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韩建交30年来，两国关系得到全面发展，尽管期间也出现了不少波折，但保持了合作导向的基调与稳定向前的大局。如今，中韩关系发展面临来自经济、政治、战略、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新挑战，特别是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背景下，韩国新政府将韩美同盟关系提升至“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关系”的新形势。中韩两国作为近邻，发展双边关系要着眼于长远。当前，中韩关系处在新的历史转变期，两国要共同努力构筑面向未来的关系基础，把握好经济关系、战略合作和社会支持大局，防止出现大起大落，特别要避免发生大的冲突，以大智慧、大视野确保两国长久睦邻友好与合作共进。
【关键词】中韩关系；韩国对华政策；韩美同盟
冷战结束后，中韩两国抓住机遇，本着向前看的大局思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建交30年来，两国关系实现了全面快速发展，构建了紧密的经济关系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新的形势下，如何规划与推进面向未来的中韩关系行稳致远，需要两国做出新的努力。
一、中韩建交三十年回顾
二战后，朝鲜半岛分裂，在冷战背景下，中国与韩国没有外交关系。1992年8月24日，中韩两国基于面向未来的战略眼光，克服诸多困难，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韩建交不仅对两国关系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朝鲜半岛及东北亚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中韩建交开启了两国关系发展的大门，也使中国在促进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发展、维护朝鲜半岛稳定、推动各方交流合作上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建交30年来，经过中韩双方的不懈努力，逐步拓展和深化了两国关系的空间内涵，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了实质性发展。
经贸合作实现了互利双赢发展。30年来，中韩双边贸易额增长70多倍，中国连续18年作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韩国则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和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更为重要的是，两国通过投资、生产、贸易和服务，形成了经济的深度链接与发展互动。中韩在生产、技术和市场方面具有互补优势，中国的开放政策与韩国国际化战略对接，使得两国逐步打造了优势互补和共同受益的发展环境。2015年中韩签署了自贸区协议，为进一步深化经贸关系提供了更好的政策与市场环境，双方在投资、金融、科技、新能源、电讯、交通运输以及技术研发等领域签署了诸多合作协议，构建了多领域、多层次合作的供应链体系。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潜力为韩国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长远来看，两国经济关系具备可持续拓展的基础和优势。
政治关系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基于互利的共识，中韩两国积极推进以合作为导向的政治互信建设，从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到确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边关系内涵逐步得到拓展和深化。中韩两国政治制度不同，韩国还是美国的军事盟国，在此背景下，2003年中韩宣布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升级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确是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在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框架下，双方构建了高级别战略对话、外交安全对话、政党对话等机制，就双边、地区及世界事务进行了广泛的对话协商与合作。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中，中韩两国都进行了积极有效的合作。
