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哈维（DavidHarvey）,当代美国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1935年生于英国，1961年获剑桥大学地理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宾州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哈维的研究领域涉及人文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建筑与城市规划、政治经济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等，但贯穿上述所有领域的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长期坚持和运用。从1970年代初完成了从一个正统的地理学家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向后，近四十年来，哈维一直坚持不懈地阅读与讲授马克思的经典原著，他曾多次宣称自己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哈维认为自己的工作，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注重生产方式经济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引入对地理空间、城市化等传统地理学的研究中来；二是将空间问题引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去，填补理论空白，发展马克思主义。由此，他开创了地理学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流派，同时在马克思主义中发展出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名为“后现代主义”的文化艺术和社会思潮，开始在西方弥散开来，各种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观点、表现形式及代表人物，层出不穷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面对后现代主义汹涌的大潮，哈维依然秉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他不主张盲目的接受与认可，更不认为应当全面拒斥，而是强调首先要将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加以研究。他指出，“看来恰当的是，要更加仔细地探究后现代主义的性质，与其说它是一系列观念，不如说是一种需要阐明的历史状况”（哈维，2003:3）。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关键力量，也是解释人类社会及其变化的关键因素，在无数的社会现象背后并不存在什么绝对和永恒的社会法则，有的只是作为历史产物的，与一个时代的生产方式相关联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规律。从这个基本原理出发，哈维认为现代主义的实质及其演变，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其根源都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断追逐利润的资本的运动。
一、现代主义及其演变
在讨论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之前，更为重要的先回答什么是“现代主义”。实际上，后现代主义者眼中的现代主义往往过于简单化、漫画化了、哈维希望我们首先能对现代主义有一个全面、详实的认识。
哈维（2003:14-15）指出，流行的看法一般认为，现代主义是实证主义的、技术中心论的、理性主义的、普遍性的，它相信并追求线性进步、绝对真理、理想社会秩序的合理计划、知识与生产的标准化等；而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则是分裂、不确定性、对一切普遍的或“总体化的”话语的强烈不信任等。但我们必须追问，这种刻板印象的现代主义，是历史上真实的现代主义吗？
（一）现代主义的本质
哈维首先引用波德莱尔发表于1863年《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中的名言，来道出现代主义的真谛：“现代性就是短暂，流变，偶然事件；它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则是永恒与不变”（哈维，2003:17）。在哈维那里，这种短暂流变同永恒不变的矛盾结合，就是现代主义在其演化中的基本运动过程。
