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西方思想史和现代性问题史的视野来看，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基本特征集中体现在方法论层面的革新上。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便表现出下列具体特征：从制度诊断到总体治疗、矛盾方法分析中的内在批判、历史视野中的过程分析。马克思开启了现代性批判的新路径：首先对现代性进行制度层面的病理学诊断，而后提出总体性的治疗方案。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和治疗始终贯穿着矛盾分析的辩证方法：现代性诊断就是把握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现代性治疗就是依据这些矛盾的演化趋势来寻求合理的解决途径；针对现代性的辩证批判，必然是一种矛盾分析方法指导下的内在批判。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矛盾的分析沿着历史发展的逻辑不断向纵深拓展，在历史视野中捕捉、把握现代性的这种显著的历史流变性质。
关 键 词：方法论革新 现代性诊断 现代性治疗 内在批判
从西方思想史和现代性问题史的视野来看，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基本特征集中体现在方法论层面的革新上。总体来看，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方法论特征表现为：从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出发(而不是从社会意识出发)来看待现代性问题，将现代性理解为历史过程、社会形态的总体特性。由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便表现出下列具体特征：从制度诊断到总体治疗、矛盾方法分析中的内在批判、历史视野中的过程分析。
一、从制度诊断到总体治疗
马克思锻造出了独到而深刻的批判思维，开启了现代性批判的新路径。这种新路径主要体现为，对现代性进行制度层面的病理学诊断，而后在此基础上提出总体性的治疗方案。制度诊断为总体治疗提供了前提，而总体治疗则构成了制度诊断的结果，这两个环节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理论的基本框架。
(一)现代性的制度诊断与制度批判
不同于目前占据主流的精神诊断、文化诊断式的观念论批判，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采取了制度诊断与制度批判的方式，直接命中了现代性赖以存在的社会基本制度。所谓社会制度，并不是指某一项具体的规章制度(例如法律制度、行政制度、教育制度等)，而是指特定的社会形态。社会制度集中表现为特定社会中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生活形式的基本结构和总体性质。在社会制度层面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比流行的观念论批判更为深刻、更为根本。这是因为，特定的精神气质、文化意识和心性结构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制度土壤中才能够发育，也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制度的视野中才能够显现出具体的社会历史内涵。在马克思的时代，现代性同资本主义制度是同生共长的。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来审视现代性，是马克思现代性诊断的一个显著特征。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诊断，并不排斥对这一制度的各种文化因素的诊断。文化的矛盾正是扎根于制度的矛盾之中，对文化矛盾的根本克服也只能在制度矛盾的克服中去寻找。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制度诊断，并不局限在某个单一社会层面之上，而是涉及整个社会有机体的总体性诊断。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现代制度，不是指社会生活的某一层面，而是一个统摄着整个社会形态的总体性结构。在这一总体内部，并不是诸种要素的松散堆积或绝然分割，而是包含着丰富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因此，现代制度表现为一种“社会有机体”：在这一有机体中，包含着政治、经济和文化诸种要素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作用。马克思明确指出过现代社会的这种有机体性质：“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①虽然马克思承认现代社会诸种生活领域的分化过程，并将经济基础和政治的、文化的上层建筑在方法论上区分开来，但并不表明他割裂了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机总体来说，“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②。