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梁捷老师2016年5月19日在复旦大学进行的讲座《被遮蔽的图景——泰国南部的一段隐秘历史》修订、节选，经主讲人授权发布。
非常感谢瑞象馆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感谢施老师还有很多老朋友给我这样的机会，能够让我回到母校来做这样的一个主题演讲。演讲主题跟我专业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我一直非常有兴趣和关心的题目。我感到非常容幸，第一次站在这里跟大家探讨这个话题。
泰国与我们生活的关系
这是我今天演讲的主要结构：第一个问题自然是“为什么要讲泰国”，为什么我会对泰国和从泰国引申出去的一些历史问题感兴趣。接着我们会介绍一些基本的背景，包括泰国的主要情况，尤其是泰国南部的社会组织的历史背景。我比较关心影像，所以我们会更多地从图像和影像的角度，来看看怎么认识泰国南部的历史。最后，我们要进一步分析，从影像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哪些东西是我们不能直接看到但是又比较重要的内容，使得我们应该通过其他方法，不管是艺术工作还是人类学、民族志的方法来进行补充，加深我们对泰南地区的思考和认识。这就是我今天准备讲述的整体逻辑。
第一个问题，想跟大家聊聊的是为什么要讲泰国。这个问题对我自己很重要。一方面，我自己在过去这些年里一直在国内国外做一些学术研究，其中就包括我和朋友做一些印度和东南亚的区域研究，其中必然会涉及到对泰国的研究。这一部分是我自己的学术工作，看似枯燥，也很无趣。
但施老师跟我提及今天的讲座，我马上就报了这个关于泰国的题目。因为这个题目我自己思考了很久，很多问题还没有想清楚，也想借着今天的机会拿出来和大家讨论，进一步厘清。最近有很多事情对我有刺激，触发我的思考，所以开头我先跟大家分享两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一个我非常熟悉的朋友的故事，她也在艺术圈工作。我们过去一直在做一些印度研究。最近她的一个工作是找了一处房子做社区及艺术工作。这个地方在杨浦区，跟我们复旦在同一个区，但是在很多人都不熟悉的、很偏的一个地方，叫做定海桥。她在那里做一些在地的研究，研究那个地区的历史，研究那个社区，开展各种类型的工作。
有一次她跟我说，这条马路现在叫定海路。在历史上，尤其在1949年之前，这条路叫什么名字？我完全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她他她他去查了资料，这条路是1920年代开辟的。1920年代，这里当时属于公共租界，英国殖民者筑了这条路，这条路的路名命名为叫山达刚路。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不知道“山达刚”是哪里，或者是谁的名字。但是如果有一些地理知识的话，也许会知道，山达刚这个地方，就在我们今天马来西亚东部的沙巴州。东马来西亚可以分成两个州，一个叫沙捞越，一个叫沙巴，它当时就是沙巴的第一大城市，英文是Sandakan，今天我们会翻译成山打根，其实就是这个山达刚。当时英国人开辟了这条路以后，同样是用了它的殖民地，即东婆罗洲、今天东马来西亚的一个城市来命名这条新开辟的小路。
如果大家了解一下山打根这个地方，会发现我们生活中也许还有其他机会可以跟这个地方发生联系。比如说在8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部日本电影在中国很热，很多人都看过，名字叫做《望乡》。《望乡》涉及日本人在南洋做妓女的一段重要历史，里面最重要的南洋落脚点就是山打根。很多人都看过《望乡》，不知道有多少人记得山打根。
对于我自己来说，因为我同时也在做一些马来西亚的研究。突然就发现，原来我们自己关心的杨浦区的地方，竟然跟远隔万里的马来西亚的一个地方，在历史上是有这样的联系，这让我们非常意外。很少有人知道定海桥，也很少有人知道山打根，但这两者曾经在一段时空中通过英国殖民者联系在一起。
顺着这个线索看看周围的那一些路。比如说杨树浦路周围还有一条路叫河间路，在1915年以前叫孟买路，刚刚越界筑路的时候就以当时印度大城市孟买来命名。后来我们在定海桥也请过印度学者来讨论过孟买贫民窟的情况，真的很巧。所以整个杨浦区很多的曾经地名，我们现在看起来非常诡异，都是以当时英国的殖民地，即南亚、东南亚的一些城市来命名。