为了证明现代性所具有的这种短暂性和变化性，他又引用了多位学者对现代性或现代主义的描述，如伯曼对现代性的描述，“一种…对空间与时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风险的体验…我把这种体验的实质内容称为‘现代性’。成为现代的，就是要在一种使人指望冒险、权力、享乐、成长、改变自我和世界的环境里找到自我——与此同时，这也有可能毁灭我们拥有的一切、我们知道的一切、我们现在成为的一切…（现代性）把我们全部倾倒进不断的分裂与复苏、斗争与矛盾、模棱两可与极度痛苦的巨大的破坏性力量之中…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不仅如此，伯曼指出，在最“现代的”作家们——歌德、马克思、波德莱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那里，早已明确感受到了现代性这种短暂和流变，“已经认识到了有关现代性唯一可靠的东西就是它的不可靠性，乃至它对于‘总体化的混乱’的爱好”。
波德莱尔把艺术家定义为能够从时代之美短暂、流变的各种形式中发现普遍与永恒。也就是说，现代主义就是从混乱、短暂和流变中发现或建立普遍、永恒的东西。问题是，如果现代主义的另一面是追求永恒，那么在这样短暂、流变和混乱的现代生活中，在哪里可以寻找到某种一致感，更不必说“永恒与不变”？
在现代性兴起之初的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对此问题做出了一种哲学的甚至是实际的回答——理性的“规划”,只有通过这样一种规划，全人类普遍的、永恒的和不变的特质才可能被揭示出来。然而，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规划，在现代主义内部就不断受到人们的批评，特别是20世纪初韦伯和尼采的批判。韦伯认为西方理性化实际是“目的—工具理性”化，最终会发展出官僚理性的“铁笼”,扼杀人的普遍自由。在尼采看来，“现代性是一种生气勃勃的力量，是对于生存和权力的意志，是在无序、混乱、破坏、个人异化与绝望的大海里游泳”；是“破坏性的创造和创造性的破坏”,在这个巨大的破坏性力量中，即使结果必定是悲剧性的，但证实自我的唯一途径就是行动，就是显示出意志（哈维，2003:24-25）。
由此，尼采的创造性的破坏和破坏性的创造的形象，以一种新的方式在波德莱尔所阐述的两个方面架起了桥梁：永恒与不变只能建立在短暂、混乱和分裂之上。尼采引领了把美学置于科学、理性和政治之上的道路，因而对审美经验的探索就成了建立一种新神话的强有力手段，这神话就是永恒不变可能就存在于现代生活的短暂、分裂和特有的混乱之中。
哈维总结道，“创造性的破坏”对于理解现代性来说非常重要，现代性如果有什么历史含义的话，那么这种含义必须从变化的巨大的破坏性力量中去发现和界定。作为一种破坏性力量，现代性不仅需要无情地打破任何在前的历史状况，而且也使它本身具有了一种内在断裂和分裂的绝无止境的过程的特征（哈维，2003:19）。换句话说，永恒的不变的“创造性破坏”就是现代主义的本质。
（二）现代主义的演变
虽然哈维对现代主义的演变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分期，但从他的论述中，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区分出他所认为的现代主义变迁的几个阶段（哈维，2003:41-55）。
第一个阶段：从启蒙运动到1848年左右。
如前所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在开创现代性的短暂、流变和不断的创新之外，还为现代性提出了探寻永恒与不变的办法——理性的规划。启蒙运动相信人类的理性，认为只要我们能正确地描绘和表达世界，它就能被控制与合理地安排。不过，这也意味着，存在着一种唯一正确的表达方式，即绝对真理，只要我们能揭示它，那么就能把握永恒与稳定。凭借对绝对真理的不断追求，我们可以实现不断的“进步”,最终达至理想的圆满的社会。这种思维方式深深渗透在当时各种各样的作家们身上，是狄尔泰、狄德罗、孔多塞、大卫·休谟、亚当·斯密、圣西门、孔德、约翰·米尔乃至马克思都具有的共同之处（哈维，2003:41）。这一时期的现代主义尽管也有着不断的创新、分裂、流变，但在强大的启蒙理性的庇护下，还是体现出了更多的一致性，追求永恒性。因此，这一阶段的现代主义可以称为“理性的创造性破坏”时期。
第二阶段：从1848年到一战前。
哈维指出，1848年之后，认为存在着一种唯一可能的表达方式的观念开始被打破。启蒙运动思想的绝对稳定性日益受到挑战，并最终被强调表达的发散性系统所取代。这大致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剧烈变革（两次工业革命）以及1848年后日益增加的阶级斗争所造成的动荡不安。在此时，各种各样的创新层出不穷，从文学、绘画等艺术创作到数学（非欧几何）、哲学乃至到语言学（索旭尔）、物理学（爱因斯坦相对论）等。先期是初探性的试验，而后是各种思潮自1890年爆发出来，“在柏林、维也纳、巴黎、慕尼黑、伦敦、纽约、芝加哥、哥本哈根和莫斯科这些不同的中心演变为令人难以置信的思想与试验的多样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达到了其顶点”（哈维，2003:41）。而对启蒙理性不断加大的质疑之声也正是发生在此时，最终在20世纪初演变为对启蒙反思的高潮，如前文所述的韦伯和尼采的批判。这一阶段，现代主义创造性、破坏性的一面充分发挥了出来，短暂、流变、分裂成为主流，因此我们可以称为“混乱的创造性破坏”时期。