无论是经济要素，还是政治、文化要素，都镶嵌在社会有机体的总体结构之中。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经济与政治之间的交互作用关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政治与经济的分离，虽然构成了现代性生成的起点，但二者并不因此而成为彼此隔绝的领域。与其说国家与社会完全分离，不如说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特定的现代转型——资本逻辑共同支配两个领域，导致两个领域的分化与纠缠。在政治和经济的这种联体运作的基础上，文化因素也紧密地组织在社会机体的运动之中而发挥着相对独立性的作用。需要说明的是，社会有机体并不是与个人无关的一个抽象范畴，其结构和运动的特性与趋势最终也规定着社会中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现代性不仅在社会系统层面运行，而且还拥有具体的社会载体和生活形式，最终还是要落实在活生生的每个人的日常行为、价值判断和思想观念之中。这样，现代有机体实际上构成了从制度系统到个人生活的运行机制，现代制度的运作就构成了现代个人生活的根源与框架，而现代个人的生活方式则表现为现代制度运作的结果。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的诊断工作也必然将基本的社会制度而非个人或观念作为根本的出发点。
制度诊断首先关注的是经济领域中的矛盾，以“原本批判”意义上的经济哲学方法为其主要特征。制度诊断应该在总体性视野中展开，这并不表明可以无所侧重地关注有机体中每一要素的作用。现代社会机体中包含着诸种要素之间的普遍联系与相互作用，但各种要素在制度系统中的地位和功能并不是均等的。经济因素尤其是物质生产方式，构成了整个有机体的基础结构和主导因素，支配和制约着其他要素的发展。马克思特别强调经济因素在整个有机体中的基础地位和主导作用，将物质基础看作“社会组织的骨骼”③；相应地，政治的、文化的上层建筑就是附着其上的社会组织的“肌肉”和“皮肤”。由此，马克思要求将针对宗教和政治的“副本批判”推进到针对经济基础的“原本批判”：“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④也就是说，制度诊断必须立足于经济哲学方法：以哲学方法透视经济现象的本质，在社会有机体的总体视野中审视经济活动的矛盾和趋势。
(二)现代性的总体治疗
制度诊断是一种对社会有机体的总体性诊断，以此为基础的制度治疗也就相应地表现为一种不同于局部治疗的“总体性治疗”。马克思的总体治疗是如何展开的呢?与其他类型的制度治疗相比，总体性的制度治疗具有何种特点?
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全面的、总体性的治疗，势必需要现实改造和实践变革，这恰恰是马克思的总体治疗方案的基本品性。正是基于这一点，马克思与西方主流的文化反思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⑤试图通过现代文化的全面反思来克服现代性的西方现代思想家，凭借自己丰富的想象和敏锐的洞察，提出了一系列深刻而不失鲜活的治疗方案。例如：海德格尔试图通过存在论层面的转换来跳出理性形而上学框架，德勒兹、德里达等则试图通过话语策略来解构理性同一性，而近期在学界炙手可热的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则期待古典政治哲学的复兴能够矫正和超克现代性的诸种弊病。文化诊治者们的主要错误在于，过分强调和夸大文化反思对于社会变革的作用，而忽视了文化和教育体系本身就是这一社会现实的产物，根本上依赖于现代性的矛盾本性。因而，任何局限于文化教育层面的诊断，都难以揭示现代性的症结；任何局限于文化教育层面的治疗和变革，都难以真正触动现代性的根基。与此不同，马克思敏锐地指出：社会环境、文化氛围的改变，甚至人自身的改变，都在根本上依赖于革命的实践活动，“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⑥。
即使在直接针对现代性的制度层面的各种诊治方式中，马克思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这突出表现在：马克思所奉行的总体性的诊治方式，与哈贝马斯等学者所坚持的“领域分化”式的诊治模式之间的显著差别。虽然马克思和哈贝马斯都把现代性诊断聚焦于社会制度之上，但对制度矛盾的具体理解仍然存在着重大差异。马克思从总体上理解现代性的矛盾，将其根源追溯到资本逻辑的内在裂变；而哈贝马斯则在领域分化的视野中理解这一矛盾，将其根源理解为不同社会领域之间的结构性冲突。这种诊断上的差异必然导致二者在现代性治疗方案上产生更大的差异。哈贝马斯把现代性矛盾的根源归结为系统与生活世界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外部对立关系。由此，他得出如下的现代性治疗方案：通过对社会诸领域间关系结构的调整，来消解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犯、渗透和支配，从而克服现代性分裂本身。