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扶贫开发作为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最艰巨任务，领导全国人民合力脱贫攻坚，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蛛网式扶贫工作格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脱贫成就，展现了我国治国理政的强大能力和非常智慧，为世界减贫事业树立了样板。本文围绕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总方略——精准扶贫，从“准”“精准”“可持续”“扩权赋能”“全员式扶贫”“共生共建共享”“反贫困命运共同体”等七个方面阐释了精准扶贫的思想内涵，提炼出精准扶贫在实践、思想、制度层面各项创新的具体内容，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社会主义为什么好，揭示出精准扶贫的价值贡献。
关键词：精准扶贫 脱贫攻坚 思想内涵 理论创新 价值贡献
对于什么是贫困，不同时代标准不同。联合国给出的最新定义是：贫困不只表现为因收入和资源缺乏而生计困难，饥饿和营养不良、教育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不充分、存在社会歧视及排斥导致居民无法参与决策也是贫困。①比照联合国对贫困的定义，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遵循着中国共产党建党时的初心，进行着现代化建设和贫困治理。习近平指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②贫困治理是我国建设小康社会的有机构成，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脱贫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具有特殊意义。然而，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巨大、贫困地区情况复杂、致贫因素多样，短短几年内要切实做到农村人口脱贫“一个不能少”，必须改革创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下，我国的扶贫开发改变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大水漫灌”和“区域分灌”(县、村、片区)方式，围绕“精准”二字走出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精准滴灌之路，为全球减贫事业树立了样板，贡献了才智。
从发展的眼光看，精准扶贫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消除贫困、富强图新的又一新篇。习近平确立“精准扶贫”方略最早是在2013年11月。他在考察湘西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的扶贫工作时指出：“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③2015年6月他在贵州提出精准扶贫要有“六个精准”；同年10月，他在中国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提出精准脱贫的主要途径为“***批”。事实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相继出台的有关扶贫开发的系列文件，已形成了精准扶贫政策体系。该体系纵向由中央贯通到省市县乡村，横向包含涉及不同主管部门的资金体系、交通设施体系、教育体系、卫生体系、民政体系、责任体系、干部体系、动员体系、监督体系、考核体系等；在政策矩阵支撑下形成了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东西协作、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层层落实的蛛网式扶贫工作格局，整个扶贫政策体系及格局由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的指示报告统领，纵横交织，聚焦精准施策，重点放在连片特困地区，协调跨区域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并确保“一个不能少”。精准扶贫的思想内涵、理论实践创新及价值贡献融入其中。
一、精准扶贫的七大思想内涵
贫困是影响人类社会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长期为世人关注。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摆脱贫困、实现富强的道路上不断探索，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续写丰富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已经基本解决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正为全面解决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实现全面小康做最后的攻坚。