所以从这样一个很偶然的线索出发，我们突然意识到，上海早在1949年之前，其实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它的国际性远远超出我们现在的理解。以杨浦区定海桥为例，我们现在觉得那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甚至大多数人会觉得那是一个很贫穷的，落后的，主要是苏北人的地方。但是它并非简单就是一个苏北人聚居地，它经历过日本人的管理，甚至它以前还曾经是一个英国人的地方，与其他遥远的殖民地有这么密切的联系。
整个公共租界都是如此，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今天我们不多讲法租界的问题，法租界也有这样的问题，有兴趣可以来参加瑞象馆组织的关于法租界的工作坊（2016瑞象校园系列活动—“城市漫步：发现与表述”工作坊）。例如很多人喜欢的复兴中路北面一条小马路叫香山路，孙中山故居就在这个地方，后来留给宋庆龄住。可是它在历史上叫莫里哀路，以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家莫里哀命名。再北面还有一条小马路叫皋兰路，通向复兴公园边门，白俄的东正教尼古拉斯大教堂就在皋兰路上。可它刚刚开辟的时候，在历史上叫做高乃依路，也是一个法国著名的作家。南北方向的思南路，在历史上叫马斯南路，是一个很著名的法国作曲家。现在翻译成马斯内，他的一些曲子放出大家肯定是听过的，比如可以搜一下《冥想曲》。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与法国、英国，与全世界在历史时空上的联系。
又比如在外滩那个地方，靠近外滩的大名路，大家也许走过，它在历史上就叫做百老汇大街。我们现在觉得百老汇天经地义是美国纽约的一条路，以舞台剧出名。其实在1949年以前，上海也有一条百老汇大街，名气一样很响。现在路名是改了，还保留一幢百老汇大厦算是遗迹。所有这些线索都让我产生很深的感触。这个朋友很偶然的一些工作，就发现了上海本地的丰富性，发现它在历史上和殖民地之间的密切关系。
第二个故事。前一阵有一个朋友到上海来做研究，她是一个常年在台湾生活的马来西亚艺术家。她来上海后，我们问她，你到上海要看什么地方，你对什么地方有兴趣？她说她对其他地方都无所谓，不一定要看。但是她一定要去一下淮海中路的国泰电影院。我们当时都很奇怪。国泰电影院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电影院，是在淮海路和茂名路路口的一个电影院，而且现在很多人觉得它已经很陈旧了，为什么马来西亚朋友会对国泰电影院那么感兴趣。
后来她告诉我们她背后的一个研究计划。原来国泰电影院在1949年之前属于一个很大的电影集团，名叫电懋（国际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的简称）。这个集团的创始人就是马来西亚人，传到了第二代。创始人甚至还是马来西亚吉隆坡的首富，名字叫做陆佑。马来西亚吉隆坡市中心很重要的一条路就叫做陆佑路，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就是国泰电影院的投资者。
国泰电影院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都有很多分店。陆佑比较早就去世，后来主要是他的儿子陆运涛在运作整个集团。陆运涛在60年代，曾经有机会把电懋或者国泰这个集团进一步推广到台湾。但是在当时背景下，陆运涛是非常右翼反共的，他在台湾因为在一次号称“意外”的飞机失事的事故当中去世。这次飞机失事，电懋集团的高层都在飞机上，所以这对电懋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后来没能发展得更好。
国泰电影院1930年在上海建造，当时完全是整个东南亚电影院线的一部分，是上海非常重要的一个电影院。我们今天不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电影院，附近还有那么多新的、很好的电影院，但是它在历史上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上海当时就是亚洲文化中心，能看到最新的电影，夏济安、夏志清的回忆文章里都说过这一点。所以我那个朋友已经把马来西亚、新加坡所有的国泰电影院都跑过了，但是她知道上海也有一家国泰电影院，就一定要去看一下上海的国泰电影院。
