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盛巽昌、朱守芬编著的《学林散叶》共四〇三三条，其中二四一九条记：“1919年，中国留美学生誉称陈寅恪、吴宓和汤用彤是‘哈佛三杰’”。[1]《汤用彤年谱简编》1919年也说：“暑假期间与吴宓同留哈佛校园，进暑校。此顷，公与陈寅恪、吴宓被誉为‘哈佛三杰’”。据汤一介同志说，《汤用彤年谱》中“ 三杰”一条，是根据李赋宁先生在纪念吴宓先生一次会上所说，必然可信。从《吴宓日记》1920年12月4日所记：“工校（工学院）中国学生，于宓等习文学、哲学者，背后谈论，讥评辱骂，无所不至。至谓陈寅恪、汤锡予两君及宓三人，不久必死云云。盖谓宓等身弱，又多读书而不外出游乐也。呜呼，为功名权利之争，处升陟进退之地，则忌嫉谗谤，诽怨污蔑，尤在情理之中。今同为学生，各不相妨，宓等又恭谨待人，从未疏失之处，而乃不免若辈之诅咒毁骂。为善固难，但不肆意为恶，已不免宵小之中伤。”这也可从反面证明陈、汤、吴三人的特殊。
“三杰”之称自然是因为他们的学习成绩杰出，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即他们三人到哈佛大学本来只是求学问，不求博士学位。哈佛的规定，研究生选课够一定学分，即授予硕士学位，《吴宓日记》1920年3月10日说：“硕士得之甚易”。而博士学位则颇为复杂。除选修一定学分之外，经过一次由四位教授同时参加的口试，这一般包括考四门课程，通过以后才允许写论文。论文完成后，还要就论文考一次口试。在论文完成以前，还需要通过英文以外的两门外语，一般是德语和法语。两门外语的要求是具备阅读能力，因此必须记忆大量生词。为了不妨碍业务课程的时间，学生往往利用暑期学校学习两种外语，有的学生把德、法语言的单词卡片堆积起来，用它的高矮来计算记忆了多少生字，开玩笑地用英寸来计算卡片的高矮。
当时旧制清华学校的规定，留学五年为期一般是到美以后，先入普通的大学，完成大学毕业的课程，然后进入有研究院的大学，如哈佛、哥伦比亚等，做研究生，时间已经很不富裕，一般很难在短期内再作毕业论文争取博士学位。如果写博士论文就会影响广泛知识的获得。所以像吴宓、汤用彤诸先生都是只求学问，不求博士学位。而像陈寅恪先生是江西省官费，又常常不能按时寄到，以致陈先生以白面包度日，所以陈先生表示如果把时间放在一个小题目作博士论文，影响广泛知识的获取和材料的收集，所以也是只求学问，不求博士学位。（见《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3月17日智效民《陈寅恪是否获得过学位》）
40年代的中国留学生情况与清华旧制的学生不同，都是在国内已大学毕业，到美直接进入研究院，一般用四五年时间既可以广泛获得知识，又有足够时间选择一个题目写博士论文，因而是既求学问又求博士学位了。20年代哈佛的中国学生不多。到40年代增加到五十多人，这时文科的留学生中又有三位既求学问，又求博士学位。我“私谥”他们也是“三杰”，这就是杨联陞、吴保安（字于廑，归国后以字行）、任华。
20年代的“三杰”，回国以后在文化学术界起了很大作用，有目共睹。40年代的“三杰”，有的回国，有的留在国外。回国者因为时移世易，发挥的作用就很不一样。一般说来，与20年代的“三杰”相去甚远。未回国者，“独在异乡为异客”，反得施展其才能，作出贡献。
一、任华（1911-1998）
现在以年龄次序，先说任华。
任华（1911-1998），字西岩，贵州安顺人。父亲任可澄，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举，次年丁忧回籍，开办师范传习所，招收各县生员入学培训师资。光绪三十三年（1907）创办优级师范。分国文、史地、数理化等三系，学生两年毕业，可以担任中学教员。光绪三十四年（1908）筹办贵州通省中学堂，规模宏大，设备周全，培养不少人才。当时朝廷准备立宪，推行新政，宣统二年（1910）任可澄等创办宪群法政学堂，分政治、法律两系，做培养干部之准备。
武昌起义后，贵州宣布独立，设立枢密院，处理本省一切政务，任可澄任副院长。袁世凯复辟帝制，蔡锷抵达昆明，与唐继尧、任可澄等决定推翻帝制，拥护共和，宣布云南独立，出兵讨袁。任可澄撰拟通电全国，电文中有句云：“成则为少康一旅之兴夏，败则为田横五百壮士之殉节。”任可澄以后历任云南省长、教育总长等职。他对地方文化学术之贡献尤为显著。负责总撰《贵州通志》，共一一十卷，其中十九个专志的古代部分即所谓《前世志》，上起殷周，下迄清末，皆由任可澄一人撰写，字数约占《通志》的三分之一。此外，他还编印《黔南丛书》网罗前人著作，共出版正集六部，别集一集。任可澄有诗文集传世，关于骈文和联语也有专集，说明他中国文化修养之深厚。他对于贵州文物古迹之考察鉴定亦极为注意。
任华是任可澄第四子，出生后母亲去世，他又身染天花，眼睛高度近视，几乎失明。1921年，到北京入中学。戴眼镜还要贴书至鼻才能阅读。然天性聪颖，又承家学。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成为金岳霖教授的得意门生。1935年入研究院。毕业后，学校拟送他到英国牛津学习，由于第二次大战爆发，改派到美国哈佛大学。
任华在哈佛师从刘易斯（Lewis，C.I.），他对英美实证主义（广义的）思想的诸流派有较深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题为《当代哲学中现象主义的三种形态》（Three Types of Phenomenalism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具体地说，就是罗素的结构论的现象主义、艾耶尔的语言学的现象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现象主义。论文中所用的“现象主义 ”一词不是现在哲学界所讲的欧洲大陆的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为代表的现象学，而是广义的实证主义。任华在论文中明确表示，他比较赞成现象主义的第三种形态即逻辑实证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现象主义，他把这种形态的现象主义特意起了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认识论的现象主义”（Epistemological Phenomenalism），他认为这种现象主义应以他的导师刘易斯（Lewis，C.I.）为代表。他强调，这种现象主义与实在论（realism）是可以调和的。他认为刘易斯的哲学——概念的实用主义是美国实用主义与欧洲逻辑实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它发展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在博士论文中，任华倾向于把刘易斯的哲学看成与实在论相近，即与承认客观对象的存在的观点相近。关于各种流派的实证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任华认为其中实用主义比逻辑实证主义等的影响要大，逻辑实证主义等流派主要只是对哲学专业工作者的影响较深。60年代，由于时代的影响，他着重批判刘易斯的主观唯心主义而不及其他。