第三阶段：从一战到二战。
哈维（2003:45）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及其在政治上和知识上的反响，为思考构成现代性的永恒与不变的特质的东西开辟了道路，因为人们迫切希望找到稳定的东西，避免战争的梦魇。在启蒙理性主义遭到质疑的情况下，追寻一种与现代性相适宜的神秘主义的稳定性，即“神话”,成为了首要问题。但是被神秘化的是谁或者是什么？即谁应该被塑造成救世的英雄，这成为现代主义的核心问题，而这种现代主义也因此成为了“英雄主义”。
哈维（2003:45）分析道，大战间歇年代里的现代主义或许是英雄主义的，但它也充满了灾难，因为需要行动来重建遭受战乱破坏的经济，解决与萌芽中的都市工业增长的资本主义形式相关的问题，对“永恒”神话的诉求变得越发迫切。必需把我们从“偶然性的无形世界”中拯救出来，或必须更有计划地为人类努力的一种新规划提供推动力。
这个时候的现代主义（主要是文化艺术领域）分化为三大派别（哈维，2003:45-51）。现代主义一派返回到启蒙运动的理性传统中，求助于体现在机器、工厂、技术力量“或作为一种生活机器之城市”中的理性形象。如哲学家庞德提出，“语言应当与机器功效一致”。建筑学家勒·科比西耶则倡导“靠秩序带来自由”,认为当代大都市中的自由和解放决定性地取决于推行理性秩序。这种主流的现代主义产生了强烈的实证主义转向，并通过“维也纳小组”（逻辑实证主义）建立了一种新的哲学风格，它将成为二战之后社会思想的核心。但现代主义是矛盾的混合体，即使这时在其内部也存在着对倡导理性主义、实证主义观念的强烈反对，因为这种“英雄主义现代主义”的问题在于，一旦机器（理性）的神话被抛弃，那么任何神话都可能在预设的现代主义规划中占据永恒真理的核心地位。现代主义的另一派则依附于政治，如超现实主义、构成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都力图以自己的方式把无产阶级“神化”。但这类构造更不稳固，很容易倒回到把国家主义艺术与文化作为一种手段，服从于政治的目的，如阶级联合、反对法西斯主义等。其他很多现代主义者则既反对“机械的理性主义”,也不推崇无产阶级的神话，他们把自己的视野投向其他更为普遍的神话陈述之上，如向西方之外的世界寻找灵感，或如阶级合作主义等，但更多时候倒向了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尴尬之地，如海德格尔。
第四阶段：二战后至1960年代。
如果两战之间的现代主义是英雄主义的却充满着灾难，那么在1945年之后确立了霸权的、普遍的或“盛期”的现代主义则显示出了同社会中主导权力具有惬意得多的关系。由于国际权力体系在战后变得相对稳定，有争议的追求一种恰当的“神话”（永恒）,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减退了。这时的现代主义成了体制内的艺术和实践，企业家对倡导进步和人类解放的启蒙理性规划的认同，作为一种政治经济的主导而居于支配地位。这样的现代主义对于线性进步、绝对真理和理想社会秩序的理性规划信念变得尤为强烈，它积极主张实证主义、技术中心论和理性主义。这时的现代主义在返回到二战前的推崇理性和机器的一派现代主义者所建构的神话的幌子下，其深层次上却是对企业官僚主义权力和理性的隐秘的赞美：拒斥个性化，追求一致性。
就像一战之后一样，因为现实主义无法吸取和表达二战所带来的创伤，于是现代主义在艺术上转向了抽象表现主义。这种抽象表现主义风格受到推崇，一是在于其国际性，对抗了原来法西斯主义的极端民族性；二是其非政治化，对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被政治和文化体制所收买的、冷战斗争的一种意识形态武器。抽象表现主义风格充满了异化与焦虑，充分表达了暴力的分裂与创造性的破坏，因而成为展现美国推崇自由、个人主义的“样板”（哈维，2003:53）。
