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由进大学读史算起，那么我忝居史学从业者，已有半个多世纪。

谁人不知，在计划经济时代，知识分子没有择业自由？历史学科内部早已分工过细，从业人员同样必须服从组织分配，所谓需要压倒个人志趣，到我年逾不惑，依然如此。因而，倘若问我怎么会“重读近代史”？我只能说是历史偶然性在作祟，因为在四十岁前，我已不敢奢望重返大学讲坛，更想不到后半生会与近代思想学术史结缘。

于是我自一九七八年起改从今行了，迄今恰又三十年。虽说教书主要是开设中国史学史、中国经学史两门课程，但不断来学的中外研究生，各有各的专门史课题，却迫使我为守师德，不少专题都要重温旧史。

或许我有几年被迫校注清末民初章炳麟、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著作的缘故，有几位年轻俊彦，都选择晚清学术史作为主攻方向。这促使我不得不从相异角度，重读相应文献，并力求拓宽思路，以期教学相长。正因如此，有许多年，我的说史文字结集，稍成系统的，多半为讨论晚明至晚晴的思想学说衍变过程，例如已呈现给读者的《走出中世纪》增订本、《音调未定的传统》、《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维新旧梦录》等。

以上拙著，都可说是我多年来重读 “近代史”的文字结集。在我看来，中国由走出中世纪到走向“现代化”，是个漫长又曲折的过程，绝非如半个多世纪以来主流史学教科书向大中小学生反复灌输的那样，过程是径情直遂的，动力是来自农民的，取向是由西化必至苏化的，相反中国没有能力实现“自改革”，只可能“被现代化”，而被现代化的理论指导，在走过学西方学日本的大弯路之后，唯一坦途是学列宁、斯大林的苏俄，“走俄国人之路”。这类解释，或称“评价”。

问题在于历史的价值判断，无论逻辑如何雄辩，最终仍要接受历史本身的检验。中国史学有悠远的传统。至迟从公元前二世纪司马迁著《史记》起，厘清历史是什么，便成为史家的第一要务。为防揭露现代历史实相的司马迁式“谤书”再度出现，自汉至清的历代王朝，越来越收紧王朝史的控制权，致使清修《明史》，历满清四帝九十年才编纂完成。这个纪录似乎正在被打破。

依拙见，历史研究，无论古今中外，第一在于厘清史实。我不能认同后现代史学的说法，即历史是历史家的主观产物，因而历史事实可有多个。在我看来，历史属于过去，过去已经消逝，决不以主观认知而改变。第二，历史学家写历史必受史料把握，观察角度、信仰支配，乃至利益衡量等因素的影响，所谓以论带史乃至代史，但这恰好反证就史论史的重要。第三，正如黑格尔所说“一个灰色的回忆，不能代替‘现在’的生动自由。”况且回忆历史，不可以“我”为中心，于己有利就渲染夸张，于己不利就遮掩曲解。倘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恐怕以往的历史研究，尤其是近代史研究，总好用某种实用要求所支配的“评价”，代替客观存在的历史陈述，是亟应注意的经验之一。

那么，历史有没有用？假如历史不能“致用”，为什么历史教育又不可缺少？其实，培根早已给出理由：“历史教人聪明。”因而，取消历史教育或者强调历史为我所用，似相反，实相成，效应都是愚民，又必定愚民而自愚，难道不屡由历史所证明么？

犹忆五十多年前，初入大学，首要的公共必修课，名曰“马列主义基础”，教材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其中“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更由驻校首席苏联专家讲授，因为那是斯大林御制的经典。以后初读近代史，发现通行论著，无不力求贯彻斯大林的历史观，当然它也成为史学界反修防修的理论尺度。文革后思想解放，要打破唯上唯书传统，但当我转向晚清思想文化为主的教学与研究，总发现源于斯大林主义的观念幽灵，仍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近代史“评价”体系。怎么办呢？我还是相信马克思的方法论：“真理是通过争论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从矛盾的陈述中间清理出来的。”如何从矛盾的历史陈述中间探究历史实相，由清代至民国的经史考证学家，早有成功的范例。多年来我重读近代史，便尝试从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角度，清理若干历史积疑的实相。这就是我明知将碰壁仍要期待祛疑的由来。我不敢说我重读近代史的短书小文能够恢复历史实相，但至少表明历史实相有待恢复。

2008年1月5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