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Kremer），以表彰他们在缓解全球贫困研究领域作出的突出贡献。

他们三人获得今年诺奖的主要研究领域——扶贫并非我的关注重点，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前期研究的跨境资本流动则一直是我高度重视的主题，1990年代我读研究生、博士和做博士后时对此问题相当关注，我的博士后论文题目就是《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之所以如此，又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

中国改革开放于1980年代全面铺开，但全面启动未久就遭遇了席卷全球几乎所有发展中经济体和整个苏联东欧集团的债务危机冲击，大批发展中经济体由此经济社会发展一度倒退10年、20年，然后深陷“失去的十年”、乃至“失去的二十年”，许多国家的债务危机转为深重的政治危机，苏联东欧集团以此为起点发生了政治剧变。

我于1993年考入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攻读硕士研究生，正是在1990年代，伴随着国际游资的膨胀，国际货币/金融危机频繁爆发。[1]根据巴里·艾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迈克尔·博多（MichaelBordo）在2001年完成的一项研究，当时随机挑出的一个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概率比1973年大1倍。[2]而且，1990年代新兴市场大规模私人资本流动与金融危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世界银行1998/99年《全球经济展望》（GlobalEconomic Prospects）报告选择了21个至少两年中每年资本内流占GDP比例平均在2%以上的国家，时间跨度在1976—1996年间，发现其中出现了27次资本大规模内流，其中17次出现了20场银行危机、货币危机或者双重危机，还有1次濒临危机。此后，新兴市场又先后爆发了1998年俄罗斯危机、1999年巴西雷亚尔危机。

进入21世纪不久，新兴市场就爆发了2001年土耳其危机和2002年年初的阿根廷危机，这场阿根廷危机又先后席卷乌拉圭、巴西、秘鲁、墨西哥、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国，在拉美素以金融体系健全、经济政策稳健而著称的智利也未能幸免，不得不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救援，致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救援金额一度创造了该组织救援金额的历史纪录。在那之后，从次贷危机到今年的土耳其货币金融危机（参考阅读：梅新育：土耳其地方选举是否会成为2019新兴市场危机起点？），货币金融危机也一再爆发。根据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明年后年从发达国家爆发新的大规模经济萧条和金融危机并非不可想象。

在短期国际游资冲击下频繁发作的金融危机不仅令当事国创巨痛深，而且波及全球。仅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使1998年世界GDP增长率下降了1个百分点，全球失业人数增加1000万。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我从攻读硕士研究生起就注意到了国际游资与金融危机问题，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时离开人民银行攻读博士，由此更对国际游资与金融危机给予高度关注。选择“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作为博士后研究选题，实属顺理成章。

在这个领域，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前期与吉列尔莫·卡尔沃（GuillermoCalvo）等人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的一些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他们较早提出了外部经济环境和利率对国际资本流动及其突然中止、逆转的影响，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东道国国内政策的影响。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之上，这方面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

长期以来，西方机构投资者通常将新兴市场投资视为边际投资（marginal investment），当主流投资（mainstream investment）组合收益率不高时，可以用新兴市场投资来加以补充。因此，新兴市场组合投资对国际利率变动一向敏感，西方成熟市场母国利率些许变动，就可能导致跨境资本流量和方向发生重大变化。一旦母国利率提高，新兴市场组合投资就可能大规模回流。1990年代初新兴市场组合投资迅速增长，与当时主要西方国家低利率有关；1994年初美国联储连续提高利率，导致新兴市场组合投资回流，难辞触发当年年底墨西哥危机之咎。即使在1990年代之前，银行信贷而不是组合投资作为对发展中国家主要投资方式，成熟市场基准利率变动对资本流量和流向的影响也同样至关重要。1980年代初期发展中国家爆发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由于美联储奉行强硬紧缩货币政策的“沃尔克冲击”点燃了导火索。当时日本大藏省曾作过计算，认为如果美国利率下降1个百分点，拉丁美洲债务负担每年就能减少40亿美元。[3]

次贷危机和美欧中央银行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近10年以来，这一机制仍然一再体现。每次美联储放出退出量化宽松、加息等收紧货币政策的风声，或是采取实际行动，总能在印度、俄罗斯、拉美等众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引发金融市场连续震荡。