任华不仅有他自己的哲学主张，对于西方哲学史也很有研究，特别是古希腊哲学和当代西方哲学，他都曾细致深入钻研。解放前大学哲学系虽设有西方哲学史的课程，但一般仅是根据西方教材加以介绍。真正把西方哲学史当做一门学科来建设，始于新北大哲学系。当时教师们一方面编译西方古典哲学的原始材料，一方面经常一起讨论方法论，任华都是积极参加者与组织者。特别是1958年，他任教研室主任以后，系统讲授了这门课。由于解放后特别重视唯物主义，他又系统地研究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当时北大接收了各兄弟院校多名进修教师，如中山大学的胡景钊教授、辽宁大学的陶银骠教授等，他们至今仍念念不忘任先生的教导。1960年，中央组织全国统编教材，任华被任命为西方哲学史教材的主编，是当之无愧的。
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可以和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教授相媲美。50年代，教研室为编辑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翻译任务较重。虽然各位老专家外语水平都较高，但常常发生看懂了说不出来的情况，对此任先生总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来，这有赖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造诣。
1952年院系调整，全国各大学哲学系都停办，哲学系的教师都集中到北大学习。以后虽然陆续地有几个大学的哲学系恢复，北大也在其中，但是西方哲学的课程很少，教西方哲学的人等于投闲置散，无所发挥，像洪谦、任华、熊伟、张世英这些西方哲学的专家，实际上没有太多工作可做。
在这期间，任华幸好在家庭生活方面得到了补偿。他由于年幼时得过天花，所以不得不与“江山九姓美人”为伍。大家对他的婚姻问题一直颇为担心，但他这方面的运气却非常好。陈宝琛太傅的侄孙女陈谦女士慧眼识英雄，1947年与任华结了婚。陈谦端庄贤淑、精明能干，而且也很有学问。她的欧体字写得清新秀丽，在数学方面也颇有灵感。在清华大学材料力学实验室工作被评为实验工程师，几乎年年都是清华大学的先进工作者。她生了两个聪明伶俐的女儿和儿子。任华得到很好的照顾，家庭生活极为美满。他虽然业务上不能有所开展，但生活上还是愉快的。不幸到了1967年陈谦女士突然因病逝世，这对任华来讲，实在是一个晴天霹雳，是个莫大的打击。
任华的近视程度日益增加，由一千多度发展到两千八百多度。陈谦去世后，儿子去山西插队，女儿分配工厂劳动，任华沉痛的心情可想而知。从1972年以后，任华除了多年的腹胀以外，常常感到头晕、心慌、心速加快、出汗、气闷等等，经检查之后，是得了甲状腺瘤，1974年到三院做了摘除手术。之后症状仍没有改善，又经过检查，有冠心病、白内障，特别是甲亢较严重，因此又在北京医院碘一三一放射性治疗，才得以控制。与此同时北大校医院组织高知检查身体，对他眼睛高度近视的特殊情况没有特殊考虑，像常人一样放大瞳孔检查，回家后不久就出现眼前黑影、复视，经查是视网膜脱离。预约到北医三院做手术，1976年唐山大地震，三院停诊，不接受入院，使病情耽误了，终不可治。任华的眼睛只有一些光感，距离很近才能看到几个手指的影子。原来比较好的一只眼完全失明，左眼仅有零点零五以下的视力，进入盲人的行列，从此任华完全不能看书写字了，逐渐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别人照顾了。儿子年近四十为了照顾父亲没有结婚。女儿长期回娘家，也是为了照顾父亲。儿女无微不至的照顾，使他心里得到安慰，使他感到温暖。
1990年任华突发心肌梗塞，经过及时抢救，得以脱离危险。到了1993年，突然又大吐血，吐出来的都是大血块，经校医院给了云南白药才控制出血，原因始终查不出来，1994年经常出现心动过缓的现象，经常靠间断走路来提高心速，误以为是冠心病。经常出现休克状态，脉搏微弱，嘴唇僵硬，几乎停止呼吸。这时家人非常紧张，在家自行抢救，掰嘴塞进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等，居然多次转危为安。到1995年继而发现全身发红、脱皮，被诊断为红皮病，是非常罕见的，每天脱肤二三两，瘙痒难耐。他的儿女往往彻夜不眠，为他搔痒。有时出现暂时神志不清，说胡话。他的儿女倾注全部心血用各种办法，中西结合，最后不得不用少量激素才控制住。以后又有水肿现象发生。医院诊断为甲低，估计是二十年前治疗甲亢服用放射性碘一三一的副作用，因此服用甲状腺素、阿托品，心缓多有好转。
到1998年，他已经是八十七岁高龄，经过风风雨雨，健康状况算是比较稳定，精神状态也还可以，8月份左右，右胳膊处发现一小块红肿，认为是丹毒，或者与皮肤病有关。送进西苑中医研究院，点滴、消炎、治疗。在医院传上了感冒，由于医院的医疗技术道德极差，严重不负责任，没有及时发现病情的发展变化，导致错误判断，而贻误了治疗，抢救也不及时，终因肺炎并发心梗，发生心肺衰竭而意外地去世了。
任华为人憨厚笃实，毫无心机，处事非常随和，有时甚至显得毫无主见的样子。比如说中国留学生到周末，或者是花四毛钱看一次电影，或者花一块钱到中国城吃顿中国饭，在这种情况下，任华经常是没有什么主张，别人到哪里，他就跟着走，非常随和。起初他总是跟我在一起，唯我的马首是瞻。后来我爱人来到美国，我不能总跟同学在一起了。他好像就改为隶属杨联陞，听杨联陞的领导。虽然他是很随和，但是遇到是非问题，他的立场还是很鲜明的。他住在赵元任先生家里，遇到不公平的事，他总会不顾情面站出来向不对的方面提意见。任华也很富于感情，1945年他父亲去世，不能奔丧回国，他到同学王伊同处痛哭一场。杨联陞1947年2月21日给胡适之先生的信里说：“1月20日，任华应回国，过纽约，保安请客，我们集体作诗给任华送行，保安写了两首，我写了一首，任华心烦意乱，未写成。从吴家辞出时，任华挥泪不止，我与保安都觉黯然。”（见《胡适书信选》（下）第一七五页）
