持文学批评的个人色彩和个性特征是布鲁姆的修正式批评的一个主旨, 这一点始终贯穿于他的批评生涯。但是另一方面, 在尼采的权力意志和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说的影响和启迪下, “布鲁姆通过将诗的想象和阐释力量非个人化”, 从而可以说最终“建构了一种批评的媒介, 通过这种媒介, 想象可以与最原始的独创性冲动相一致, 也即达到一种把握真实的意志。”
显然, 这种将批评当作一种生命体验的做法与解构的文字游戏是大相径庭的, 因此不加分析地简单地将布鲁姆划归为解构主义批评家的行列至少不能全面地反映布鲁姆批评理论的真实面目。正如艾伦所总结的, “布鲁姆的整个‘诗歌理论’可以说是建立在他对意义和权威的优先联想上的, 同时也建立在他与之相类似的断言上, 即‘强者’诗歌总是而且不可避免地在迟到的诗人那里通过拒绝接受这一事实而产生出来。”可以说, 布鲁姆本人的修正主义批评理论也是建立在对前人的理论的不断修正和不断扬弃的基础上而产生出来的, 这也许正是他的理论不同于其他“耶鲁学派”批评家的有着欧陆背景的批评理论的原因所在。
去经典化和文学经典的重构
三十多年前, 福柯在为德勒兹和佳塔里合著的《反俄狄浦斯》一书撰写的序中对那本书给与了高度的评价, 他甚至预言20世纪后半叶将是一个“德勒兹的世纪” (a Deleuzian century) 。在进入新世纪的今天, 我们大概可以体会到福柯这一断言的前瞻性了。确实, 在今天的英美批评家看来, 《反俄狄浦斯》在理论上的一大建树就在于对以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的俄狄浦斯中心为象征的法西斯主义/权力的解构。若将其运用于文学批评或文学文本的阐释过程中, 它也可以被当作从弗洛伊德的深层心理学结构向后结构主义的精神分裂式结构的一种消解中心 (decentralizing) 和非领地化 (deterritorializing) 之尝试的过渡。这里我仅简略提及福柯关于这本书的意义的一些看法。在福柯看来, 反俄狄浦斯的尝试意味着削弱甚至消除一种极权的法西斯主义的权力欲和霸权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讲, 这本书“最好可以当作一门‘艺术’来解读, 例如就‘性爱艺术’这一术语所转达的意义而言正是这样。”同样, 如果我们沿着这条线索来阅读布鲁姆的批评理论著作, 我们也许不难看出其中的对传统学院式批评的消解和“弑父式”的修正。正是由于他的藐视传统和对前辈诗人/作家的“弑父式”的阅读和批评才使得他在当代群星璀灿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界独树一帜。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对当前的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界所热烈讨论的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构方面的独特见解和巨大影响。
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 对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构的讨论至少波及到三个领域：比较文学, 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如果说前两者对经典构成的讨论仍试图在文学领域内部对既定的经典作出某种修正和补充的话, 那么在当前对经典的质疑乃至重构方面最为激进的实践便来自文化研究学者。众所周知, 文化研究的两个重要特征就在与非精英化和去经典化, 它通过指向当代仍有着活力、仍在发生着的文化事件来冷落写在书页中的经过历史积淀的并有着崇高的审美价值的精英文化产品, 另一方面, 它又通过把研究的视角指向历来被精英文化学者所不屑的大众文化甚或消费文化。这样一来, 文化研究对经典文化产品——文学艺术生产的打击就是致命的:它削弱了精英文化及其研究的权威性, 使精英文化及其研究的领地日益萎缩, 从而为文学经典的重新建构铺平了道路。当然, 它招来的非议也是颇多的, 尤其是它有意地将“审美”放逐到批评话语的边缘, 并且有意地冷落精英文学作品。
具有反讽意味的恰恰是, 布鲁姆和一大批恪守传统观念的文学研究者对文化研究始终持反对的态度甚至天然的敌意。但是另一方面, 由于他们本人对既定的经典的不满, 因而在去经典化的斗争中和文化研究学者站到了一起。由于经典的形成与权力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改变经典也许就要改变权力关系:承认多元主义也许就要驱散权威的势力；而接受真正的民主的后果也许就要颠覆垄断寡头”, 因为这是相辅相成的。但颠覆了旧的经典之后又将有何作为呢?布鲁姆在近十多年里实际上所从事的正是同时对旧的经典的修正及颠覆和重构新的经典。