“六个精准”和“***批”是精准扶贫体系的内容核心，即扶贫要保证六个方面——对象、项目安排、资金使用、措施到位、因村派人、脱贫成效的全部精准，对不同扶贫对象采用五种方式中的一种或几种——扶持生产和解决就业、易地搬迁、生态保护安置、教育、低保政策兜底，以实现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六个精准”覆盖扶贫开发的全过程，为“***批”服务；“***批”指明精准脱贫的五类方式，是“六个精准”的归宿。二者包含了人、财、物的投入及运营管理。当扶贫开发对象是一个村民、村庄或一个项目，就属于微观管理；当扶贫开发对象是某个集中连片贫困区，或是统筹深度贫困区的“***批”，即可纳入宏观管理范畴。其中，“精准”二字贯穿扶贫开发全过程，彰显追求发展质量、效益和投入产出比的经营管理理念。故精准扶贫可被定义为：根据不同贫困区域的不同环境以及不同贫困农户的不同情况，科学有效地精确识别出扶贫对象，并实施精确帮扶、精确管理，最终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目标的扶贫方式。④从哲学层面看，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昭示了精准扶贫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而精准扶贫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实践与丰富发展。从发展角度看，相对于特定时期“大水漫灌”式的粗放扶贫，精准扶贫标志着中国的扶贫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认真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的讲话、涉及扶贫开发的相关文件及扶贫实践，可从七个方面共十九个字来把握精准扶贫的思想内涵。
一个字：准(“帮扶谁”)
找准贫困对象是扶贫开发的起点，也是精准扶贫最关键的环节。改革开放之初，面对中国有7亿多绝对贫困人口的现实情况，相继施行了一连串的改革措施，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经营、乡镇企业、市场经济、股份制改革等，使我国经济飞速增长。经济发展的减贫功能使亿万人脱贫，城市及许多农村地区逐步富裕。随后，国家重点支持后发展地区的建设，对贫困连片山区、革命老区、边疆、少数民族聚集区以及特困县等，从加强交通、水利、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入手，改善当地的生产生活条件。凭借国家提供的资金、农资等，村民的生活得到改善。要用好有限的扶贫资源，加快减贫速度，就要把真正的贫困户找出来，摸清真实的贫困情况，把扶贫的好政策给予真正的贫困对象。
实践中，我国按照《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采用了驻村干部率队家访的方式，先了解每户人家的基本情况、收入构成、住房、教育、健康、贫困程度及贫困原因，登记造册；然后村民主评议会按上级分配指标数确定贫困户，全村公示；最后乡镇对公示名单随机抽检筛查检验，再将核准的贫困户名单上报县扶贫办，县里对贫困户和贫困村建档立卡，录入国家扶贫信息系统，扶贫对象找准后，再确定怎么帮扶。
两个字：精准(“怎么扶”)
精准扶贫更强调精准施策，要求在“怎么扶”上精益求精。以往扶贫没有驻村干部，上级派人到村里捐资捐物后让村民自己谋发展。2014年贵州省按照中央有关精准扶贫的文件，创造出“六个到村到户”扶贫法，即基础设施到村到户、产业扶持到村到户、教育培训到村到户、农村危房改造到村到户、扶贫生态移民到村到户、结对帮扶到村到户。驻村干部与贫困户结成帮扶对子，认真找出贫困户致贫根源，根据主要矛盾制定帮扶方法，协调帮扶资源，监督帮扶项目，“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上级单位再用脱贫成效测评驻村工作。
2015年6月习近平在贵州考察时指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⑤，并将精准扶贫思想具体到“六个精准”中：“各地都要在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第一书记)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上想办法、出实招、见真效。”⑥
由扶贫干部针对特定扶贫对象“一户一法、一村一策”的精准帮扶，不仅包括方式、方法的“既准又精”，还包括思想、体制、机制、组织的“既准又精”。上述的“六个到村到户”融合了“六个精准”思想，保证“***批”综合效益最大化。
三个字：可持续(“如何退”)
以国家的财力，运动式地让贫困户达到脱贫标准并不难，但“如果凭空救济出一个新村，简单改变村容村貌，内在活力不行，劳动力不能回流，没有经济上的持续来源，这个地方下一步发展还是有问题”⑦。精准扶贫要落脚于精准有机结合后的可持续性，重点解决“如何退”的问题。只有保证了减贫、脱贫的可持续性，贫困人口具备了可持续的脱贫能力(包括生产能力、市场能力、社会能力)，精准扶贫才能真正实现。
精准扶贫的最高层次是减贫的可持续性。可持续性减贫的实现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脱贫的可持续性，即收入能稳定增加，生活能持续改善，有持续的收入来源或者持续的转移支付等，保证贫困群体不愁吃、不愁穿，此所谓“两不愁”；二是不返贫的可持续性，即打造不返贫空间，不给返贫机会，针对返贫可能存在于生态、教育、医疗卫生、自然灾害等四大方面，建立健全教育、卫生、医疗、防灾、救助、保险等基本保障体系，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三方面有所保障，此所谓“三保障”。只有二者都实现了，才能进一步达到联合国的脱贫标准，扶贫才会有可持续的效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可持续减贫的真正意义在于，贫困主体具有从市场持续不断获取财富的能力，能够平等分享市场经济的成果，成为市场主体的一部分。
四个字：赋权+扩能(扶贫实质)
精准扶贫在本质上是一个对贫困群体赋权和扩能的过程。赋权是要解决贫困群体的生存权、发展权、可持续发展权等问题，具体表现为从保障最低收入即达到绝对贫困线，到保证基本底线即“两不愁三保障”，再到激发内在动力、自觉提升自身能力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扩能指能力建设，具体表现为让贫困群体充分发挥潜力，实现从有生存能力(自然人)到有发展能力(市场人)，再到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社会责任人)的提升。
