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总会被他人评价。这些评价，有当面的，也有背后的；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面对别人的评价，有在意的，也有不在意的；有高兴的，也有不高兴的……
一般而言，我对别人的评价都比较在意、比较重视。遇到正面评价，我通常要想想是不是说得恰如其分，有没有夸张的成分；遇到负面评价，我总要认真检视一番：自己到底有没有人家说的问题，为什么会有那样的问题，需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在过去所有的正面评价中，最让我自豪和珍视的，是30多年前我的领导讲的两句话。
一句话是我的老领导黄寿年讲的：“小贺这个人一看就正……”
1978年6月，我从位于河北廊坊的石油部管道局调回北京，成为刚刚恢复不久的北京市科协的一名科普工作者。我所在的科普部的部长黄寿年，那年47岁，刚刚从总参通讯兵部的一个团职技术岗位转业下来。老黄是江苏人，解放前夕参军，虽然年纪不是很大，但也算是一位老兵了。在老黄手下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几个年轻人都明显感觉：老黄相当有水平……
不久，我们科普部又从市纺织局系统调来一位副部长吴愁。老吴是位女同志，比老黄大一岁，也是江苏人，早年也曾当过兵……老吴到任后，和老黄在一个办公室，我们其他人在另一间屋子办公。
科协党组要求下属各部室成立党支部，老黄提出请老吴担任支部书记，老吴推脱不过，提出让我担任副书记。我说部里就这么几个党员，作为机关党支部，也没有多少事，设个副书记没有什么必要；可是老吴坚持，老黄同意，大家也不好说什么，我没有办法，只好“就范”。
一天下午，机关走廊里传出一阵激烈的争吵声，各个办公室的人都被惊动了。我们出门一看，没想到争吵的竟是老黄和老吴！吵过之后，老吴搬到了我们的办公室，让我们屋的两位同事搬到老黄那间屋子去办公……从此他们两位领导各搞自己的一摊儿：老黄主要抓科普作家协会和组织编辑出版科普图书，老吴主要抓科普讲座、科普电影等工作……一段时间两位领导连话都不说，更谈不上一起召开全部门的会议了。
这样一来，大家都感觉十分别扭，我这个夹在中间的“支部副书记”就更是难受，有时甚至有点无所适从。我们几个同事私下议论，其实老黄和老吴都是正直正派很有能力的人，他们是江苏老乡，岁数相仿，又都当过兵，本来应该是一对工作上的好搭档，没有想到竟会搞得这样水火不容；我们的看法是，问题主要出在他们俩特别是老吴的个性太强，性子又急，一时针尖儿对麦芒，就搞到了这个地步……
那一段时间，老吴有些不好说的话，常让我去跟老黄说，我虽然感觉难办，也只能硬着头皮去干。倒是总处理那些难办的事情，自己客观上也多少得到了一些“锻炼……
1980年上半年，科协党组要求机关全体干部搞个人思想和工作的总结，方式有点像后来的整党：要求每个人先自我总结，然后在全体会议上对照检查，再由大家评议……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这时老黄老吴两位领导已经能够坐在一起开会了。在评议我的时候，别人都讲过之后，老黄总结，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小贺这个人一看就正”。在科协工作了近两年，特别是经过两位领导之间的那些风风雨雨，当过一段“风箱中的耗子”之后，老黄能够由衷地给我这么一个评价，我的确感到十分欣慰。
我的父母都属于那种正直正派的人。也许正是由于这个本性，在过去那种十分不正常的政治生态下，他们挨过整、吃过亏、有教训；但是对父母而言，确实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也是我们家最看重的东西……几年后我被派到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去挂职锻炼，我对全公司提出百货大楼选拔任用各级负责人的3条标准，第一条就是“人要正直正派”……
另一句话是我的间接领导刘政讲的：“贺阳这个人有思想……”
我认识刘政是在1983年1月。那时他是北京市委办公厅的副主任，号称市委市政府大院儿里的“大笔杆子”；我是市政府研究室财贸处的副处长。当时，马上就要当市长的市委常务书记陈希同亲自抓北京西单、前门两条大街392个商业服务业网点儿的改革试点。在此之前，我没有跟陈希同在工作上打过交道；这次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感触颇深。我发现这位常务书记抓工作相当实、相当狠。比如改革初期的一段时间，他要求当时作为临时机构北京市商业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的我和有关同志，每天晚上下班后不管多晚，都要向他汇报当天的改革进展情况和存在的各种问题。
1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们正在希同的办公室汇报，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打来电话，说是胡耀邦同志听说北京两条大街的改革搞得不错，两天后中央书记处开会时，想请君毅同志（段君毅，时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希同同志列席会议并汇报一下北京市的商业改革……接完电话，希同很兴奋，立刻让秘书小高找来刘政，商量起草汇报稿的事……
那天夜里，刘政和我一直写到两点半，最终确定的标题叫做“打破大锅饭，面貌立即变”。两天后，段、陈两位首长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由陈希同主汇报。北京市的商业改革得到胡耀邦和中央书记们的好评和表扬……
通过这次在刘政带领下工作，他对我有所了解；后来我们又有过几次接触。有一次刘政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的老同学唐丰义等几位中国社科院的学者来市委，找他了解北京市商业改革情况和涉及的有关理论政策问题，老刘还专门把我找去，让我在他的办公室给他们作详细介绍……后来，市委为了让刘政多增加一点基层工作的经验，派他去通县担任县委书记。
1984年6月我在香港中华总商会举办的工商业研讨班学习期间，我的领导市政府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杨正彦写信告诉我，经市长陈希同、常务副市长白介夫同意，研究室已经正式向市委组织部申报，拟提拔我担任研究室副主任……
当年11月，经请示陈希同同意，市政府财贸办公室和市政府研究室派我去王府井百货大楼挂职锻炼，担任总经理（后又兼党委书记）。
我下去之后不久，段柄仁从海淀区委调回市政府，接替杨正彦担任副秘书长、研究室主任。段柄仁和刘政都是在市委工作多年的老人，彼此相当熟悉。可能刘政跟他说到过我，我回研究室办事头一次见到段柄仁，他就告诉我，刘政跟他说“贺阳这个人有思想……”
后来刘政调去全国人大常委会担任研究室主任，临走前还专门托人带话到百货大楼，让我去找了他一趟……
30多年前两位老领导先后给我的这两句话的评价，我至今十分珍视、至今引以为豪；因为按照我的价值观，人正直、有思想，这说得上是最高的价值了——除此之外，我还能有什么更高的追求呢？
2017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