但与文化研究者不同的是, 他一方面仍然坚持文学研究的精英立场, 并在一切场合为经典的普及推波助澜；另一方面，他仍然对远离文学文本阅读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因此在与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关系密切的左翼文学研究者看来, 早先激进的布鲁姆现在成了阻挡新生事物出现的“保守派”和右翼学者。实际上, 更多的一批早先的文学研究者所主张的正是, 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应当呈一种对话和互补的关系:这样便可把文学研究的越来越狭窄的领域逐步扩大, 并把文学置于一个广阔的 (跨) 文化研究的语境下来考察, 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使文学研究摆脱出危机的境遇, 而适当地分析一些 (包括精英和大众文学在内的) 文学文本也不致于使文学的文化研究走得过远。
尽管布鲁姆对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有着一种天然的敌对情绪，但他的修正主义理论之于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意义仍体现在, 他对文学经典的构成和重构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这种“去经典化” (decanonization) 的尝试与文化研究者的实践实际上有着共通之处。文化研究学者在反对文学研究的精英意识的同时扩大了经典的范围, 使得一些长期被压抑在“边缘”地带的非经典或第三世界的文学跻身于经典的行列, 可以说他们的努力是从文学外部着手的;布鲁姆近十多年的努力则使得文学经典构成的神话被消解了, 经典终于走出了其狭隘的领地, 进入到千家万户, 得到更大范围的普及。应该说, 他的努力是从文学内部着手的, 虽然立足点不同, 但最后的归宿仍接近。
另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例是, 布鲁姆讨论文学经典的著作也和文化研究学者的论著一样十分畅销, 有时甚至大大超过后者的普及程度。在至今仍畅销不衰的《西方的经典》一书中, 布鲁姆站在传统的保守派立场表达了对当前颇为风行的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的极大不满, 对经典的内涵及内容做了新的调整, 对其固有的美学价值和文学价值作了辩护。针对经典 (canon) 这一术语所含有的文学和宗教之双重涵义, 他更为强调前者, 因而他首先指出, “我们一旦把经典看作为单个读者和作者与所写下的作品中留存下来的那部分的关系, 并忘记它只是应该研究的一些书目, 那么经典就会被看作与作为记忆的文学艺术相等同, 而非与经典的宗教意义相认同。”也就是说, 照他看来, 文学经典是由历代作家写下的作品中的最优秀部分所组成的, 这样一来, 经典也就“成了在那些为了留存于世而相互竞争的作品中所做的一个选择, 不管你把这种选择解释为是由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团体、教育机构、批评传统做出的, 还是像我认为的那样, 由那些感到自己也受到特定的前辈作家选择的后来者作出的”。因而写下这些经典作品的作家也就成了经典作家。由于经典本身的不确定性、人为性和流动性, 只有少数才华横溢的年轻作家在与传统或经典的激烈的“弑父”般搏斗中得以脱颖而出, 而更多的人则被长期压抑甚或埋没了。面对前人创作成就的巨大阴影, 他们本身很难有什么全然的创新, 倒是布鲁姆的“误读”理论给了他们新的武器, 通过“误读”和“修正”等手段他们也许能很快达到创新的境地。因而在布鲁姆看来, 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学所走过的道路如果写下来实际上足以构成一幅“误读的地图”。
当然, 布鲁姆的“去经典化”尝试也并非纯粹消极的和破坏性的，他依然主张建构文学的理想和文学世界, 并积极为之奔走。在当今这个后现代时代, 不少精英文学作品受到大众文化和文学的冲击而被束之高阁, 高校的比较文学专业研究生往往不去做文学研究的论文, 却更加热心地去关注电影和电视作品。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一大批经典作家也受到当代阐释者的任意改编乃至阉割, 这引起了布鲁姆等老一辈学者的不安。
出版于1998年的鸿篇巨制《莎士比亚：人的创造》就以其大胆的想象力和富于人类同情的创造性使一个备受冷落的莎士比亚又回到了人间, 回到了普通读者中。该书的意想不到的畅销程度实际上也是布鲁姆这位“弑父”者和修正主义者在与前辈莎学者进行殊死搏斗之后的必然结果, 它同时也向年轻的学者作了这样的启示：传统并非一成不变的, 传统应是一个可供后代人不断进行修正和阐释的流动概念。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价值正是体现于其不断的可阐释性, 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阅读莎士比亚, 并从不同的角度建构出不同的莎士比亚, 这样莎士比亚就永远活在文学的世界。同样, 前辈学术大师也并非永远能够独占鳌头, 即使在人文学科, 也应当是一代胜过一代, 而不会是一代不如一代。