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是中国读者普遍熟悉的作家。他的小说《家》，几代的青年人都曾阅读过；晚年写作的《随想录》，更不时地为知识界所提起，作为作家的正义与良心的见证。在中国，应当说，巴金毕竟是难得的一位具有理想和道德感的作家；虽然在思想方面，欠缺应有的深度。作为一个作家，巴金是涌浪型，非旋涡型。涌浪总是激扬向上的，伴着水花和浪沫，灰蒙蒙的水汽常常使相关的事物变得幻景般的模糊起来。
一般说来，作家的气质和人格对于作品的生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实，这两样东西并非完全出于天赋，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环境的产物。所以说，写作是作家个体生命与社会环境的一个互动过程。即如巴金，原来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结果成了一个听命惟谨的差役式人物。这种身份和状态的变化，也使前后的作品显示出了迥乎不同的形貌。整个过程离不开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客体的互动，其中有诱惑，有投入，有挤逼，有参与，有调适，也有冲突，是极其复杂微妙的。天赋愈高且修养愈深的作家，情况愈是如此。
巴金自称是“‘五四’时代的作家”。这个时代的作家，反对封建专制，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烙印特别鲜明。五四时代正值王权崩解的时代，由于弱势政府无力支配一个转型社会，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各种激进主义思潮自西方乘虚而入，席卷中国知识界，大大释放了被压抑了两千年的民族精神。巴金一开始便接触并迷恋上了无政府主义，从中接受五四精神的洗礼，并成为一位热烈而执著的青年叛徒。胡适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作中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主要就人的解放这个基点而言的。整个五四时代的文学，正如当时的著名理论家周作人所标榜的那样，是“人的文学”，整体地为一种浓厚的人文精神所涵盖。那是一种大胆破坏，自由开拓与创造的精神。五卅运动随后发生，党派势力迅速崛起，这种精神也便渐渐退潮，直至三十年代中后期，沉没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相汇合的大波之中。巴金正是以无羁的探索和反抗精神，在退潮期溯流而上，开始他的文学生涯的。从伴随着巴黎圣母院孤寂的钟声写下《灭亡》起，他的小说，连同连续射击般的众多鼓吹无政府主义的论文，还有翻译，以致后来创办的刊物，对巴金来说，其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的工作。巴金并不像我们当下的一些才子那样看重作家的名份和文学的专业技术，他是把做一个贡献和牺牲于社会的人作为自己毕生的使命的。“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这是巴金的信念，也是那一代作家的信念。伟大的时代精神把一个具有坚定信仰的青年巨人般地鼓荡起来，膨大起来。在二三十年代，以《家》和系列人物传记的撰译为标志，巴金度过了他的作为一个人、一个作家的英雄主义的全盛时期。
四十年代出现了明显的转折。这时，在巴金的创作和翻译中，对国家和权力的抨击中止了，奴隶式的抗争停歇了，原来随处闪现着的那种无政府主义的本质的东西隐匿了，代之而起的是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困境的再现，而不再像从前那样，顾及思想自身的处境。《寒夜》是一个显例。虽然，它体现了作者一贯的同情弱者的人道主义情怀，是五四“为人生”文学的一个延续，但是，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基本意向是属于政治层面的，即暴露“国统区”的黑暗。显然，巴金的创作思想已经逐渐脱离原来的道路，而与具有党派背景的左翼文学主流趋同。与此同时，过去翻译的热血蒸腾，刀光闪烁的文本，也让位于屠格涅夫带有贵族的温和气质的作品。时代气候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许正是为此，巴金才相应地做了全面的调整。鲁迅逝世后，他主编的刊物《呐喊》易名为《烽火》是一个象征，显示他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即：群体性的民族解放斗争，代替了从个体出发的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