吴诗云：“海外年年感物华，天涯何处不为家。载将风雪君归去，二月春明看早花。”又一首云：“老拥书城肩绝学，每令诗国纵奇兵。相纵天东怀知己，万水千山共月明。”杨联陞诗云：“海天空阔来玄思，故国山河有劫灰。追上东风先着力，满园芳草待君回。”（见《杨联陞日记》）
任华的人缘很好，哈佛一位政治系毕业的华侨留学生，后来也在清华教书，1948年离开。80年代初从台湾和我开始通信，信里还问到：“我们的哲学家怎么样了？”任华平常说话不多，但发言很幽默。有时唱两句京戏也很有韵味。据他的子女说，原来是想进大学学文史方面课程的，他的一位亲戚叫熊伟，自己到德国去学哲学，同时力劝任华也学哲学，他才进了清华哲学系。在哈佛，任华也曾跟我念道过他作的旧诗，可惜当时都没有记下来，只记得零星的断句，如咏抗战时期北方人士到西南来，有“今见衣冠度两盘”之句。他在美国患甲状腺机能亢进，在波士顿医院里割甲状腺，戏仿唐人诗句云：“尚有群公日日来。”现在把他去世后，子女发现他写的一首诗抄在这里，借以窥见他当时的心情。（当时为1969年12月任华爱人去世二周年）：“两年老去谁存问，顾景无俦我自怜。音响常劳思虑转，梦魂不到枕衾边。鼓盆放杖真达者，落叶哀蝉亦枉然。幸有红书四卷在，好凭激壮为元元。”
如果把40年代的“三杰”和20年代的“三杰”比较一下，那么，任华就比较接近汤用彤先生。但汤先生回国以后，不仅教了西方哲学，而且还开创了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后来在傅斯年跟胡适之先生还没到校以前，他还曾主持北大校务，鞠躬尽瘁，做了很多工作。虽然解放以后突然生病，仍然做了不少事情，写了不少文章，虽然他主管基建的副校长是个虚名而已。而任华呢，回国以后从事业务的时间不多，除了教学、搞翻译、带研究生、发表一些文章，并与同仁合著《哲学史简编》、《欧洲哲学史简编》、《欧洲哲学史》三本书先后出版外，在60年代赴成都讲学，讲题为“现代英美资产阶级中的实证主义流派”，约十六万字录音稿，回京后着手润色整理成书。在此期间，曾受教育部委托主编计划约百余万字的西方哲学史教科书，几经修改，准备出版。由于“文革”十年动乱，不能如愿以偿。“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又遭鼓盆之痛，给他以很大打击。改革开放后，许多知识分子都在此时出成绩，而他却已进入高龄，只能与失明、病痛做顽强斗争，终未能继续工作，就这样度过了他最后的三十年。
二、吴于廑（1913-1993）
吴保安（1913—1993），字于廑，回国后以字行，安徽休宁人。休宁吴氏是清朝以来的世家大族，太平天国时吴保安的曾祖只身跑到江苏宝应。父亲在南货店 学徒，虽是生意人，却略通文墨，讲究所谓“旧家风范”，从不因为离乡几代而更改他的籍贯。他要求儿子读书上进，恢复久已失去的书香世族之光荣。吴保安十五 六岁时，父亲曾经失业，日子过得很艰苦。吴保安勉强念完中学，考进高中第一学期就因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有人介绍他到一个机关去当司书，那时他十六岁， 怕人家不要，靠个子长得高，冒充十八岁。当了一年司书后，他的大哥学满三年生意，开始拿工资，他才又回去念中学。高中毕业考第一，得到升学的奖学金，又凑 足了膳费、杂费和书籍费用，勉强进入苏州东吴大学历史系。又因成绩好获得奖学金，直到毕业。中间曾想转学到北平的大学，因经济困难而不得不打消此想，毕业 后在东吴附中任教。1939年到1941年，吴保安到昆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导师陈序经先生一席谈话，未经考试就被录取为研究生，毕业论文的题目是“ 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
在旧制清华学堂选送学生去美国读大学的制度废止以后，除去私人送弟子出国以外，公派学生有这样几种途径：学校选派，地 方省市选派，工厂选派。而社会上认为最难的途径是英国庚款和美国庚款留学考试。各门学科都有，隔几年考一次，对学生要求较高，题目较难，因此考取的学生地 位声望都在其他各种公费生之上。有人曾多次报考，如杨人楩先生是失败一次之后第二次才考取英庚款。吴保安1941年考取第五届清华留美公费，到美国学习历 史。同到哈佛学习的还有张培刚（经济）、陈樑生（水利）等。
吴保安的导师是历史系和政治系合聘的英国史专家麦克文教授。他的博士毕业论文的题目是 “中世纪东西方政治制度的比较”。1947年回国，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后兼任系主任、副校长。他还担任许多社会工作，包括史学会及世界史一些分支学科 学会理事、理事长，武汉市、湖北省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兼湖北省主委、名誉主席，等等。1979年入党。
解放后，大学历史系 采用苏联教材，教条主义比较严重，资料比较陈旧，中国教师颇不习惯。60年代初，根据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会议的决定，吴于廑和北京大学周一良等共同主编 了《世界通史》四卷本。这部书虽然没有完全摆脱苏联教材的影响，但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西方中心论观点，增加了亚非拉部分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内容，许多观点采 取了一般流行的说法，材料比较新鲜，一般说来，比苏联教材更适合中国学生。此书编写过程中，资料的核实与文字润色，尤其上古、中古部分，吴于廑出力最多。 “文化革命”后，吴于廑又与李世洞等，进一步修改此书，又有提高。
