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美的《摩登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在2001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刊行。此书的前身是作者在1986-1992年游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师从李欧梵教授攻读比较文学时的博士学位论文，成书后厚达四百多页，计有三编、十二章，采用后殖民主义的分析框架，从全球与本土的交叉语境 (overlapping contexts) 出发，细察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及其文化政治。在本书序言中，著者自述了她的写作目标：“对于现代中国文学和历史领域的学者而言，本书提供了一个关于从1917年的五四时期开始、延续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这一个时期的中国文学现代主义的解释，结合了文本、历史与理论的探索；对于西方的现代主义理论家来说，本书勾画出中国、日本与西方的现代主义之交叉处，并且从多重殖民轨道和文化相遇中追溯了这种跨国路线的描绘，因此解构了比较文化研究中所习惯预设的中心/边缘、东方/西方的二元对立；对于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来说，本书从理论上探索了中国的半殖民主义如何表现了一套不同于正式殖民主义的文化政治与实践”[ii]，言下颇有“发凡起例，以待来者”的意味。笔者考虑到此书在理论设计、分析范畴和研究视点等方面都不乏原创性，而且目前尚无中文译本在华文社区出现，虽然已有简短的评论见诸报端，但未能从学理上给与更仔细的检讨[iii]，所以我觉得仍有必要加以推介，以广知闻。
一. 论题的学术史意义
时至今日，在东亚地区的汉语学术界，议论“中国现代主义”，早已不是时髦的话题了，二十年来，著述薪积。相比之下，西方汉学界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个别学者对于“当代”中国的先锋文学给予了一定的注意，九十年代以来，一系列著作相继问世：张旭东的《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化热、先锋小说与新中国电影》、吕彤邻的《厌女症、文化虚无主义和对抗的政治——当代中国的实验小说》、王瑾的《高雅文化热——邓小平时代中国的政治、美学和意识形态》、钟雪萍的《被围困的男性？——二十世纪末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与男性主体性问题》、王斑的《雄浑的历史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柯雷(Maghiel van Crevel)的《破碎的语言——当代中国诗与多多》、张颂圣的《现代主义与本土抵抗——当代台湾华文小说》[iv]等等。至于对1949年之前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 (尤其是小说) 的研究也远称不上“繁荣”，似乎只有利大英(Gregory B. Lee)的《戴望舒诗歌研究》、汉乐逸(Lloyd Haft)的《卞之琳诗歌研究》、张错的《冯至评传》等寥寥几部专书；以及林明慧的《当代中国诗论》、李欧梵的《铁屋子的呐喊——鲁迅研究》、奚密的《现代汉诗：1917年以来的理论与实践》[v]等著作中的个别章节才论及这些议题。因此，回顾西方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不难发现，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之研究相对冷落，而《摩登的诱惑》一书着力论述了中国现代主义题旨，确有继往开来、踵事增华的意义；而细读此书，亦可发现，作者的现代主义论述至少在三个方面具有开拓性：1，她给予了中国现代主义以合法性；2，她揭示了中国现代主义与殖民话语之间的复杂关系；3，她阐明了日本在中国现代主义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调停人角色。如前所论，中国现代主义研究在西方汉学界一直少人问津，何以故？不外乎三种理由：1，缺乏基本数据；2，文学史应当忽略“次要”(minor)文学运动的观念；3，根据西方文学批评的“优越性”和“普遍性”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文学。三者当中，第三种原因最为盛行也很成问题，这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和流行性误解认为：既然乔伊斯(James Joyce)已经最好地使用了意识流技巧，那末没有中国作家能达到他那样的美学成就的层次，因此中国文学不能被称为现代主义的[vi]。不消说，这当中隐含了欧洲中心主义者对于非西方文学的傲慢与偏见。史书美发现，“在使用西方批评术语分析非西方的作品时，很容易动摇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话语范式。当我们使用现代主义这个术语时，情况尤其如此——这个词几十年来受到学术注意，已经在西方获得了一种含有霸权意味的文化价值”[vii]。史书美的《摩登的诱惑》揭示了个中原由：“尽管西方话语把现代主义视为一个国际性的文化运动，但是它系统性地拒绝给予非西方的、非白人的现代主义一个成员资格。布拉德白瑞和麦克法兰合编的《现代主义》就是如此。