除此之外，巴金的转折是否包含了别样的因素呢？譬如年龄，家庭，人缘关系的变化等等。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就是中共方面的代表人物周恩来在四十年代初的接见。这次接见所造成的影响，好像巴金并没有在文字上留下太多的痕迹，只有个别的文学史家注意及此。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巴金的转折——从人退回到作家——本身的意义，却投有由此得到深入的发掘。如果了解到巴金在四十年代转折的必然性，那么对于1949年以后出现的更大的转折，也就不会觉得诧异了。所谓转折，当然是相对于五四时代而言的；对于四十年代，则是合理的延续。从暴露黑暗到歌颂光明，作为一枚硬币的两面，只须翻转一下就是了。
1949年以后，在巴金的身上，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
首先，在一个崭新的文艺体制中，他已经从一个自由职业者上升为作协——既是行业性组织，也是政治化组织——的领导地位。对于个人来说，这个变化是带根本性的。在当时，“解放区”的作家与“国统区”的作家，党员作家与非党员作家，已经判然有别。像巴金这样一度攻击过列宁和苏联的无政府主义者，自称“与一切政党都没有发生过关系”的作家，能够得到如此的宠信，应当说是罕有的。但也正因为这样，无论是历史问题，还是既得利益，对他来说都构成了一种永久性的压力，在长期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形成为一种内在的威胁，迫使自己就范。套用老祖宗的阴阳五行的说法，正所谓“火克金”。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随之而来的便是社会活动的大量增加，而在政治运动中，从文艺整风，反胡风，到反右运动，巴金都是积极参与的。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攻击他的同类，这中间的原因不仅仅是懦怯。“觉新性格”不足以阐释这样的近于叛卖的行为。生存状态决定了写作状态。巴金不能不极力扼溺原先的为个人写作，为对抗强权与抚慰弱者而写作的欲望；文学在他的手中，已经成为服从于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工具，正统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这时，他重新修改和批判自己早期的著作，以期顺利出版。从朝鲜战场的采访开始，他一面按照领导的意图写作，一面努力为采访的对象所感动。他虽然不是那类深入灵魂的作家，却也一直注重心灵；然而此后，尤其到了大跃进，学大寨阶段，所写的就只有大致相同的面孔了。至于许多主动或被动作政治表态的文章，连面孔也是被扭曲了的。巴金有过一个自白，说是多年充当驯服工具，乃出于由衷相信他所躬行的，其实是被强加的一切。这种近乎弱智的政治表现，固然与巴金的地位相关，逃不掉权力原则的支配；因为，在大小权力之间，无论如何带有某种包孕和互换的性质。在反右斗争中沦落底层的翻译家毕修勺，便可以率直地表示：“我到死也信仰无政府主义”。曾同巴金一起创办生活文化出版社的吴朗西，对无政府主义同样持肯定性的评价，也都大抵因为位处边缘的缘故。再者，巴金的轻信与盲从，恐怕与四十年代的根本性转折有——种深隐的关联。只是在那时，更多地体现在文学方面，而非社会行为的变化，所以不易为人所察觉罢了。
拯救巴金的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固然给知识分子带来皮肉之苦，但是，对于长期以灵魂的卑屈、分裂和痛苦为代价维护肉体安全的他们来说，却由于极权主义将精神酷刑推向极致，而无法苟全，以致终于灵肉分开。1949年以后，巴金的道路大体上是比较畅达的。他拥有批判的权利，虽然在个别时候也曾受过一定程度的批判，但于既得利益无损；同郭沫若、茅盾一样，可以获得出版多卷本文集的资格；还可以经常代表国家率团外访，等等。只有到了文革，仅有的一点特权被收了回去，他成了“牛鬼蛇神”：揪斗，抄家，进“劳动营”做各种苦役。他的妻子萧珊，也是在这个时候孤独地抱病辞世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巴金游离于普通知识分子和民众之外，惟有当他一样成为贱民而同历史一起蒙难时，才会说：“我相信历史”；也惟有在经历了这一段历史之后，他才能写出为大家所盛赞的《随想录》。
关于《随想录》，其实不过恢复了一个正常的中国人的良知；就它实际到达的思想界域而言，并未超出一般民众的识见。从某个方面来说，作为“理念人”，中国知识分子比民众蒙受更多的蛊惑和障蔽，未必如民众来自底层生活实践的直接而深刻。彭德怀上书时引用的歌谣，打破“瞒和骗”的传统，居然成为大跃进时代唯一的现实主义文学；而目下的新民谣，寥寥数语，也都远胜于一打政治经济学者的旁征博引的论著的。这是一个十分怪异而又可悲的事实。在《随想录》中，我们会随时发现一些空洞，遮盖完好或未及完成的掩体，惯常的话浯形态，由此可知巴金前进的限度。