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矛盾的克服并不需要凭借生产关系与政治形式的“根本性变革”，并不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实际的革命行动，而取决于不同社会领域间的重新划界和充分调整。与哈贝马斯的“重新划界、结构调整”的策略不同，马克思的治疗方案则是一种在“总体性”批判基础上的“结构重排”。由于马克思把现代性分裂的根源归结为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所以，他所设想的治疗方案必然需要对资本逻辑、对资本支配的各种社会条件(包括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各个层面的要素环节)进行总体批判和全面改造才有可能实现。
(三)现代性的“诊断—治疗”模式
制度诊断和总体治疗必然要求与之匹配的诊断治疗模式。思想家对现代性的不同诊断，引出对于现代性的不同治疗方案，这样便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诊断—治疗”模式。这些诊治模式主要可以归为两大类型：“分裂—整合”模式与“同一—差异”模式：“一部分人认为现代的弊病在于现代的一律化倾向，另一部分人则认为现代的弊病在于现代的分化癖。所以，在后现代的拥护者当中，一部分人主张通过多元化治疗现代，另一部分人则主张通过均质化治疗现代。”⑦也就是说，“分裂—整合”模式强调现代性的病症在于社会过度分化所导致的分裂，因而提出了各种新的整合方案来予以治疗。与此不同，“同一—差异”模式则主要针对现代性的一律化倾向，认为其病症在于强制的同一性抹煞了万物的个性与差异，因而也就相应地提出了差异化和多元化的方案来进行补救。这两种典型的诊治模型，基本上可以概括大部分现代性思想的思维逻辑，因而具有一种普适性。“分裂—整合”模式的祖先是黑格尔，其当代代表是哈贝马斯。“同一—差异”模式的祖先是帕斯卡，当代代表则是利奥塔和德里达。但问题在于，马克思究竟采取的是哪一种诊断治疗模式呢?
马克思的现代性病理学主要采用的是“分裂—整合”的诊断—治疗模式。也就是说，他将现代性的病症主要诊断为内在于现代性的对抗性、分裂性矛盾，并要求通过历史运动来加以实践层面的整合。从总体上看，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诊断，是围绕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引发的一系列分裂对抗而展开的。这些分裂包括劳动与资本的异化关系、阶级之间的对抗、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市民社会的“自我分裂”⑧、个人与社会(共同体)的对抗等等，涵盖了根源于资本逻辑的矛盾本性的诸种社会矛盾。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矛盾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对立统一”的矛盾概念，而是特指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对抗性、分裂性的矛盾，即矛盾的对抗性质压倒了矛盾的统一性质，从而形成了各种类型的社会分裂。既然现代社会的基本病症就在于社会内在的矛盾裂变性质，那么根本的治疗方案就只能是通过革命实践来寻求矛盾的克服与分裂的整合。通过历史运动而实现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对现代社会的各种矛盾分裂的历史性整合。
当然，在主要采用“分裂—整合”的诊治模式的同时，马克思并不排斥“同一—差异”模式，而是在“分裂—整合”模式的基础上，多方面利用了“同一—差异”模式的批判视野。在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分裂进行深入分析的过程中，马克思多次指出资本逻辑的抽象功能所造成了“万物同一化”趋势。资本所推动的市场交换体系在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扩张与渗透，造成了普遍的抽象化和同一化趋势。人的活动及其产物甚至整个感性世界，都在这种强制的抽象、削平作用中，丧失了自身的特性和内容，沦为无个性无差异的一般物。当特定存在物被纳入市场体系的时候，它本身所具有的质的差异和特性，(在观念中同时也在现实中)都被抽象掉了，从而转化为同质的、无差别的交换价值：“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活动和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⑨只有当具体的存在物转化为抽象同一的交换价值，它们才能进行彼此间的交换，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品。资本的市场逻辑所到之处，强制的万物同一化趋势随之大规模启动。抽象同一的存在物，实际上已经丧失了自我认同和自我价值，而被迫与整个抽象体系相认同：“万物同一性的代价就是万物不能与自身认同。”⑩而扬弃这种抽象同一性的路径则是发展人的“自由个性”，通过自由的、个性化的创造活动来重新赋予万物以个性和特性：“即使在一定的社会关系里每一个人都能成为出色的画家，但是这决不排斥每一个人也成为独创的画家的可能性。”(11)正是共产主义使得这种在现代性中“被压抑的多样性”由潜能发展为现实。在此意义上，共产主义实现了社会整合，同时又包含着丰富的多样性。实际上，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恰恰是在发展马克思的“分裂—整合”模式的同时，也发展了马克思的“同一 —差异”模式，并通过后者开启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多元主义路径。