地理的、文化的与种族的中心主义鄙视非白人参与现代主义，既使西方预示了这个运动的国际特征”[viii]、“话语统治在两个方面都很明显——不但现代主义被认为是西方所独有的而且‘非西方’的现代主义如果被承认的话，后来也被当作西方现代主义的种种变体”——出于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偏见，“现代主义”经常被描述为从西方向非西方的运动，从而显示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话语不平衡状态。不仅如此，史书美也发现欧洲中心立场(Eurocentric stance)在这个问题上竟与汉学本土主义(Sinological nativism)不谋而合：后者认为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缺席恰恰证实了中国文学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它的文化差异应当被保存。但无论出于何种用意，两者都干脆利落地排除了现代主义在中国的存在[ix]。针对这些历史叙事(Historical narratives)，著者根据文化多元论者的观点，指出中国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主要影响泉源之一，正是由于对中国文化的误读才促成了庞德这样的现代主义大师的出现[x]，这因而反驳了马太•卡利尼斯库(Matei Calinescu)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关于“现代性起源于西方”的著名见解[xi]，也令人信服地说明“中国现代主义既挑战了主要作为一个欧美事件的现代主义的历史建构，也驳斥了西方现代主义宣称的本体重要性与美学独特性”。
本书虽然涉及了西方和日本的现代主义对于中国的影响问题，但作者无意于进行比较文学领域的“影响研究”，也不拟议进行文学史意义上的美学分析。史书美给本书的学术定位是“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的两相结合，而之所以选择这种学术思路，乃是因为“非西方”国家的诸种现代主义崛起于不同的现代性、国族与民族主义的概念，在许多情况下，密切联系着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历史，而且每一种现代主义都有它自己的与西方斡旋的模式：从心甘情愿的、非政治化的参与西方现代主义运动（尽管不被西方承认），到为了本土需要而调控现代主义、斡旋关于现代主义的殖民遗产的焦虑，到彻底颠覆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主义，可谓林林总总，不一而足[xii]。换言之，现代主义在中国并不单纯是个文学事件，而且牵涉到文化间的交往行为和语言的历史约定，因此，在考察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时，有必要从半殖民主义历史-文化形态的角度对它进行再次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当然，话又说回来，追问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五四文学与殖民话语的关联，也不乏先例：譬如，刘禾曾经论述过鲁迅等人的“国民性批判”如何与殖民主义同谋，造成自我东方化的现象[xiii]；张宽也颇有同感：“从后殖民的角度来重新看五四运动，就会发现一些以前一直被忽视了的问题。大家都清楚，中国的五四文化运动，大体上是将欧洲的启蒙话语在中国做了一个横向的移植，正像我已经指出过的，西方的启蒙话语中同时也包含了殖民话语，而五四那一代学者对西方的殖民话语完全掉以了轻心，很多人在接受启蒙话语的同时接受了殖民话语，因而对自己的文化传统采取了粗暴不公正的简单否定态度。如果我们承认中国曾经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那么我们也应该正视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心灵和认识论曾经被半殖民的事实”[xiv]；李欧梵和利大英也注意到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产生于西方帝国主义殖民化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与后者保持矛盾而暧昧的关系[xv]；但只有史书美才真正细致而深入地论述了这个问题。她追踪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兴起过程：“现代主义是伴随帝国主义扩张的意识形态合法化与中立化(neutralization)的一个部分，通过以开化使命的名义在殖民地传播帝国主义的文学而确立起来”[xvi]；不少西方的现代主义者作为外交家、名人或猎奇寻乐者(pleasure-seeker)到中国旅行，一些人明目张胆地出于搜集中国文化材料的目的，他们与中国文化的接触对于现代主义的形成至关重要—— 在他们笔下，“中国”作为一个真实具体的历史—文化实体消失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被表述、被窥探、被异国情调化(eroticization)的“他者”，它的野蛮落后正好反衬出西方的文明和崇高，因而凸现了被拯救、被殖民的紧迫性和合法性[xvii]。不仅如此。《摩登的诱惑》还描述与分析了“日本”在西方现代主义传播到中国的过程中所发挥的“调停”作用(mediate)。明治日本提出了“脱亚入欧”、“和魂洋材”的口号，迅速成为亚洲唯一的成功的现代化的例子，因此成为中国的类似努力的主要典范。日本还通过日文翻译和其它的文化形式调停了西方文学然后把它输入到中国去，中国作家尤其是那些与创造社有关的人曾经留学日本，他们翻译日本现代主义作品和日本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讨论，他们关于西方文学的知识都是通过日文翻译而调停的[xviii]。