上面讲的这些小故事都给我很深的感触。我们是在上海做研究，但又绝不能仅看着上海，不关心其他地方。哪怕是在再冷僻的地方做研究，不管你在哪里，只要你研究下去，深入挖掘，就会发现我们跟全世界的联系，也许是跟东南亚，也许是跟香港，也许是跟过去的英法殖民地，都会产生联系。历史就是这么奇妙，通过千丝万缕的联系把这个世界联系起来。
所以施老师让我来讲一个题目。我就在想，虽然我是在复旦做一个演讲，但是我希望把距离拉得远一点，我们可以讲一个看似很远，完全是发生在泰国和马来西亚边境的一段故事。但是如果我们深入研究那段历史，也会发现跟我们自身、跟上海可能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前一阵我看一个新加坡被禁的纪录片《星国恋》，里面采访一对在泰国南部开办面条厂的老夫妻，他们说他们的儿子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你看，这不就产生联系了吗。所以如何认识泰国，主要就看我们研究的深度和自己的感悟了。我觉得这是做艺术也好，做民族志也好，这是整个过程中间最有意思、最能启发我们思考的地方。
认识泰国的研究方法
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对于泰国在认知上存在的鸿沟。第一种当然就是从旅游角度看到的泰国，每年有数以百万的中国游客到泰国去旅游。泰国的旅游文化包括前面说的红灯区文化，海滩文化，佛教文化等等。但是对于研究者而言，不管是政治学研究者、历史研究者还是民族志研究者，大多数人必然会关心泰国的政治问题和佛教问题，这才是真正凸显的棘手问题。
所有这些政治问题，在生活当中其实很难发现。前面提到的龚浩群老师说起过，她在泰国住了一年多的时间，平时看到的都是日常琐碎的事情，完全感受不到大家对于政治的热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她就没有跟她的房东、周围的朋友谈论过政治，以为大家都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她离开泰国，过两年重返泰国，发现她曾经的房东、周围的朋友都是狂热的红衫军的支持者，他们对政治是有热情的。她就很诧异，为什么当年她住了一年多，大家好像对政治完全没有兴趣，但是现在突然有了他信和红衫军这样的事情，政治问题就凸显出来。这个问题很难回答。要研究泰国的政治问题，同时探索泰国的老百姓日常生活，在两者之间挖掘泰国人民的心理，真的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这里我列举一下认识泰国的研究方法，包括影像的方法，文献的方法、旅行的方法，田野的方法等等。这个人就是我说的人类学泰斗，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的作者，他非常敏感，把批判性思考发挥到了极致。每次我看到安德森的照片，就会想起一个泰国故事。这个故事对我的触动非常大。所以提到安德森，我觉得一定要把安德森经历过的这个小故事跟大家再分享一次。
这是安德森的亲身经历。他作为一个美国人，纯粹的一个白人，在泰国做田野调查。有一天他去泰国机场，出租车司机是一个唐人街出来的老年华人。他们就随便聊天，问那个司机，你到底支持红衫军还是黄衫军？司机说，当然支持红衫军的领袖，也就是他信。司机代表了一个很主流的看法，就是左翼的穷人都支持红衫军和他信。
然后安德森就问他，是不是因为他信的政策对贫穷人群有所照顾？老人说不是的，这是唐人街的老华人，想法不一样。他说他支持他信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信是客家人。老华人说我也是客家人，现在大家在泰国，只有客家人支持客家人。因为客家人努力工作，客家人在中国也是一直与其他的本地人斗争，他认为客家人是最有开拓精神的。客家人不会让女性裹小脚，客家人不装腔作势，客家人是真正信得过的领袖。
安德森继续问他，你怎么看黄衫军领袖阿披实？阿披实是权贵的一个代表，而且阿披实背后潜在地得到包括国王在内的贵族阶层的支持。这个华人就说他非常讨厌阿披实，因为阿披实是一个该死的福建人，狡诈、懒惰、机会主义者，对人不善良。