但是，吴于廑认为这种国别史的拼凑，终归不能成为世界史。他从马克思《政治经济 学批判导言》中“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的话得到启发。又从马恩合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费尔巴哈》中所说“各个互 相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愈来愈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 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愈来愈大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进一步得到启发，批评西欧中心论和各国历史汇编的做法。他明确指出：“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 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他根据上述的论述，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 历史》卷撰写了“世界历史”这一概论性很强的条目。此外，还连续发表了四篇相互关联的重要论文：《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世界历史上的农本 与重商》、《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和《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应》。这四篇论文都是从宏观角度来写的，体大思 精，体现了他研究世界史数十年的深厚功力，博得我国世界史学界的一致好评。他特别强调15、16世纪，他认为：
从全局着眼，这两个世纪是 历史发展为世界史的重大转折，也许是意义最深、最大的转折。这两个世纪是世界性海道大通的世纪。海道不仅取代了以往联结亚欧大陆东西两端的陆上通道，而且 大大扩大了联结的范围，海流所至，无远弗届。由此开始，孕育诸古典文明的亚欧大陆和北非，与在此以前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的撒哈拉大沙漠以南的非洲，和旧大 陆隔着两大洋的美洲和偏处南太平洋的澳洲，逐步联系了起来。各大地区间的闭塞，从此获得世界性的突破。这两个世纪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其初生的姿态登上 历史舞台的世纪。世界市场自此渐次形成，资本主义最初以其触角、其后以其超越前资本主义一切生产方式所能产生的巨大能量，伸入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终之席卷 世界，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冲突和对抗、适应和调整、新旧嬗变中的批判和剧变。世界各民族间“闭关自守状态”“愈来愈彻底”地消失， 从世界全局说，这个过程也要到15、16世纪才算真正开始。
吴于廑在武大历史系创建了15、16世纪史研究室，并有出版物刊行。1987 年，国家教委委托吴于廑、齐世荣主编新的六卷本《世界史》。这部书把现代部分补齐，并有几个新的特点：1.包括中国部分，体现了吴于廑对世界史学科的看法 （见上述说明）；2.在分期上，上古、中古不分做两段，统一为古代部分；近代以 1500年为起点，不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起点；现代以20世纪初为起点，不以十月革命为起点；3.冲破了苏联学者沿用多年的某些观点，如不再用巴黎公社 划分世界近代的两个阶段，等等。
吴于廑对希腊罗马史也有研究，多次讲授这门课，并有有关论著。西方史学史是他研究的另一个方面，他对修昔底德、伏尔泰、朗克以及现代的形态学派都写过一些很有深度的论文，他在《朗克史学与客观主义》一文中指出：
朗克曾经使两三代的西方史学家深信出自他笔下的历史是科学的、客观的、如实的历史，但是揆之实际，却往往是从内阁官房的窗口，按照官方提供的示意图，认真观察而又不能尽得其实的政治人物行动的历史。
中外学者论朗克史学的著作不计其数，但像吴于廑这样的深刻分析，尚属少见。他在主编的教材《西方史学名著选》中选译了普鲁塔克《传记集》和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史》两种。
吴于廑中国文学的修养也很好，杨联陞赠他的诗云：“思能通贯学能副，舌有风雷笔有神。同学贤豪虽不少，如兄才调恐无伦。”1941年香港沦陷，吴于廑有诗和杨联陞，在哈佛中国同学中一时传诵，现录其诗如下：
莲生哀香港诗七古一首，西岩已依韵和之。[2]不自藏拙，聊复学步。
西方岛国夸艤舻，旌飏剑及势炎午。
楼船十万压海来，劫我咽喉尺寸土。
东方岛国无完片，酋首居然知教战。
一朝坛坫折盟符，天下睥睨棋局变。（明治维新后，东西两岛国，三结同盟。）
神州荡荡起蛟龙，禹鼎重光歌大风。
方欣云汉中兴运，递报渔阳烽火通。
十年辽患倾巢窝，坐论非攻可奈何。
倭刀六月割占城，宰相衣冠尚驭娑。（日本攻我十年，英美为国联及非战盟主，坐观不救。及日本据安南，英伦及华府犹复议论倭迟，图苟安自保。）
忍从前史识兴亡，宋帝台边吊白杨。
踏海大夫遗迹在，弄潮渔父说沉枪。
嶙峋故垒何堪视，哀古词人涕不止。
独当风落暮涛横，星影垂垂惭后死。（九龙有宋帝昺及陆秀夫观海台。石城依山而筑，荒废已无人居。日暮临风，唏嘘欲泪。）
珠帘常卷春三月，蜃市烟销鼙鼓发。
妖兵闪电出羊城，遍地洪流皆螫蝎。
孤嵎负水初难保，况复偏师悬半岛。
六街芳树碧如油，弹裂飞花何处好？
凌波犹是旧艨艟，纵柂谁期以赘痈。
乃知士老不堪战，奇策盈廷空讼汹。
昔闻雅典余残垒，文客一呼声贯耳。
临风悲诵拜伦诗，掷卷徘徊思登埤。（希腊独立之战，英国诗人拜伦犹奋身从阵。文士死而壮士不作，英伦三岛为有人乎？）
从君上溯二千年，五百田横死敌前。
帐中今有将军印，捧献降图绝世怜。
云车朱旆浑无彩，欲上高峰窥碧海。
人间何处结豪雄，拳握扶桑投大鼐。
元凶宇内任披猖，诸夏男儿气未丧。
铁锁沉江夜拭戟，岳家军阵尚皇皇。
百年百战志无离，一旅犹尝复四陲。
会看风云渡辽西，万里长营尽汉旗。
2月5日大雪之夜，于廑未是稿
如果说任华的工作与汤用彤相近的话，吴于廑则和20年代的吴宓比较接近。吴宓在英美文学方面堪称多面手，好多时代和各种文学体裁他都能讲授。吴于廑对于西方 的历史，各断代和某些国别都很熟悉。两位吴先生还有一点相似之处，就是他们的第一次婚姻都不美满而破裂。吴于廑在美国时，有一位他在中学教过的女学生陈安 劢，由于爱慕他，千里迢迢来到美国，要求与他结婚，吴于廑同意了。但是结婚以后，由于年岁过于悬殊，兴趣不太一致，吴于廑老成持重，乐在读书，而这位女生 年轻贪玩，初到美国这样的社会，当然在家里坐不住。吴于廑常以老师的身份规劝她，因此感情不甚协调。这时，哈佛又有一个同学，也是我们大家的熟人，乘虚而 入，从中离间。其实这位同学也是受害者，他的夫人被某“大少”作为闺中腻友，因此这位同学家虽然在剑桥，而有家归不得。最后，导致吴于廑夫妇离婚。吴于廑 为人忠厚老实，他的离婚方式也很别致，可以说是君子绝交，不出恶言。离婚的证书是他自己写的，在他的一位叫戴振铎的朋友家中举行了离婚仪式。证明人有两 位，戴振铎（哈佛物理学博士）、桑恒康（哈佛经济学博士）。戴振铎买了一束鲜花把屋里装饰了一下，就是这样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中离了婚。杨联陞1947年给 胡适之先生的信中曾提到此事：