日本人对于他们的文化优越感的信仰，采取了一些文学形式：文化论文集，游记，小说，不但令人想起19世纪西方的东方主义作品，也令人想到了西方对中国的现代主义挪用(appropriation)，所谓的“中国通”也写过一些有关中国民族性格的著述，把它描写成反现代的、反理性的、反道德的，中国知识阶层也热情地阅读了许多这类著作。例如，夏丏尊1926年在《小说月报》上刊载了他所翻译的荠川龙之介的《支那游记》，文章中的中国形象充满了肮脏、娼妓和顽固的、势利的知识分子，这从反面确认了他自己的文化纯粹感和充沛的青春活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出于民族拯救的信念，中国知识分子不加质疑地接受了荠川对中国的诊断[xix]。日本新感觉派小说家片冈铁兵的《上海》则显示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如何在文本的层次上运作起来：上海被描绘成一个在道德、精神与物质上都走向堕落的中心，一个巨大的亚洲垃圾场，充斥着各色的污秽之物[xx]。史书美深信，即便中国作家认为他们对于日本的大量挪用——形式，技巧，经常还有用以刻画现代主义体验的词汇——是一个纯粹的接近西方的功利主义手段，但是，那种“挪用”对于中国作家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譬如，中国新感觉派作家令人诧异地复制了那种在日本新感觉作家身上发现的从左到右的意识形态转变，被日本文本斡旋的佛洛伊德心理分析中的种族与性别偏见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不仅如此。日本化了的中国现代主义作家被迫面临着与日本文化的类似处境：在他们的现代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被撕裂了，在渴望与憎恨之间被撕裂了，因此充满了一种压倒一切的忧郁情调。由于许多中国的现代主义作品是由留日作家写的，它的艰难接受，进一步照亮了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冲突[xxi]。不难看出，从发生学的角度追踪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必然要涉及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史书美的研究证明了这样一种看法：“中国现代主义进一步离开了习见的非西方与西方对抗的二院对抗模式：中国/西方或东方/西方。这方面更有意义的是在中国现代主义形成的过程中，日本作为西方文化的调停者所发挥的角色。这种三角关系显示了中国在欧美、日本帝国主义的多重宰制下(multi-domination)的政治-文化状态，这反过来又质疑了比较文化研究中的习见的中/西二元对立的模式”[xxii]。
二. 理论方法及其调适
《摩登的诱惑》不在史料的钩沈上开拓疆土，而以整合理论范式见胜，它立意在历史与政治环境中“语境化”文学(contextualize literature)，这是雷蒙德 •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90) 在《现代主义的政治》所倡议的方法：文学分析不得不牢牢地扎根于历史的形态分析(historical formational analysis)[xxiii]。史书美所运用的理论资源颇为驳杂：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法侬(Frantz Fanon, 1925-1961)和赛义德(Edward Said, 1935—)关于“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的经典见解；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关于现代性、民族主义和殖民论述的分析；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关于“现代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著名看法；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和劳拉•莫菲(Laura Mulvey)的女权主义理论；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拉康(Jacques Lacan)的心理分析学说；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关于现代性、时间与民族主义的论说；波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符号资本理论。作者之所以旁收杂取多种理论，并非是要炫耀才学，实乃出于对研究对象的“问题意识”：中国现代主义产生于全球与本土的双重语境，它的跨国主义性质在多重的话语、政治权力的领域中表现出来[xxiv]。因此，这些不同的分析方向要求发展出一套整合了历史、文本与理论的互相交叉的方法论。史书美特意声明：她故意使用这种方法论的混合(amalgamates)，来反对研究方法上的画地为牢(compartmentalization)：历史研究中的传统的实证/理论的分野；文学研究中的文本/文本之外的分野；以及跨文化研究中的西方理论/非西方文本的分野[xxv]。更重要的是，作者对于西方理论的普适性保持了必要的“心防”，她没有生搬硬套，为了确证理论的“放之四海而皆准”而忽视了“活生生的文学的历史”；相反，她深思了文学史的实际情况，对西方理论进行了调整与扩充，使之更适用于对中国语境的描述。史书美举出了几个著名的例子：胡适的“八不主义”部分取自于美国意象派宣言，而后者又受日本俳句与中国古诗的影响。施蛰存也注意到了“意象派”(imagism)的部分起源是中国，它在美国取得了成功，接着又被带回中国——那么，“意象派”到底是起源于中国还是西方？