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继续讨论前篇重提的清初江南奏销案的问题，重在厘清事件的历史实相。

江南于顺治二年（1645）经过清军残酷屠杀而被征服。清廷随即宣布减赋，复科举，以收买民心。然而清廷任命的江宁巡抚土国宝，原是洪承畴收编的“太湖水盗”，却为搜刮财富，制造抗粮案，斥革生员，似乎与清廷唱反调。据说他还暗通郑成功，“欲以地叛”，被清廷罢官，于顺治八年冬上吊自杀。（参看《啸亭杂录》卷七、《清史稿》疆臣年表五。）

然而唐代韩愈已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什九”；明中叶丘浚，更说江南税粮大半出于苏州、松江、常州三府。清初顾炎武的《日知录》，特别详论“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根本原因就在江南从来是列朝政权赖以生存的粮源、饷源和财源。满清统治者并不傻，知道不给江南民众“实惠”，它靠武力征服取得的成果是不稳定的。但它正在继续内战，它的权贵很快学会了贪污挥霍，它不能容忍“南蛮子”在利益攸关的财富问题上耍花招。两个事件使满清征服者改变态度。第一是顺治十四年的顺天、江南乡试，考官与考生勾结舞弊，使皇帝和满臣领教了江南无耻士绅的手段。第二是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出师北伐，苏浙皖赣各府州县四民纷纷响应，吓得青年皇帝准备逃回关外。前揭孟森的《奏销案》，指出这两个事件存在因果联系，促使满清权贵借奏销案对江南士绅由笼络变为打击，大体合乎历史实相。

孟森的缺点，不在于给奏销案正名不当或价值判断失误，而在于历史陈述尚有问题。他没有指出土国宝是“抗粮”名目的作俑者。他没有发现清廷迫使土国宝自杀却又采纳土国宝从经济问题入手打击江南士绅的策略。他没有查证事件策源地是否尚存第一手史料。他也似乎没有在意顺康间权力争夺对此案的影响。

这就可以补充说明，（1）奏销案由土国宝的土政策变成“国策”，有个转折过程。（2）转折过程是复杂的。顺治亲政初，岂能逆料丁酉（1657）南北科场舞弊、已亥（1659）郑成功北伐，对清廷的江南政策造成的冲击？所谓奏销案表明惩办江南士绅是满清一贯的坚定政策的说法，是臆测。（3）专制君主的心态必定影响“国策”。由顺治帝亲审科场案、闻报明郑围攻江宁后的狂躁表现，与不久他在临死的床上所颁“罪己诏”，忏悔自己亲汉疏满是忘本，可知他甫死，辅政的满洲四大臣，便在江南制造奏销案并波及内地多省，岂非逻辑的必然？满洲专制者的心态史，正是陈陈相因的清史或近代史研究的薄弱环节。

顺治十七年（1661）正月，即郑成功、张煌言的联军退出江南以后四个月，曾被江南（辖今苏皖二省长江南北地区）响应明郑的规模所震惊的清帝，任命汉军正黄旗人朱国治为江宁巡抚。这个贡生出身的新省长，到任后一面“以守寓战”， 在海边江口密设墩台阻挡郑军水师登陆，一面效法土国宝以追讨欠粮为名，对苏松常镇四府士绅挨户登记造册，向清廷题参，开列的要求黜革的乡绅和生员名单达一万三千余人（据《阅世编》卷六所录康熙初官方诸文献）。次年正月，顺治帝死，监护八岁新君的索尼、鳌拜等满洲四辅，即谕吏户二部“定直隶各省巡抚以下州县以上征催钱粮未完分数处分例”（见蒋良骐《东华录》顺治十八年正月和三月）。显然朱巡抚本人也面临“未完分数”将受处分的前景，况且他初疏参革的苏松常镇四府一县（加溧阳，是他亲往监督造册的江宁府属县）的乡绅二千一百余名，内多在朝官员，难保不伺机对他报复。

怎么办？据前揭《阅世编》，朱国治显然为了自保，“造册之后，乡绅一千九百二十四名，生员一万五千四十八名，即以完过银四万九千一百五两题报在案续完，冀有回天之意。”哪知新例已立，成为各省必须照办的治法，“其如皇上冲龄，政由四辅，但期治之必行，不原情之委曲，一挂弹章，便即降革”

既然开弓没有回头箭，那末朱巡抚除了做出与满洲新主保持一致的姿态，岂有别的选择？于是他采取坚决措施，将他指名题参的四府一县在籍绅士三千七百人，予以拘捕，准备押解赴京，送刑部从重议处。但不知通过怎样的内幕交易，这年五月，康熙元年（1662）五月，清廷忽降特旨将已捕人士释放。那一年里在江南造成的恐怖景象，以及被捕名士的入狱情形，前揭孟森《奏销案》已有详考。

这期间，被朱国治列入黑名单的在职官员也多半没有幸免。当时江南民间盛传“探花不值一文钱”。孟森已考证此人就是昆山人叶方霭 。他于顺治十六年进士及第，名列第三，俗称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但次年被朱国治查出欠税粮值银一厘，合当时制钱一文，也被降调七级。同样情形的，还有《阅世编》所记太常寺官员张讱庵也欠税一厘被贬职，《郞潜纪闻二笔》所记翰林秦松龄因欠粮值银三分被革职。诸如此类例证极多，有人赞美这表明清初惩办欠税士绅的政策是坚定的。很好，但满洲八旗强夺民田民居并掠民为奴，怎么解释？

再说朱国治。民初修胜朝史的遗老将他列入《忠义传》，因为他任云南巡抚，拒不与吴三桂合作反清，被杀。但《清史稿》作者没有交代他任苏抚到滇抚那十年的行状。由孟森引用的娄东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及其未引用的《阅世编》，人们始知此人除了江南奏销案，还是哭庙案的刽子手。他自知两案打击江南成千上万知识分子，难免兔死狗烹。适逢他爸或他妈死了，照例丁忧。但他是满洲旗奴，有服丧二十七天便可复官的特权，岂知他丧毕便闻清廷已另简江宁巡抚，他知将成两案的替罪羊，慌急中不待新抚到任，唯恐吴民找他算账，于是走为上计。清廷闻报大怒，先降五级，再革职为民。不过他到底善于钻营，在康熙帝亲政后，大约以被鳌拜罢官为饰辞吧，复出为滇抚，不料种下死因。“忠义”云乎哉！

然而朱国治与鳌拜这对满洲上三旗主奴都死了，却没有身名俱灭。他们作为满清一代敌视并蹂躏知识精英的首出“功狗”，已遗臭三百六十年，往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