安德森又问他，那政局当中还有一个人物，就是另外一个反对政府的领导人，叫做素帖，对素帖怎么看。司机又直接说，素帖也不是个好人，因为素帖是海南人，糟糕透顶，海南人又不爱干净，不讲卫生，愚蠢残忍，永远不要相信任何海南人。
安德森最后又问他一个稍微有一些敏感的问题，就是怎么看国王。老司机说，国王其实也不怎么样，因为国王是潮州人，要往前追溯好多代才是潮州人了。他说国王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因为潮州人总是阿谀奉承那些比他们势力更大的人。他们潮州人为什么在这里当国王呢，是因为他们去不了越南，去不了印尼。因为他们胆小，觉得泰国安全，就在这里当国王。
所以这就是一个泰国华人对政治的看法，完全不是我们习惯的红衫军、黄衫军、左右翼政治，而是用我们最熟悉的身份认同，客家人、福建人、潮州人、海南人，这样的一个地域认同，而且通过一个唐人街的老华人对一个白人来这样描述，显得特别滑稽。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觉得这个故事特别有意思，我自己也这样觉得。这真的是在族群政治里面，可能是存在的一个认识上的真相，又是我们单纯从表面上完全分辨不出来的真相。
前面列举了那么多对泰国研究的方法，文献什么的，民族志什么也不用多说。至于纪录片，我这里简单的列举了几部，基本上都可以在YouTube上找到。我们就介绍两部纪录片吧，一部叫《最后的共产党员》，一部叫做《星国恋》。
这部叫做《最后的共产党员》这个是导演，就是阿米尔·默罕默德，这是他的电影海报。《最后的共产党员》，从这个题目大家也可以知道它的主人公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陈平，他真正是最后的共产党员。但是导演阿米尔·默罕默德是一个标准的马来人，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马来导演，在国际上也有很高知名度。他冒险拍了这部片子，结果不出意料变成了禁片。
虽然马来西亚电监局都认为这部电影没有争议，但是它没有通过国安部审查。马来和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有各种各样的审查，所以这部电影最终没有办法在马来西亚上映。报纸上很多人对这部电影加以批评，认为马来西亚那么大，出现过那么多英雄人物，为什么非要盯着一个有争议的、非常糟糕的杀人魔王作为主人公来拍摄。
阿米尔·默罕默德辩护说，他之所以要拍这部片子，就是因为他看了陈平的自传，也就是《我方的历史》。他发现陈平描述的所有的地方，马来西亚北部的那些小镇、村庄，基本上都是他听也没听到过、更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了解的地方。作为一个马来西亚人，他本来觉得自己对马来西亚已经很熟悉，生长在吉隆坡，对东南西北很多大城市都挺了解。但是读了这个有争议历史人物的故事之后，发现他所活动的区域居然是自己完全不熟悉的地方。所以阿米尔基本上是抱着追随陈平足迹的想法，在马来西亚北部和泰国南部走了一圈，把陈平走过的地方也走了一遍，所以采访了很多人，然后拍出这样的一部纪录片。
当我看到这部片子的时候，也有许多感慨。这是一部关于左翼的、马共的片子，是关于华人壮烈历史的片子，但是它的导演却是一个马来人，看来跟马共没有任何关联。我们始终觉得马来人应该是在马共对面的敌人，交战几十年，相互不能谅解。可反倒是一个马来导演，于对马共的历史做了一个最好的梳理和挖掘，拍出了一个高质量的纪录片。这就是《最后的共产党员》。
第二部片子是《星国恋》，导演是新加坡的女导演陈彬彬。那边是电影海报。看名字大家也就能猜出一些内容了吧。片子的英文名叫做“ToSingapore with Love”，主要内容就是采访了很多组悲剧性人物，有十余个吧，都是在1962年冷藏行动中受到打压和迫害的新加坡人。其中有些是被李光耀抓捕，还有一些是在李光耀抓捕他们之前就逃出新加坡的人。所有这些人，基本都再也没法回到新加坡。
里面有一个主人公的母亲，90岁的人了，还住在新加坡。主人公在1962年被迫离开新加坡，现在都不能回来。每次和他母亲见面的时候，只能跑到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一海之隔的城市叫做新山，新山与新加坡之间有一个两公里长的新柔长堤相连，类似于香港和深圳的关系。这个主人公每次只能站在长堤一头，由他的母亲穿过长堤，从新加坡到新山，然后两个人才能见面。这是一个为了左翼的理念、信念，最终被驱逐出新加坡的悲伤故事。