再如，小说的“蒙太奇”技巧(montage)建立在由艾森斯坦发展的电影技巧之基础上，被认为是由京剧和中国文字的“并置”特点(juxtaposition)而产生的。另外，废名经过现代西方诗歌迂回到六朝唐诗，寻求一种接近于意识流小说的句法来源和语言结构——这些例子说明赛义德的“理论旅行”说[xxvi]在解释观念的运动时构想了一条单向的连续性，无法说明中国与西方的交叉影响(cross-fertilization)之复杂性，当现代主义旅行到中国时，它的原点已经变得模棱两可了[xxvii]。史书美亦发现，詹明信太过强调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关系而低估了帝国主义者与被殖民的人民之间的剥削关系[xxviii]；他的《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xxix]所提出的“民族寓言”(national allegory)的说法，解释力度相当有限：用以指称鲁迅则可，阐释陶晶孙则未也。因为陶晶孙的小说实验主义并没有锲入社会现代性方案之中，只是暗示一种都市的、世界主义的语境[xxx]。再比如，史书美也批评了冯客(Frank Dikotter)通过评价第三世界本土人士对于第一世界文化的忠实与尊敬的程度而巩固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xxxi]。除此之外，史书美还指出陈小眉把中国的“西方主义”(Occidentalism)与西方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等量齐观的做法是成问题的，不仅因为她转移了责任的承担，而且因为她“抹平”(flatten)了西方主义得以出现的历史特定性(specificities)，东方主义不仅是一种为了话语目的而在国内利用东方的策略，在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东方之际，它影响而且有时还形塑了特定的政治宰制(domination)策略；从另方面看，无论是五四时期的还是后毛泽东时代的版本，西方主义从来没有涉及到任何形式对西方的政治统治。即使作为一种文化话语(Cultural discourse)而言，西方主义也不能与东方主义等同，因为它从来没有为了“自我巩固”(self-consolidate)的目的而征服西方；相反，西方主义的自作主宰的冲动来自于对中国“自我”的否定。史书美还引用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关于主奴关系的著名见解，阐明了在使用“他者”(the other)时，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之间的不平等的辩证关系：西方的“东方主义者”否定东方而确认了他作为主人的立场，中国的“西方主义者”从来不否认西方，因此揭示了他自己的臣服于西方的状态[xxxii]。
三．半殖民主义和分岔策略
《摩登的诱惑》的主要贡献在于：它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分析范畴“半殖民主义”(semi colonialism)，以及生活于这种境遇中的中国作家在进行文学实践时所采用的“分岔策略”(bifurcation strategy)。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讨论，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话语在现代中国的出现，是由于西方列强入侵的结果，但很少有人持这种看法：帝国主义或者它在殖民地的实践形式，从根本上影响了现代中国的文化生产。相反，共产中国的反封建主义的方案（这构成了它的早期的合法性的基础）把有关帝国主义的讨论仅仅限制在政治领域中。这不是要暗示所有的文学生产都是对帝国主义的反动，而是要暗示现代中国的文学生产已经陷入到一个由日本与西方帝国主义所确立的半殖民主义的历史状态中[xxxiii]。因为“殖民地”这个术语被运用到中国时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所以人们就用“半殖民地”、“次殖民地”等五花八门的术语来称呼民国时期的中国。但是，这些术语都无力描述外国列强之间的竞争，以及在外国列强与中国之间的多重支配层次；更重要的是，它不能充分地反映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协作关系[xxxiv]。史书美使用“半殖民主义”来描绘现代中国的文化政治状况，以突出中国的殖民结构的多重性(multiple)、多层次性(layered)、集中性(intensified)和不彻底性(incomplete)、破碎性(fragmentary)。这种半殖民主义对于中国的文化、美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何在？史书美认为，尽管多重的殖民存在增加了控制、加重了剥削，它们也使得严密的整齐划一的殖民管理变得不可能，这让中国知识分子较之于正规殖民地的知识分子享有更加多样化的意识形态、政治与文化的立场[xxxv]。与此紧密相连的是“分叉策略(实践)”。对于启蒙思想家来说，批判封建主义和推进西化的紧迫性，经常置换了(displace)对抗与批判殖民霸权的直接需要。这种置换关系经常伴随着一种“西方”概念的分裂：“都会西方”(metropolitan west，在西方的西方文化)与“殖民地西方”(colonial west，在中国的西方殖民文化)。在这个二分法中，前者被优先考虑为一种仿效的对象，经常导致忽略了本应作为批判对象的后者。通过分岔二者，知识分子可以皈依西方而不必被认为是殖民者的合作者[xxxvi]。由于中国的本土文化已经被解构，无法充当一种毫无疑问的抵抗中心，这种半殖民主义的状况削弱了殖民关系的清晰性，在中国人的文化想象与殖民现实的关系方面灌输了一种不确定性与模棱两可[xxxvii]。史书美把这种“分岔策略”抽象化为一种理论表述，发现它贯穿于1917-1937年的中国现代主义的文学实践当中：五四时期的西方主义与日本主义；京派作家的的文化折衷主义；海派的都市主义。这三种相互联系而激烈冲突的文学现代性模式——她分别名之为“渴望摩登”(desiring the modern)、 “重思摩登”(rethinking the modern)、“炫耀摩登”(flaunting the modern)——构成全书的论述焦点。