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采取修正和“弑父”的策略, 不断地对传统作出新的阐释和修正。而《莎士比亚》一书的成功就是这种修正策略的一个成功典范。正如布鲁姆所指出的, 莎士比亚的戏剧“超越了我们的头脑所能想到的东西, 我们简直无法跟上他的节奏。莎士比亚将继续对我们作出解释,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 因为他创造了我们, 这就是我这本书贯穿始终的一个观点。”但另一方面, 在具体阐释莎剧时, 布鲁姆又试图超越前人的观点, 以证明是莎士比亚在创作自己的作品时, 也在同时“阅读我们”, “解释我们”, 并且“创造我们”。也就是说, 莎士比亚并不是神, 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他不断地在和同时代及后代读者进行交流和对话。因此, 布鲁姆在“去经典化”的同时又创造了一个新的经典。
2000年问世的《如何阅读, 为什么阅读》一书更是为布鲁姆赢得了众多的普通读者, 据说他光是这本书的版税他就拿了一百万美元, 这对于一个从事文学研究的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是十分令人羡慕的, 同时他也因此遭到了更多地嫉妒。按他自己的话说, 在当今的文学界, 理论已经死亡, 而文学则仍有生气, 并且有着众多的读者, 而他本人就要继续充当引导大众阅读和欣赏文学作品的“启蒙者”。应该承认, 布鲁姆的这种向广大读者大众进行文学启蒙的实践与F.R.利维斯等文化研究先驱的早期尝试并不矛盾, 而与当代越来越脱离精英意识的非文学性大众文化则显然格格不入。因而一大批文化研究学者对他持有种种非议便不足为奇了。但另一方面, 那些呼吁文学研究要返回美学和文学性的学者们则不约而同地把布鲁姆当作他们的理论指引者和精神领袖。所以在当今的英语文学理论批评界, 布鲁姆仍有着很大的影响。
布鲁姆之于当今中国文学批评的意义
对于布鲁姆的批评理论之特色及巨大影响, 艾伦曾做过这样的总结, “在最为直接的层次上, 我们有可能这样描述, 即对美国传统的这一关注为布鲁姆在历史的叙述中提供了最后的篇章, 因为这一叙述支撑了他对影响的焦虑所作的理论描述, 也为缪斯的逐渐西行的叙述提供了一个终结点, 这一叙述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就是影响的焦虑的理论。”我们在对布鲁姆的文学批评理论作了匆匆巡礼之后必然会考虑这个问题, 对于有着悠久文学批评传统的中国文学理论界, 布鲁姆能够带给我们何种启示？
毫无疑问, 我们完全可以从布鲁姆那横溢的才性和渊博的学识想到我国已故的文化昆仑钱钟书。曾有人拿钱钟书与德里达相比较, 并得出了一些洞见，但若立足于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领域的话, 我倒觉得将钱钟书与布鲁姆相比较, 倒是能做出一篇大文章。
我这里仅想指出, 随着钱钟书的停止著述和去世, 当代文学批评界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博学和富有才性的批评大家, 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著述中常常充斥着半生不熟的套用西方理论的术语, 批评远离文学文本, 研究更是假大空, 这样怎能推进文学创作的发展和文学理论的建设呢?我们的中国文学理论要走向世界, 和国际理论界进行平等的对话, 就必须有自己的独创性和理论特色。而面对前人和西方理论家著述的巨大阴影, 我们每说一句话, 每写一篇文章, 都有可能在重复别人已说过的话或已做过的事情, 那么我们又能有何作为？
在这方面, 同时具有博学和才性的布鲁姆及其批评理论应该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首先是博学, 只有博学才能对别人已做过的工作有所了解, 才致于再做重复性的工作。但若是仅仅以冗繁的注释和对别人工作的述评是很难得出创新性见解的, 因而必须把自己的批评文章写得富有才性, 这样才不致于仅仅在狭窄的同行小圈子内流传。当然, 布鲁姆是西方文化的语境下, 或更确切地说, 是在英语文学批评界, 产生出来的学者型理论家, 他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他不可能像钱钟书那样兼通中西, 更谈不上同时用英文和中文这两种世界上最普及的语言著述了。对此他也有所认识。用布鲁姆的修正式理论和实践来超越布鲁姆的局限, 应该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谈到在国际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争鸣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而向世界输出我们的批评理论。
本文转自微信公号“ 探索与争鸣杂志”，原载《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