1947年2月21日，这几个礼拜，联合国中文翻译组颇有新闻。一是吴保安和陈安劢离婚。他们夫妇虽然结婚 已经一年多，感情并不十分融洽，最近张隆延乘虚而入，自旧历年（一月二十一）以来，吴、陈大反目，终于离婚。吴已辞翻译职务，回到康桥，预备3月底到武汉 大学去做历史系主任。张、陈是否能结婚，还很难说。多少朋友的意见，是两个人都不大靠的住，结婚也未必长得了。……保安也过分相信朋友，故至于此。
以后，离了婚的陈安劢见到吴的朋友，还常常问起他的情况。我1982年重访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的饭馆中与陈安劢不期而遇，她也过来与我寒暄，并了解吴的情 况。杨联陞的信中推断陈安劢跟吴的这个朋友不会善始善终，然而使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竟白头偕老，有了四个儿子，所以世界上的事是很难说的。
两位吴先生都离过婚，吴宓先生离婚以后多年未娶，晚年虽然再婚，不久又丧偶，晚境极为凄凉。吴于廑则恰恰相反，不但再结婚，而且异常美满。
第 二位吴夫人刘年慧是英语教授，明丽端庄，雍容大雅，与吴公的翩翩风度极为般配。刘大姐的气度尤其使我叹服。1982年我与老伴由四川回京，经过武汉，吴于 廑夫妇陪我们参观市容，顺道去看一个燕京的老同学。这位同学年近八十，双目失明，因为多年不见有一肚子的话要对我们说，而主要内容似乎是家庭婆媳关系不 好。他对四个湖北人的儿媳都有意见，滔滔不绝地诉起苦来，一再说什么“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等等讽刺湖北人的话。当时湖北人的刘大姐就在身边，我如坐 针毡，又无法劝阻这位老同学。偷眼看看刘大姐，她却很自然，没有任何不悦之色，有时对吴公做个鬼脸，我这才放下心。事后我们也无法向刘大姐解释或道歉，但 是我们心里都觉得吴于廑有这样气度的夫人是莫大的幸运。
吴于廑的长子吴遇不愧为名父之子，世其家学，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历史，1993年将取 得博士学位。这年1月份我过八十生日，写信给吴于廑说，凡是年长于我的一律不惊动，但是要求他给我的纪念文集题签。他欣然同意，用毛笔给我题了字，并表示 同意我的做法，不惊动年长的朋友。但到他过生日时，由于他在武汉地区的身份和地位，不得不有些铺张，应酬较多，同时又举行他的博士生答辩会。因为同行云 集，于是又利用这个机会召开了他与齐世荣同志主编的《世界史》教材的讨论会。这样三件大事连在一起，大大加重了他久病之身的负担。武汉大学地处山区，道路 崎岖，那天接他的汽车没有及时到达，他不愿让客人久等，于是步行赴会。他以久病之躯请大夫检查，本来以为他暑假可以远渡重洋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这天在讨 论会上他首先发言，谈了他对这部教材的主题思想等意见，讲完以后在沙发坐下，就奄然化去，像是一个老兵在战场上倒下去那样。
吴于廑同志将永远活在中国历史工作者的心中！
附记：关于吴于廑先生对于世界历史研究的贡献，可参见李植枬《无私奉献 开拓进取——深切怀念吴于廑老师》（《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一期）、陈勇《吴于廑先生治学追忆》（《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三期）。
三、杨联陞（1914-1990）
杨联陞（1914-1990），字莲生，生于河北保定，原籍浙江绍兴。他过继给他伯父，伯父是盐务官员，退休后以吃瓦片为生。他在保定上初级中学，成绩优 异。当时缪钺先生因家庭困难，考取北大而不能入学在保定志存中学教课，杨联陞不在他的班上，与缪钺之弟同班。缪钺听说杨成绩很好，为人忠厚，后就把妹妹缪 鉁（宛君）嫁给他。多年后，缪、杨两位在中国文史之学都出人头地，郎舅齐名，扬声中外，成为佳话。
杨联陞后到北京，考入师大附中，读高级中学。 1933年毕业，同时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和清华大学经济系。他个人志趣想入北大学文科，但由于其父的期望，去清华学了经济。然而，他对文史的爱好并未减 少。在清华他受知于陈寅恪先生，毕业论文即由陈先生指导。在学生时代他已在《清华学报》、《食货》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他关于汉代和唐代社会经济的文 章，当时很有影响。卢沟桥事变前夕，清华学生左右派分野鲜明，杨联陞因功课好，政治上又属于中间偏右，一时左右派学生都拥护他，被选为学生会主席。
1937年毕业后，抗日战争爆发。当时，尚未沦为汉奸的钱稻孙，组织人力编写一部《日华字典》，为谋生杨联陞参加了这个工作。关于此事我在1990年11月20日闻杨病逝噩耗后的日记这样记载：
论交五十余年，三七年在钱稻孙家初始，即一见如故，意气相投……杨脑筋敏捷，博闻强记，治学多所创获，悟性记性都远胜自己，迥出侪辈之上。且多才多艺，能诗善画。可惜者，好胜之心过强，未免不少事想不开而自苦耳。哈佛三杰弱其一矣。
到 1939年前后，钱稻孙沦为汉奸，主持伪北大，呈送助教聘书给杨联陞，杨将它退回；次日，钱又送来副教授聘书，杨仍然婉言拒绝。他当时对人说：“八毛钱一 斤的酒我不喝，一块二的酒我也不喝。”（当时助教月薪八十元，副教授一百二十元）他就是这样寓爱国主义于诙谐之中。后来，钱稻孙又推荐他到日本某商业大学 教中文，同样被他拒绝。他家本不富裕，这时更渐渐紧张起来。
1938、1939年两年间，我以洪煨莲先生之介绍，协助访问北京的哈佛大学中国史教 授贾德纳，阅读日文杂志。1939年我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奖金，去美读书。贾德纳希望我推荐一人，我即考虑到杨联陞。在向钱稻孙了解了他的日文程度后，遂推 荐他到贾德纳处工作。1940年秋后，贾德纳回到剑桥，计划仍请我帮他阅读日文杂志，而我那时已经领取哈佛燕京学社全部奖金，不得再兼工作，因此贾就自费 邀请杨赴美一年，帮他工作。杨到美后，在贾家吃住，贾德纳在各方面予以照顾。以后，他又受知于赵元任先生，协助赵教汉语、编辞典，以后也领取了哈佛燕京学 社奖金，成为哈佛研究生。
现就三方面记述杨联陞的事迹：1.为人；2.为学；3.才艺。