二、现代性矛盾分析中的内在批判
现代性是行进于自身矛盾裂变之中的辩证过程。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和治疗始终贯穿着矛盾分析的辩证方法。现代性诊断的核心就是把握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相应地，现代性治疗的核心就是依据这些矛盾的演化趋势来寻求合理的解决途径。针对现代性的辩证批判，必然是一种矛盾分析方法指导下的内在批判。
(一)辩证的现代性立场
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与现代性具有本质性的深层关联。辩证法是同时贯穿在现代性的现实与观念之中的普遍规律。现代性在其根基处遵循着辩证法，它首先表现为一个内在地包含着多元矛盾的综合体；其次，这一总体在内在矛盾的推动下，持续进行着由生成、发展再到革新的历史运动。现代性正是这样一种充满矛盾裂变、不断发展演化的辩证历史过程。
既然现代性本身就是辩证的矛盾综合体，那么对待现代性就应当采取辩证的态度。不同于各种形式的反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马克思坚持辩证矛盾的辩证批判，寻求辩证矛盾的辩证扬弃。诚如伊格尔顿所说：“现代激进思想往往在整体上分为怀旧—倒退的和进步技术的两种倾向……唯独马克思主义鲜明地坚持了辩证法思想，就是说，现代历史是文明和野蛮不可分离的历史，既与浪漫主义的怀旧思想相对立，也与现代化的自鸣得意相抵触。”(12)浪漫主义等反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性展开了十分激进的批判，认为现代进程瓦解了既定的文化传统、伦理秩序和社会结构，造成了社会动荡、道德堕落与自然危机等日益深化的困境，因而，整个的现代其实就是人类文明的堕落史。与此迥然对立的是现代主义，则把“进步”奉若神明，坚持进步是不可逆转的必然现象，论证进步过程出现的诸种问题都是不可避免的，必将通过持续的进步而得以完全解决，现代文明恰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峰。马克思扬弃和超越了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之间的这种抽象对立，并在一个更高的层次实现了新的综合。一方面，马克思继承和深化了现代主义所强调的进步的必然性、进步与文明、发展与理性的必然关系等观点，对现代性采取了肯定态度。另一方面，马克思又继承和发展了反现代主义对于现代性的弊病和困境的诸多批判，对现代性采取了否定态度。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基础上，马克思达到了“否定之否定”的综合即辩证的现代性态度。其中，现代主义的“正题”与反现代主义的“反题”分别被当作具有片面合理性的个别环节而融会在一个更高的矛盾统一体中。马克思的这种辩证态度的关键就在于：不是在抽象的意义上谈论现代性的合理与不合理，而是深入到具体的社会历史关系之中去把握进步与倒退、文明与野蛮、理性与异化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而真正揭示出现代性的辩证规律。
以辩证法来把握现代性，就要求从历史性和暂时性方面去理解现代性，从而生发出针对现代性的批判视野。辩证法的这种批判性质首先根植于黑格尔所说的“否定原则”：“对于这否定原则而言，没有东西是永恒不变，没有东西是绝对神圣的，而且这否定原则能够冒一切事物的任何危险并承担一切事物的任何损失。”(13)然而，黑格尔的辩证法最终却达成了理性与现实的和解，论证了精神对德国现状的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最终确证了“历史的终结”。马克思却试图重新开启这一走完自身圆圈的否定原则，将其拓展为真正改造现存世界的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4)对现存事物二重性的矛盾分析，奠定了肯定中包含着否定的批判立场。现代性之所以是流变的过程，具有历史性和暂时性，正是因为其内部包含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因而，现代性的流变性正是根源于它的矛盾本性。
