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西元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总工程师沃森（H.Watson）上校、副董事长威勒尔(Wheeler)，就建议该公司贷款给孟加拉农民种植罂粟，以生产比葡萄牙人输入中国的西印度鸦片质量更高的“洋药”。因为他们发现吸食这种毒品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有大利可图。
那年当清乾隆三十八年。然而时过二十年，乾隆帝拒绝英使马戛尔尼的建交通商要求，教训了这个“远夷”一顿，竟无只言谴责英吉利在本国禁鸦片，却在中国贩鸦片的卑劣行为。又过两年（1796），自封太上皇的乾隆帝，才用儿皇帝的名义，发出申禁鸦片令。可见满洲统治者对鸦片流毒感觉多么迟钝。
又过二十年（清嘉庆二十年，1815），有正直名声的汉军旗人蒋攸铦，任两广总督，才拟定查禁鸦片章程，要求严查走私，鼓励举报。他的继任者阮元，重申禁令，特别注意控制洋商违法。他也是很早承认英人“船坚炮利”而设法加强海防的疆臣。但他热心右文甚于防夷，将防范白银外流作为经济对策重心，相反对于鸦片走私表示宽容。当然，他也深知粤海关是放任鸦片走私的渊薮，而粤海关正是皇家内务府垄断外贸利益的禁脔。
于是，在道光年间相继任粤督的李鸿宾、卢坤、邓廷桢等，无论是巨贪还是稍廉，都无法抑制由鸦片走私导致的白银外流。直到道光十八年（1838），朝廷关于鸦片弛禁还是严禁的争论达到高潮。时任湖广总督的林则徐，上奏支持主张严禁的黄爵滋，说：“鸦片不禁绝，则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
正是末一语，击中了皇帝的软肋。谁都知道，满洲以关外文化落后的一个边疆少数族群，乘明朝内乱入关，南征北战，终于实现大一统，靠的就是八旗绿营“可用之兵”，虽说驻防八旗、汉军绿营，都已腐化，至少还内战内行，近例就是终于镇压川楚白莲教造反。哪知白莲教被荡平，帝国稳定仅一世，不但八旗王公世仆，而且汉军绿营士兵，多半成为瘾君子。有兵则有权，假如持枪官兵都离不开烟枪，这样的军队能够保家卫国吗？
道光帝终究曾经危难，深知“无可用之兵”便意味着满洲统治末路。于是林则徐就变成钦差大臣了。哪知英夷远非“教匪”，竟然打遍帝国万里海疆无敌手。皇帝原恐南人尾大不掉，将非粤海防区的失败归咎林邓等。然而用满洲家奴琦善、耆英顶替林邓，用皇亲国戚奕山、奕经充当统帅，效应岂止大伤“国体”，连皇帝都只好“自恨无知人之明”，徒唤奈何！
这样，道光帝就在即位三十年含恨死去了，卒年六十八岁。相传他生性节俭，裤子打补钉，吃鸡蛋也怕贵，生平总在提防上当受骗，不料以逊清遗老为主体的民国史官，虽然对这位宣宗皇帝充满同情，在《清史稿》中称许他是守成君主，却忍不住讥讽他目光短浅，用人忽左忽右，以致处在禁烟前沿的“当事大臣，先之以操切，继之以畏葸，遂贻宵旰之忧。所谓有君而无臣，能将顺而不能匡救，国步之濒，肇端于此，呜呼悕矣！”悕者，悲也，他真的可悲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