开展精准扶贫以来，我国尤其注重培养贫困地区特别是民族特困地区贫困群体的造血能力，例如，加大技能培训，保证每家农户至少学会一门实用技术；增加贫困户子女九年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补助资金，保学控辍，杜绝村民因学致贫、因学返贫；维护穆斯林地区妇女和女童的平等权益；在民族地区开展推广普通话的语言扶贫，让民族地区群众更好融入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生活，等等。从应扶尽扶、应保尽保的输血救济式，到开发造血式，再到可持续造血式，最终实现调动起贫困群体积极进取的内生动力和创造力，让贫困者具有能自己造出干净血、供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的权能，这是打赢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实质。
五个字：全员式扶贫(“谁来扶”)
精准扶贫是在党的领导、政府主导、市场机制作用下的一种包括贫困对象自身在内的“全员式参与”模式，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有的优势：既在纵向上由党中央国务院到省市县乡村六级党委、政府主抓，也在横向上贯通不同地区、部门、行业；既包含了行政激励，也呈现出道德推动；既有来自国内的资金、人力、物资、政策、技术、教育、文化等扶贫投入，也有来自国外的扶贫投入。在全员参与模式下，政府的作用由主导逐步转为引导，贫困群体脱贫由被动逐步变成主动，市场机制或从无到有或由弱到强，社会参与由原来的多方参与变为全员参与，扶贫生态由多元协同变为包括贫困对象主动参与在内的全员扶贫。
精准扶贫中与贫困户结对的驻村干部来自国内各领域，各级政府“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扶贫事业，鼓励支持各类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参与脱贫攻坚”⑧。2017年底，全国各领域累计向贫困村选派“第一书记”43.5万名，驻村干部278万人次，“到2020年只有3年的时间，全社会要行动起来，尽锐出战，精准施策”⑨。
六个字：共生共建共享(社会主义本质)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共生、共建、共享贯穿治国理政的系统设计中，共享是发展的价值取向，共生是共建共享存在的条件，共建是共享的基础，共享是共生共建的理想。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把握好三者的尺度，一旦过分强调共生共享、按需分配，就有可能出现“等、靠、要”的福利陷阱；一旦片面强调市场经济的共建效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有可能导致发展不均衡，激化社会矛盾。精准扶贫就是避免低效，以“两不愁三保障”作为“共生”的标准，强调激发贫困群体脱贫的内生动力，在减少经济不平等的同时减少机会不平等，推动共建。
2015年10月党中央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关注制度安排和贫困群体的民主权益，提出“用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创新民主机制，使广大贫困群体在共建扶贫生态系统中能够与其他社会群体一起进步”，强调我国精准扶贫要按照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扶贫、和谐共生的共生共建共享原则展开，共生、共建、共享三者应互为前提，兼顾公平与效率、生存与发展、经济与政治，力争将发展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发展动力与发展目标、发展过程与发展结果有机地统一在精准扶贫中。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为进一步解决这一矛盾，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2018年国家制定乡村振兴战略，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确保贫困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以不断缩小发展差距。
八个字：反贫困命运共同体(扶贫生态)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1)基于人类命运的伙伴关系，我国自觉遵守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精准扶贫不仅本国全民参与，还与其他国家和组织合作，例如接受国际组织指导、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以及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通过“一带一路”共同减贫等。
精准扶贫，互为关联。“***批”的脱贫方式，显示出生态环境建设、人的自身建设、发展经济以及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对脱贫的重要作用；瞄准靶心的“滴灌”扶贫，资金、项目、技术、人员统筹协调，打好脱贫攻坚组合拳；2014年15部委下发《创新扶贫开发社会参与机制实施方案》，引导全社会参与，“探索各类党组织结对共建，通过贫困村同城镇居委会、贫困村同企业、贫困村同社会组织结对等多种共建模式，为扶贫带去新资源、输入新血液”(12)；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和高效配置推动后发展地区更深入地融入市场经济，加入到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利共赢的社会关系新格局。
相对贫困将长期存在，精准扶贫最终会建立起全社会的反贫困命运共同体。反贫困命运共同体将具有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主体间责权利明晰化、主体间权力相互依赖和互动等特征；相互依存的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协同治理观会成为反贫困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基础；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居民个体、贫困对象在共同体中合作协商，实现双向度或多维度甚至是全方位的治理，在达成贫困群体脱贫目标时兼顾其他社会主体的合理诉求，在谋求贫困群体发展中促进其他社会主体共同发展，以更加平等均衡的反贫困伙伴关系增进社会主体的共同利益。
