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3年前写的一篇随笔。
郑永年的“政府重金融轻实业的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一文（编者按：下附原文），列举的问题，都是存在的；但是文中没有把来龙去脉、也就是这种状况产生的根源和要害讲透彻。说政府轻实业是对的，但其“轻实业”，并不是想要“重金融”，更不是因为重了金融才轻了实业。
在我看来，我们经济中的实业越来越“不受重视”，越来越边缘化，并非政府主动而为，而是一种失误的发展战略和扭曲的体制制度造成的恶果。
形成这种局面的关键，在于我们经济运行的效率——包括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过于低下；在效率低下又不得不解决强大就业压力和庞大公共开支的情况下，只有借助于维持较高的GDP名义增长率；而要维持GDP高速增长，内涵跟不上，只能靠外延，依靠持续扩大投资，依赖不断投放流动性……
这种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的结果，只能是票子越发越多，流动性越来越泛滥；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价格步步攀高，各种泡沫不断吹大，“金融”一步步“吞噬”实业的领地、占据越来越多的地盘……这一切，就是我们这种经济形态演变的“机理”。
最近一个时期，国内外经济理论界对“日本失去的20年”反思不少、讨论不少。所谓“失去的20年”，指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裂后，经济陷入的连续20多年的衰退，具体表现是增长率低、财政状况恶化、通货紧缩、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或基本不增长，等等。
最近经济理论界之所以反思“日本失去20年”的说法，是因为大家发现，尽管日本这些年来经济增长率一直不高、通货紧缩问题至今尚未根本解决，但是，日本整体的经济效率并不低，企业和全社会的创新能力并不差，国家的绝对实力和财富还在不断增加，国民的生活水准总体上还在稳步提高……这些，和我们“想当然”中的日本经济有很大的不同。之所以会是这种情况，我认为最根本的因素，是日本经济的基础、特别是微观结构比较好，微观经济的效率比较高……
和日本相比，我们最大的弱项在于经济效率明显偏低，在于公共开支过于庞大。
我国经济效率不高，原因何在？主要在于体制扭曲。简单讲，第一，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大量充斥于一般竞争性一般营利性领域，对效率高出许多的民营企业形成强大的“挤出效应”，导致微观经济的低效率。第二，市场在许多领域的资源配置上，还远未起到“决定性作用”，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第三，由于各级党政机构过于庞大、过于“强大”，由于法治不健全，经济运行中的交易费用制度成本过高，导致微观效率和宏观效率很难提高……
看来，要根本摆脱当前的经济困境，我们一方面要着力解决各个层次的效率低下问题，大幅度提高投入产出水平，大幅度增加有效供给；同时，要大幅度压缩各种不必要的公共开支——包括党政机构和部分事业单位自身的的开支，以及由各级政府主导和国有企业直接掌握的巨额低效、无效乃至“负效”的国内外投资——这不仅是节约开支的需要，是压减交易费用制度成本、提高效率的需要，更是压缩腐败空间、提升执政党和政府公信力的极其重要的举措……
“金融”的份量越来越重——即泡沫越来越大，杠杆率越来越高——实业的比重越来越轻，对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其前景是灾难性的；如何认清形势，审时度势，尽快采取综合治理的方式，扭转这种趋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而又艰巨的任务。
2016年12月9日
郑永年：政府重金融轻实业的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今天的中国，尤其是年轻人，没有多少人会想踏踏实实地去创业，而是拼命施展“投机精神”来发财致富。
“资本运作”无疑是近年来中国经济领域越来越显眼的概念，也是越来越盛的主体经济活动。无论是“金融改革”、“互联网经济”、“双创”，还是其它很多种种经济活动，大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从事着“资本运作”。
应当指出的是，中国需要大力发展金融产业。经济生活的巨大转型，要求中国发展出强大的金融领域，而这是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建设所欠缺的。没有人会质疑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性，但问题在于如何发展。健康的金融发展无疑有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提升，但病态的发展则会拖累经济，使得经济发展走上错误的方向。金融产业的发展既是一个经济发展总体方向性问题，也是一个政策判断问题，即对金融产业和其他经济领域关系的判断问题。这就需要清醒认识到今天中国金融产业的状况，看看现在的发展方式已经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而如果不加以纠正，以后又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目前中国金融产业状况和趋向