杨为人忠厚老实，喜交朋友，与人来往坦诚相待，没 有机心。他在哈佛教书三十年，交游的面极广，很好客，1948年秋夫人抵美，1949年在康桥购房后，每礼拜总有一两次有友人到他家吃饭。70年代末迁居 阿令屯之后，由于地势较远，他本人健康情况日坏，家里招待客人的次数也就少得多了。解放前的旧中国知识界中派系纷呈，彼此并无原则分歧而门户之见相当深。 北大、清华、燕京等校彼此多少都有隔阂，北方的学者与南方的学者如柳诒徵、吕思勉、张其昀等互不相下。杨联陞虽出身清华，但对各派系学者都一视同仁。我读 过他家来宾留言簿，其签名的学者，几十年中前后不下一百人。北大胡适先生很赏识他，两人论学谈诗二十年。史语所赵元任先生与他同编字典，研究汉语文法，他 挽赵先生云：“岂仅师生谊，真如父子缘。”傅斯年先生到美后，也与他有来往。清华校长梅贻琦与胡适之先生等来康桥时都曾在他家下榻。清华、北大、史语所的 学者们凡到剑桥者无不在他家做客。燕京大学由教会主办，在当时北平虽与以上各校有所不同，但司徒雷登仍然是遵循蔡元培先生“兼任并包”的办学方针。洪煨莲 （业）先生在几所教会大学的文史系中影响较大。杨联陞与洪先生及其门下诸弟子关系也都很密切。他曾为洪先生抄剑桥感暮八首（用秋兴韵）：
白发飘萧矍铄翁，老师洪姓最声洪。
朗吟新句追秋兴，细写长编注史通。
引得惠人功莫大，探研捉贼乐无穷。
不嫌海外从游晚，上寿先生日正中。
（注：见杨1955年2月10日日记）
洪先生逝世后，他有纪念洪先生的诗：
康桥岁暮诗重咏，夫子音容尚俨然。
东布春风西化雨，量如巨海德长川。
子玄子美功臣并，八十八年福寿全。
文史洪门多健者，先生含笑住钧天。
（注：见1981年5月14日日记）
杨联陞家的留言簿上有从大陆到台湾又到美国的学者，如陶希圣题辞云：“1967年4月11日之夜，在联陞夫妇招待晚餐席上谈三十年前旧事，此为赏心乐事，亦 感慨系之。谨志数语以资纪念。”沈刚伯题词云：“同是天涯沦落人，把杯不觉青衫湿。”也有回到大陆多年后又出访美国的，如瞿同祖题词云：“廿二年前客居康 桥，常为座上客。旧地重游，久别重逢，畅谈古今，为此行快事。”周一良题词云：“三十六年，沧海桑田，康桥重晤，极乐尽欢。”语虽平淡，几十年的酸甜苦辣 尽在其中了。还有钱端升题词：“民国卅七年春重来康桥哈佛街三三一号。先后有（李）方桂及莲生卜居，时相过从，请益之外，亦作桥戏，弥足为乐。今返国有日 即须言别，诚有不胜依依者，第望天下太平，舟车畅通，或北平或康桥重聚匪遥耳。1948年9月5日。”可叹的是，钱端升所向往的康桥、北京之间自由来往的 太平世界并未实现。他在北京被打成“右派”，足迹未再出国门一步。
留言簿中有不少外国学者，如叶理绥、赖肖尔、费正清、柯立夫等，也有日本学者如 吉川幸次郎、宫崎市定、小川环树等。杨联陞不仅与学者来往，他的座上客及友人还有不少文化人，如国画大师张大千，作家老舍、曹禺，科学家任之恭、林家翘、 陈省身，以及旅美的艺术家王方宇，旅欧的画家蒋彝等（与蒋彝的诗词唱和尤多）。在学术界杨联陞毫无畛域之见，对柳诒徵、吕思勉先生极为尊重。他在《汉学论 评集》（英文）的中文序中说：“老辈中用卡片最得力者，我要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他的几本大书，貌似堆砌，实有见解，钱宾四、赵元任先生早年（小学年 龄）似皆曾受教于吕先生。”“我最近收到吕翼仁先生寄赠诚之先生遗著《史学四种》小册，颇有独到之见。”
杨联陞经常主持公道，好打抱不平。他对台 湾学术界的主流派长期以来排斥钱穆（宾四）、洪业两先生于中央研究院院士行列之外深为不满。它曾告我说：“说老实话，钱先生《朱子新学案》这部书，胡先生 是写不出来的。”他还曾说过：“下一次院士会上，我一定力保房兆楹先生当选。”可惜房先生没等到院士开会就去世了。有一次我们谈到两人都知其名而不识其人 的一位学者，我当时有鄙夷之色，杨联陞正色对我说：“可不能那样说，人家自有其长处。”此事给我印象极深。
杨联陞为人谦逊，对于他所谓的“工作在 第一线的人”都很尊敬。平时言谈如此，也见于他的诗和书信里面。如赠张政烺诗云：“我爱张夫子，学渊思更奇。六书申古意，八卦释群疑。广雅兼通考，潜研继 日知。骅骝能缓步，驽马欲相师。”还有赠王伊同诗云：“五朝门第欣重印，记得伽蓝喜译成。余事增删南北史，神州海宇定留名。”又《为邹衡作小诗》云：“湘 人来此学，考古汇群流。上通兼下贯，何止夏商周。”赠诗自然是颂扬为主，但他的诗中表现出他的谦虚和对别人的尊重。在给胡适先生的信中提到刘子健教授：“ 这几年不但在学问（尤其在宋史）上很努力，在办事方面也很出色。”1988年11月15日赠周一良诗云：“才高四海推良史，学贯八书谁比肩。”1982年 《赠周一良诗》云：“劫后重逢迸泪珠，山山呼应有还无。遗山才学兼身世，《季木藏陶》待价估。”《季木藏陶》是先叔周季木先生所藏陶片，40年代我的表兄 孙师白请顾廷龙先生整理、精印成书，带给我若干部，在美国出售。我回国时，还有一部没有售出，就交给杨联陞代售，1982年我重到美国，谈到此书，他说， 尚有一套没有售出，他愿出五美金收下。我当时因为孙师白这时已经不需要这几十块美金，便慷他人之慨，把这部书送给了杨联陞。因此有人讥笑杨联陞吝啬，其 实，这是他节约的美德。
杨联陞为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持家以俭。一般在美国的华人教授住宅大多很高级，拥有花园洋房的不乏其人。而他的家（我只去 过他在阿令屯的家）虽然不大，但并不华丽。他在美几十年始终不会开汽车。我想，这与他家庭出身有关。他的家庭本不富裕，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哈佛大学教授的 薪金虽然不算少，但他和夫人都不会经营，如投资股票等等。不像有的教授，身后仍有上百万美金的遗产。这里，我想提到另外一位哈佛的老朋友于震寰先生。他是 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日文编目主任，月薪远不如教授之多，但他善于经营，工作几十年退休以后，拥有不少房产。他曾用这些房产支援从台湾去美国的有困难的留学 生。他夫人晚年多病，长期住院，幸亏有这些房产，一所一所地充当了医药费。总而言之，杨联陞在美国几十年，我认为他并没有美国化，本质上还是一个中国旧式 的读书人。
杨联陞最大的不幸，是自1958年起患精神病——抑郁症，犯病时不能读书思考，烦躁不安，夜不能寐，有时甚至想自杀，必须入院治疗，周 期常常达一年，后两年就比较好，脑筋特别敏锐，学术上也多有创见，然后到第三年，病又会来，越来越重，如此直到去世为止。他有时显得心胸狭窄，多所疑虑， 大概是病态之一。1982年9月，他对我谈了很多学术上的新见解，同时表示哈佛在排挤压抑他，因此心情不愉快。我当时就问过哈佛了解情况的人，他们都说杨 联陞绝没有受排挤压抑之事，如在退休之前，被授予哈佛燕京讲座教授的称号；退休以后，仍保留他的研究室，这些都是受重视而不是受排挤的证据。