辩证地看待现代性，尤其需要辩证地分析现代性的内在矛盾。马克思曾明确地指出，理解现代社会的关键路径就是把握内在于社会之中的——尤其是经济基础之中的——矛盾，剖析其对抗和分裂性质：“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15)现代性生成、发展和终结的根源、动力正在于其内部蕴含的各种矛盾；多种内在矛盾从根基处推动着现代性的发展变化，塑造着现代性的结构和性质，规定着现代性的发展趋势与方向。因而，要审视和理解现代性的辩证本性，最关键的工作就是要牢牢抓住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只有真正理解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明确其结构特性和运动规律，才能从矛盾发展的视野中把握现代社会的运动和方向。更进一步说，只有抓住了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克才能具有“内在性”。
(二)现代性的内在批判与内在超越
伊格尔顿非常敏锐地注意到，对于现代性来说，马克思正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内在批判者”：“马克思主义在赞美现代的巨大成就方面超过了未来主义，同时它对这一时代的无情谴责超过了反资本主义的浪漫派。它既是启蒙主义的后裔又是它的内在批判者，不能用当前西方文化论证中时髦的赞成或反对现代主义的现成用语对它做出轻易的界定。”(16)那么，什么叫做“内在的”批判呢?它和外在的批判有什么不同?简言之，如果一种针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建立在对现代性内在矛盾的把握之上的，这种批判的根据与立足点都内在于现代性的历史过程，那么这种批判和超越就是“内在的”。
“内在批判”是相对于“外在批判”而言的。所谓外在批判，就是指批判的根据外在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过程。马克思曾经指出，施蒂纳、蒲鲁东等思想家对社会进行诊断治疗的立足点都是“固定观念”和“抽象范畴”，这些观念和范畴是通过非历史主义的抽象和形而上学的思辨而获得的。持有这种观念和范畴的批判者恰恰不懂得观念范畴正是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暂时产物，却错误地认为它们超越特定的社会历史过程，甚至认为它们能够支配社会历史过程本身：“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学家蒲鲁东先生把事物颠倒了，他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17)依据“超历史”的抽象观念和形而上学范畴等这些“从外部引进的”、“外在于历史”的根据来批判现代性并提出相应的出路，这正是外在批判的根本特征。以蒲鲁东为例，马克思指出，在此种外在批判的视野中，“即使有矛盾存在，那也只存在于他的固定观念和现实运动之间。”(18)这种“矛盾”仅仅是一种不合理抽象与具体现实之间的外部对立，根本无法触及现实本身的内在矛盾。外在批判的例子在西方思想史上非常多见，黑格尔之后欧陆思想发展的主流趋势都表现出显著的外在性特征。为了批判社会现实，青年黑格尔派一路的理性主义者诉诸自我意识、人性和自我等抽象概念，而尼采与海德格尔一路的非理性主义者则诉诸古典体验、酒神精神、生命本真和诗意美感等思辨范畴。可以说，外在批判的病根就在于它依据于非历史的、形而上学的思辨，将一系列固定观念和抽象范畴看作可以超越历史、超越社会的普遍价值、永恒标准，并以此来作为批判现代性的根据与基点。
与外在批判迥然不同，内在批判的核心就在于：批判的根据和立足点都内在于现代性的社会历史进程，都根植于现代性自我扬弃的矛盾本性。现代性自我扬弃的趋势构成了内在批判得以可能的前提，与此同时，只有从内在批判的视野出发，才能够把握住现代性的自我扬弃趋势。首先，批判的根据与立足点扎根在现代性的内在矛盾中，内在于现代性的历史过程和发展趋势。任何一种社会批判，都需要立足于一定的评价标准、评价规范，否则就无法在对象中区分出什么是需要批判的，什么是需要褒扬的。马克思的批判方法“是内在的、历史的，其理论前提是要在现存的社会条件本身中为其批判的观点寻找根据。因为实际的社会都并非和谐的统一体，它们自身中包含着矛盾的方面和各种矛盾力量。它们有的支持已建立起来的秩序，而有的则与其对抗。社会现实是矛盾的统一体。否定的和批判的力量就内在于其中，它们无须在超越价值的形式中从外部引进”(19)。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并没有预设一种“外在于”、“先在于”或“超越于”实际历史过程的先验标准，而是扎根于历史发展的趋势、方向和目标。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正是马克思在历史进程尤其是现代历史中所发现的客观趋势和演化方向，因而，他正是处处从这种内在于资本主义的客观趋势、演化方向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本身的——这种内在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趋势，我们可以称之为“解放潜能”。辩证地、历史地分析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就是要区分现代性内部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异化形式”和“解放潜能”，也就是历史运动中的倒退趋势和进步趋势、不合理要素和合理要素。批判的基础和立足点正是这些客观存在的解放潜能。“内在批判”的实质就是以内涵于现代性的解放潜能来批判现代性的异化形式，以内生于现代性的客观进步趋势来批判现代性的倒退趋势，以内在于现代性的合理要素批判现代性的不合理要素。
