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由表弟贺伟安排，我和几位老朋友——王大东郭绮伉俪、李国都和唐欣，当然还有做东的贺伟——在马凯餐厅小聚。席间大家相谈甚欢，4个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唐欣是我们这帮人中的“老大”，今年72岁了，大家都愿意听他讲话，他也就说得最多。我们天南海北，从马克龙当选，谈到欧洲的民粹和伊斯兰化；从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谈到权贵经济、权贵政治和权贵资本主义；从一些“社会名流”的逸闻趣事，谈到我们共同的熟人和朋友……直到快10点了，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唐欣是我30多年前的老朋友。1982年4月，我在北京市政府研究室工作。有一天，研究室主任杨正彦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给我介绍了来访的《北京日报》内参部记者唐欣。此前我没有见过唐欣，但是不止一次看过他写的“内参”。杨正彦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文革前曾在《北京日报》担任记者、部主任多年。老杨在我们研究室说过不止一次，他很推崇《北京日报》搞的“内参”，觉得那些内参稿件，选题抓得准，文字简练活泼；受到中央领导和市领导的青睐，获得领导批示的“中标率”高；有一次胡耀邦竟然在唐欣写的一篇2000字的内参稿上做了1000多字的批示……老杨非常希望我们这些下属能够学习借鉴《北京日报》“内参”的敏感性和文风。

说曹操曹操就到。唐欣这次专程来找老杨，提出想和我们研究室合作搞一些调研，写几篇东西。老杨把和唐欣合作的任务交给了我。

经过研究，唐欣和我确定了调研方向和选题。半个多月紧锣密鼓的采访调研之后，我们形成了3篇内参稿的思路，分别涉及企业产成品资金占压、外汇运用和股票债券方面的问题。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们俩讨论过后两三天，唐欣就带着写好的三篇“内参”的铅印校对稿来找我。我一看，短小精悍，每篇1500字左右，写得相当不错；再看文尾的署名，竟然每篇都把我列在他自己之前！我说这是无功受禄，绝对不行。改校对稿时，我把作者署名中自己的名字调到“唐欣”之后。可是没有想到，正式“内参”印出后，我还是被列为第一作者——这真是让我感到有点无地自容。

唐欣是一个高干子弟，长得高高大大、白白净净，很像他的父亲。唐欣是父母唯一的儿子。他的父亲唐克，江苏盐城人，和乔冠华、胡乔木出自一个地区。唐克早年参加新四军，解放后大部分时间在石油战线工作，曾经担任过石油部长、冶金部长、中信集团党组书记兼副董事长等等。唐欣正直谦和，聪慧睿智，知识面宽，口才笔头极佳，在我认识的高干子弟中属于出类拔萃之辈……

那次合作之后，我和唐欣成为很好的朋友。北京日报社离市委市政府很近，唐欣常常来大院儿办事、找我聊天儿；他也约我去他位于前海北沿的家中几次。那是一个不错的四合院儿，唐欣住在西房。有一次在他家聊到今后的职业规划，他说要做一名资深记者兼传记作家，写一些有影响的杰出人物的传记；唐欣告诉我，那时他通过自己搜罗的第一手资料，已经建立了几十个人物的“档案”，还说今后也要给我建一个“档案”……我当时真佩服他的“宏图大略”。

不久唐欣告诉我，曾经担任过《北京日报》社长的市委宣传部长徐惟诚到日本访问后，非常推崇日本报刊内部“三足鼎立”的体制。即以总编辑为核心的采编系统、以总经理为核心的经营系统，和一个主要从事公共关系和社会事务的系统。为了向这种体制过渡，决定先在《北京日报》内成立一个社会事业部；唐欣成为徐惟诚和当时的《北京日报》社长王立行一致选出的社会事业部的首任主任……

后来我去王府井百货大楼挂职锻炼，唐欣被调去给中央政法委书记陈伟达当秘书，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政改室任职期间，我们也没有多少接触。真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到“政治风波”之后再见面，我发现我们彼此还是一见如故，共同语言极多……

昨晚聚会，唐欣还说起某年冬天去我曾住过的一处平房，我们俩围着煤球炉聊天的事。我一向自认为记忆力相当好，可这件事真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1980年调到市政府工作之后，由于父母家太远，我平时就住在办公室，每个周末才回一次家。住办公室两年多之后，母亲的一位中学同学借给我们位于东单北边东堂子胡同46号的两间平房，妻子和我搬进去，我们就这样“借住”了4年半，直到1987年5月机关给我分房。那两间南房保温极差，冬天西北风刮起来，烧蜂窝煤根本不能御寒，非烧煤球不可……唐欣居然还记得当年我们俩的“炉边谈话”，记得我们一边聊天一边烤火取暖的事，他的记性可真是不错……

昨晚聚会结束时唐欣告诉我，他每天早晨5点洗澡后的一个“规定动作”，就是看我发的那二三十条微信帖子，看完之后6点钟睡觉……我说你每天早晨才上床睡觉，这习惯怎么和毛泽东一样。他说不大一样，毛泽东是什么时候想睡就什么时候睡，睡够就好；而他是固定在每天早晨6点钟上床，睡一上午……我想不管怎么说，作为平民百姓的这位老唐，居然也能享受一下过去只有最高领袖才能享有的特权，看来还是退休好啊……

2017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