他晚年多病，最后几年又中风，生活不能自理，一切全靠他笃信基督教的夫人照顾。1989年冬天，我到他家，亲身体会到缪大姐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使他病中的生活仍很愉快。缪大姐现已八十五岁，一人独自住在阿令屯那所房子里，我想是宗教信仰支持她的缘故吧！
在 为学方面，杨联陞1942年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46年获博士学位，1947年任远东语文学系（后改称为东亚语言文化系）副教授，1958年任教 授，1959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62年应法日两国之邀，先后分别赴法国法兰西学院及日本京都大学讲学，在巴黎曾用法文做公开讲演。 1970年至1976年相继获得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74年获法国铭刻与文学学院德卢恩奖。他多年来还担任过《哈佛亚洲 学报》编委会编委及新竹《清华学报》主编。1965年获哈佛燕京学社中国历史讲座教授称号，1980年，以名誉教授退休。除数百篇论文与书评之外，他结集 成书的英文论著有《中国史专题讲授提纲》（1950）、《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1952）、《中国制度史研究》（1962）、《汉学散 策》（1969）、《国史探微》（中译本，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与赵元任先生合编过《国语字典》（1947）。另外有十八篇中文论文，由我 编为《杨联陞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美国哈佛大学为他发的讣告说：“杨联陞教授在国际上以学术辨析能力与才思敏捷著称，是几 代学生所亲切怀念的好老师，是协力培育与造就美国汉学的先驱学者之一。”法国汉学耆宿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说：“总之，杨联陞的学问继承了中国百科全书式学问的优良传统，发挥其个人天赋之才，在广阔范围的资料中，以 细致严密的分析作出综合性结论。”这两段话准确而恰当地概括了杨联陞教授一生的学术和事业。严格地说，史学家或语言学家都不足以说明他的成就，他著作涉及 的范围很广，只有西方人使用的“汉学”二字可以概括。
1946年3月15日他给胡适的信里说：
假如我能到北大来，教的东西您可以 随便（点）制定，大约中国史，秦汉到宋，断代史都可以来，通史也可以勉强。专史则除了社会经济史之外，美术史、文化史、史学史等也可以凑合。日本史也可以 教，但明治以后不灵（得大预备），西洋史很糟，必要时可以教英国史。如果国文系能开一门《国语文法研究》颇想试教一下，指导学生的事情当然很高兴做。（东 西洋学者之汉学研究也可算一门。）
我想，除去教英国史是一时兴到的话以外，其余的课他却能胜任。从他的论著可以看出来。
作为他的 主要著作之一的《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著作，对中国货币和银行历史上的约三百个关键词语着重做了记述和分析，绘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细 节。在有关货币的部分，首先介绍了各种形式混杂的货币，然后重点讨论了圆形硬币、金银以及纸币。在研究信贷的部分，则叙述了从当铺等传统信贷机构到现代银 行的兴替，并对贷款和利率方面的几个特征进行了探讨。这部书的成功有三方面的原因：1.此书以类别为经，时间为纬，叙述历史上货币与信贷的演变，脉络分 明；2.探讨经济问题时，很好地结合了时代的政治、军事、社会等方面的背景，这应与作者本人深厚的史学根基分不开；3.具有批判性的观点在书中随处可见， 颇具启发性。对于贷款为何被普遍地用于消费支出而不是创造资本，他一方面指出传统中国歧视工商业，倾向于阻止经济规律充分地起作用，另一方面又从经济学的 角度，指出投资土地虽然回报率低，但风险很小。此书是从历史的角度，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和分析方法写出来的，它不仅是有关中国货币和信贷的关键词语研究的集 大成之作，而且揭示出古代中国货币、信贷以及总的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
杨联陞的《汉语否定词杂谈》体现了他在语言学方面的成就，也是汉语否定词研 究领域有影响的论著之一。对于典籍文献中的否定词，古人的经籍训诂里面有零星的考证。以现代语言学的观念和方法，深入、系统地研究汉语否定词的，国内外语 言学家中不乏其人：国外如瑞典高本汉（B.Karlgren）、美国金守拙（G.A.Kennedv）、杜百胜（W.A.C.H.Dobson）等；国内 如赵元任、吕叔湘、丁声树、黄景欣等。杨文后出，但他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能够融会贯通，不囿于旧说成见，加上能以系统的观念、史家的视野，对问题做全面 的、细致的考察，所以，《杂谈》有自己的特色和创见。首先，全文从发音基础及意义与用法两个方面揭示汉语否定词的内在关联以及功能区别，故在方法论方面具 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其次，在研究范围上，《杂谈》对于以往只专注于一时、一地或仅对几种文献有关否定词的讨论进行考察的做法有所超越。它既利用汉藏语系比 较研究的成果，又联系当代方言中的古语成分，同时还纵贯古今，注意书面语言与历代口语并重，因而立论宏通，能够见人所不察。在讨论否定词与唇音的关系时， 作者首先讨论汉语唇音否定词在历代的演变，然后论及其在现代汉语官话方言（如北京、济南、沈阳、西安、成都、昆明、昌黎等）和非官话方言（如苏州、温州、 厦门、梅县、潮州、广州等）中分布的特点，进而利用汉藏语系语言的研究成果，依据藏语唇音否定词的语音特点，认为双唇音否定词是原始汉藏语遗留下来的。在 否定词的意义与用法一部分中，作者首先强调要注意否定词在意义上有轻有重，用法上有虚有实。人们使用语文常“带有感情成分夸张意味”，“用否定式，多数为 部分否定，特指否定”，所以，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文体的语言中，否定词“不”、“没（有）”、“未”、“非”、“微与勿”、“毋”等在用法和声音 演化上存在着区别，认为李方桂先生用轻读的观点来解释上古的piuət（弗）演变为现代广州话和北京话的理论是正确的，这种理论较好地解决了“弗”、“不 ”等同源词分化的条件和规律。最后，《杂谈》在材料的收集、使用上亦颇独具慧眼。除了使用亲属语言、方言材料之外，魏晋以后具有口语特色的语料及中土佛经 文献语言的旁证，也有相当的分量，使得《杂谈》的材料既丰富全面，又细致独到。总之，《杂谈》是一篇在方法论和研究成果方面有重要价值的论文。即使以今天 的眼光来看，它依然具有很高的科学性和启发性。