二、精准扶贫的理论创新
精准扶贫是我国在发展中实事求是摆脱路径依赖的一次实践创新、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精准扶贫实践中，我国利用社会制度优势，采取了一系列中外扶贫史上独有的扶贫措施，如村支部挂帅的村“两委”统揽本村脱贫攻坚、驻村工作队制度、建档立卡制度、全社会参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培育等。各举措环环相扣，相互协调，贯穿脱贫攻坚始终。
第一，建立健全驻村工作队制度。精准扶贫从农村人口脱贫“一个不能少”出发，根据各贫困者分布于贫困家庭的现实，设计出贫困户谁来找、如何找，找到了谁来帮、如何帮，帮扶效果谁来评、如何评，脱贫后如何能持续发展的一系列办法。贫困户分散在每个村庄中，由村党政组织直接负责落实国家各项扶贫政策路径最短，效率会最高，但贫困村原先的党组织绝大多数“两委”班子不健全、执行能力较差。为此，国家在贫困村设立驻村工作队，从党政机关、国有企业、高等院校等单位选派优秀干部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做到“一村一个工作队”，一方面带领村“两委”精准识别，“一户一个责任人”地与贫困户结对子，针对贫困根源精准施策；一方面建强村两委班子——蛛网式扶贫体系的最外圈最基层，增强村集体的“造血”功能。
第二，扶贫最基层单位下移。将党支部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村“两委”)作为脱贫攻坚的最基层组织，充分发挥其最了解本村实际的优势，将其打造成永远驻村的“驻村工作队”，赋予其执行脱贫攻坚具体任务的权力，村“两委”从驻村工作队的帮手转变为脱贫攻坚最实际工作的承担者。“富不富，看支部”，提升了工作能力的村“两委”把精准扶贫嵌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为农户脱贫、摘帽村庄不返贫、贫困地区增长速度超过国家平均增长速度、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努力。
第三，实施建档立卡制度。建档立卡是将精准识别中获取的农户信息、帮扶内容、贫困低保户每年变化、脱贫结果等加以记载。由于落后地区低收入农户多，村里人情关系复杂，只有挨家挨户地了解农户的收入支出情况、基础设施、家庭财产、教育、医疗、环境、灾害等信息，才能保证综合测评准确；国家规定将贫困户的信息资料建档立卡，档案中标明致贫的主要原因及对症措施，贫困户每收一笔扶贫款、一批扶贫物资都必须收发方签字、留档，每年家庭的变化如孩子就学、成员就医、务工收入、粮果菜收成、养殖情况、房屋建设等须分类填写。建档指标数量多、信息广、专业性强，扶贫干部要录入专门的扶贫数据系统，以便每年对扶贫效果跟踪评估，调整帮扶方案。建档立卡最能把握“精准滴灌”情况，便于检查、监督、考核和比对，保证扶贫的精准性。
第四，市场经济条件下全社会参与扶贫。用7年时间解决中国千年遗留的脱贫问题，时间紧任务重。对此，我国将精准扶贫提升到“攻坚战”的状态，将脱贫攻坚战分为前方和后方，前方是拼搏在农村脱贫一线的基层干部群众，后方是全国人民；调动国家机关、军队、武警、高等院校、国有企业等国家直属机构定点帮扶、无条件支持，鼓励非国家直属机构参与扶贫，如民营企业扶贫享受税收优惠等；弘扬中华民族互帮互助的传统美德，利用宣传媒体形式多样地教育动员社团、社区等社会组织，统筹施策，实现了脱贫攻坚的全社会参与。
第五，保证实施效果的可持续性。精准扶贫实践独创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方法措施系统，这些方法措施不仅要确保贫困人口达到“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标准，更要注重脱贫人口持续减贫能力的提升和外部条件的改善。各项措施常用中国独有的数字表达法概括，如“***批”“四个切实”(切实落实领导责任、切实做到精准扶贫、切实强化社会合力、切实加强基础组织)、“六个到村到户”“十项行动”(村级道路畅通、饮水安全、农村电力保障、危房改造、特色产业增收、乡村旅游扶贫、教育、卫生和计划生育、文化建设、贫困村信息化)、“六大体系”(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体系、政绩考核体系)、“五位一体”(政策扶贫、项目扶贫、产业扶贫、社会扶贫、金融扶贫)等，着力推动连片特困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工程和重点民生工程建设，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为脱贫人口提供能持续“造血”的环境，使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自然衔接，进一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精准扶贫可谓人类历史首创，其创新思想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以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国家强调高速度发展，建立在追求GDP高增长率下的“大水漫灌”式扶贫带来了城乡亿万贫困人口的迅速脱贫，但粗放式发展也引发了资源耗竭、生态环境破坏及吃扶贫大锅饭等问题，最需要减贫的地区和人口减贫速度逐渐减缓，相对贫困问题益愈突出。精准扶贫是创新发展理念的体现。对于如何评估贫困地区发展成效，国家将视角从考核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转向主要考核扶贫开发成效，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区域，不再用地区生产总值指标考核，而是将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贫困人口的减少作为主要指标；相应地，国家把人均收入2300元的扶贫达标线改为综合反映生活水平的“两不愁三保障”，引导贫困地区党政领导班子把工作重点放在扶贫开发上。可以说精准扶贫方略作为先期探索，为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的“十三五”时期五大发展理念奠定了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理论开篇。