进一步，这种现代主义因为“既然美国是全世界艺术和艺术家必定会汇聚的中心，那么，在一种真正的全球水平上接受各种文化价值正是时候”，所以迅速从民族主义向国际主义过渡，然后从国际主义向普遍主义过渡，获取了全球“霸权”。为了区别于其他地方（如巴黎）的现代主义，此种现代主义必须具有美国特质，美国式的东西必须被当做西方文化的精粹来称赞，因为美国是整个国际权力体系的中心。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现代主义大杂烩：抽象表现主义，加上自由主义、可口可乐、雪佛莱汽车和充满耐用消费品的郊外住宅。这是典型的“美国梦”的纪念碑。这种现代主义显然已被官方和体制所吸纳，成为保守的意识形态工具。现代主义在历史上第一次丧失了作为一种对传统的、现存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性矫正的冲动，其创造性破坏的本质似乎已消弭殆尽。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1960年代的各种反文化与反现代主义运动突然活跃起来了（哈维，2003:55）。它们要反抗贯穿于企业、国家及其他体制化权力（如官僚化政党和工会）之中的“技术—官僚”理性的压迫性特质。这首先表现在“新左派”政治、反权力主义、反偶像崇拜、对日常生活的批判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社会运动的兴起，最终在1968年演变为席卷全球的街头骚乱，从芝加哥、巴黎、柏林、马德里到东京、墨西哥城再到布拉格。总之，这是一个“造反的年代”。这样的一场全球骚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后的“盛期”现代主义已经在全球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以至于对它的反抗也必须采取全球联合（全球运动）的形式。1968年的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可以把它看成是后来朝向后现代主义转折的文化上和政治上的预兆。因为，随后的1970年代，后现代主义便日益崛起了。
二、后现代主义的崛起
1970年代，作为一种对盛期现代主义“反动”的后现代主义的兴起，随处可见。如建筑、城市规划、艺术、小说、哲学等各个领域。我们以哲学为例，当时美国实用主义的复苏，与欧洲兴起的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混合，产生了“一种反对人本主义和启蒙运动遗产的狂热”,它批判抽象理性，极端排斥依赖科学、技术和理性的力量来追求人类普遍解放的规划（哈维，2003:59）,成为后现代主义观念最直接的表达。
人们对于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变化的广度并不怀疑，它确实涉及到了很多领域、甚至方方面面。但对于其深度，则产生了争论。它是与现代主义的决裂，还是只不过在现代主义内部对盛期现代主义的一种反叛？它是一种（现代主义的）风格，还是一种可明显划分时期的独特观念？它因为反对一切形式的宏大叙事、倡导关注受压制的“他者”的声音，故而具有革命的潜力，还是只不过对现代主义的商品化和通俗化，把一切都推向自由放任的市场主义？它破坏了新保守主义的政治还是同它结合了起来？它的崛起应归因于资本主义的某种彻底重建（如后工业社会）,还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哈维的分析（2003:63-91）从这个事实起步：后现代主义完全承认短暂、分裂、不连续性和混乱，即波德莱尔现代性的一半，但后现代主义对这种短暂、流变的回应却不同于现代主义，它不追求或寻找其中的永恒与不变，相反，它完全认可这种分裂和混乱，认为这就是存在着的一切，甚至要把它推向极致。
用肯定的方式去理解分裂和短暂。首先需要直接攻击任何力图表达“永恒和不变”的元语言、元叙事或元理论。如果普遍和永恒的真理真的存在，那么它们便不可能被详细说明。如福柯对权力的微观分析，突破权力位于国家内部的概念，主张要自下而上地考察各种微观权力。在其中，分散的和零碎的权力机构独立于阶级支配的任何体系化的战略而被建立起来，在每个场所发生的事情不可能通过诉诸于某种普遍理论来理解。福柯认为，没有任何乌托邦的方案可以指望以非压制性的方式逃脱权力）知识的关系，苏联的极权主义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它诉诸于它力图取代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包藏的相同的技术和知识体系，从而不可能消除权力的压迫。消除权力压迫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探索和建立人类话语的开放特质，从而介入地方化的权力话语生产和建构知识的方式。福柯倡导的是对各种机构、技术和话语的地方化的抵抗——微观政治策略。然而，福柯的问题在于这种地方化斗争，在总体上不具有向资本主义挑战的效果，它靠什么才能归结为一种进步的、毋宁说是倒退的对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核心形式进行攻击的道路？（哈维，2003:66）
后现代主义思想最解放、因而最吸引人的一面是对“他者”的关注，它严厉批判以一种统一的声音擅自替他者（殖民地各民族、黑人、少数民族、女性、工人阶级等）发言的启蒙现代性的“帝国主义”。后现代主义认为，所有群体都有权以自己的声音为自己发言并让这种声音获得承认，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多元立场。