刘子健先生曾说过：“杨联陞学术的精华常常在他所作的书评里出现。”杨联陞自己也同意这个意见，说 自己是汉学界的一只警犬，人们则称他是东方的伯希和。他总共写过五十多篇书评，书的性质涉及中国历史、文学、考古、经济、哲学、地理等等许多方面。除去洋 人对于中国典籍理解错误以外，经常有罕见的名词术语，中国学者一般也不能理解，而他从另外不相干的资料中包括日本的资料对这些名词加以说明，使人涣然冰 释。德罗土所译《新唐书·百官志》和《兵志》中“有籍有傍”和“以籍旁取”、鲁道夫即闻宥《华西的汉墓美术》中“诏所名捕”、波普所著《中国瓷器》中“撒 孛尼”这几个词的解释皆是其例。他在香港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上做的报告《中国文化中报、保、包之意义》也属此类性质。杨联陞说自己这种做法是“训诂释 史”，我想当年陈寅恪先生曾经赞扬沈兼士先生的一篇文章，说一个字的解释可以充当一部文化史，也就是这个意思吧！
杨联陞学问之所以这样杂而精，固 然跟他自己的兴趣有关，我想也是势必如此。因为外国学生研究中国历史、文学的人常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他们的兴趣也是多方面的。杨联陞在美国几十年，受 其沾溉的外国学生所要研究的问题亦复多种多样。老师为了指导学生不得不跟着走。这大约也是杨联陞学问方面之广的原因吧！到哈佛的美国学生莫不受教于杨联 陞，得他亲炙的中国学生如高友工、余英时、张春树、陆惠风、张富美等也多卓有成就。
关于杨联陞的多才多艺，在美国的华裔学者中也是颇为突出的。他 自小善动脑筋，过旧历新年时，喜欢用诗句制造灯谜。在师大附中，与由名票成为名伶的程派传人赵荣琛等几位喜欢京剧的同学，结成盟兄弟，演唱京剧。他很喜欢 言菊朋，曾坐在第一排手持小笔记本，把言菊朋唱的《四郎探母》唱、念、做等细节一一记录下来，曾经引起台上的言菊朋的注意。他精于桥牌和麻将，曾著《桥经 十三章》，蜚声剑桥。他喜欢写诗，与缪钺时相唱和，缪钺说他“做诗不多，但能发新意”。1983年，缪钺八十岁，杨联陞画了一幅山水画并题诗致贺。他题缪 钺《冰茧庵丛稿》：“考艺研经自妙年，文心史识两无前。灵溪灵处生冰茧，异代应知有此贤。”缪钺认为此诗着墨不多，但清逸宕折，殊有意趣。杨联陞不仅作 诗，还曾写过一篇子弟书，自作自唱，在赵元任先生夫妇金婚纪念会上放一异彩。因为赵先生夫妇的《杂记赵家》中记有此事，并有子弟书的全文，这里不再赘述。
1941年香港沦陷，杨联陞写了长诗《哀香港》，为中国同学所传诵。现在就以这首诗来结束他的传记。
哀香港
十九世纪矜樯橹，大英国旗日常午。
已凭身毒攫南洋，更移罂粟销东土。
能臣持正焚鸦片，庸臣误国迷和战。
偿金开埠意不足，雄岛竟教图色变。
秀水明山照九龙，绿树长年浴暖风。
星垂夜市千灯泻，云织朝帆万里通。
豪权顿跡簇金窝，犀珠任载不谁何。
层楼广厦连歌舞，钢琴声里影婆娑。
百年香港几兴止，曾看两粤起洪杨。
中山倡义除专制，韶关誓众扫欃枪。
睡狮欠伸甫欲视，强邻侧窥不能止。
渖水卢沟炮夜轰，汉儿宁有为奴死！
沪滨喋血连三月，天地呜喑人奋发。
大国不徒壁上观，翻输毒液供蛇蝎。
海疆无寄终难保，从兹香港成孤岛。
往来唯可御风行，纸醉金迷犹自好。
珍珠湾里击艨艟，遗患应知在养痈。
东海南洋同日发，元戎坐困众汹汹。
难攻不陷夸坚垒，支持才十数日耳。
几度温柔歌故乡，遂令壮士不登埤。
转战于今已五年，岂见千人降阵前。
悖入悖出何足道，覆巢群燕最堪怜。
香脂碧血埋光彩，不蹈天禄蹈沧海。
下看百姓皆虫沙，飞救公卿调鼎鼐。
群凶初势纵披猖，义战转教时日丧。
何意三湘频报捷，大邦邂敌尚仓皇。
谊切同舟终不离，休轻亚陆是边陲。
父老衔哀方仰望，几时重见汉旌旗？
结语
以上叙述40年代哈佛文科中国留学生“三杰”已毕。有人说你个人当初的工作也不错，何不加入“三杰”变成“四灵”？答曰：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科学研究的发现 百分之九十九靠努力工作，百分之一靠灵感。我自己觉得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还是有的，但百分之一的灵感却比这“三杰”大有逊色。我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北大 百年校庆时，出版了一本文科的论文集，我在1937年发表的《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一文入选，那是我二十四岁时写的，应该说是有一些灵感的，但是2000 年兰州大学出版的《20世纪中华学术经典文库·中国古代史卷》中册所选我的论文仍然是这一篇，这时我已经八十七岁。其他很多同志入选的文章都是今年所写。 这就说明，在灵感方面我没有什么进步，这种自知之明使我不敢与“三杰”并列。“三杰”的事迹应当传之后世，我辈后死者责无旁贷也。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 因。
此文承三家家属及齐世荣、张世英、朱德生、李植枬、陈勇等先生审阅或提供情况，杨联陞长子杨道申先生提供资料尤多。武汉大学童云扬教授对吴于 廑先生担任系主任工作的贡献，做了系统、细致、全面的介绍，现一并刊出。此文经始于上世纪末年夏秋之交，曾由小学水平之保姆笔录，困难万端。后由阎步克教 授安排，历史系研究生顾江龙、刘聪、陈凌、姚宏杰同志轮流笔录；文中《货币史》及《否定词杂谈》的评论分别由顾江龙及中文系博士生周守晋、王建喜提供，在 此一并表示感谢。
2001年7月2日
注释：
[1]：《学林散叶》材料丰富，如陈寅恪共有三六条，其中说到蒋介石 曾请陈先生写唐太宗传，陈先生未加理睬。又一条记着陈先生上课时，讲普通历史，使用黑色包袱包书，讲有关佛教问题时，使用黄色包袱包书。这两条不见于其他 著作。但此书亦有错误，如五〇六条记载周叔弢上课云云，先父生平从未教过课。《散叶》盖误解黄裳同志一篇文章，讲到他与舍弟杲良在南开中学同学，国文教师 指定戴震的《屈原赋注》为教材，图书馆找不到，而杲良次日即从家里带来先父所刻得此书。
[2]西岩是任华的字，当时没有听说任华有和诗
