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毛泽东的两炮论，中国是被英国海军的大炮，由中世纪的荒野打入近代世界的。当然，这意味着中国没有能力自行走向近代化。尽管毛泽东也说过中国社会内部早有“资本主义萌芽”，但他所肯定的所谓封建社会长期停滞论，便预设了这个萌芽总长不大，否则就会堕入“修正主义历史观”。
如今腰斩清史的这道1840年线，虽已突破，但由谁是“清朝开眼看世界第一人”那样的伪命题依然盛行，表明另一则经典判断——所谓谁是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觉，必然导出的逻辑结论，即中国只可能“被现代化”，在我们的历史领域仍属挥之不去的幽灵。
逻辑是否合乎历史，不可能单靠改变逻辑推理予以说明。我不敢苟同时髦的后现代主义史学，一个原因就是这种理论否认客观史实，将历史说成史家各凭主观逻辑推导的系统。
在某种程度上，“被现代化”的逻辑，与后现代史学的见解，异曲同工。只是这里不是争论的地方。假如坚持从历史本身说明历史，那就有必要回顾中国人突破中世纪心态的实际历史过程。
那过程，非几则短论能说清楚。其实百余年来，中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过程已有很多实证研究。别的不说，就看清末民初憎恶满清腐败体制的那班改革论者，无论主渐进的维新论者，还是主激进的革命论者，都曾到晚明盛行于南国的王学中汲取批判中世纪传统的诗情。可是近三十年来，有的反传统论者，在激烈否定所谓“超稳定结构”的同时，竟不知四百多年晚明东南大批文士，已将阳明学否定纲常名教的议论推到极致，甚至除朋友一伦外，什么君臣父子的等级秩序都视作蔑如。这一取向，备受满清统治者打压，却在民间从未消失，既曾影响日本的明治维新，也曾刺激清末的戊戌维新，看谭嗣同的《仁学》可知。
或因如此，满清入关，便照例开馆修《明史》，却绵历四帝九十年，到乾隆初才勉强颁行，打破了“正史”编纂时间最长的纪录。问题就出在历史“评价”上，特别是由正德到崇祯那百四十年王学泛滥的历史怎么看。
满清帝国，以文明落后的边疆少数族群，征服汉族及其他各族，如辽金元一样，最后没有超脱征服者被文明先进的被征服者同化的历史宿命。但与其先辈女真、蒙古不同，满洲甫入关便强迫汉族与各族剃发易服，并在政军财文一切方面，严分满汉，以满驭汉，尽力反汉化，以保持征服者特权。岂知维护征服特权，不过三代就使满洲八旗沦为寄生族类。雍正、乾隆平定西北边疆叛乱，已不得不重用汉军。至乾隆晚年、嘉庆初年，用绿营对付川楚白莲教造反，不想绿营也追步八旗后尘，岂止外战外行，即内战也因双枪兵增多而变外行。至道咸间太平天国暴起，清廷如不顺水推舟，承认湖广士绅组成的团练，“以汉制汉”，那么不等英法联军北上，满清首都便已易主。
历史不可“大胆假设”。道光晚年自恃精明，选择储君却上当受骗，舍皇六子而立皇四子。岂知这位皇储，非但无能，还好色，又早染上鸦片瘾。尽管宠臣中也有肃顺那样的能员，但朝廷整体腐败，丢了首都，潜逃热河，仍沉湎声色，以致英年夭逝，留下顾命八大臣整体愚蠢，被其遗妾即母以子贵的慈禧太后，略施小计，便实现宫廷政变，开始了慈禧专政半世纪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