社会人文交流收获了丰硕成果。中韩人员往来交流的大幅度增加，有助于双方国民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密切的人文交往则使两国逐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融格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中韩每年人员往来最高已达到1300多万人次。在旅游目的地选择中，两国游客都把对方作为重要的出访目的地，中国人到韩国旅游的人数逐年增长，最高年份达到800多万人次。两国还互为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大批留学生的往来交流，为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奠定了认知基础。在文化交流方面，韩国的电视剧、电影、歌曲等风靡中国，使得“韩流”涌动，中国的文化也在韩国广泛传播，掀起“汉风”热流。
当然，国家间关系发展从来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中韩关系发展过程中也曾遇到不少矛盾，涉及经贸、历史、政治与安全等领域，如由韩国提高从中国进口大蒜关税而引发的贸易争端，由所谓“东北工程”问题引发的历史认知争议，因美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引发的矛盾等，都对两国关系产生了不利影响，甚至引发一定程度的社会认知逆转。但总的来看，中韩关系历经波折，保持了合作导向的基调与稳定向前发展的大局。习近平主席在与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通电话时表示，“中韩是搬不走的永久近邻，也是分不开的合作伙伴”，“中韩关系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促进了地区和平与发展”。尹锡悦总统也表示，“韩中友好交往历史悠久，建交30年来两国各领域合作取得巨大成就，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二、中韩关系面临的新变化与新挑战
30年来，中韩两国各自经历了重要的发展变化，东北亚地区和世界也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转变。变局之中的中韩关系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新挑战。
(一)经济关系的结构性转变
过去30年间，中韩两国经济发展日益密切，逐渐形成了相互依存、互利共进的关系。在此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两国经济关系也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两国基于产业结构与竞争力差别的互补性降低，产业同构性和竞争性提升，由以垂直分工为特征的互补型结构向以水平分工为特征的竞合结构(竞争与合作并存)转变。
在两国双边贸易中，韩国在绝大多数年份都是顺差。然而，自2022年5月以来，韩国从中国的进口连续数月大于对中国出口，转而呈现逆差。贸易结构的变化也十分显著，韩国从中国进口的纤维、半导体、普通机械、电脑、车用电池等开始大幅增加，而这些本是韩国长期拥有优势的产品。当然，上述变化与韩国对华投资增加、将相关生产转移到中国不无关系，但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产品竞争力的提升。过去韩国占据绝对优势的一些领域，如化工材料、半导体、汽车部件等，其中包括技术含量较高的零部件产品，韩国从中国的进口份额都大幅度提升。
从两国关系长远发展角度看，这种转变使水平产业分工更具拓展空间，将更有利于深化双方经济关系。中韩产业链深度融合，在半导体、通讯、数字经济等先进技术领域进行合作，能够充分利用两国优势，合力打造共同发展的新基础。不过，实现这一转变面临着认知和实际操作上的一些困难。从认知角度看，韩国对被中国赶超和控制的疑虑增加，因而对与中国开展更紧密的经济、科技合作保持警惕。从操作层面看，两国企业在实现战略与供应链对接、提升合作水平方面还面临许多现实差异与困难。
深化中韩经济关系，维护供应链合作安全、提升供应链合作水平符合中韩双方现实与长远利益，如何克服障碍，采取切实有效的合作措施，维护相互交织的供应链体系稳定运行，需要双方做出新的努力，特别是韩国，需要在新形势下放好利益平衡的砝码。
(二)战略合作环境的重大变化
中韩两国在维护朝鲜半岛、东北亚地区稳定，以及涉及东亚、亚太的其他重要国际事务上有着共同的利益。2008年确立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最重要的内涵是合作，合作的重点是维护朝鲜半岛、东北亚地区的稳定与和平。鉴于朝鲜半岛、东北亚地区当前的问题有着错综复杂的致因，难以在短时期内达成简单的或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朝鲜半岛局势仍然紧张，敌视和对抗的局面没有根本性转变。朝鲜拥核与不断提升军力，韩美采取强硬压制措施，必然引发更为激烈的对抗，朝鲜半岛及至东北亚局势将更为复杂，由此引发重大危机的风险也在增大。
韩国政党轮替所采取的不同对朝政策，也使得南北关系出现反复。金大中、卢武铉、文在寅政府对朝鲜的政策基本上以共处、接触、和解为导向，李明博、朴槿惠执政时期的对朝政策则具有施压、促变与对抗的显著特征。韩国对朝政策的巨大差别也为中韩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战略合作增加了难度。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其对朝政策与文在寅执政时期有所不同，承袭了保守党对朝政策的特征，朝鲜半岛局势面临陷入新一轮紧张与对抗的风险。