但是，承认分裂、多元论与他者声音和他者世界的本真性，却提出了尖锐的交流问题及行动的问题。如果我们无法企及任何对于世界的统一的表达，那么我们怎么可能企及与世界有关的连贯一致的行动？后现代主义的答案是：我们不应试图卷入某种全球规划，只有在某种地方决定论的范围内才能设想和确定行动。某种设想或理论如果超出地方层面追求共通性、总体性，那么注定是无效的。“一致性已经成了一种过时的和使人怀疑的价值”（利奥塔）。于是，实用主义成为唯一的行动哲学。
后现代主义还有很值得关注的一面，即它在心理学上关于个性、动机和行为的各种预设，如对语言和话语的分裂与不稳定的关注，直接演变成了个性的某种概念。这个概念又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精神分裂症之上（当然，不是在它狭义的临床意义上）,而不是异化和偏执狂之上。从后现代主义的这一主题可以推导出，我们再也不可能把个人设想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被异化了的，因为被异化预设了一种一致的而不是分裂自我的意义。
后现代主义把人的体验变成一系列纯粹的和无关联的现在，这意味着“对现在的体验成了强有力地、压倒性地生动的和物质性的”（杰姆逊）。一切可以怀着紧张、欢乐或恐惧去体验的形象、外表、表演，都成为纯粹的和无关联的时间中的现在。事物在时间上的秩序的崩溃也引起了对于过去的特殊处理，后现代主义避开了进步的观念，抛弃了历史连续性和记忆的一切意义，同时又发展出一种惊人的能力去劫掠历史（即分割、截断、拼贴历史）。现代主义也“劫掠”历史，但却是与传统之间有意识的决裂，是艺术家的创造性介入，是创造的过程；而后现代主义的劫掠则是“复制”,“创造性主题让位于直接征用、引用、节录、堆积和复制”（哈维，2003:77）。丧失持久性和追求瞬间冲击力的另外一面是相应地丧失深度。“人为的没有深度”很难使人不相信这种感触是后现代主义中压倒性的主题。
最后，哈维关注的是，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日常生活的关系是怎样的？他认为，很难说后现代主义通过某种直率的甚至是粗糙的商业化而大力合并到通俗文化中，但后现代主义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市场力量向整个文化生产领域的合乎逻辑的扩展（哈维，2003:86）。一些人（如丹尼尔·贝尔）认为，是1960年代的各种反文化运动以及随后的后现代主义，为通俗文化生产者提供了各种能够以商品形式去满足的需求和欲望；另一些人（如查尔斯·纽曼）则提出，是资本主义为了维护自身的市场，被迫生产欲望并因此激发起个人对于寻求一种同高雅文化相反的“新美学”（即后现代主义）的敏感性。哈维认为虽然存在争论，但重要的是两者都承认：不应该将后现代主义理解为某种自发的文化艺术潮流，它并不能出现在一种社会的、经济的或政治的真空里（哈维，2003:88）。
三、回到马克思主义
哈维（2003:132）提出，现代主义，实质上是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所造成的一种不安的、摇摆不定的现代性状况在美学上的回应。因此对于后现代主义之崛起的恰当解释，也应该抓住现代化的性质。以此，我们才能评判后现代主义到底是对于一种不变的现代化进程的不同反应，还是反映了或预示了现代化在性质方面的一种根本转移（如向后工业社会转移）。而“马克思提供了有关资本主义现代化最早的和最完整的描述之一”，因此我们需要引入或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哈维，2003:134-150）。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分析，是从商品开始的。商品虽然是我们经常消费的日常用品，但它也是“一种神秘之物”,因为它同时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属性。商品的交换价值往往最终用货币表示出来，而商品货币经济的兴起消解了组成传统社群的纽带和关系——熟悉的、面对面的、带有情感的关系，使我们从一种直接依赖熟人和亲密关系的社会状况，转向了依赖陌生他人和非个性化（客观）关系的社会状况。
货币和市场交换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交换过程中，我们看到只能是一个个摆在面前的商品，看不到商品背后的劳动与生活、欢乐、愤怒或挫折，这被马克思称为商品拜物教。拜物教的概念解释了正是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条件下，我们才可能那么客观地依赖陌生他人，而他们的生活与渴望对于我们来说却是那么全然难以理解，也不需要去关注。哈维认为，马克思的元理论力图撕掉拜物教的面具，并理解在其背后的各种社会关系；马克思肯定会谴责那些宣称“他者是不可认知的”、公然与拜物教的事实合谋、对根本的社会意义漠不关心的后现代主义者（哈维，2003:136）。如果用后现代主义者的语言来表示的话货币就是社会劳动之价值的“能指”,是符号，是共同的虚构，而社会劳动则正是其“所指”。由于后现代主义关注的是能指而非所指，关注货币而非社会劳动，强调虚构而非功能，强调符号而非事物，因而使人想到的是强化货币的作用，不是像马克思那样转变货币的作用，揭示货币掩盖下的真实社会关系。