与内在批判相应，现代性超越的前提和路径也是内在于历史过程的。迄今为止的现代性过程已经积聚了大量难以克服的矛盾以及为这些矛盾的未来解决做好准备的条件即解放潜能和发展趋势。对于既有现代性发展形式的超越，首先就必须立足于现代性自身提供的这些现实条件，走一条“内在超越”的道路。超越的基础并不是通过理论抽象从历史现实之外引入的，而是在现代性内部孕育出来的。对现代性的这种内在超越，其本质在于超越某种畸形、残缺、片面化发展的现代性，而走向另外一种健康、完整、全面发展的“新现代性”。
与马克思不同，许多现代思想家都没有在现代性的异化形式和解放潜能之间做出必要的区分，致使他们对现代性的批判丧失了内在性，扩大化为针对既有文明形式的终极揭露、全盘否定和彻底拒绝。哈贝马斯指出，由于现代性批判缺乏内在依据，批判本身就会变成全盘性(包括对批判自身的前提)的大拒绝，就会走向无所依托、自我攻击的悖论：“批判攻击到了其自身的有效性前提。”“霍克海默、阿多诺与尼采一样身陷尴尬：如果他们不想放弃揭露的终极性，仍想继续进行批判，他们就必须保留一种标准，用来解释一切理性标准的堕落。面对这一悖论，批判在自我兜圈子过程中迷失了方向。”(20)与许多现代思想家否认现代性的积极潜能、试图从外部寻找出路的“大拒绝”相比，马克思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清醒地认识到，现代性的自我克服与自我超越并不依靠外部强加的“真理”或超历史的抽象原则——在现代性自身中就已经内在地隐藏、孕育着为它自己挖掘坟墓和预备复活的“历史真理”。
三、历史视野中的现代性过程分析
马克思对于现代性矛盾的分析并不是滞留在特定时间点之内兜圈子，而是沿着历史发展的逻辑不断向纵深拓展。“现代性是一个发展着的‘流’，而不是一个终结了的‘点’。”(21)现代性所具有的历史性、流变性和过程性要求思想者必须具备相应的历史视野。只有在历史视野中，才能捕捉、把握现代性这种显著的历史流变性质。
(一)现代“事实”的社会历史性
要把握现代性的历史流变性质，就必须突破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局限。马克思不满意建立在客观经验论基础上纯粹实证主义的历史观和建立在唯理论基础上的思辨唯心主义历史观，认为二者尽管表面对立，但实际上却都犯了排斥现实历史过程的错误。历史是人类现实的活动过程，“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22)。这种实践活动和社会关系并不能仅仅依靠感性来把握，而是要在占有大量经验材料的基础上运用合理的抽象才能够认识：“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23)在把握经验事实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正是历史主义的合理抽象。它既不同于经验论者通过孤立的感性直观而把握到的僵死的“经验事实”，又不同于唯理论者通过理智思辨而获得的“抽象范畴”，从而更为深入、更为真切地把握到了历史发展的实际趋势、深层联系和客观规律，提供了更为有效的历史认识方法。从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开启了“社会建构主义”的思维方式，与崇尚凝固不变实体(经验直观或者抽象观念)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主要包括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针锋相对。
要理解现代性的历史流变性质，就需要把握住构成现代社会的诸种“事实”的社会历史性质，就需要聚焦于特定对象的社会历史建构过程。马克思敏锐地指出，社会生活中“可感觉的”(感官可直接把握的)特定经验事实，都是“超感觉的”(感官不可直接把握的)特定社会历史过程的产物；因而对于这一感性事实的本质性理解，必须通过分析特定的社会历史过程才能够获得。马克思针对费尔巴哈一路的感觉主义者批评道：“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24)马克思在认识论上的突破恰恰是与一种历史存在论思维方式的转变紧密相连的，整个感性物质世界正是建基于实践活动尤其是经济生产活动的深刻基础之上：“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感性世界的基础。”(25)历史考察的基本对象是作为社会存在整体的“人化自然”。
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历史观点，其核心就是对建构“现代事实”的社会历史过程即资本主义进程的分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分析，恰恰蕴涵着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事实的特定存在方式的总体性理解。现代性分析要成为一种总体性的治疗和诊断，还需要上升到社会发展研究的宏观层面。
(二)“大尺度”视野中的现代社会发展
马克思认为，现代性问题根本上是一个社会发展问题。社会发展是连续性与阶段性的统一。现代性并不是与传统社会的绝然“断裂”，而是历史延续性基础上的转化与进步。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只是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二者之间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传承和相互纠缠关系。