中韩战略合作面临的更为严峻的挑战是美国推进对华全面战略竞争，大力推动构建针对中国的切割与遏制机制。美国推动构建这些机制旨在封堵中国，韩国参与其中必然要遵守其规则。在经济领域，许多韩国企业拥有的关键技术、高技术或将难以再与中国构建供应链，由此导致与中国出现分割和脱钩。在安全领域，韩国参与针对中国的军事演习、信息网络构建，由此会构成对中国的威胁，引发中国的反制。从未来趋势看，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取向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其对华战略竞争所造成的综合环境变化具有长期性。美国在战略、经济和其他方面所采取的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各种安排，必然会将韩国牵扯其中，将韩国作为实施对华战略的帮手，从而导致中韩战略合作的空间缩小，使韩国制定相关政策的难度显著增加。
(三)社会相互认同度的新转变
中韩两国有着长期的交往历史，文化相通性很强。随着两国经济相互依赖、民间交往不断加深，双方社会层面对彼此的认同度本应更强。然而，现实的发展并非如此。出于多种原因，近年来中韩两国社会层面对彼此的认知和理解共识度大幅度下降，韩国民众将中国视为威胁的比例上升。在网络媒体时代，社会舆论导向变化大、转变快，且在很多情况下与政府政策导向有着很大的偏离，网络媒体舆论背后的操纵因素复杂，网络媒体舆论的重点与导向往往会对政治氛围和政策选择产生很大影响。
从韩国方面看，其社会层面对华认同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历史认知、突发事件与政治差异，其中突发事件的影响凸显。但从致因看，最重要的还是两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差异所导致的认知变化，在一些因素的影响下以激进的形式表现出来。两国媒体运行和管理体制有着很大的不同，但自媒体在引爆舆论热点上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在此情况下，如何提高社会公众的判断力和鉴别力，降低偏激或者误导性舆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推动新形势下中韩关系发展的重要议题。
三、尹锡悦执政下对外政策转变
2022年3月韩国政府实现政党轮替，尹锡悦作为新一届总统执政。尹锡悦政府的对外政策与其前任有着很大的不同：文在寅政府对外政策以稳定韩美同盟、积极推进对朝接触、维护对华合作为主要考量，意识形态色彩较淡。尹锡悦政府运行时间虽不长，但其对外政策取向已基本明晰：加强韩美同盟、加大对朝施压、调整对华关系、突出价值观外交。
韩美同盟是韩国对外关系的重头戏。韩国保守党一向把加强韩美同盟关系放在突出位置，尹锡悦政府继承了这个传统，并提出了新的对美战略。2022年5月，尹锡悦同在韩国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时表示，双方同意将韩美同盟关系提升至“全球全面战略同盟关系”，共同应对各种挑战，共建基于规则的秩序；在陪同拜登参观韩国半导体工厂时提出，要与美国发展成为基于尖端技术和供应链合作的“经济安全同盟”，通过半导体实现“韩美全球全面战略同盟”的意义。韩国媒体评论认为，此次韩美首脑会谈的最大成果是将两国关系从安保同盟扩展至技术同盟，让两国成为全球合作伙伴。过去韩国政府也曾推动韩美同盟升级，但全面提出经济安保合作议题尚属首次。对于美国推动的印太战略，尹锡悦表示，印太地区对韩美都很重要，韩美将共同构建基于规则的印太地区秩序。这意味着，韩国会积极参与拜登政府打造的地区和全球战略。执政数月以来，韩国在全面参与美国战略部署上已经采取了不少实际行动，包括参与美国构建的印太战略机制，如加入“印太经济伙伴关系”、考虑参加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以及“四方半导体联盟”等；参与北约机制，如参加北约峰会，向北约派驻使团等；积极推动美日韩合作，如参加美国针对朝鲜发射导弹所进行的联合军事演练，考虑重启美日韩三国军事合作机制等。
对于尹锡悦政府的对外政策取向，韩国国内也有评论提出质疑，对于打造与美国的全球全面战略同盟，韩国并不具备全面参与的能力，也没有必要过多参与美欧目前以俄乌战争为中心的战略行动；尽管韩国参与更多的全球事务是应该的，但韩国的核心利益在朝鲜半岛，在处理与朝鲜、中国、俄罗斯、日本的关系上，应该实行“以韩国为中心”的政策，在发展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上应该把韩国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服从于美国战略利益，韩国必须避免成为大国竞争的牺牲品。
推动韩美日三国合作机制，首要是改善韩日关系。尹锡悦政府高度重视改善韩日关系问题，在多个场合表示要构建符合共同利益的信任关系，构建面向未来的伙伴关系，努力合理解决过去历史问题，推进恢复韩日间的互信。但是，韩国社会对于日本对历史的认识普遍存在不满，岸田政府在历史问题上不可能作出新的让步。如何如尹锡悦所说的“合理解决”历史问题，还存在未知数。
在对朝政策问题上，以往保守党政府都提出了带有以韩国为中心的构想方案。李明博执政时期提出以“无核、开放、3000”为口号的对朝政策主张，即朝鲜弃核、实施开放，韩国对朝提供援助，使朝实现人均GDP提升为3000美元的“大交换”方案。朴槿惠执政时期提出以朝鲜弃核为前提，南北建立“信任政治”，实现以韩国为模板的统一进程，均没有取得效果。尹锡悦政府提出以援助换取无核化的“大胆计划”构想，并没有摆脱居高临下的思维方式，此构想立即遭到朝鲜方面的严厉抨击。朝鲜半岛无核化是大原则，但在朝鲜已经把拥核作为国策的情况下，单靠韩国之力让朝鲜弃核是不现实的。朝鲜半岛问题由来已久，根源在于美国对朝政策，需要多方合力寻求解决方案。在世界、地区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尹锡悦政府靠加强韩美同盟施压，只会激化双方对抗，而靠打造韩美日三方联盟则更是火上浇油。韩国国内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社会期盼稳定，担心在朝鲜半岛发生对抗与战争，如果政府的政策激起大的危机，势必损害韩国的根本利益，这是尹锡悦政府必须正视和审慎处理的关键问题。
