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父子？偶尔我会琢磨自己跟余敦康先生的关系。研究生院读书跟的就是他，自然是师生；他骂起我来无论学习还是生活那种暴烈也确实是非父与子很难解释。但我想最主要的还是两代学人的关系。
这种关系他也是有意识的。1994年我创办《原道》想让他领衔挂主编，他连连摇头顾问也不愿当：“自己干！你们是天足，我们是裹着脚长大的，现在再放开也不能跟你们比了”。后来是出版社从广告考虑才保留“学术顾问”，把李泽厚、庞朴等老先生拉进来作大旗或虎皮。
余先生生于1930年，李泽厚、余英时，还有前阵子去世的蔡仁厚先生也是。很巧，时代背景相同、思想光谱各异的四人某种意义上正好勾勒出“国学”前辈的思想群像。
如果说书房挂着“天地圣亲师”条幅的蔡仁厚先生代表儒家居于一极，主张西体中用的李泽厚和执着道统政统对峙的余英时作为现代性信徒居于另一极，那么，同样作为五四一代的余先生则经历了一个由自由主义者向儒家回归的过程，大致定格于二者之间。
1950年代，他因为在私人通信中讴歌法国大革命的主旋律并以北大的大鸣大放比附之而被打成右派。到1990年代，当他的北大同学吕大吉劝他“你就搞你的余学吧，别搞什么儒学了”的时候——他们一个湖北一个四川儒和余发音一样，他却开始在不同场合向人发问：“你们敢说自己是儒家吗？”
那时候《读书》主编沈昌文见到我说：“你老师是余敦康？他可是当代大儒啊！”估计就是因为被余老师这样问到了。在我看来，这种发问与其说是他对别人的要求，不如说是对他自己的期待，是在感觉到自己由“余”到“儒”的跨越尚有一涧之隔时希望有人携手挺立，让朦胧的文化自觉星火燎原。
蔡先生在台湾地区，李先生和另一位余先生更是远在太平洋彼岸。同样题材的研究和思考在他们似乎洞若观火旁观者清，所以其著述为文以及立身行事自是显得轻而易举自然复自信，甚至还成为此岸的热门话题流行语。余先生不仅对这些不满，对自己专家式的工作同样很是不甘，在八十岁寿辰座谈上还念念不忘自己的哲学家理想。
自嘲“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的鲁迅喜欢嵇康，余老师也是。在余老师这里，所谓的“两间”简单点说就是“中国情怀”与“普世价值”之间、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之间，或者说美好的理想与艰难的现实之间。这使得老师焦虑甚至苦闷，知之者谓其心忧，不知者谓其何求。 李景林教授说他“名士其表，儒士其里”可谓识人。但很有必要补充一句，“现象即本质”。
为什么说生命之树常青而理论总是灰色的？因为生命不仅积淀着历史时代的经验，也承受着这些经验带来的压力折磨。蔡先生的纯粹虔敬值得羡慕，李先生和另一位余先生的理性高冷值得尊重，但余老师的矛盾纠结让却我感到温暖亲切，不仅因为他是老师，为我传道授业解惑，更因为我们在这块土地上，在这个新旧交替贞下启元的时代一起走过，新的情境新的问题在冲击着旧的思想范式的同时，也孕育启示着新的可能。他的矛盾纠结本质在此，意义也在此。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这是当年博士论文后记中引的话。记得余老师看了很开心，那就用在这里作为结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