马克思同许多持“断裂论”的思想家有其原则性分歧。马克思注意到：“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26)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有意识地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制造“人为”与“自然”的分野来凸显现代社会的地位，从而达到为其辩护的目的。而当代的各种断裂论则更为精致而复杂，例如福柯就从“知识型”的结构性断裂的角度来理解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与这些断裂论不同，马克思则更为强调历史的连续性，从中凸显出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质。他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具有某种与生物有机体进化历程类似的性质。由此，他用生物学和解剖学比喻提出了一种“从后思索”的历史方法：“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27)由此看来，现代社会并不是与传统社会的实质性断裂，而是从传统社会内部生长出来的更高级、更成熟、更复杂的社会形态：“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28)传统社会内部孕育的多种萌芽性因素逐步发展为现代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因素，而现代社会发展起来之后，依然与传统社会处于复杂的纠缠关系之中，传统因素仍然在发挥着或大或小的影响和作用。
现代性的起源和发生具有内在于传统社会的性质，这构成了传统与现代之间历史连续性的基础。“必须考虑到，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也不是从自己设定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29)现代性正是首先从特定的传统社会内部孕育和生长起来，日益发展为总体性的存在，对内主宰整个社会，并对外扩张到全世界的。无论在现代性的生成之初，还是完全确立之后，现代与传统之间都存在着深刻的相互纠缠关系。
要充分把握现代社会对于传统社会的这种连续性和进步性，马克思的历史视野就不可能只局限在一个狭小的时间段内，而必须具有“大尺度”的历史视野。这种大尺度视野可以跨越好几个世纪甚至几十个世纪的历史时间，按照法国年鉴学派的说法，可以称之为“长时段”或“超长时段”。只有在长时段之中，马克思社会发展的历史视野才能够有效地运作，才能够总体地把握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才能够在历史发展的宏观趋势中把握历史事实的本质。在长时段中分析人类历史的阶段性发展，这恰恰构成了马克思历史视野的突出优点。在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看来，“马克思的天才，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他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30)运用长时段的历史视野，就是要像马克思所做的那样，区分长时段和瞬时性，区分历史发展的深层结构与表面现象、基本趋势与暂时趋向、漫长运动与短促推动，由此把握住历史的深层和表层之间的有机联系，长时性和暂时性的辩证法。与此不同，传统史学则采用以一天、一年为时间计量单位的短时段视野，集中记载和关注短时段内发生的突发重大事件。这种做法的主要缺陷在于仅仅聚焦于现时发生的事件的细枝末节，而忽视了人口增长、价值曲线，工资波动、利润波动等跨几个世纪的长时段事件，因而不能从宏观上把握历史的发展趋势和深层结构。诚如布罗代尔所说：“现实生活因夹杂着种种小事而显得模糊不清，历史的眼光却能简化现实生活而揭露其真象，这正是在现实中生活的人求之不得的东西。”(31)由此看来，总体性的社会研究难以局限于短时段的视野之中，尤其需要更为宽广的时间尺度。
(三)“双向开放”的现代历史视野
这种大尺度历史视野必然是向着过去和未来“双向开放”的。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具有从当代向过去追溯、并向未来展望的双向度开放的历史视野，而不是仅仅拘泥于当下现时的狭隘眼界之中。