货币赋予了对他人实施权力的特权——我们可以购买他人的劳动时间或所提供的服务。货币把政治和经济融合进了压倒性的权力关系体之中。这正是福柯那样的微观权力理论家故意回避了的问题，而吉登斯太宏观也没抓住这个问题。货币是一位“伟大的平衡主义者和玩世不恭者”，是各种固定的社会关系强有力的破坏者，也是一位伟大的民主化者。作为一种可以被个人所掌握的社会力量，它形成了广泛的个人自由（个人主义）的基础：只用考虑自己，而无须顾及他人，因为商品拜物教掩盖了商品背后他人的劳动、喜怒、艰辛等。货币正是通过它调节个人主义的能力而把他者和奇特的社会“分裂”统一起来。
问题是，隐藏在货币之中的“分裂”能力，通过什么样的过程被转变成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必然的社会和文化特征？
哈维继续引用马克思的分析，指出，参与市场交换首先要以某种劳动分工以及把自己同自己的产品分开、异化作为先决条件。但对于资本主义来说，还存在着比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多得多的东西，尤其是雇佣劳动的存在，它以强行把大批直接的生产者与对于生产手段的控制相分离为基础。这是多次革命的结果，是废除整个系列的古老生产形式的结果（如传统的行会制度）,这种与过去彻底的、完全的和激烈的决裂，正是文化意义上现代主义与传统的分裂的基础。不仅如此，把劳动转变为雇佣劳动意味着劳动同它的产品的分离，劳动力主体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分离。这是一种非常不同的市场交换：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必然会按照工具的条件来对待它，劳动者被看成是一只手，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这样的货币交易（货币购买劳动力——工资）赋予资本家处置他人劳动的权力而不必考虑他人的感觉及需要。这就说明，“他者”（陌生人，不能也不须去理解的人）的观念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产生和再产生出来的。工人阶级的世界成了“他者”的领域，它必然会被“表现”得愚昧迟钝，因为依据市场交换的拜物教是看不到劳动力“商品”背后的喜怒哀乐和真实生活的。资本主义没有发明出“他者”,但肯定以各种高度有组织的方式利用和助长了它。
资本家有权力调动合作、分工和施加于劳动之上的机器，结果是工厂内部形成一种有组织的、细致的劳动分工，它把劳动者变成了“分裂”的人。社会分工中的无序和竞争状态被作坊和工厂的专制主义管理所取代，工厂内的分工通过各种等级制度和对各项工作的密切监视而得以强化。这种强化了的分裂既是社会的（有组织的）,又是技术上的。技术发明，大机器生产，使劳动者进一步丧失对于生产工具的支配，把劳动者有效地变成了机器的附属物，使体力和脑力劳动分开，使直接生产者不再运用智力。这种分工使得个体劳动者在生产能力上变得贫乏，但造就了集体劳动者，通过集体分工协作使社会生产力的资本变得富裕。这个过程并不止步于工人阶级，它还进一步被资产阶级拓展到整个社会，“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共产党宣言》）。
那么，为什么资产阶级还要不断的推动技术革命和创新？马克思指出，是市场竞争的强制法则，迫使所有资本家寻求技术上和组织上的各种变化，以增强他们自身相对于社会一般水平的赢利能力，这进而把所有资本家带进了创新的跳跃式过程。同时，把劳动者控制在工作场所的要求，压低劳动者在市场上讨价还价的能力，简言之，阶级斗争，也推动了资本家去创新。资本主义的持续创新，不是因为神话式、英雄式的创新型企业家（熊彼特观点）,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特有的竞争的强制法则和阶级斗争的状况。
哈维（2003:142）指出，持续创新的结果如果不是使过去的发明与劳动技巧毁灭，也要使它们贬值，“创造性的破坏”隐藏在资本本身的流动之中。创新加剧了不稳定、不安全，最终成为把资本主义推进到周期性危机爆发的主要力量。
维持赢利的斗争还鼓励资本家探索一切赚取利润的可能性。新的生产线开发出来了，意味着资本家们被迫加倍努力在他人身上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因此强调要培植想象性的欲望和怪想与狂想的作用。结果是加剧不安全和不稳定，因为大批资本和工人从一条生产线转到另一条生产线，使整个整个的部门荒废掉，新的空间会随着资本家们寻求新的市场、新的原材料资源、新的劳动力和新的更加有利可图的生产运作场所而被开拓出来。重新安置到更为有利的场所的趋势，就为不稳定性增加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地理维度。同时，时间方面的革命也在加速，因为资本家们力图把自己资本的周转时间减少到”眨眼之间”。空间转变加速和时间压缩的加速是结合在一起的。