李欧梵先鞭着人，注意到达尔文进化论与五四现代性之间的微妙关系[xxxviii]；史书美则踵其武步，进一步深究五四启蒙话语的独特性，她着力揭示的不是具体的文学技巧而是深层的思维模式。她发现，时间而非空间，是五四时代激进地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也就是说，五四的时代精神的本质体现是渴望跃入摩登时代。这种直线性的时间意识形态(Ideology of linear temporality) 支撑着五四的启蒙话语，它来源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时间、达尔文的线性发展时间与现代西方的日历时间，在本土的话语语境 (discursive context) 中，用来合法化诸如反传统主义和世界主义等五四启蒙方案。不仅如此，这种目的论的意识形态服务于一个明确的目的：允许五四知识分子暗藏一种“与西方平等”的幻想，如果时间是中国与西方的唯一差别，那末，中国就可以仅仅通过尽快迎头赶上而在一个由西方支配的世界中成为一个平等的伙伴[xxxix]。在本书的第一编中，作者逐一探索了文化与时间差异、时间与新浪漫主义、时间与被翻译的现代主义哲学（尼采、弗洛伊德、博格森）之间的关系；鲁迅与陶晶孙作品中的进化论与实验主义；郭沫若小说中的心理分析与世界主义；郁达夫和滕固等人的情色书写、国族建构与颓废寓意。长期以来，学术界习惯于用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理解京派与海派作家，史书美则独持异议。她通过分析废名小说中的意识流技巧与中国传统诗歌美学之间的协调、林徽因和凌叔华以性别化的立场斡旋本土的文学传统从而表达一种与男权制度和殖民文学的暧昧关系，来尝试理解京派的写作模式为何在后五四时代出现，它的“非目的论”立场如何标志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现代性和现代主义，以及这种具有“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色彩的现代主义在它们与全球语境中的文化相联系时，如何表述空间、地方与本土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还，西方学术界兴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绵延不绝的“上海热”，在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和思想-文化-文学方面，都留下了一大批不乏影响的著作，二十年来，兴趣不减[xl]。当然，诸种著作中，以李欧梵的《上海摩登》 之反响最为强烈。《摩登的诱惑》有三分之一的篇幅纵谈上海的新感觉派小说，踵事增华，更上一层楼。在海派研究的学术史上，学者们习惯于从道德立场出发，批判它的商品化、颓废与浮纨，将之归于十里洋场的资本主义影响，而没有真正揭示它与半殖民地文化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虽然西方学术界关于颓废的研究已经颇为丰富了[xli]，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问题一直缺乏深入的研究。李欧梵率先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孤怀宏识，端的令人佩服[xlii]；解志熙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详考海派文人的偏重于官能享乐的颓废气味[xliii]； 哈特对于邵洵美的奢华世界进行了综合性的传记研究和文本分析[xliv]。史书美则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给予了认真的清理。她考察了上海的印刷资本主义对文化工业的促进作用[xlv]，分析了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的新感觉派小说与日本新感觉派小说的关系，认为前者反映了半殖民地的主体性，它们将视觉性、商品化、欲望、种族与变态的色情-怪诞传奇(erotic-grotesque)结合起来，通过对资本主义都市的批判来置换了殖民现实，通过对于摩登女郎的刻画而颠覆了男权体制，以及如何在现代主义和民族主义之对抗中曲意周旋——这诸多关于都市的声色光影的点染，构成了一道醒目的都市上海的风景线[xlvi]。可惜的是，中日战争爆发，对于殖民地西方的批判压倒一切地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国作家关于殖民地西方的世界主义文化想象终于嘎然而止，它在沉默了四十年后再次浮出水面，大放异彩。史书美惊奇地发现，八十年代的“文化热”盛极一时，其中的“西方主义”话语与五四时期颇为相似，这不禁让人顿生疑问：假使三、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未被干扰，而是径直发展下去，那末，中国的现代主义现在是否会呈现另外一幅面目？
四．结 语