第一，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用集体智慧领导人民探索出摆脱贫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我国逐步解决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先后采取“大水漫灌”“区域分灌”以及“精准滴灌”的方式帮助贫困人口脱贫，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50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基础。确保不漏一村、不落一人的“两个确保”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志，脱贫攻坚战的成功将会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类实现自我解放的一大成果，具有中国特色的脱贫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发展观、反贫困思想的重要补充和贡献。
第二，发展了社会治理理论。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20年完成脱贫攻坚目标，我国一直强调社会治理改革，构建了关于精准扶贫的政策体系以及政策支撑下的蛛网式扶贫工作格局，形成了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东西协作、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层层落实、各级第一首长主抓问责、“村两委”担当脱贫攻坚先锋、对口职能部门提供各类保障服务的脱贫攻坚体系，整个体系责任清晰、分工明确、任务到人、考核到位，“精准到人到户，六个精准，***批，四个切实，六个到村到户，十项行动和六大体系，五位一体”等扶贫制度措施协同发力，运用系统论、控制论的同时还发展了系统论、控制论。随着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深入实施，中国的精准扶贫将会成为全球治理研究的参考。
第三，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扶贫作为准公共品，其公共品特征要求政府主体肩负起基础设施、“两不愁三保障”的重任，但其准公共品的特征又要求其他社会主体能够参与并开展多元甚至全员扶贫，形成多元供给体系，进而保障扶贫的市场有效、社会有效，提升扶贫效果的持续性和有效性。因此，“社会参与、构建五位一体社会大扶贫格局”是我国政府在新时代用宏观调控、制度框架、法律法规弥补“市场失灵”，用转移支付、公共服务均等化平抑初次分配差距、补齐贫困人口民生短板、完善准公共品扶贫服务供给体系的创新，是对现代准公共品供给理论的重要贡献。
第四，发展了人类未来发展理论。倡导人类应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作为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于2015年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中国在致力于自身消除贫困的同时，始终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力所能及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13)。精准扶贫中的“一个也不掉队”将会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成功实践，中国精准扶贫的理论与实践将会成为打造全球现代治理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参考和组成部分。
三、精准扶贫的价值贡献
精准扶贫取得的成就充分回答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时代三问，用事实证明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
第一，证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马克思有关扶贫的论述指出，制度性贫困和生产力贫困是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制度扶贫和生产力扶贫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方法。我国扶贫从粗放的“大水漫灌”式到精准的“滴灌”式是扶贫的制度性创新，而脱贫方式上用“***批”“五位一体”取代单纯依靠增长溢出和转移支付则是生产力扶贫的提升，其中将产业发展作为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运用“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市场”模式，因地制宜开发扶贫产业，为农户提供就业岗位和增收渠道，打牢经济基础，取得了成功脱贫并稳定脱贫的显著成效。精准扶贫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扶贫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扶贫理论与中国扶贫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精准扶贫强调多维贫困理论与多元扶贫实践的统一，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两不愁三保障”的统一，体现了吃穿与基本社会尊严的辩证关系；生产力要素五位一体的统一，体现了狭义生产力要素与广义生产力要素的辩证关系；外在帮扶与内生动力的统一，体现了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扶贫中的运用。