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过形而上学抽象，将资本关系永恒化、自然化与合理化的辩护倾向，马克思提出了正确的历史考察方法：“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方法表明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或者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另一方面，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如果说一方面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在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32)从资本主义社会回溯到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形式，同时，也从资本主义展望未来的社会发展方向，由此便开启了“前现代—现代—未来”三者之间非常宏阔的历史视域，开启了双向的历史时间、双向的历史理解向度。这种双向开放的宏观历史视野，极大地拓宽了马克思审视现代性的思想空间，丰富了其诊断和治疗的可能性。
从现时代向着过去和未来双向开启的历史视野，根植于“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之间连续又差异的历史辩证法。布罗代尔将这种辩证法描绘成：“在过去(即使遥远的过去)和现时之间，决没有完全的断裂、绝对的不连续或互不干扰。以往的经验不断在现实生活中延伸和扩展。”(33)在马克思看来，这个历史辩证法的核心就在于社会历史内在的矛盾本性，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这两对矛盾关系贯穿于整个历史进程之中，从而内在地规定了过去—现在—未来三者之间的辩证联系。正是基于这种历史联系，马克思才可以在历史视野中审视当代现实，同时在当代现实中反思历史传统。无论是对当代的审视还是对历史的反思，都朝向未来发展的方向。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马克思谈道：“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34)正是基于这种朝向未来开放的进步辩证法，现代性的矛盾本质和运动趋势才能够被合理地加以理解，现代性的生成、矛盾与超越这些同时跨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根本性问题，才可以被历史地提出和解决。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3页。
②④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55页、7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页。
⑥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55页。
⑦[德]沃尔夫冈·韦尔施：《我们后现代的现代》，洪天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79-80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107页。
⑩[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60页。
(12)[英]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13)[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15)(17)(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141页、150页。
(16)[英]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19)[英]肖恩·塞耶斯：《马克思主义与人性》，冯颜利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68页。
(20)[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
(21)丰子义：《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
(22)(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73-74页。
(24)(25)(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76页、77页、151页。
(27)(28)(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46-47、236页。
(30)(31)[法]布罗代尔：《长时段：历史和社会科学》，载《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186页。
(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2-453页。
(33)[法]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活力》，载《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
(3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