阅读《摩登的诱惑》，我个人的困惑在于，它仅仅使用了“小说”作为文本证据，而唯独排除了其它文类。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包含了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等四种文类，它们对于现代性的探索互相支持、彼此发明。且以诗歌为例。如所周知，早在五四新诗运动时期，周作人、沈尹默、周无等人已经不满于初期白话-自由诗潮对美学和形式的漠视，而尝试在自己的创作中使用了一些初步的“现代主义”手法和技巧。当然，这只是零星的实验、自发的探索，并非成为理性的自觉。真正称得上自觉的现代主义追求并且蔚为风气的，是从1925年开始的。尤其是李金发的《微雨》、穆木天的《旅心》、王独清的《圣母像前》、冯乃超的《红纱灯》的相继出版，以及胡也频、姚蓬子、石民等人的诗歌大量出现，俨然形成了一个“象征派”的诗歌潮流。到了三十年代，以戴望舒、何其芳、卞之琳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派”诗歌，极一时之盛。到了四十年代，燕京大学的校园诗人吴兴华、以西南联大为中心的“九叶诗人”、中法大学的四位诗人沈宝基、罗大冈、叶汝琏、王道干等等，都开始崭露头角，他们对于新诗现代性的多方探索，有超越前人者——这些现代主义诗歌也受了西方现代主义的巨大影响，那么，他们的作品究竟有没有殖民主义话语？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是：也许和文体的特性以及自身的边缘处境有关[xlvii]，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尽管也产生于西方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历史语境中，但缺乏明确而直接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流露。这实际上对于史书美的观点构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战。不过，话又说回来，作者在本书序言中已经明确说过，她所选择的文体是小说而非其它，因此，《摩登的诱惑》的副标题改为“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小说”似乎更为恰当。另外，书中有少量的讹误不应忽视。例如，《少年中国》被翻译成“青年中国”；李欧梵的《上海摩登》被误写为Shanghai Modern: A New Literary Imagination and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周作人的笔名“仲密”被拼成“Zong Mi”；“舶来品” 被拼成“Pai Lai Pin”；《维摩诘经》被拼成“Wei Mo Ji Jing”；“淫雨”（连绵不断的雨）被解释成erotic rain(“淫荡的雨”)。当然，这些细节上的疏失无损于全书基本观点的解释力度。总结我的看法，尽管有一些个人的异议和困惑，《摩登的诱惑》一书仍然称得上是国际汉学领域的一部极具开创性的著作，它的学术思路和理论设计已经引起了多位学者的热烈讨论[xlviii]，而且，我亦深信，随着此书的中文版本在中国大陆的问世，现代文学界也必然会从中获益匪浅。
Shu-mei Shih, 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 (Berkeley and Los Angel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hereafter The Lure of the Modern.
[ii] Preface, ibid, xi.
[iii] 葛以嘉：，《中国学术》第10期；纪大伟：，《中国时报》（2001/ 10）；《新民晚报》（2001/5/13）。
[iv] Xudong Zhang, 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 Cultural Fever, Avant-garde Fiction, and the New Chinese Cinema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Lu Tonglin, Misogyny, Cultural Nihilism, and Oppositional Politics: Contemporary Chinese Experimental Fic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Jing Wang, High Culture Fever: Politics, Aesthetics and Ideology in Deng’s China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Xueping Zhong, Masculinity Besieged? Issues of Modernity and Male Subjectivity in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Ban Wang, 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Sung-sheng Yvonne Chang, Modernism and the Nativist Resistance: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from Taiwan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Maghiel van Crevel, Language Shattered: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and Duoduo (Leiden: CNWS Publications , 1996) .