就总体而言，利率变动导致国际资本流动方向大规模逆转，内生流动性机制导致的国际金融危机传染，……这些机制在199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国际金融危机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在博士后出站以来这十几年的工作中，我花费了不少精力紧盯中国遭遇资本流动逆转冲击的风险，以及中国遭受外部金融危机传染的各种途径、机制。根据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我相信跨境资本流动和金融危机传染在这两年还会显示出重大现实意义。

而在扶贫方面，作为中国学人，我并不膜拜这三位诺奖得主的成就。毕竟，我始终认为，经济学是“经世济民之学”，而中国减贫的实践成就举世无双。

且不说新中国如何摆脱了建国初期的“一穷二白”，单是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标准”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约2.5亿，贫困发生率30.7%，到改行“2008年标准”前夕的2007年，“1978年标准”下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就锐减至1479万，贫困发生率1.6%。

按“2008年标准”，2008年农村贫困人口4007万，贫困发生率4.2%，到2010年上述数字已经分别下降至2688万和2.8%。

按“2010年标准”，即每人每年2300元（2010年不变价），2010年农村贫困人口16567万，贫困发生率17.2%；到2018年，上述数字已经分别下降到1660万和1.7%。[4]

正是基于上述成就，我发自内心地认为，论用实验方法对减贫的贡献，减贫诺奖更该授予在世的三位中国领导人及三百万驻村干部，我们应该向曾经和现在的基层和驻村干部们致敬，中国伟大的减贫实践需要中国学者们作出系统、全面、深刻的理论总结。

与此同时，我们的脱贫成就要想持久，我们需要在已经取得的成就基础之上及时、稳妥调整转型，特别是要调整压缩扶贫中的转移支付成分。因为古今中外历史实践表明，与其它任何事物一样，包括扶贫在内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都是一分为二的，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过度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实施时间过长，都会严重削弱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动力，甚至埋下潜在的社会动荡祸根。

在微观层次，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首要问题是造成了“动力真空”问题。对于中低收入群体，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缓解、消除了所谓“饥饿纪律”这个驱使人们提高工作效率的最大动力的压迫，而新的动力又未产生，劳动纪律懈怠、工作积极性衰减的现象随之蔓延。在西方，享受全面社会保障的第一代人经历了1930年代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艰难岁月，他们身上此种问题表现得还不是十分明显，但到战后“丰裕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全面取代老一代人之后，这个问题就日益显著，至今已经难以收拾了。从1990年代起，中国对各类转移支付投入越来越多，起初享受这些福利保障的人多数经历过物质匮乏时代，养成了奋斗习惯，“动力真空”问题尚不甚明显，但至今二三十年下来，这种懒汉、这种现象总数已经不可忽视，如不能及时扭转，未来完全有可能泛滥不可收拾。

国民勤奋是我们这个国家最可贵、最令人自豪的资产，但对于工作动力已经超越了“饥饿纪律”压迫层次的我国众多劳动者而言，过度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副产品——较高税负必将重创他们可贵的工作积极性。因为包括扶贫在内，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支出归根结底来自就业者当前和未来的税收，这部分支出过度膨胀，结果必然是税收过重；在战后西方财政税收格局变化的趋势下，尤其突出表现为所得税过重，欧美战后数十年来中等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尤重。早在1950年代英国等国家实行“福利国家”初期，所得税率之高就已经使得很多原来乐意加班加点工作的人感到自己的额外辛苦不过是在白干，加班动力大大衰减，1950年代的《美国经济评论》等刊物上就已经出现了关于这方面问题的调查研究。到后来，事情甚至发展到了失业者收入往往比工作者还多的地步，因为就业后的收入要纳税，而失业救济金和补贴所得无需纳税。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直至现在，这种现象始终存在。由于相当一部分掌握话语权力者要么缺乏全局眼光和长远思维，以个案煽情取代对全局的冷静客观思考，要么有意哗众取宠，致使某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所谓“人道主义”长期占据了“政治正确”地位，不仅导致失业者收入比工作者还多的问题来得更快、更严重，而且加剧了外来移民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欧洲难民危机潜藏着可能根本颠覆其社会的风险，而这一危机之所以爆发，很大程度上源于欧洲过度慷慨的社会福利。我们是否乐意看到自己国家落到这一步呢？即使社会越来越关注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寻根溯源，一定程度上也是源于社会福利制度。