总之，扶贫取得的成就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14)，马克思主义能够为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第二，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5)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牢记小康路上一个也不能少的庄严承诺，通过精准识别、精准施策，实现扶贫资源供给和扶贫对象需求的精准匹配和有效对接；“建档立卡，动态调整，分类帮扶，考核退出”的全套程序，实现了扶贫的精准度和综合性的高度契合；蛛网式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统筹了各方力量，形成了“两不愁三保障”目标下的“政府+市场+社会+贫困群体+生态”五位一体的扶贫大格局，将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精准扶贫工作中基层党委发扬光大党的群众路线，通过扶贫、扶知、扶智、扶志、扶制，实现贫困对象脱贫的路径转变，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村民民主评议与逐级分解、分级负责相结合的精准机制，使“六个精准”“***批”具有极强的可复制性、可推广性，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执政能力。
第三，证明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精准扶贫作为新时代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工作，践行着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蛛网式的工作体系依据中国国情设计，紧密围绕党中央领导核心，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凝聚起全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工作，在资金、人力、物资、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方面依靠国家行政力量发挥决定性作用，在产业扶贫、劳动力就业、产品销售等方面依靠市场机制发挥积极作用，保证了脱贫攻坚的效率，不断取得显著扶贫成就，不断化解社会主要矛盾，彰显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先进性。
总之，精准扶贫是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道路抉择。精准扶贫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新时代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其精准到人到户、靶向扶贫的个性化施策的政策体系和方法体系，是精准扶贫的根本创新所在。精准扶贫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发展观、反贫困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扶贫实践中的重要体现。精准扶贫思想对现代贫困治理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打造全球现代治理体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基础。
注释：
①参见联合国网站https://www.un.org/en/sections/issues-depth/poverty/index.html。
②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6页。
③《习近平赴湘西调研扶贫攻坚》，载中国网2013年11月3日。
④参见王思铁：《精准扶贫：改“漫灌”为“滴灌”》，载《四川党的建设》(农村版)2014年第4期。
⑤《六个精准》：载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7年9月6日。
⑥同上。
⑦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第17-18页。
⑧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50-51页。
⑨习近平：《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2014-2018)》，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⑩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第15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59页。
(12)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48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21页。
(14)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
(1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雷明，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邹培，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助理研究员。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