于是，结论就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一套社会制度，它本身必须追求短暂、流变、分裂和不确定，它内在地包含着“创造性破坏”的冲动。因此，如果说“现代性唯一确定的东西就是它的不确定性”的话，那么就不难看出这种不确定性来源于何处（哈维，2003:143）。
再参照前述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分析，哈维进一步指出，如果说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这些状况形成了现代主义者与后现代主义者们打造其审美情感、理论和实践的物质语境的话，那么似乎有理由得出结论说，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并没有反映出社会状况的任何根本性的“变化”（哈维，2003:149-150），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仍然得以维持。
四、对后现代主义的总体评价
如何从总体上评价后现代主义呢？哈维（2003:151-157）认为，首先，后现代主义对差异、对交流之困难、对利益、文化、场所及类似东西的复杂性与细微差别的关注，是有其积极之处的。现代主义的元语言、元理论、元叙事，尤其是在其后期，确实倾向于掩饰各种重要的差异，而且没能注意到一些重要的分离和细节。
其次，后现代主义应当被看成是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实践的模仿。但是由于模仿的是实践不同的方面，因而它显现出各种非常不同的外观。如后现代小说倾向于展现一个共存空间里的“不可沟通的他者的世界”,这可以理解为对伦敦、芝加哥、纽约等城市中心贫民区日益增长的密集聚居和孤立所导致的分裂的社会景象、亚文化及地方交流方式的横切面展示。然而，另一面，后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又可能成为阶级权力的再现，权势阶级不顾他人感受，我行我素，张扬强势形象。
第三，但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问题是，它相当简单地认为自己已经战胜了被以为是现代主义的一切弊病。而实质上，它对现代主义的理解过于粗糙，过于简单化、漫画化和孤立化了。如前所述，现代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复杂、不断处于分裂、流变与不稳定之中的东西。因而对现代主义的理解需要更加的深化、细化。此外，轻易地一概否定现代主义实践的物质成就，同样是错误的。现代主义者们确实找到了一些控制和容纳资本主义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各种问题和危机的方式，如组织经济活动、城市生活等方面。
哈维（2003:155）的初步结论是，“在现代主义广泛的历史与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运动之间更多的是连续性，而不是差别”。应该把后现代主义看成是现代主义内部的一种特定危机、一种突出了分裂、短暂和混乱一面的危机，同时又表达了对于一切治理危机的特定处方的怀疑态度。
不过，在结论之外，哈维（2003:156-157）更指出了后现代主义诸多的不足之处。
它对享乐之短暂的强调，主张他者的不可知性，专注于文本而非作品，爱好近于虚无主义的解构，偏爱美学而非伦理学，都使得它走过了头，“超出连贯一致的政治所能允许的地步”。它寻求与市场的和解，使它牢牢地被置于一种企业文化的轨道上，因而符合了“反动的”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它迷恋于解构一切论证形式并使之去合法化，最终只能以宣告它自己的合法主张无效而告终（即否定自身）,以至于使任何东西都构不成合理行动的基础。
它在承认“他者”声音的本真性的同时，却因为坚持不可沟通性、不可代言性而阻隔了他者的声音接近更为普遍的权力资源。它实际上剥夺了在一个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世界里的那些弱势他者的发言权：他们如何能够接近权力中心，又如何能够与权力中心直接沟通？
它的言辞是幼稚的、危险的，因为它不愿面对政治经济的现实和全球权力的情景。但是，元理论不可能被破除，它只不过被推到了隐蔽之处，在那里继续发挥功效，那些需要元理论去把握的政治）经济过程（货币流动、国际劳动分工、金融市场及类似的东西）在其支配日常生活的深度、强度和广度方面正在变得愈益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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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