首先，各种经济资源快速有效地从实体经济流向金融业。无论是国有还是民间资本，都在热衷于搞“资本运作”，正在促成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这与原来的目标背道而驰。从本意来看，发展金融业是为了有效地为实体经济融资，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但结果刚好相反。道理很简单。中国的金融业仍然处于低度发展阶段，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金融业尽管风险巨大，却是今天中国可以谋取暴利的领域。为了谋取“暴利”，各行各业的资本蜂拥而至。
其次，金融业快速有效地吞并实体经济。在市场经济领域，“大鱼吃小鱼”是通常现象。通俗地说，就是钱说了算，钱越多，权力和能量就越大。西方资本主义早期发展也有这样的历史，但后来逐渐规制化。强大的实体经济、法治和规制等因素，使得实体经济有能力抵御资本运作。
今天的西方也有通过“资本运作”来重组企业，把那些管理不善、效率低下、频临倒闭的企业合并重组，重新有效运作起来。但在中国，情况并非这样，甚至刚好相反。“资本运作”的首要目标，就是资本拼命收购优质企业。这些年来，一些巨大的金融保险机构，通过各种正当或者不正当的手段，来强行入股或者收购优质企业的新闻，一直充斥着中国的媒体界。中国的实体经济很难抵御“资本运作”而被资本所吞并。
其三，也更为严峻的是，整个国家经济领域呈现“投机化”现象。自改革开放以来，数代企业家从事的都是实业。但今天实业精神已经不再，往往被视为“不合时宜”。因此，整个经济“投机化”，资本个体更是“投机化”。今天的中国，尤其是年轻人，没有多少人会想踏踏实实地去创业，而是拼命施展他们所具有的、前面几代企业家所没有的“投机精神”来发财致富。因此，“骗局”横行在各个经济领域。有人形象地说，所谓的“分享经济”已经演变成为“欺骗经济”。尽管说得过头，但也反映了部分事实。
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能够造成这样的大趋势？
政府重金融轻实业
第一，这个领域的国家政策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近年来，在金融领域，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横行起来，犹如“华尔街”突然闯入了中国的经济领域。这里有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中国1980年代改革开放时，刚好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要是英美国家）开始流行之时，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这代人，已经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在1980年代，中国的金融领域是不开放的。
到1990年代，中国经济体全面开放，但金融领域管制非常严厉。这可以从当时朱镕基总理大力整顿浙江的“非法”金融活动看出，政府整顿金融秩序的努力甚至过了头。胡锦涛、温家宝的时候也延续这一政策，尽管有了松动。浙江“吴英案件”足以说明政府的意向。但这些年来，政策形势发生了激进的变化。尽管从理论上说是要有序推进金融市场建设，但在实践层面，金融领域呈现出无政府状态，出现“有开放而无规制”的现象，造成了今天的局面。
政策层面也可能涉及对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误判。如果政府为了发展金融业而对其抱“先行先试”的态度，还不算那么糟糕，因为政府对这些后果是有意识的。但如果政府已经把经济发展的重心置于金融业而轻视实体经济，从长远看，结果会是灾难性的。
第二，政府的政策也得到了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的高度认同和论证，具有了理论上的合法性。在学术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至少在金融领域已经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学界和政策界在资本的大力支持下，大力鼓吹金融自由化。从海外回来的各种人才很多不仅鼓吹金融自由化，本身也设立了不少“资本运作”企业和公司。在实践层面，他们不断和各级领导层接触和鼓吹，导致了资本和权力结合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似乎没有其他力量可以抵挡这一趋势。