《星国恋》中有几个人，包括我前面提到的马华作家贺巾，就是直接参加了马共。他曾经是一个很被人看好的青年作家，作品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都产生了影响，可是他后来突然消失了。二十多年后，他才重新露面，大家才知道他去参加马共了。他这些年又出版了一些新的小说，写马共内部的一些情况，引起很多马共老领导的不满，认为他在手法上歪曲了马共的形象云云。
当然《星国恋》中也有些人，在遭受迫害离开新加坡后，也没有激进地参加马共，而是到欧洲开始他的新生活。但不管怎么样，这些人都在政治上受到迫害，到现在没有办法回到新加坡，或者他们的孩子也没有办法入新加坡籍。所以《星国恋》这部片子让新加坡领导人很不满意，自然不可能在新加坡上映。它之前曾经在马来西亚上映，有很多新加坡人专门组团包车，赶到马来西亚去看这部片子。
这部片子在国内基本上没放过，只放过一次，就是前不久在杨浦区定海桥那里放过一次，其他地方从来没有放过。这部片子也很重要，反映了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相联系的一段历史。我觉得也与上海，与定海桥有潜在的联系。
从《最后的一个共产党员》和《星国恋》这些纪录片里可以看到，不管是马来西亚还是新加坡，有很多导演岁数都不大，都是年轻人，但都对历史和真相充满热情，在努力地认知历史，发掘被遮蔽的回忆和被遮蔽的真相。这应该是全世界共同的一种趋势，努力通过认识他者来认识自我。
最后再次总结一下，这张照片是我在网上搜泰国的时候随手搜到的，也是当年世博会的时候，中国对泰国的一张宣传片。我觉得挺典型地反映了我们对泰国的认识。我们对泰国的理解一般是佛像，佛塔。曼谷最重要的旅游景点叫做大王宫，大王宫里面的很多塔就是这样的。这边是泰国的民族服装，民族舞蹈等等，我们对泰国的理解就是这样刻板化，又是佛教徒又是佛像，又是佛塔，又是这样的美好的环境，包括清澈的海滩等等。
但正如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我在演讲里放置了很多照片，都是关于的战争的，关于伊斯兰冲突的，都与我们习惯的刻板泰国印象相冲突。那些佛教形象什么的，当然是泰国非常重要的元素，但是缺乏反思的话，它们就很容易构成我们对泰国的刻板的印象，我们以为泰国就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泰国的泰南三府就是伊斯兰教为主，就是与其他地方不一样。在泰国历史上就是有左翼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有马共的历史，有血淋淋的战争，并不总是那么平和。所以真实的泰国和想象的泰国不可能完全重合。
同样的，现存的图像和缺失的图像之间也存在这样的互补。我们当然可以找到大量的主流纪录片，我们在YouTube上可以发现海量的风光纪录片。但是泰国和马来西亚又很长一段相互交叉的近代历史，在官方叙述中都被遮蔽。马共的历史，不管它在马来西亚期间的历史还是在泰国南部的历史，两方面都被遮蔽。现在泰南三府的一些不安定的因素，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报道。现在当然有比过去多的多的历史视频、历史图片、历史素材出现在网上，条件要比过去好得多了。有很多的艺术家和纪录片的工作者，就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试图打捞影像，重建历史。
在图像资源尚不普及的年代，人们往往采用文学或者其他手段来对历史进行加工和回忆，所以产生了大量的马华文学。我与很多马来西亚学者讨论过马华文学。他们也认为马华文学或者是这样一类文学，同样存在着想象、夸张和扭曲，更多的是反映一种情绪，不见得能够真实的反映当时的状况。所以我们真的要重建历史或者更深刻地认识当时环境的话，除了要反对官方叙述以外，对过去非官方的关于马共的描述，比如马华文学里的描述，其实也要多加警惕、多加反思，它很有可能是另一种遮蔽。真正的研究工作总是非常困难和有挑战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