四、构建面向未来的中韩关系
文在寅政府执政时期中韩关系总体稳定，双方通过积极努力化解了一些矛盾和冲突。对于实行“新政”的尹锡悦政府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定位与中国的关系。尹锡悦政府在发展与中国关系中强调的“相互尊重”意有所指，即让中国尊重韩国的利益和政策选择，不能仅从中国的利益出发。事实上，相互尊重应是双方的、相向而行的姿态与立场，两国都要尊重和照顾对方的重要利益和基本政策选择，在存在差别与分歧的情况下，需要及时、开诚布公地进行沟通与协商，寻求共识，避免发生冲突。
作为近邻，中韩发展双边关系要着眼长远。在当前形势下，两国要共同努力构筑面向未来的关系基础，防止大起大落，特别要避免发生大的冲突，这不仅包括中韩两国的关系，也包括朝鲜半岛事务。总的看，推动面向未来的中韩关系发展，需要把握好三个大局，即经济关系大局、战略合作大局和社会支持大局。在经济关系方面，两国需要调整与重构新关系，由结构性互补向结构性竞合转变，在稳定现行供应链体系基础上，提升双方合作水平，构建以水平分工为基础的经济链接。在战略合作方面，两国应从互利互惠的认知出发，增进战略互信，在美国对华进行全面战略竞争的背景下，维护两国的重要战略利益，在重要领域和问题上进行战略沟通、协商与合作，办好各种对话协商机制，特别是高层战略对话机制。在社会支持方面，稳定紧密的经济利益关系和加强共同受益的战略合作是获得双方社会支持的基础，但社会支持需要更多的理解和认同，两国需要加强社会文化交流深度，推进教育深度合作，培养更多具有战略视野的知华、知韩派，推动历史文化合作研究，传承共享的历史文化价值。有学者认为，中韩需要塑造更高维度的身份认同。事实上，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中韩之间民心相通的因子都是任何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两国的历史联系和文化共性是最大的。因此，两国民众应努力塑造共同的身份认同，使其成为推动未来中韩关系持续健康发展的润滑剂。
尹锡悦政府需要把握好对美和对华利益关系的平衡，在参与美国以应对中国为目标的诸多机制时，防止过度倾斜，避免堵塞中韩合作的操作空间。有韩国学者指出，韩国摆脱了迄今为止在美中战略竞争中一直采取的模糊立场，表现出参与“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明确立场。但是，韩国和中国的经济合作及贸易比重仍然占绝对优势，韩国应维持和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在尹锡悦政府宣布加入IPEF后，评论认为在美中战略竞争加剧情况下，韩国应该推动构建包容性的地区和全球秩序，不使印太陷入私利取向的竞争(self-interested competition)旋涡。韩国应该保持战略的灵活性，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期，过度明晰取向，可能会背上外交上的包袱。
在当前形势下，中韩进行战略合作需要拓展空间。对韩国来说，开展与中国的战略合作需要保持战略选择的灵活性，在加强韩美同盟与维护韩中关系稳定上，维护“均衡选择”的自主性。通过协商与协调减少分歧、避免矛盾激化，是中韩构建战略合作伙伴的重要保证。对于两国之间存在多发性、敏感性的问题，要始终坚持对话和沟通寻找共识，制定具体行动方案，及时对热点问题降温，对冲突点进行掌控，让双方关系不受大的影响。
构建面向未来的中韩关系，既要脚踏实地，从点滴做起，又要有登高望远的愿景。中韩关系已经构建了稳定的基础，需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和加固。面对新的复杂形势，双方需要增进新共识，推进新合作，不是重建彼此关系，而是加固和创新关系。从未来的世界发展看，各国将变得更为相互依存，在国家治理和发展方式上将呈现更为突显的多元特征。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各国间共同利益很多，需要合作应对挑战、解决问题。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各国更需要相互尊重、互学互鉴。“和而不同”是中韩共守的传统思想价值观，两国应该坚守和作出表率，也应该共同在地区和世界加以弘扬。
中韩在建交后维护了30年的和平、合作与共同发展大局。两国克服了因政治制度、战略定位和利益结构差别所产生的分歧、矛盾甚至冲突，维护了对话、协商、寻求互利合作的大方向，需要坚守下去。当前，中韩关系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变期，面临诸多新的挑战，推进面向未来的中韩关系发展，不进则退。我们要知难而进，以大智慧、大视野确保两国长久睦邻友好与合作共进。
（注释略）
张蕴岭，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原主任、研究员
转自2022年第5期《国际问题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