[v] Gregory B. Lee, Dai Wangshu: The Life and Poetry of a Chinese Modernist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9); Lloyd Haft, Pien Chih-lin: A Study in Modern Chinese Poetry (Dordrecht, Holland: Foris Publications, 1983); Dominic Cheung, Feng Chih: A Critical Biography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79); Julia C. Lin, Essay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 (Athens, Ohi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5); Leo Ou-fan Lee,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A Study of Lu Xun (Bloomington, I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Michelle Yeh, 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1917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vi] Shu-mei Shih, The Lure of the Modern, p. 42.
[vii] Ibid., p. 1.
[viii] Ibid., p. 2.
[ix] Ibid., p. 42.
[x] Ibid., p. 4.
[xi] Matei Calinescu,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Modernism, Avant-Garde, Decadence, Kitsch, Postmodernism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42;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54.
[xii] Shu-mei Shih, The Lure of the Modern, p. 3.
[xiii] Lydia He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especially chapter 2 “Translating National Character: Lu Xun and Arthur Smith”, pp. 45-75.
[xiv] 张宽:，见《天涯》1996年2期。
[xv] Le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Gregory B. Lee, Troubadours, Trumpeters, Troubled Makers: Lyricism, Nationalism, and Hybridity in China and its Others (London: Hurst & Co., 1996), p. 74.
[xvi]Shu-mei Shih, The Lure of the Modern, p. 12.
[xvii] Ibid., pp. 8-9.
[xviii] Ibid., pp. 16-7.
[xix] Ibid., pp. 21-4.
[xx] Ibid., pp. 27-9.
[xxi] Ibid., p. 30.
[xxii] Ibid., p. 4.
[xxiii] Ibid., p. 31.
[xxiv] Preface, ibid, x-xi.
[xxv] Preface, ibid, xi.
[xxvi] Edward W. Said, “Travel of Theory,” in his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xxvii] Shu-mei Shih, The Lure of the Modern, pp. 11-2.
[xxviii] Ibid., p. 32.
[xxix] Fredric Jameson, “Third-World Literature in the Era of Multinational Capital,” Social Text 15 (Fall 1986): 65-88.
[xxx] Shu-mei Shih, The Lure of the Modern, p. 94 and 74.
[xxxi] Ibid., p. 132.
[xxxii] Ibid., pp. 134 -35.
[xxxiii] Ibid., p. 31.
[xxxiv] Ibid., p. 32.
[xxxv] Ibid., p. 35.
[xxxvi] Ibid., p. 36.
[xxxvii] Ibid., p. 37.
[xxxviii] Leo Ou-fan Lee, “In Search of Modernity: Some Reflections on a New Mode of Consciousnes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Paul A. Cohen and Merle Goldman eds., Ideas Across Cultures: Essays on Chinese Thought in Honor of Benjamin I. Schwartz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09-35; Leo Lee, “Incomplete Modernity: Rethinking the May Fourth Intellectual Project,” in Milena Dolezelová-Velingerová and Oldrich Král eds., The Appropri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May Fourth Projec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pp. 31-65.
[xxxix] See also Shu-mei Shih, The Lure of the Modern, p. 50.
[xl] Suffice it to mention briefly the following works: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Wen-hsin Yeh eds., Shanghai Sojourners (Berkeley, Calif.: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2); Yingjin Zhang ed., Cinema and Urban Culture in Shanghai, 1922-1943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Milena Dolezelova-Velingerova ed., The Chinese Novel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oro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1); Rey Chow,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Toward a Rewriting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Ph. 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85; Perry Link, 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Wang-chi Wong,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in Shanghai: the Chinese League of Left-Wing Writers, 1930-1936 (Manchester, Eng.: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Heinrich O. Freuhauf, Urban Exoticism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1910-1933,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0; Poshek Fu, Passivity,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tellectual Choices in Occupied Shanghai, 1937-194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Gail Hershatter,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Betty Peh-T`i Wei, Shanghai: Crucible of Modern Chin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Nicholas Rowland Clifford, Spoilt Children of Empire: Westerners in Shanghai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of the 1920s (Middlebury, VT: Middlebury College Press, 1991); Christopher Howe ed., Shanghai: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An Asian Metropolis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Randolph Trumbull, Shanghai Modernist, Ph. 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89; Bryna Goodman,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1853-1937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etc.
