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咸丰帝即位初期的福州士绅反传教士进城的神光寺教案，如茅海建《天朝的崩溃》指出的，是林则徐在鸦片战后“唯一插手的与西方有关的事件” 。它其实也体现了林则徐和徐继畬在世界认知方面“道不同”。

前篇已述，从晚明徐光启等开始，陆王学者接受西学乃至改宗西教，是以承认四海都有心同理同的“圣人”为共识的。据《清史稿》介绍，“继畬父润第治陆王之学，继畬承其教，务博览，通时事，在闽粤久，熟外情，务持重，以恩信约束，在官亷谨。”那时王学（阳明学）在朝野几成绝响，徐继畬却以此道指导治学问政，才任方面大员，就执着地探究英美诸国体制与民壮兵强的联系。正因为他不受夷夏偏见的束缚，所以敢于赞赏西方“圣人”高明。比如《瀛寰志略》叙述美国独立史，用简洁的笔触，描写它的首任总统华盛顿，在勉强连任一届之后，就坚决放弃权力，让位给民选继承人，然后评曰：

华盛顿，起事勇于（陈）胜（吴）广，割据雄于曹（操）刘（备），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

很难想像，这话出于晚清一位封疆大吏笔下，距今已有一百七十年。相形之下，林则徐攻击徐继畬执行皇帝准行的条约，“强民从夷，是何肺腑”，还学着八百八十年前篡位称帝的赵匡胤的口吻，将他不计可能引发对外战争重起的行为，说是理由在于“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竟将两名医学传教士，比作南唐王朝。谁的见识合乎实际呢？

这就要说到魏源的《海国图志》。这部书，初刊五十卷本，在江宁条约生效后三个月（1843年1月）即发行，早于《瀛寰志略》，内容没有超出林则徐提供的《四洲志》稿本及其它资料。两年后魏源增补为六十卷，仍被时人讥为“大半臆说”（见《瀛寰志略》道光已酉刘鸿翱序）。魏源是机灵的，自诩其书是“以西洋人谈西洋”，却在“取之夷人”图学书刊译本的同时，大量转抄“以中土人谈西洋”的旧论新著，其中便有道光末两度刊行的《瀛寰志略》。于是又有咸丰二年（1852）的《海国图志》百卷本。那编法更奇怪，只是将抄胥材料，略作分类，拚贴成篇；人名地名概念术语等译法，一依其旧，很少出注说明，以致同卷同篇内，同名异实，异名同实，多名一实，一名多实，触目皆是。表明魏源不屑或不会去做起码的文本整理，堪称粗制滥造，不过删改所引原著，却又见魏源颇动脑筋。晚出的百卷本大段转抄《瀛寰志略》，涉及欧美史地的有十多处，可是徐继畬原著说到体制变专制为民主的叙史或按语，大都被魏源抹掉。前揭徐氏肯定华盛顿主动放弃总统无限任期制的段落，在魏源百卷本里，便失去踪影。可见百卷本虽得魏源同乡军头左宗棠瞎吹，说是“中儒西释，其最先焉”，却掩饰不了它连中等水准的史料汇编也算不上的事实。

因而，咸丰皇帝被英法联军赶出北京，接着被迫新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那班筹办“夷务”的满汉王公大臣，突然发现需要恶补域外世界知识。于是《瀛寰志略》，以及马礼逊、、裨治文的外国史地著述中译本，都成为首选读物，而《海国图志》越来越受冷遇，就不能说是他们的选择失误。

这样，外国也有“圣人”如华盛顿，也有“霸王”如拿破仑，其人其事渐被政坛熟悉，同样《瀛寰志略》也成为“新学”必读书。

应该指出，晚清在华的欧美新教传教士，在英法联军退出北京之后，有的成为清朝官办外语学校或译书机构的雇员，有的集结于在华外人所办广学会或高等学校之内，所译西方出版物，面更宽，量更多，连同他们创办的刊物如《万国公报》等， 介绍西方昔圣时贤，影响日增。著名的如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 Richard）与蔡尔康合译的《泰西新史揽要》（麦肯齐J. R Mackenzi 著，原名《十九世纪史》），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由广学会印行后，立即风行朝野，而书中详述拿破仑战争前后的欧美历史风云，使皇帝、枢臣、督抚到学者文士乃至乡塾童生的各类读者，不仅知道了俾斯麦、大彼得、林肯等群雄，更直接刺激了人们对拿破仑的英雄崇拜。

由于中国文士普遍憎恶不断侵吞帝国边疆领土的沙俄，也普遍藐视学了老师就打老师的“倭寇”日本，因此晚清康有为一派，要说服光绪皇帝学沙俄彼得大帝，学日本明治天皇，实行帝国“自改革”，既没有达到变法维新的目的，更没有在士民中改变对俄日君主的传统印象。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日俄在中国东北境内互相厮杀，而清廷竟甘当俎上肉，听凭两个屠夫宰割，越发唤起士民“排满革命”的同仇敌忾取向。

所以，已在民间发酵半世纪的对于满清朝廷对外丧权辱国、对内专制独裁的腐败体制的憎恶情绪，终于在清末引发地震，而革命党人公开赞美“华拿二圣”，把领导美国独立战争而走向共和的华盛顿，把在法国大革命中崛起而曾改变欧洲民族命运的拿破仑，当作鼓动民众效法的真英雄，很快赢得认同，岂是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