毋庸讳言，巴金是有所觉悟，有所忏悔，但也是有所保留的。从保留的部分看来，有的是出于人生策略，必要和不必要的“世故”，而有的则表明他仍然留在原地，他不可能完全走出昔日的阴影。不过在这里，指出巴金言说的语境的严峻性仍然不是多余的。至少，他的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迄今仍然不能为时代所接受。老诗人曾卓写过一首著名的诗《悬崖上的树》，一棵树一旦留下了风的形状，那屈曲是难于改变的。那是苦难的见证，同时也是顺从的见证。要毁坏一个巴金容易，要恢复一个巴金是很难了。
所以，在巴金《随想录》行世以后，还会有学者提出关于巴金到底有没有个人信仰，或者巴金有没有坚持信仰的问题。无论对于巴金，还是对于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个问题的提出，都是一个极其残酷的嘲讽！
然而，巴金毕竟是“五四”的遗孤，即使陷入一间多年不曾打扫的肮脏的马厩里而弄得遍身污垢，体内还多少潜流着“五四”的血液。当十年浩劫结束之后，他是在众多知识者中率先喊出了人的声音的一个，虽然不算十分纯正。但是，看看许多后“五四”人物，在夺回失去的交椅之后，继续显摆老爷子架子的情状，就会感到巴金的可贵之处。其实，仔细推究起来，早年巴金的未泯的个性成分，在他长期接受改造的过程中，也仍然有所表现。也就是说，他在高压下作过挣扎，而且着实有着被罚的纪录。突出的如“法斯特事件”。因为美国作家法斯特脱党一事，1958年第八期《文艺报》发表了曹禺、袁水拍等人的批判文章。此时，巴金应邀写了《法斯特的悲剧》一文，说法斯特所以脱离群众，是因为心中有个“伟大的自己”，并劝法斯特“回头是岸”。文章发表后，被批判为同情“工人阶级的叛徒”，结果只好写检讨信。当然，他所能表现出来的善良，真诚，对自己的现行的反抗，都是极其微弱的。在他的内心深处，那双自我寻找与拯救的双手，在长时间的恐惧，焦虑，以及安于现状的惰性中摇摇欲坠。
奥威尔《一九八四》的世界是封闭而开敞的。在思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时候，巴金找到了他的一处隐蔽所，就是翻译。从前，他的创作与翻译始终是同步的，相当于驾驶一辆双轮马车。文革期间，当他获得一点行动自由的时候，重新捡起搁置了四十多年的《往事与随想》进行翻译，就在这里，我们听到了独轮车在一个人的内心里碾过的声音。这是真实的声音。他这样追述翻译时的情景，说：“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这叫“腹诽”。极权政治必然产生大批的奴隶和奴才。而巴金仅以不屈的心灵，使他区别于周围手捏同一本宝书，身穿同一式服装的众多人物。也许在西方，翻译同写作一样乃是寻常之事；但是，在东方，尤其对一个愤火久已熄灭的人来说，把选择的目光投向赫尔岑本身，却不失为一场“革命”。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个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经典性文本——中警告说，知识分子总是找寻机会作顽强的“自我表现”的，在他们那里，有一个独立的思想“王国”。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目的都在于摧毁这个王国。事实证明，这种摧毁性的打击并非绝对有效。
巴金的一生，走了很大一段弯路；实际上，真实的存在比事实的表现还要曲折。不要说前后的大跌宕，就是在他最畅达的时候，仍然有无法克服的坎坷；在他最欢乐的时候，仍然有难言的烦恼和苦痛。巴金胜于他的同行的是，在中国只为他们留一条“金光大道”的时候，他终于能够为自己制造歧途，暗中走了那么一段小路。两条道路是平行的，这是一种很特异的文化现象。连中国知识分子中最优秀的分子张中晓、顾准等人的文字都是“地下室手记”，他们不是在广场上仗义执言的。对于巴金，我们值得做缜密的研究，不但关注他的前前后后的变化，也要探求他的或显或隐的变化，探求内因和外因，探求文本、人格和心态，探求个性，探求死穴，探求他的拥有和丧失。巴金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每一笔支付都应当有特殊的来历，而方式也都会有所不同。研究巴金，对于了解中国知识分子以致中国政治文化，无疑具有特别的意义。
在写作《随想录》之后，巴金声明说，他仍在探索，仍在不断修改他的已经做出的结论。显然，他在努力返回原地，实际上是回归“五四”。我们期待着他的可能的新的文本。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旧迹难寻；但就精神本身而言，返回便意味着前进。当此返回之时，我们发现，巴金首先寻找的仍是良心，是信仰，然后才是文学。
2001年2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