[xli] Matei Calinescu, Five Faces of Modernity; Moshe Menuhin, the Decadence of Judaism in Our Time (New York: Exposition, 1965); David Weir, Decadenc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sm (Amherst. Mas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5); Michael St. John and Aldershot Hants Hants eds., Romancing Decay: Ideas of Decadence in European Culture (Brookfield, VT: Ashgate, 1999); Ian Fletcher ed., Decadence and the 1890s (London: E. Arnold, 1979); Steven Berkoff, Decadence and Other Plays: East/West/Greek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9); Lawrence Haworth, Decadence and Objectivity (Toront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7); Robert B. Pynsent ed., Decadence and Innovation: Austro-Hungarian Life and Art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9); Leo McKinstry, Turning the Tide: Decadence and Decline in Modern Britain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97); C. E. M. Joad, Decadence: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48); Ellis Hanson, Decadence and Catholic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etc.
[xlii] 李欧梵：，《当代》1994年3月号； 收入王德威编选：《现代性的追求——李欧梵文化评论精选集》（台北：麦田出版社，1996年9月）。
[xliii] 解志熙：《美的偏至——中国现代唯美颓废思潮研究》（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
[xliv] Jonathan Hutt, “La Maison d’Or: The Sumptuous World of Shao Xunmei,” East Asian History 21 (June 2001): pp. 111-42.
[xlv] 皮埃尔•波迪厄的《文化生产场》(Pierre Bourdieu,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ed. & intro. by Randal Johns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反思民族主义的起源与传播》(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 Verso , 1983) 最先论述到这个主题。受其影响，李欧梵、贺麦晓、琼•加基、史书美、藤井省三、柄谷行人等学者注意把波迪厄和安德森的理论方法移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并产生了一批颇有影响的著作，see Le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 Michel Hockx ed., The Literary Field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 (Richmond, Surrey: Curzon, 1999); Michel Hockx and Ivo Smits eds., Reading East Asian Writing: The Limits of Literary Theory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Michel Hockx, Questions of Style: Literary Societies and Literary Journals in Modern China, 1911-1937 (Leiden: Brill, 2003); Joan Judge, 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藤井省三：《阅读史》（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02）；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xlvi]张英进考察过三十年代上海的现代主义小说家黑婴(张炳文)如何通过叙事技巧把城市表述为一个符号体系，它的多重意义层次需要被译码。张英进认为，现代都市的文本生产(textual production)实际上是二十世纪都市中国的一种特殊类型的现代性体验，也就是一种现代都市的新观念与新知识的生产。这种看法可以与史书美的观点相互发明。 For a more thorough treatment, see Yingjin Zhang, “The Texture of the Metropolis: Modernist Inscription of Shanghai in the 1930s,” in Yingjin Zhang ed., China in a Polycentric World: Essays in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73-87.
[xlvii] 晚清以降，“小说”这种在传统文学结构中居于边缘地位的文体开始大步走向中心，担当了启蒙与救亡的使命，并且及至后来，因其与消费文化和大众传媒的连手，终于赢得了广大的读者群；相比之下，由于社会/文化语境的差异以及现代教育体制的变革，再加上哲学依据和诗歌成规的消失，现代汉诗的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桥梁也不复存在，而且由于商品消费和现代传媒的步步进逼，现代汉诗日益从文学结构的“中心”向边缘急剧撤退，越来越趋向于成为一种专业化、私己性的事业，实乃大势所趋。 See Michelle Yeh, “Introduction: from the Margin,” in her Modern Chinese Poetry: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1917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24.
[xlviii] Wang Zheng,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7. 2 (April 2002); Guiyou Huang, South Central Review 19. 4 & 20.1 (Winter-Spring 2002–2003); Stephanie Hemelryk Donald, Intersections 8 (October 2002); Robin Visser,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5.2 (January 2002); Gang Gary Xu, The Journal of Colonialism and Colonial History, forthcoming.
张松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
本文摘要发表于台湾《当代》2004年3月号，总第19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