从经济与财力增长前景来看，继续大包大揽式的扶贫也注定难乎为继。扶贫支出分布在多个财政科目中，其中直接用于个人的支出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还有在基础设施、教育等领域的扶贫支出体现在其它财政支出项目。仅就“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一个项目而言，我们就可以看到该领域财政经济负担正在快速加重：

2008年，国家财政支出总额62592.66亿元，占GDP总量的19.76%；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为6804.29亿元，占财政支出总额的10.87%、GDP的2.15%。

2015年，国家财政支出总额175877.77亿元，占GDP总量的27.31%，比2008年占比上升41%；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为19018.69亿元，占财政支出总额的10.81%、GDP总量的2.95%，比2008年占GDP总量比重上升37%。[5]

2018年，国家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额220906.1亿元，占GDP总量的24.5%，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项目为27084.1亿元，占财政支出总额12.26%、GDP总量（900309.5亿元）的3.01%。[6]

财政支出总额和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已经如此之高，我们是否已经走到了扼杀经济活力和国民奋斗热情的边缘？前些年社会支出高速增长带来的地区、群体矛盾怨言不算太多，重要原因是当时经济和财政收入都在高速增长，增量再分配引起的矛盾相对较少；但现在经济和财政收入增长都已经明显减速，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恢复前些年增长率动辄两位数的局面，而相当一部分接受援助的个人和地区胃口已经大大吊高，由此引发的地区、群体矛盾正在快速浮现。是继续视而不见以至于最终竭泽而渔和引爆社会矛盾，还是及时控制，我们面临抉择。

非贫困地区对贫困个人的扶助要首重扶志，大规模接受援助的地区更需要重视过度福利的副作用。之所以要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的受援助地区某些福利项目已经超过了作为援助方的国内最发达省份、一线城市。有的省区严重依赖援助，却实行了全民免费体检，而京沪穗深四大一线城市还没有一个地方做到；定下了十三五实行15年免费教育的目标，而江苏这样一个千百年来堪称中国教育、人才模范省的地方在十三五期间不会延长9年义务教育；……诸如此类的对比，颠覆正常价值观，必然引发矛盾。同时，这些地方政府希望承接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但依赖援助人为实施如此之高的福利项目，抬高了当地人力成本和物价，又没有区位优势，还能建立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吗？任何善意的初衷都无法颠覆客观经济规律，中国的区域扶贫援助政策要汲取前南斯拉夫科索沃的教训。

预计今年年底90%以上贫困县将实现摘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或许是我们适时调整的时间窗口。

对于投资者而言，在判断一个地方商业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前景时，可以把该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对扶贫、援助等问题的认识作为一项重要指标，向后发地区产业转移时这项指标尤其有价值。

（2019.10.15，仅代表个人意见）

[1]国际“金融危机”与“货币危机”两个词汇经常混用，但这两个词汇的内涵存在微妙的差别。货币危机仅仅指一国货币汇率的大幅度贬值，狭义的金融危机仅仅指一国金融部门陷入流动性短缺、资产负债表极度恶化等困境，广义的金融危机则还要包括货币危机的内涵。二战之后至1990年代以前的货币危机常常是财政赤字和经常帐户收支危机所致，与狭义的金融危机未必有关；1990年代以来的金融危机则多半是资本帐户收支的异常变动所致，因而往往是货币危机与狭义金融危机并发的双重危机。

[2] IMF：《金融与发展》中文版，14页，2002年3月。

[3]《时运变迁》，190页。

[4]国家统计局：《辉煌70年》，表13“农村贫困状况”，第383页，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

[5] 2008年财政支出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2009》第264页，2015年财政支出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2016》第212页。

[6]根据《中国统计摘要—2019》第22、70页数据计算，中国统计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