第三，国家缺乏经济增长的来源和动力。这些年尽管出台了诸多推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但因为政策本身或因为既得利益的阻碍，很多政策很难推行下去，经济增长乏力，下行速度超越预期。在这样的情况下，“资本运作”成了有效的手段，因为“资本运作”往往在体制外产生，不受或者少受既得利益的阻碍。而且，通过“资本运作”的经济活动来得快，能有效促成经济增长。无论在政策层面还是民间层面，通过“资本运作”似乎成了“发财”的最重要手段。
第四，资本缺少有效的投资空间而转向金融。旧的投资领域趋于饱满，产业升级缓慢，整个社会又缺失投资未来技术的精神和动力，因此，金融投机成为新的投资领域。
第五，企业家的代际变化。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企业家大都从事实体经济。但现在出现代际变化，新一代企业家所接受的教育、企业家精神和投资偏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很容易看到，一般所说的“富二代”大都在玩金融经济或者互联网经济。各种形式的互联网金融、网络经济（如“网红”）等都是他们“创意”的产物。
第六，大部分中国老百姓还没有经受商业社会的洗礼，缺少一般的金融常识，同时又怀着尽快发财的梦想，很难抵挡得住资本的鼓动和诱惑，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加入“金融投机”的浪潮。这些年下来，无论是股票市场还是今天的各种“资本运作”活动，牺牲的都是老百姓的利益，而非从事“资本运作”那些人的利益。尽管金融丑闻一个接着一个，很多人仍然乐此不疲，加入“自愿”被欺骗的队伍。
经济大灾难就在后头
如果“资本运作”方式不能加以有效规制，对国民经济会产生怎样的长远影响呢？简单地说，一场经济大灾难就在后头。
金融经济对中国无疑非常重要，为国家可持续经济发展所需要，尤其像中国那样大的经济体。内部经济活动的扩张和发展，需要大量的金融支持，因为金融是国家经济的血液。同时金融经济也是外部竞争的需要。英美国家金融资本主义发达，金融经济是他们主导世界经济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手段之一。这一点已经为中国的各方所意识到。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强大的金融经济，中国很难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不过，中国如果要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实体经济发展仍然是关键。中国现在人均国民所得8000美元左右，而西方发达国家在4万美元以上。即使要达到今天台湾2.3万美元左右的水平，也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所强调的经济活动，无论是金融经济、量化宽松、互联网经济，还是房地产经济，大都是“吹气球式经济”泡沫经济。从8000美元到2万多美元，这个距离不是搞泡沫能够搞出来的。并且，在“脱实向虚”的情况下，一旦泡沫破灭，势必导致整个国民经济的大倒退。
也同样重要的是，中国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国际压力。华尔街推动的全球化在为西方国家创造巨额财富的同时，也造成了西方国家的严重社会问题，是西方越来越盛的民粹主义的其中一大根源，很明显地反映在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欧洲右派崛起等等政治现象上。现在，美国开始通过再工业化和再实体化等手段，来纠正经济体所出现的问题。尽管美国经济这些年出现了严重问题，但从其所拥有的资源、技术、法治等等条件来看，美国仍然具有很大的实力。中国现在的形势，实体经济大都处于低附加值水平，盈利水平很低，而且出现了上面所说的“脱实向虚”的大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旦美国等国经济“再实体化”，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冲击可想而知。
如果国民经济产生重大危机，社会危机也变得不可避免。中国今天的中产阶级成长缓慢，甚至趋于变小。金融经济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特点，在法治保障不足的情况下，一旦资本拥有者感到些许不安全感，金融经济就很容易把中国的财富变成货币，再通过资本外流，演变成为外国的财富。这个趋势已经相当明显。
持有一般经济常识的人不难看到和理解这里所说的种种现象和问题。但很遗憾的是，简单的经济常识在今天的中国变得越来越难。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经济领域已经进入了一种可以称之为“集体无意识”的新状态，正如2008年之后的美国经济领域一样。既得利益，无论旧的还是新生的，都聚焦于能够赚钱、赚快钱，反正社会上所发生的一切与自己无关。这种情况不改变，中国最终也会演变成一个让人们惊讶不已的社会。
来源：I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