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要了解咸丰朝的满清政局，那就不能无视肃顺这个人。

肃顺是满洲宗室，隶籍镶蓝旗。八世祖济尔哈朗在顺治初曾与多尔衮共同执政，后封“叔和硕郑亲王”。因而这一族虽属宗室远支，其嫡系王公在康雍干三朝曾历受打击，却屡蹶屡起。相传肃顺之父郑亲王乌尔恭阿，看上一回民富商的美貌女儿，施展诡计得纳为妾，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生下庶子肃顺。

清道光十六年（1836），肃顺以应封宗室，授三等辅国将军，委派散秩大臣。据说他当初与八旗纨绔子弟一样，吃喝玩乐俱精，但宦途却一帆风顺，由宫廷档案所存他的任官履历可证（见《清史列传》卷47大臣画一传挡后编三宗室肃顺传）。尤其在他的异母兄端华袭郑亲王并得咸丰帝信用，而于咸丰四年（1854）引荐他为御前侍卫之后，凭借善于揣摩君心和应变机智，迅即获得青年皇帝眷注。

自从雍正帝将满清的君主体制推向个人独裁的极端，而其子乾隆帝长达六十四年的统治，更将君主独裁体制法典化。那以后相继嗣位的满洲列帝，几乎无不属于庸主，但独裁权力也几乎不受来自宗室权贵的挑战。或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至少在乾隆晚年以后的满清列朝政局，可得印证。

然而庸主在位，必出权臣，同样是君主独裁体制的历史固有现象。道光帝在位三十年，前半期专信盐枭出身的首辅曹振镛，后半期专信满洲世仆穆彰阿，后者也任领军机大臣十五年。两人晋身宰辅的路径有别，而善于揣摩君心，弄权固宠，则无二致。（参看拙著《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页173-178。）

咸丰帝即位初期，天灾频发（见《清史稿》的灾异志有关记载），而最大威胁来自南国的太平天国造反，以及英俄侵略者在南北边疆不断寻衅。应该说，他曾想有所作为，登极当年（道光三十年，1850），就贬斥首辅穆彰阿和大学士耆英，明诏声讨二奸是导致道光晚年内乱外祸的罪魁。尽管是“干父之蛊”，替道光帝丧权辱国推卸罪责，却使人心一快。岂知他自以为龙座已稳，而太平军的偏师北伐失败，对京师的威胁行将解除，他的纨绔本性也跟着发作。与他臭味相投的八旗子弟因而得其宠幸，其核心人物就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以及肃顺。

知人论世向为述史难点。所谓主观与客观、动机与效应之类关系，史家见仁见智，从来争论不已。肃顺是咸丰后期的实际执政。他的宗室远支和回妾庶子的出身，令满洲皇亲国戚不齿。他晋身皇帝近臣的权术，也为满汉重臣讥嘲。但他得咸丰帝信用而专权跋扈，那历史效应却应作分析。

凡正视清史进程的学者，都不否认用人行政内满外汉是终清一代的顽症。道光朝对英战争的惨败，与清廷和战最终都由八旗权贵主导有因果联系。

咸丰初太平军与捻军同时造反，清廷派往镇压的旗人将帅屡战屡败。满洲权贵文庆首先献策“当重用汉臣”，于是湖南士绅曾国藩、胡林翼等得以自组团练，开始扭转败局。但当咸丰四年（1854）八月曾国藩率水陆湘军攻克太平军占领的武汉，咸丰帝闻捷色喜，说没想到曾某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岂知在傍的军机大臣祁寯藻却道：“曾某以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咸丰帝闻言色变，从此用旗人官文加紧监控湘军。文庆不久去世，祁某也被肃顺排挤致仕。然而正是肃顺，继承了文庆的策略，利用皇帝宠信，支持湘军为攻打太平天国的主力。

相传肃顺十分鄙视满人，总爱嚷嚷“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满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与此相反他对汉族文士十分尊重，常说“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只笔厉害得很”。因而他招权纳贿，只敲旗人竹杠，却不受汉人苞苴。他又尽力将汉人名士罗致门下。其中有郭嵩焘，曾说服因父丧去官的在籍礼部侍郎曾国藩，与胡林翼倡组湘军，成为太平天国的死敌。

特别是肃顺听从门下汉士高心蘷、王闿运的建言，力保左宗棠，使这位举人免受死刑，——因咸丰帝听信告密，认定湘抚骆秉章受幕客左宗棠摆布，僭夺军权，已内定将其处死。这不仅为击败太平天国保下一名干将，还为帝国抗击沙俄而将新疆列为帝国行省留下一名统帅。

当然事情还有另一面。所谓英法联军之役，咸丰帝出尔反尔，忽主战忽主和，乃至最后背离“两国交争，不斩来使”的中世纪传统，指使载垣和满蒙统帅僧格林沁、胜保等，绑架虐杀英法联军和谈代表与随行记者，终而导致“火烧圆明园”事件，据说也出于肃顺主意。

肃顺在咸丰帝流亡热河而驾崩，被任命为“赞襄政务王大臣”八人之一，实为八大臣的核心。于是继起的辛酉政变，他非死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